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姓钟，名其伟，字汝霖，1927年生人，后来一直用的名字钟汝霖。父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爷爷三十多岁因病去世，奶奶三十多岁守寡。奶奶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一个叔叔饿死了，姑姑出生几天，就送到南雄县给人当童养媳，因为实在养不起。还是父亲解放后当兵
我的父亲
作者：钟名一
父亲离世到现在，三十六年的悠悠岁月流逝，父亲的音容笑貌还会不时在我眼前浮现。
▲1974年拍的全家福
父亲姓钟，名其伟，字汝霖，1927年生人，后来一直用的名字钟汝霖。父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爷爷三十多岁因病去世，奶奶三十多岁守寡。奶奶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一个叔叔饿死了，姑姑出生几天，就送到南雄县给人当童养媳，因为实在养不起。还是父亲解放后当兵回来，去南雄对那家人说，解放了，不准领童养媳，把姑姑领回来了。叔叔少年时去学徒钉秤杆。就是做秤砣秤杆的秤。奶奶当挑夫，我听奶奶说过，有一阵奶奶天不亮就挑着蔬菜粮食等生活用品从县城挑到洪水寨的钨矿场，再从洪水寨挑着钨砂回县城，一面25公里，来回一百里地。为了多挣钱都尽量多挑点，回来时天都黑了。
有一次，奶奶回来，看到父亲和叔叔站在人家家门口看人家家里吃饭。小兄弟俩饿得实在不行，嘴里流着口水，眼巴巴地望着人家吃饭。奶奶气极了，一手拎一个孩子，像拎小鸡一样拎回了家里，把兄弟俩狠揍了一顿。教训说做人要有志气，不能可怜巴巴地等着人家施舍。奶奶当挑夫时力大无比，做人要有志气这句话也深刻地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我父亲小名叫桃子，我北门梅子叔叔的大儿子钟名松，回忆起他父亲教他们兄弟要好好读书时说：“你们桃子大伯很能读书。桃子，李子，梅子几个兄弟在外面疯玩时，如果有先生布置作业（可能是小学，也可能是私塾），再晚他都要把作业做完，而其他的人都会去睡觉。每次考完了试，桃子大伯都会问谁是第二名，因为第一名肯定是他。”我说我从没听父亲说过这事。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父亲仍在大余中学读到了初中毕业。小蒋主政赣南时倡导新生活运动，在赣南禁烟禁赌，办了正气中学与《正气日报》。父亲上学时还兼职当报童，卖起了报纸以贴补家用。我听父亲说过，小蒋禁鸦片烟时手段十分严厉。第一次抓到吸食者训诫一番，留下案底；第二次抓到时到班房里关一段时间；第三次抓到时直接枪毙。后来就听不到有人吸鸦片烟了。这段史料我没考证过，不知真伪。
父亲读初中有几个好友。一个是我后来的刘屋大姨的姨父。大约抗战胜利后，小蒋招募青年军，青年军有文化程度要求，他们当时也算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了青年军，解决了吃饭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所在的部队驻防北平。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们所在的部队集体改编为解放军。他们参加了解放军，而刘屋大姨父却要求回家，后来先是下放农村，最后赋闲在家。
▲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把奶奶接来北京游览了一星期。
四野大军南下，随后大余也解放了，那时父亲是连队的文化教员，部队要他去中南军政大学学习。父亲却思乡心切，执意要回家探望，为此还受到了批评，学也没上成。
抗美援朝时，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关于抗美援朝，父亲讲得不多，只知道他主要是坑道作业，说过坑道里面很潮湿，他有一床狗皮褥子，睡觉时铺上，这样就不会得关节炎。父亲还说过，五十年代初期美军就有尼龙蚊帐，还说过美军的卡宾枪弹头是颗圆圆的钢珠。只给我留下过那么点记忆。
抗美援朝后，父亲带回的纪念品中，有两只茶缸，一套土黄色的棉衣棉裤和一顶棉帽。棉衣棉裤被缝纫机轧出了一道一道的线。据说是防止行军作战时树枝即使划破了衣服，也只会局部地掉点棉花，还能继续使用。这套军服直到七十年代我还看过，天气好时会拿出来晒晒，后来就不知所踪。
▲父亲抗美援朝时留下的茶缸。
▲网上下载的志愿军棉制服。父亲有一套同款的棉衣棉裤和棉帽，后来送人了。
