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 蒋介石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长期追求权力，为何在此时有此考虑？关于此事，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国务院马歇尔报告说：“不管这是否是计划好的，蒋委员长这一行动是一个巧妙的政治

作者：杨天石

194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 蒋介石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长期追求权力，为何在此时有此考虑？关于此事，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国务院马歇尔报告说：“不管这是否是计划好的，蒋委员长这一行动是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此言有无道理？

李宗仁第一个提议

第一个建议胡适参加竞选总统的是李宗仁。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也由于他对学生运动采取柔性政策，注意联系教育界人士，被认为作风开明，有一定社会声誉。国民党决定于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后，他积极准备参加竞选副总统。其想法是“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他曾对黄绍竑说：“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1948 年1月，他率先成立竞选办事处，并在8日北平的外籍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确有竞选副总统之意，不过，他也声明，“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

1月11日晨，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致函李宗仁，鼓励他参加竞选，函中引用自己早年所作《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第一章：“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并称：

第一虽只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

13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题为《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其中提到胡适的名字。14日，李宗仁复函胡适，告以《新生报》所登通讯，并说：

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体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胡适收到此信后，只将有关报纸剪存，并未动心。

在南京的蒋介石15日就得知北平李、胡之间的通信。当日日记云：“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但余反因此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能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17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桂系携贰益显”，“皆足顾虑”。

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竞选一事的最初记载。

李宗仁是桂系领袖，和蒋介石有矛盾。1927年至1936年，李宗仁曾多次参加或领导反蒋军事行动。抗战期间，为团结抗日，蒋桂矛盾缓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李宗仁到北平，掌控北部中国，蒋、李之间尚无直接冲突。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声望日降，而李宗仁声望日升。还在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就曾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汇报其北平之行的情况：“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不忠于国民政府的谣言。”1948年1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宗仁又着力宣扬自己受到各地人民的拥护。他说：

余为华南人，珠江流域人民无疑将为余之支持者。北伐后，余曾驻防武汉，当给长江流域人民以良好印象。抗战时余曾在徐州作战，胜利后复来华北，故与黄河流域人民亦有深切之关系。此次宁夏马主席过平，亦允加以支持，且支持余者将包括各阶层。如去岁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学潮，北平幸未发生不幸事件，皆因余持客观态度，相信学生本意本好，故学生对余之印象亦甚良好。

关于政治主张，李并未多说，仅称：“中国自身亦可逐渐解决其问题，并非必须美援，假如有美援，问题可解决较快耳！中国愿与美保持传统友义。中苏国境毗连，亦望能维持友好关系。”这种政见，也与蒋介石当时的亲美反苏主张不同。

历史积怨，加上李宗仁“自动”参选等种种情况，引起蒋介石的警惕，怀疑其“用心”，并进一步怀疑桂系“携贰”。

军统的两封情报促使蒋介石思考

就在李宗仁建议胡适参加竞选总统之际，军统送呈的两封电报促使蒋介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一封情报是军统局次长郑介民的报告。该报告称：1月13日晨，《大公报》的胡霖通过电话请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司徒当即邀胡于当日中午至大使馆午餐。午餐时，胡霖自称代表上海文化教育界、银行界、商界约六十余人建议：“值兹全盘混乱，局势动荡之时，同人等不愿共产党成功，但因目睹政府环境恶劣，拟请蒋主席下野，以六个月为期，在此期内，政府由张岳军负责支撑，未识大使意见如何？”司徒答称：“此事须本人请示美国政府，并请将此项意见用书面写出，俾作根据。至本人私人意见，蒋主席断不能下野，下野则全国必混乱不可收拾。”谈话时，傅泾波在座。14日，傅将谈话情况面告郑介民。郑即将有关情况向蒋汇报。

这一封情报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是：胡霖等上海人士对蒋不满，正在争取美国人的支持，要求蒋“下野”。对此，蒋介石极为愤恨。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霖“本阴险政客，万不料其卑劣无耻至此，是诚洋奴成性，不知国家为何物”！由此，他进一步指责一般知识分子和名流严重丧失“民族自信心”，“均以洋人为神圣，国事皆以外国态度为转移”。不过，他并不准备妥协，日记云：“若不积极奋斗，何以保种与立国也！对于此种阴谋，惟有置之不理，以不值一笑视之！ ”19日晚，蒋介石思前想后，不能成眠。第二天，继续思考，认为胡霖等人的行为是向美国人“告洋状”，其目的在于“急欲推倒中央政府以为其自保地步”，进而想到文武官吏普遍悲观、消沉，没有人相信他的必可“平定匪乱”的保证，在日记中愤愤地写下了“殊为可痛”四字。

