摘要：同敌人较量了几个回合，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几次较量，都是遭遇战，还不是决战，虽然也歼灭了敌人不少残余，但还不能说取得了全胜。浮在水面上的敌人，敢于在明里和暗处同我们进行较量的敌人，虽然都遭到了我们的痛击，但是，敌人的残余，仍然存在。我们队伍中的人，对残余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1990年8月)，作者郑天国，原标题《扫雷记》

正文

同敌人较量了几个回合，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几次较量，都是遭遇战，还不是决战，虽然也歼灭了敌人不少残余，但还不能说取得了全胜。浮在水面上的敌人，敢于在明里和暗处同我们进行较量的敌人，虽然都遭到了我们的痛击，但是，敌人的残余，仍然存在。我们队伍中的人，对残余敌人的隐患，并不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同志胜利后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有的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反问题上，发生右的偏向。对这些“残雷”视而不见，甚至认为天下太平了，对于敌人的破坏活动也不理直气壮的去镇压。这种倾向，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共产党“宽大无边”、“有天无法”。高安县解放时一度土匪横行，多只发生打干部和杀害积极分子的事，潜伏的反革命组织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发展，这都说明了“被中国人民所根本打败了的反革命势力，并不甘心死亡，，潜伏在我国大陆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还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虽然对社会治安起了些坏作用，但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认识。认识到这些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是敌人布下的“雷”扫除了一些明雷、暗雷，但仍然还有不少“残雷”。这颗颗“残雷”，不彻底清扫，人民的天下就不得太平。要扫除这些“残雷”只打遭遇战不行，还要从积蓄力量，了解敌情入手。在适当时机，打歼灭战，把一些“残雷”，全部扫光。

积蓄力量

积蓄力量，一是群众力量，这方面各地通过组织农会，减租息，剿匪反霸，已经把群众组织起来了。通过不断的斗冬，清除了混入我们队伍中的坏人，纯洁了队伍，广大群众的战斗力加强了。二是专业力量，主要靠公安局自己了。我到高安时，公安局只有张喜、陆海田、陈国衡、叶正直、白福顺、王静等七、八个人，少数作过公安工作，多数没有作过公安工作。作过公安工作的也有并不熟悉高安情况，而高安情况比起东北来，更复杂得多。因此，还必须吸收一批新干部，在斗争中教育和提高他们，同我们一道工作。我到高安不久，晏书笃同志和另外两名学生来公安局工作，为了考验他们，要他们下乡了解些敌情和民间枪支情况。过了几天，他们回来了，汇报了一些有益的材料，当时那两位学生要回去割禾和继续升学，只留下晏书笃一个人，后来为了登记户口，便从高安师范和高安联中要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卢风初、雷树松、邓齐芳、姚金城等人。在粮训班招生时，又要了几个人，搞完户口后，又从各区工作队要了一批人。有八一革大的，也有省三工作团的。后来，高安师范又从毕业生中输送了几个人，县委干训班又来了几个人。到1951年，公安局已有将近三十人。这些人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工作热情，肯动脑筋，但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枪也没有摸过，什么是特务也不知道。我对他们采取了四条办法：一是量才使用。把文化高，分析能力强的，分配他搞审讯。把脑子反映快，记忆力强的安排到侦察股。工作踏实、责任心强的分配到治安股。把老成持重的安排搞看守工作。所有新同志都根据各自的条件安排了工作。二是充分信任。这些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年纪又轻，但我都把他们推到斗争的最前线。朱桃生搞审讯,很多案件都由他审理，对绝大多数案犯的起诉书，都由他起草。晏书笃搞侦察，两个特务组织案情都由他掌握，重大的侦破活动都有他参加。付少华的表兄姚子仁是特务组织头子，我却信任他用这个关系去抓姚子仁。三是严格要求。这些同志刚参加工作，热情很高，但政策观念不强。晏书笃出差到华阳，途中抓住了几只用炸药炸鱼的船，因而协助南昌市破获了一个贩买雷管炸药案件。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在押解船只回县时，在灰埠将船上的鱼，无偿的给区、乡政府、学校和一些熟人。群众反映到了公安局，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要他作了检查。雷树松有小孩脾气，过春节时，群众打爆竹，他朝天鸣枪，庆祝过年，我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四是岗位练兵。当时，初到新区，公安工作任务很繁重，干部业务水平跟不上，省公安厅和地区公安处都办了训练班，训练新干部。我们把人送到省厅训练班学习，送各区公安助理到公安处学习，其中有幸国英、罗时布等同志。县公安局也办了个训练班，训练各乡公安人员，由局里几位股长去讲课。即使这样，还是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只有采取岗位练兵办法，边干边学，我们几位老同志就利用工作机会，同他们一道在工作中研究敌情，一起分析案例，帮助他们掌握业务知识。在工作中发现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来商量。使他们通过实践，不断提高业务水平，逐渐作到能够胜任工作，制服敌人。就是这样，我和几个老同志，同这些年纪二十岁左右，刚走上社会的青年，结为一个战斗集体，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掌握敌情