我的四位长辈中，有三位是四野的老兵，也都参加过抗美援朝。父亲当时是工程部队的干部了。岳父崔儒勇，参加过解放赣南的战斗，随后所在步兵师，改为了炮兵师。在国内时是炮兵师的，接受苏联的卡秋莎火箭炮后，改为了操作卡秋莎火箭炮的，也叫炮兵。入朝时他是炮兵师的作战参谋。岳母廖映先是文化教员，后为师部的组织干事。
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父亲授衔少尉，岳父崔儒勇授衔上尉。岳母廖映随着大批女军人转业地方，没有授衔。六十年代中期在部队取消军衔制时，父亲军衔是上尉。那时没肩章，只有领章上一杠三星。
▲父亲（左）和岳父合影。两个亲家两位四野的从未谋面的战友；两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北京八达岭长城相聚。
我父亲回国后参加了国防工程建设。这方面父亲说得也不多，我只记得他说过去了甘肃、青海、海南岛搞施工建设。在西北时他带回过防风沙的风镜。在海南岛时带回过洁白的珊瑚和漂亮的海螺壳。但是西北那段生活给他很大改变。部队施工在戈壁滩上，那里蔬菜产量很少，品种单一，运输也很困难。吃得最多的是南方叫包菜，北方叫圆白菜的。这种菜耐贮存，有时一两个月都吃这东西。蔬菜稀少，很多时候黄菜叶、烂菜叶也会剁碎一锅煮，把父亲吃伤了。以后看见炒包菜就想作呕，坚决不吃。他还说过青稞面不好吃，梗喉咙。可也是在那里，他养成了爱吃刀削面的习惯。南方人爱吃米饭，父亲但凡能弄到一点面粉，他就要和好面放在大碗里，像磨刀一样用力贴着碗边往下削到锅里，全家人美美的吃一顿刀削面。
父亲约在1964年转业，因为他搞过修路架桥的工作，分到了赣州地区公路总段任副科长，时间不长调到了大余养路段（现在叫公路局）任负责人。“十年动乱”开始时，他属于走资派，挨整时我给他送过换洗的衣服。养路段在东山门外的老车站院子的后面，宣传栏上贴着大字报，父亲的名字歪着倒着写，上面还打了红叉。我看见父亲一跳一跳的够宣传栏的顶，正在锻练，像没事人一样。
我的表姐吕明兰，也在东山门老车站后院给我父亲送过一次衣物和一封信。表姐当时躲在女厕所，不敢跟任何人说话。她不时出来张望一下，看看我父亲出来没有。看到父亲出来，表姐就迅速出去，把东西递给我父亲，一句话都不敢说，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
没多久，父亲又被转到于都办学习班，因为是走资派，又当过国民党兵，没少吃苦。父亲没跟我们说过，给我姑姑说过，他被蒙住眼睛用棍子打，是谁打的都不知道。这是姑姑后来给我们说的。这让父亲多了一项爱好，原先父亲是不怎么喝酒的，后来他自己配了跌打损伤的药酒，自行调理，慢慢地喜欢喝点酒了。
有一天我去外婆家，看见父亲坐在那里，胸前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一家人喜气洋洋，父亲面带微笑，自豪地说：“解放了，可以出来工作了。”那时文革中期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父亲重新分配工作时分在了大余交管站，任站长。那时车辆不多，管理人员也少，少时只有两个人，多时也就三四个人。地点也在大余老车站的后院边上的两间房子里，工作了两三年后调到了南康县，地点在东山现交警大队的位置上。那时更正规一些了，门口牌子白底黑字很工整地写着“赣州地区车船监理所南康监理站”父亲任站长。其他县的牌子也都统一规格，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交管站”。我听父亲说过，站里主要职责是车辆安全管理，但县域河里的渡船，赣州车船监理所还管理着赣江上的船舶，都属于安全监理的范围。
父亲岁数到了就办理离休手续，随后确定为处级干部待遇。孙子快两岁了，他要享受天伦之乐。父亲来了北京后，也不想闲着，想找点事情做。我岳母廖映当时在北京西城区法律顾问处任主任。我们家住木樨地，就找了个离家近的单位——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传达室看大门。单位与我们家斜对面，隔着一条长安街，中午能回家吃饭。父亲的工作就是外面的人来办事，他需要填表登记，再电话联系相应的部门，然后放行。没事的时候就拿个小收音机听京剧。父亲对这份工作很满意，除了一份工资，单位有福利分东西，他也能和正式职工一样领一份。单位领导也对父亲工作认真负责很满意。在这期间我们搬家，搬到西三环边上的车道沟，离紫竹院公园很近，住宿条件进一步改善。父亲就每天坐114路电车上下班，也很方便。我母亲在大余照看出生不久的外孙女。