另一封情报是1月13日军统上海站的密函，该函报告称：美政府有力人士正酝酿一项希望蒋介石“让位”的运动，其理由为：（1）蒋介石本有三张牌，即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孔下，宋上；宋下、孔上。现在三张 牌均已出尽，但“政府之贪污无能，更有加无已”，“故中国今后如不有改辕易辙、大事更张之办法，实难有改进复兴之望”。（2）蒋介石主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 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密报认为，此项运动的主导者是美国的马歇尔和中国的政学系首要。马之所以主张去蒋，原因在于中共“绝不妥协”和蒋介石“固执守旧，致使调停不成，怀恨在心。政学系则有干部在美活动。王世杰、张君劢等对蒋均有较多批评。冯玉祥则劝告美国政府“不可以军械援助中国现政府，否则徒为共党间接致送武器，必须俟中国政府首脑部整个改组后，始可授以军械”。密报认为，冯玉祥的背后是马歇尔。

这一封情报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人也对蒋介石严重不满，准备“换马”。这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严重的刺激，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出，拟作“让贤选能”的准备， 在国民大会召开时，本人不加入竞选，“交出政权”，推出国内“无党派名流”为“大总统”，自己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这一则《反省录》显然是 在得知美国准备“换马”之后的对策。他准备让出总统名位，改任参谋总长，以便牢牢掌握所有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军权，继续指挥“剿共”。

蒋介石早已深知美国人对他的不满，也十分担心美国人“换马”。1947年8月24日，魏德迈结束访华，在南京发表声明，声称中国的复兴工作，“正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蒋介石非常紧张，曾向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探询，美国是否“有意迫其退休或改职”。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近察美国形态，其政策已以我为其对象，志在先倒我而后达其统治中国之目的。如美国果有此政策，不仅为远东之害，而且为美国之祸。余惟有自力更生，不偏不倚中以求独立与自强。他日果能如此，未始非美国今日侮华卑劣政策之所赐也。”可以看出，当时他还自觉有力量，以“不偏 不倚”和“独立与自强”自励，然而时隔数月，形势变化，蒋介石威望日低，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准备进一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了。

在庐山休息期间决策

尽管蒋介石认为胡霖等人的行为“不值一笑”，然而事实上，他不能不重视。2月10日为农历戊子年除夕，蒋介石和宋美龄于8日相偕赴庐山休息。除夕这一天，蒋介石“勉效少年度岁之乐”，于宴会后放花、放鞭炮，让宋美龄一时很高兴。但是，更多时间，蒋介石、宋美龄这对夫妇却高兴不起来。

蒋介石夫妇上庐山之前，上海接连发生同济大学学生围打市长吴国桢、舞女千人捣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新申纱厂工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使蒋介石痛感“事业日艰，经济困窘，社会不安”，尤其使他揪心的是百姓和干部“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上庐山之后，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巨大困难又摆到了他面前。

受权刊发，选自《胡适研究长短录》，杨天石 著，团结出版社，2025年6月。

2月18日，蒋介石接到顾维钧和新近赴美的中国技术团团长贝祖诒的电报，得知美国总统杜鲁门已向国会提交五亿七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华法案，其中五亿一千万元用于购运必需物资，减轻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其余六千万元用于恢复运输、燃料、电力及输出工业。19日，司徒雷登为此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书》，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国民党的统治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如“把他们政党和他们个人利益置于受难人民的利益之 上”，“对于他们的党抱着非常狂妄的忠诚，绝不容忍其他一切的政治信仰，他们所用的方法非常残忍”，并且含蓄地批评国民党的“极权制度”，“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屈服于思想统制，就是被迅速清除”。声明特别表示： “人民必需不断地使用开明舆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举措，以防止官吏的滥用职权。因此，这就需要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和接触客观报导的新闻自由。在极权制度下，这些自由便不容存在。”虽然司徒雷登声称，他发表此文，意在要求中国“爱好自由的爱国人士”，联合全国人民，“一致参加建设性的演变进程，促进全国的统一以及和平的进步”。但是，其中包含的对国民党统治的尖锐批评却使蒋介石如芒在背。20日，《蒋介石日记》云：“闻美大使司徒昨日因其援华借款提出国会而又发表其侮华、悖理、荒唐之宣言，可痛极矣。”