高安是个新区，反动派惨淡经营了几十年，敌人的党、政、军、特各个系统都有，帮会、会道门也很多，南霸天、北霸天到处都有，但无论怎样多，比起群众来，毕竟还是少数。问题是，这些人脸上并没有写字，有些混在群众之中，有的还利用一些特殊关系，如同姓、同乡、亲戚、朋友、帮友、同学、同事等等，使我们一下理不出来。这对于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无疑是个很大的阻力。甚至他们还会利用各种特殊关系，在暗里进行破坏。我们进入阵地后，同敌人进行的斗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形式的。我从多年来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认识到，要克敌制胜，一定要掌握敌情。不但要掌握过去的情况，还要掌握现实情况，不但要掌握这些人担任过什么职务，还要了解有什么罪恶。到高安后，我在公安局作了如下工作：一是汇集敌伪档案。我把“二敖”找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办理移交，把印信档案交出来，档案汇集了以后就进行了整理。二是收集各方面反映。档案上的材料都是“死材料，也很不完善。我到高安后，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敌情。

在这方面，各民主党派都起了不少作用，谈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但也大都是一些零星的和表面的。真正的核心机密，民主党派同志并不知道。三是从1950年上半年反动党团初步登记时，于反动党团登记的骨干中找些蛛丝马迹来。四是从群众反映中找线索。我多次强调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公安人员无论在街上还是乡下，都要有朋友，有积极分子，也要有政治色彩不大分明的人，改恶从善的伪职人员，洗心革面的帮徒和匪众。这些人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情况，而且有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五是从敌人的口供中了解。敌人是可以分化的，敌人对待我们、对待生命、对待家庭、对待朋友的态度各有不同，可以加以利用。当敌人被我们捕获后，就把问话的网，撒得很宽，上下左右都要问到。通过这五个方面，不但弄清了高安当时的敌情，还追溯到过去。如中统特务，解决前夕高安县的会报秘书是朱亨，人已逃走。我们通过工作，把前三任会报秘书曹克显，万里鹏、曾德中的问题都查了，并且抓住了躲在高安的曹克显和曾德中，把曾经加入我党，以后当了特务的席楷菁、高乐悦、高新甫等人的外衣剥了下来，军统虽然在高安没有机构，但查到了1948年从外地潜回的少校军统特务涂亦武和席世文，中校军统分子刘春生。还及时逮捕了军统樟树站少校站长傅灿然。青帮组织历来都是有组织、无记载的。我们也摸清了他们的脉络，把大头子郑炳荣、聂荣枪、杨立成、邹绍仁、王希谷的徒众查得一清二楚。

从高安情况来看，由于最大的地方派系陈派主要人物陈颖春陈际唐）和陈颖昆（陈南士）是C.C骨干分子，陈颖春曾经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立法委员，陈颖昆是国大代表。二陈在高安的代理人“二敖”又把持着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参议会。陈派是以反动党团骨干为基础的，各乡都有区分部。县党部执行委员如谌鸿烈、傅骥、陈庆国、黄泮林也都既是陈派骨干，又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又是大恶霸，一身三任。仅次于陈派的刘派，是以伪江西省合作金库主任刘益铮为首，刘和三区反动势力头子幸洞川是亲家。三、七、十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何祖烈、冷淑芳、张长春是这一派的大恶霸。高安地方派系中实力较弱的是涂派（涂岗、涂壁、涂琳）。涂岗是省参议员，涂派在教育界和一区有一定影响。

1950年上半年。我就将高安县敌情编了一本“故情汇编”，给当时担任南昌地委书记的白栋材同志送了一本，他很高兴地说：“好吗！希望每个公安局都编一本。”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全国各地新区土改工作经过试点，即将全面展开。中央于10月份即下达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克服“右”的偏向。我们便在已经积蓄力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荡涤污泥浊水,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全面开展土改斗争创造条件。

在12月初统一行动前夕，经过县委研究后，立即行动，在全县范围内撒下天罗地网。采取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和群众检举与专门工作结合的办法，四面围剿。上下结合是凡属区乡一级的，由区委提出，县委批准。县级以上的由公安局提出。内外结合是根据已经获得的情况将外逃罪犯通报对方，对外地逃来的，切实控制好。群众险举和专门工作结合就是通过一定会议收集材料，将公安局已经掌握材料及时交底。在统一行动时，全面行动，象风卷落叶一样，绝大多数对象都落了网，即使有几个当时漏网的，最后也大部分归了案。十区和宁乡伪区长、恶霸袁继安，逃至北京他儿子处，儿子和媳妇说：“你要自己回高安公安局投案，我们给你钱，不能再逃了了，要老老实实回去服罪。”他又跑到汉口他弟弟处，弟弟也要他回来投案，他见他弟媳外出，以为去报案，急忙就走。搭上轮船，又换火车，在列车上听见播送镇反讲话，吓得失魂落魄。到了南昌后，身无一文，只得到小巷子去讨饭，谁知一些乞丐也在讨论要检举反革命。他走投无路，只好一路讨饭走回高安投案。凤市乡恶霸幸燮刚，统一行动后被捕，先是押在区政府，被他乘机逃脱。区里打电话说他逃跑了要派人追捕。突然，他来了，主动到公安局投案来了。他说，到处是天罗地网，不如去劳改，作个新人好。

原来已经逃脱在外的，也抓回来不少。如刘派头子、大恶霸刘益铮，就是在镇反中，有人检举，最后派人落实，在1951年从云南抓回来的。

由于在解放初期的几年内，我们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与同志们一道，通过深入发动群众，作好专门工作，取得了镇反工作的胜利，推动和保障了抗美援朝和土政运动，所以社会治安一直是比较稳定韵，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