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当农历五月初五临近，街头巷尾飘起粽叶清香，江河湖海上演龙舟竞渡，一个名字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中国人脑海中——屈原。这位两千多年前投江而死的楚国诗人，为何能穿越漫长时光，与一个节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端午节与屈原的绑定，既非偶然的历史巧合，也非简单的民间传说

为什么每年的端午节一到，大家就会想起屈原这个人？

每当农历五月初五临近，街头巷尾飘起粽叶清香，江河湖海上演龙舟竞渡，一个名字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中国人脑海中——屈原。这位两千多年前投江而死的楚国诗人，为何能穿越漫长时光，与一个节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端午节与屈原的绑定，既非偶然的历史巧合，也非简单的民间传说，而是中国文化记忆与节日习俗千年互动的结果。从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到唐代文人的吊唁诗赋，从宋代朝廷的正式祭祀到现代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屈原形象与端午节的结合经历了层层建构与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近乎本能的文化联想。

端午节习俗与屈原故事的结合，最早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之前，五月五日作为一个节气节点，早已存在多种民俗活动。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此时要"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荆楚岁时记》则提到"是日竞渡，采杂药"。这些习俗最初与屈原并无关联，而是源于古人对仲夏时节邪气上升的防范。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首次将屈原之死与端午习俗联系起来："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一记载虽为小说家言，却反映了当时民间已经开始将既有习俗与历史人物附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文新指出："民间记忆需要具象化的英雄人物作为载体，屈原的悲剧形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使原本分散的节俗活动获得了统一的叙事核心。"

屈原自身的特质使其成为端午节最理想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个人诗人，屈原开创的"楚辞"传统展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作为楚国贵族，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具有普遍悲剧性；作为殉道者，他"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的抉择彰显了知识分子的气节。这些特质使屈原形象能够承载多重文化意义——既是文学传统的象征，又是忠君爱国的典范，更是坚守理想的精神图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分析道："与其他可能关联端午的历史人物（如伍子胥、曹娥）相比，屈原的诗人身份、政治遭遇和自杀结局构成了更完整的符号系统，能够同时满足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情感表达的需要。"

唐代的文化整合进一步强化了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文人地位的提升，屈原作为"士不遇"的原型，成为唐代诗人反复吟咏的对象。杜甫"屈原憔悴滞江潭"、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等诗句，将屈原塑造成失意文人的精神偶像。与此同时，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在唐代发展为有组织的文化活动，《全唐诗》中多有描写端午竞渡的作品。这种文人传统与民俗活动的并行发展，为两者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指出："唐代文人通过诗歌将个人命运与屈原形象联系起来，使端午节从单纯的民俗节日升华为具有文化深度的精神仪式。"

宋代官方对屈原的推崇达到了新高度。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正式将屈原追封为"忠洁侯"，列入国家祀典；南宋淳熙年间，更加封为"忠烈王"。官方在端午节组织祭祀活动，地方官员主持龙舟竞渡，使屈原纪念获得了制度性保障。与此同时，朱熹等理学家重新诠释屈原精神，强调其"忠君爱国"的一面，使之符合儒家伦理要求。这种官方背书极大地促进了屈原形象在全国范围的传播，使原本流行于荆楚的地方性崇拜转变为全国性纪念。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肖永明认为："宋代是屈原完成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转变的关键期，通过官民互动，端午节与屈原的结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认同。"

明清时期民俗文化的繁荣使屈原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粽子从简单的祭品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节令食品，龙舟竞渡的仪式性增强，挂艾叶、佩香囊等习俗普遍与屈原传说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屈原为主题的戏曲、说唱作品，如《屈子投江》《渔父辞剑》等，通过通俗文艺形式将屈原故事传播到识字率不高的民间。这种多媒介、多层次的传播，使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指出："明清时期屈原形象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和娱乐活动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这是端午节记忆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反而强化了屈原的象征意义。在民族危亡关头，知识分子往往借助屈原形象表达爱国情怀。闻一多的《屈原》话剧、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都将屈原塑造成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斗士。1949年后，端午节被定为法定节假日，屈原作为"爱国诗人"的形象被写入教科书，通过国家教育体系代代相传。这种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文化重塑，使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田兆元分析说："现代中国需要寻找文化认同的象征，屈原身上体现的爱国精神与文化自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为端午节习俗注入了新活力。2006年，"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端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保护行动不仅确认了端午节的文化价值，也进一步固化了屈原与节日的关联。在全球化背景下，端午节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独特性的窗口，而屈原则是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屈原作为端午节的核心叙事，其地位在当代得到了制度性强化。"

从深层文化心理看，屈原与端午节的牢固结合满足了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端午时节恰逢仲夏，阴阳相争，古人认为此时邪气最盛，需要通过各种仪式驱邪避灾。屈原投江的悲剧故事为这些仪式提供了情感支点——粽子最初是防止鱼虾啃食屈原身体，龙舟竞渡源于打捞屈原遗体的努力，挂艾草香囊则是为了祛除带走屈原的邪气。这些解释虽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却赋予了习俗活动以人性化内涵。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认为："节日需要英雄叙事来承载集体记忆，屈原的悲剧形象使端午节习俗获得了超越实用功能的文化意义。"

回望屈原与端午节结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化符号如何在不同时代被不断重新诠释和丰富。从魏晋的初步附会，到唐宋的官方认可，再到明清的民俗渗透，直至现代的国家建构和非遗保护，每一时代都为这一传统增添了新内涵。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在端午节自然联想到屈原，正是这一漫长历史积淀的结果。屈原早已超越了个体历史人物的局限，成为中华文化中理想主义与爱国精神的象征，而端午节则通过这种文化记忆的延续，保持着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每年端午节对屈原的集体追忆，不仅是简单的历史纪念，更是一个文明对自身精神传统的确认与传承。

来源：九叔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