然而，使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不止于此。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审议援华法案，国务卿马歇尔出席作证，说明中国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政府急需援助。但如稳定货币，需要巨额基金，“在战争消耗和内部分裂的当前情况下，这种巨额的基金，多半是要浪费掉的”。因此，美国的援华方案“不应含有对于中国日后经济的实际保证”，“美国在行动上不当置身于对中国政府的举措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事务直接负责的地位”。下午，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他再次表示：“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已注定不是一个有力的盟友了。”对于马歇尔的这些言论， 蒋介石自然强烈不满。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接连失败，使蒋介石极度焦虑不安。2月1日，蒋介石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2月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辽阳。19日，再克鞍山。蒋介石既感到财力拮据，兵力不足，连子弹都极感匮乏。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虽然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更需要的是美国的军事特别是军火援助。美国国会议员中如周以德等人就主张以援助军火为急务。但是，马歇尔就是不同意，要蒋介石用外汇购买，在证词中声称：

中国为要供应这些额外的外汇需要，可以利用其本国的某些财政资源……而最后，于必要时，尚可利用中国所持有的黄金和外汇。按1948年1月1日的估计，两项共值两亿七千四百万美元。中国人若能增益其外汇纯收入，此项总额即可随之增加。

外汇为稳定国内货币、向外采购所必需，蒋介石一向非常疼惜。抗战期间孔祥熙主管财政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外汇。宋子文接任后，为平抑物价大量抛售，消耗殆尽。蒋介石发现后，紧急刹车，事后常常为此痛心疾首。现在，马歇尔却要蒋介石使用所剩外汇向美国购买军火，自然极为恼火。2月21日日记写道：“接阅马歇尔复其司徒大使电意，对我接济军械之要求，仍以官话搪塞，毫无同情之心，对我东北危急之状况亦置若罔闻。观其答复议会对其援华不足之质问，乃推托于我政治、军事之无能失效。议会督促其军事援华，而彼以现款购械，必欲将我所余三亿美金之残款外汇完全用罄而后乃快其心。”由此，蒋介石大发其对美国和对马歇尔个人的一腔怨愤。他说：

美国外交不讲信义，无视责任，欺弱侮贫如此，其与今日之俄国， 往日之德、日，究有何分别？然此惟马之一人作梗，而与其整个国家平时之精神实相背矛。马歇尔实为其国家之反动最烈之军阀。若不速败，其将贻害其美国前途无穷也。

在《上星期反省录》 中，他进一步批评司徒雷登的《告中国人民书》 和马歇尔在国会的证词，“皆表现其侮华之狂态”，自称“不胜为民族自尊心之痛愤”。22日，日记再次批评美国外交“幼稚”和司徒雷登“轻浮无知”，为此愤愤不已。

2月26日，蒋介石接到张群电话，告以上海谣传，蒋介石在庐山被刺，继而谣传，蒋介石辞职，“人心惶惑，物价飞涨，美钞一元已涨至法币三十万元”。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游览庐山名胜观音桥，途中作出决定，于2月29日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

最后半日游观音桥途中，对于本人在国大时为国民党、为革命、为主义之利益与个人之出处已有一具体之决定，引以为慰。

蒋介石作出了怎样的“具体之决定”，日记没有写，但是后来，蒋命人为他编辑《事略稿本》时，就把它补明了。

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以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党内自必反对，但必设法成全，以为救国之出路。

这段记载将蒋介石推荐胡适参加总统竞选的目的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便于处理对美关系，赢取好感，改变美国人的印象，以便在获取美援的过程中少一点阻碍和困难。就在蒋介石在庐山作出决策之前几天， 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谈话说：“（中国）对外结合的工作，我固然愿意推荐 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 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显然吗？

从抗战后期起，蒋介石即多方设法，取得美国援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内战，更形成了对美援的依赖。一方面，蒋介石对美国不满，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争取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蒋在庐山期间，美国国会虽然通过了援华法案，但是，美国政府却诸多借口，只援经济而不援军事。2月29日，蒋介石与司徒雷登谈话，谈到美国国会的援助数额虽然不小，但是“最急、最需与最轻易之步机枪子弹则未赠一枚，而且其前此拨援之步机枪子弹亦不能分配十枚之数，此种缓不济急之名援而实阻之不诚举动，殊不知其意之所在”。当年4月8日，蒋介石亲告胡适，推其竞选总统的建议是他在牯岭时“考虑的结果”。为何蒋在牯岭有此考虑呢？ 其因盖在当时争取美国军事援助中碰到了困难。

蒋介石决定推荐胡适竞选，同时仍在为自己当总统做准备

2月8日，蒋介石夫妇上庐山之前，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抓住机会与蒋介石见面，陈述对“戡乱行宪”的意见，涉及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以及国大会议是否修改宪法等问题。蒋介石答称：“中华民国今日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是否有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存。至于宪法与行宪问题，亦只有因应时宜，以革命手段断然处置。”2月10日，张群转告王世杰说：蒋介石自己对“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关于蒋“考虑”的内容，王猜度说：“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规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至于总统，虽位居“元首”，对外代表国家，但只是“虚位”，对其权力有若干限制。如其第53条规定：总统任免官员须获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签署命令须得到行政院长副署。其第39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43条规定：国家遇有灾害、防疫或财政经济上有重 大变故，总统可经行政院会议决议，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提 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等。这样，总统 的权力就受到很多限制。这些限制，自然为酷爱集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所 不愿、不喜。

3月20日，蒋介石约集陈立夫、陈布雷等人开会，“指示国大代表资格与宪法及授权总统案之方针，分别与各方接谈”。其中的“授权总统案”， 结合后来张群、王世杰等在国大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显然其目的在于扩大总统权力。

蒋介石可以推荐胡适竞选，让胡担任“虚位”元首，但绝不会让他担任超越宪法，具有实际巨大权力的总统。蒋介石对陈立夫、陈布雷等人的指示，说明蒋介石并不想真正让出权力，其内心深处，还是准备自己当总统。

蒋经国上书蒋介石，建议蒋任行政院长

3月26日，蒋经国上书蒋介石，声称蒋出任总统，已经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但本人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蒋以“谦辞总统，退任行政院长”最为适宜。其理由有三点：“第一，足以表示在共乱未平前，对国家政治之负责精神。”“第二，足以表示对全国拥戴出任总统之谦让精神。”“第三，可以避免行宪初期五院间之纠纷。”

蒋经国所称第一点理由，信中未作说明。当时，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接连失败，经济恶化，通货膨胀，社会不稳，这些，蒋介石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蒋经国又无法向蒋介石言明，只能笼统地劝其“歉辞”， 以示“对国家政治之负责精神”。关于第二点，他解释说：“全国民意均一致拥戴，大人出任总统，自难强其不选，但如能于当选后谦辞，而另以一德高望重之元老出任总统，固足发扬我国谦让古德，尤可于行宪之前，发生政治教育作用。”蒋经国估计，蒋介石一定会当选，主张在当选后“谦辞”。 何以如此呢？

此前各地进行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乌烟瘴气，闹得不可开交。本来，各地不少国民党人为了扩大政治势力，升官发财，都竞相参选；再加上，国民党为了成立“联合政府”，做样子给美国人看，特别给追随自己的青年党、民社党留出若干名额，以示礼让，这就使得有限的代表名额更为紧张，选风因而更为恶劣。1947年11月10日，蒋介石曾在中央党部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员不计较个人荣誉地位，免致分散目标，削减力量，除由本党决定列入的参选者外，其他人皆应发扬“多尽革命责任，不争个人权利”的精神，专心致力于本身职务，不参加竞选，以便多留名额，为“友党人士”和“社会贤达”提供参政机会。当时，蒋介石已被他的老家浙江奉化推举为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11日，蒋介石特别发表声明，不拟参加竞选，而将名额留给适宜的奉化地方人士，借以“树立民主之楷模”。事后， 奉化参议会电陈，全县人民“赤诚”拥戴，希望蒋介石万勿谦辞，但蒋介石仍然复电辞谢。不过，蒋介石此举并无多大效果，除顾祝同、陈诚、胡宗 南、周至柔、汤恩伯等三十余亲信响应外，竞争仍越演越烈，以致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制定《自愿退让与友党办法》，以示鼓励。蒋经国信中所说“政治教育作用”，显然针对当时国民党内普遍存在的争权夺利现象，希望以蒋介石的“谦辞总统”作为救治药方。

蒋经国所称第三点，他解释说：“如能在行宪初期，大人出长行政院，使五院之间有一中心，不独可避免五院间之纠纷，并足为行政、立法之间树一良好基础，永奠国家政治之安定。”孙中山提倡“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互相制衡。蒋介石早就认为：“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蒋经国之所以劝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其意在于使蒋成为“五院”的“中心”，仍收“总统集权制”之效。

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是，如胡适竞选总统成功，他自己出任“参谋总长”，掌握军权；读到蒋经国的信以后，他的想法变为改任“行政院长”，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全部行政权力了。

蒋介石托王世杰传话，要胡适出来竞选

蒋经国上书之后，蒋介石继续思考“总统、副总统的人选”问题。其3月27日所书《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第8条为：“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第9条为：“胡适任总统之利弊”。说明他仍有某种犹豫。

29日，国民大会开幕。30日，蒋介石约王世杰谈话，坦率说明：在现行宪法之下，自己如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的束缚，不能发挥能力，戡乱工作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蒋要王向参加大会的胡适传话，本人“极愿退让”， 不竞选总统，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自己愿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

胡适听了王世杰的传话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 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他并表示：“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王世杰就此鼓励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当日在日记中写道：“但我实无此勇气。”第二天，胡适与王世杰、周鲠生谈了三个小时，仍觉“没有自信心”。当晚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表示“接受”。他要王转告蒋介石： 第一，请蒋考虑更适合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蒋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4月1日晚，胡适往见王世杰，声称“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他说：“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国民党长期实行党治，以党治国，推行一党专政，因此，以国民党党魁担任国家元首是常规，至少，也必须是国民党员。现在，拟由无党派人士竞选并担任总统，自然是对于“一党专政”制度的局部修正。胡适之所以肯定蒋介石的建议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其原因在此。

3月31日上午，蒋介石继续研究推举胡适为总统的“得失”及其与“国家之利害、革命之成败”的关系，日记自称在作了“彻底考虑”之后，“乃下决心”。当晚，蒋介石与宋美龄巡视南京下关时，与宋“谈推选与退让之 大旨”，向她透露消息。同晚，蒋介石得知胡适接受推选，很高兴，立即召见陈布雷，详述旨意与决心，命陈先行告知戴季陶与吴稚晖二人，不要反对，他说：“此乃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革命亦难成功也。”4月1日，与张群研究，得到支持。当日，陈布雷来报：戴季陶主张总统不得退让，“否则国基、民心全盘皆乱”。吴稚晖则赞同蒋的主张。蒋介石感到高兴。当晚与戴季陶谈话一小时多，终于将戴说服。

4月2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等，决定于4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

蒋介石劝退李宗仁与程潜

继李宗仁之后，孙科、程潜、于右任陆续宣布参选副总统。

孙科原是蒋介石预定的接班人。尽管抗战期间，孙科主张亲苏，发表过若干反对独裁的言论，使蒋极为不满；尽管孙科贪钱爱色，使蒋介石骨子里看不上他。但是，孙科是文人，尚能听话，不像李宗仁、程潜，手头有军 队，易于另树一帜，甚至反叛。因此，蒋介石决定劝退李宗仁和程潜。至于于右任，蒋介石不认为会对自己、对孙科形成什么威胁，没有当回事儿。

蒋介石决定自己不参加竞选总统，自然有了劝退李宗仁等人的本钱。4月2日，蒋介石先约白崇禧谈话，宣称“军人不竞选以垂范于后世”，“勿蹈民初之覆辙”，同时告诉白崇禧，自己已决定不选总统，要白转告李宗仁，勿再竞选副总统为要。4月3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劝李停止竞选副总统，这次会见，两人都极不愉快，李明确表示“很难从命”。对此， 李宗仁回忆说：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接着，李宗仁便说明自己“天时”“地利”都不利，但“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介石原来和李宗仁并坐在沙发上，这时满面怒容，一下子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

关于这一次见面，蒋介石日记记载说：“彼乃现丑陋之态。始而温顺，继乃露其愚拙执拗之语，反党、反政府之词句，几乎一如李济深、冯玉祥之叛徒无异，甚至以国大提名让党非法之罪加之于余之意，及不惜分裂本党相恫吓。余只可怜其神志失常，故不再理解，听之而已。”根据这一段日记，可以发现二人争执的情况要比李宗仁的回忆更为严重。

蒋介石与李宗仁谈话后，继续会见程潜，劝其退出竞选。程潜不肯退出，但蒋介石认为“其态度较佳”。

当晚，蒋介石会见陈布雷、陈立夫、吴铁城等人，得知桂系以“分裂”“不出席国大”“推倒国大”相威胁，叹息说：“不惟不择手段，且无廉耻，人之无耻，则不可收拾矣！”当夜，蒋介石再次不能入眠。

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白崇禧，告以昨晚与李宗仁谈话情况，给蒋留下的印象是：“彼甚明理，不以彼等跋扈蛮横为然也。”

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遭到否决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召开，讨论总统、副总统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声明，此前未就是否参选总统一事加以说明，其原因在于本人是党员，应尊重党的决策，接受党的命令，在党未决定以前，个人不能有所表示。他批评“本党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违反党纪，宣称自己已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候选人。此候选人应具备下列条件：（1）富有民主精神。（2）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3）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忠心实行。（4）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5）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这五条几乎是按照胡适的情况量身订做的。蒋介石接着声称：这是他数月以来深思熟虑，基于革命形势所得出的结论。“今日宜以党国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达成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为民主宪政奋斗之本旨。”当日，除吴稚晖、罗家伦二人外，其余出席者都不赞成蒋的意见，邹鲁并提议以“起立”方式表示拥戴“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罗文谟则建议修改《宪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使蒋介石担任总统后，能真正担负“戡乱建国”的责任。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蒋介石再次发言，警告称：全会如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则“剿匪”不能成功，本党且将于二年之内蹈袭民国二年整个失败的悲惨命运。会议仍然无人响应蒋的意见，不得已，决定将此案于次日移交中常会讨论，作出决定后再向全会报告。

4月5日晨，蒋介石先后约陈布雷、白崇禧、张群等人谈话，商谈总统候选人人选。蒋特别要张群在中常会上“作最后之奋斗”。陈布雷向蒋介石说明，推举党外人士竞选，在国民大会中实无把握；张则报告青年党态度，认为必须由蒋担任总统，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意。至此，蒋已不再坚持原意，三人继续研究在不修改宪法的原则下，如何安定政局，推进“戡乱”工作。当日上午十时半，中常会召开部分人员参加的预备会。贺衷寒、袁守谦和与三青团有关系的常委主张接受蒋的意见，但张道藩、谷正纲和与CC系有关系的常委则反对，主张蒋继续做总统。争论激烈。张道藩声泪俱下地表示：“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坚决服从总裁指示，只有这件事情不能服从。”张群发言称：“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提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选总统候选人的。”会议因而决议，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于中午向蒋征询意见。

当日中午，蒋介石得悉预备会情况，嘱咐王世杰往见胡适，告以前议作罢。日记云：“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之外，并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

同日下午三时，孙科主持召开中常会谈话会。出席五十五人，列席二十三人。会议决定提出一份《研究报告书》，认为蒋的意见既发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精神，为行宪伊始，立选贤与能之良好规范”，又体现“对戡乱建国积极负责，不计名位，为国家作实际有效之服务”的品格，但是，鉴于当前国事艰巨以及党内外的殷切期望，“在事实上，非总裁躬膺重任，不足以奠立宪政治基础”，因此，仍然推荐蒋介石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同时， 会议并决定做成一项对外不发表的决议，推王宠惠、孙科、居正、李文范、陈布雷、张知本、张群、王世杰等八人负责研拟：“如何在不修改宪法条文之原则下，使总统得切实负荷戡平共匪叛乱巩固国家基础之责任，使剿匪与动员事项得以适应事宜。”这次会议反共，因此出现了“共匪”“剿匪”一类词语。会后，王世杰等即负责起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便给予蒋介石以“紧急应变的特殊权限”。

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向六届临时中央全会提出《研究报告书》，会议决定，拥蒋参加竞选，但党不提名，国民党党员中的国大代表可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同日，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吴稚晖、于右任、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王云五等一百余人发起，共1489人联署，推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8日，蒋介石邀胡适吃晚饭，再次致歉。他告诉胡适：“不幸党内没有 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对蒋称：“党的高级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介石一再要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答以“我不配组党”，建议蒋将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关于国民党高层反对蒋介石建议的情况，司徒雷登于 4月6日向马歇尔汇报说：“国民党对于这种建议的反映，是非常沮丧的情绪。虽然在新宪法之下，总统权力大大减少，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建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也使国家需要有一个有力的舵手。在一系列的会议之后，CC派拒绝与任何非由蒋委员长担任总统来领导的政府合作。黄埔系威胁宁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服务于除蒋介石以外的任何总统之下。国民党领袖联合提出蒋委员长是担任总统一职的不可或缺的人。因之，蒋委员长屈服于国民党的命令，他今天同意参加总统竞选。”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自然不甘心对政权的控制作任何一点放松。

尽管蒋介石的参选已成定局，但是，蒋经国仍然于4月14日致函蒋介石，认为“以不出任大总统为上策”。函称：“此事不但针对目前之处境应采取此项决策，即以大人今后在我国历史上之地位而论，亦以谦让总统为是。”国民大会开幕前夕，有部分奉命“礼让”的国民党当选代表不愿 “礼让”，宣言“绝食护宪”，住进会堂，企图阻挠第二天开会，一直坚持到凌晨四点，被蒋介石命警察强行拖出。其中有人又抬出棺材，誓言以死抗争。蒋介石于29日接见这部分代表，软硬兼施，才算平息。此后，这批人并曾计划捣毁会场，阻碍议事，闹剧不断。与此同时，民社党、青年党的代表名额虽然得到国民党的“礼让”，但仍不厌足，多方责难；几个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互不相让。蒋介石曾经感叹：这些人“宁毁党国，而不肯放弃丝毫之权利”。蒋经国于此时上书蒋介石，再次提出“谦让总统”问题，当系针对此类情况而发。

蒋介石费尽心力，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蒋介石对扩大总统权力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以下简称《临 时条款》）极为重视。4月9日，蒋介石亲自找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谈话，要他支持。张犹豫，蒋即答应给民社党以经济协助。4月12日、14日， 蒋介石先后召集有关人员和出席国民大会的国民党党团干部讨论、协调。16日，国民大会召开《临时条款》审查会，讨论终日，青年党强烈反对，迫使蒋介石两次召见该党党魁曾琦，“好言婉劝，百端忍受”， 一直谈到深夜10时，才得到曾琦的“半诺”。蒋介石长期习惯于一呼百应，何曾受过此等窝囊气，日记云：“困迫如此，殊非预料所及，灰心极矣！ ”17日，蒋介石首先召集出席会议的党员代表二千人开会，“予以训示”，使党员代表通过 《临时条款》。接着，蒋介石又因《临时条款》关涉宪法，到大会宪法组视察，发现那里正为此“喧哗不休，几乎动手互殴”。蒋的出场具有震慑作用，《临时条款》得以通过。散会时，蒋介石气极了，以“人民”资格将宪法组的代表们“训诫”了一通。

4月18日，国民大会公告，以蒋介石与居正为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大会开会，讨论莫德惠等1202人提议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规定总统在“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时， 可以“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的限制。这样，总统的权力就不是缩小了，而是前所未有地扩大，可以不受宪法的限制了。讨论时，田植萍批评此项条款的审查，“无守法精神”“无民主精神”。 蒋介石日记称：“情绪之紧张已达极点，幸事前布置，反对最烈者或以余在座，皆略申其意， 未作激辩，卒至十二时一刻，三读会通过，国大最大功用已经完成矣！ ”当日到会代表2045人，投赞成者1624人，可见，有大量代表反对。

19日，蒋介石在出席代表2734人中以2430票当选，居正因蒋事先作了安排，得269票，没有全失体面。20日，国民大会公告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为副总统候选人。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更为激烈，致使国民大会开得更加乌烟瘴气。有关情况，当另文研究。

总统选举的尘埃落定，蒋在日记中却多次表示，未能实现初衷，以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又未能由党来公决副总统候选人，是“革命运动无政策、无纪律之重大失败”。据其5月15日日记记载：当日晨醒后，他曾考虑是否就职，或让位于李宗仁，自己仍退任行政院长。思考再三，决定退让，但起床后向“天父”祷告，“天父”默示“进”，蒋介石遂决定不辞。

司徒雷登的评价与失望

蒋介石推出胡适竞选总统，本意之一在于做给美国人看。4月2日，傅泾波来见蒋介石，据称马歇尔致司徒雷登大使手书有“今日方知蒋主席人格之伟大”之语。《纽约时报》《前锋论坛报》也都给予好评。然而，司徒雷登很快就看出其中的门道来了。4月6日，司徒向马歇尔报告，认为它是 “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其后果是“确定了他的总统的地位，获得了国民 党内对他的领导的拥护，扩大了他的权威”。

司徒雷登认为，国民党内存在派系，对蒋的领导能力的不满日益增加，蒋担心党内分子利用国民大会攻击他的政策，以致促成党的分裂，因此表示退出竞选，建议国民党支持非国民党的竞选人，其结果反而促成国民党人对他竞选总统的普遍拥戴，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这些原来准备批评他的人，“将来还可能不过分吹毛求疵地接受他的政策”。司徒雷登的这一估计有一定道理。由于蒋介石以退为进，国民大会上本来应该出现的对蒋介石的尖锐批评都消声失音，代之以非蒋出任总统不可的喧闹与鼓噪。4月10日，有河南代表对蒋介石所作政治报告提了点不疼不痒的批评，认为“不够详尽，不能满意”，结果，全场哗然，引来大量“痛愤不平”的攻击。

司徒雷登的其他估计则未免过于乐观和美化，例如，认为蒋介石此举将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被迫从“独夫统治”“蒋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可以答复国内外的其他批评者，蒋正在努力扩大“新政府的基础”，甚至说蒋介石此举的动机“无疑地是由于需要国民党内的更加团结”等等。然而在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司徒雷登立即看出了这一条款将“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4月23日，在蒋介石被选举为总统之后的第四天，他向马歇尔报告说：

他坚持着一种摧毁他自己的目的的政策。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自私的动机而求独裁的政权，但坚持这样做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在他领导之下，事情越是恶化，他越是感到必须负起整个的重担。

不管蒋介石怎样企图为国民党政权装点民主的花饰，然而，司徒雷登还是很容易地看出，蒋介石所追求的是扩大权力，国民党不是在走向民主，而是在进一步走向独裁。5月6日，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日记云：“态度不良。”显然，司徒雷登正在不断增加对蒋介石的失望与绝望。

还在抗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就曾在开罗会议晤见蒋介石时明确地告诉他，当时的中国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与延安方面握手， 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发展为具有两重性的政策，即一面扶蒋反共，一面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长期实行的一党专政制度以及其腐败与无能，要求国民党改革自己的统治方式。杜鲁门就任总统后曾于 1945年12月15日发表声明：“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3月11日，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临近，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自由分子将被容纳到政府里去”。与此相应，蒋介石的对美政策也具有两重性，即一面对美国政府的侵华企图及其霸道有不满，有警惕，但又不能不依赖美援以维持统治，这样，他就不得 不在某些方面应付和敷衍美国人，在政治改革上作出若干让步，例如，在一段时期内接受马歇尔调停；改组国民政府，延揽非党人士出任国府委员；不惜低声下气，乞求民社党、青年党等参加国民大会和政府机构等。他之所以推荐无党派的名流胡适参加竞选总统，也是这种让步之一。无奈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痼疾已深，不受到刻骨铭心的沉痛打击，难以作出真正的、有实质意义的改变。

附记：此文修订过程中，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帮助，谨致谢意。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