父亲在那工作快一年时，有一天突然对我们说要回家，谁劝也没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要他这么做。我岳母对他说，找这份工作不容易，你也很满意，你走了那工作怎么办？父亲说我找了个人顶替我这份工作，我要回老家报销。原来父亲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攒了一叠公交车票，一角的两角的。父亲说离休干部有这待遇，在外坐公交车能报销，想不到一语成谶。
父亲把他在北京半年多的工资写了个详细的账单，精确到几角几分。他把钱交给我们，我们不要，他说给孙子的，看看买点什么。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整栋楼的电灯忽闪忽闪的，然后灭了。这事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发生过，我们是点着蜡烛照明的。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大包小包共七个包，都是北京特产呀衣服什么的。最值钱的是一台日本松下录像机。那是我岳父崔儒勇，用出国指标买的大件。当时电视台刚播放《西游记》的连续剧，父亲说到大余用录像机放《西游记》，肯定很多人喜欢看。
▲父母亲在大连黑山岛休假。
父亲回到大余，第一次见到了外孙女。他对母亲说，是个女孩，不知道她奶奶家喜不喜欢。母亲说怎么不喜欢，喜欢。父亲看着外孙女又说，我以后是享不到她的福了，你能享到她的福。我母亲说，你怎么这么说，你怎么就享不到她的福了。
这又一次让父亲说着了。我妹妹的女儿在我母亲身边长大，她参加工作后时刻想着这位外婆。吃的穿的用的没少寄。母亲岁数大了多病，大余没有的药她也要在北京想方设法买到寄来。比我们家里所有人都想得细心。
父亲回大余半个多月，家里给我来了一封电报：“父病危，速回”。我还有些疑惑；紧接着南康交管站的一位父亲的同事打长途电话到报社，我接听后对方说，你家出事了，你父亲走了。我眼前一阵发黑。这怎么可能，我父亲身体这么好，走路都蹬蹬的，半个多月前走时还带了七个包，一般小伙子都很难做到 。
父亲即使在病危中，家人提出要不要叫名一回来，父亲还说不要影响名一的工作，到这时父亲还在为儿女着想。在回家的火车上，我躺在卧铺上整夜都没睡着。想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往事，默默地流着泪水。文思泉涌，很多话语涌上心头，其中不乏精彩的词汇，想要把父亲好好写一写，留下点什么。可到末了也没能实现。时过境迁，再也没那份灵感了，只能平铺直叙。
父亲回到家里的一个星期，带着我母亲挨家拜访了一些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与朋友们亲切交谈，回首往事，临别时依依不舍。事后想来更像是临终告别，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事。
在家的时候也与我母亲谈到了交管站剩余家具的处理，存折和现金在什么地方存放，家里以后一些事情的安排。我家小菜园边上建有一个厕所，我母亲上厕所时父亲就在菜地里与她说话，轻声细语，絮絮叨叨。母亲听得很不耐烦，这可不像父亲过去的行事风格，像变了个人似的。
这些事情做完以后，晚上父亲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犯病了，紧急送医。父亲从北京回来后约一星期做完了这些事。
1989年12月父亲是脑溢血后一个星期医治无效去世的。享年六十三岁。去世前已不能说话，只会点头或摇头。我姑姑来探望，在病房外就哭着喊着哥哥呀哥哥呀。父亲听着只是默默地流眼泪。
当时我儿子刚满了三岁。在父亲的坟前，儿子说：“以后爷爷就和山上的树和草做伴了。”这话让我很惊奇，心想大人都未必能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母亲带着他们的孙子在北京展览馆前留影。
父亲言传身教，一些良好的品德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我爷爷三十多岁就因病去世，我奶奶三十多岁就守寡。但奶奶一直拒绝改嫁。她一心要把父亲和叔叔拉扯大。父亲跟我们说过多次，你们的奶奶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当年要走了我们这个家就散了，我和叔叔就会到处流浪乞讨，会不会饿死在外面也不知道，你们以后一定要尊重孝敬奶奶。
我父亲的爷爷小名考生子，以前做放木排和竹排生意。就是从内良河洞的山里，伐来木头和竹子，扎成木排或竹排，顺河水运到赣州或其他地方贩卖，小有积蓄。他娶了三位夫人，第一位没有生育子女，第二位传下我们这支脉。生下爷爷和两个姑奶，姑奶分别嫁到滩头长坝里和池江杨梅。第三位生下两位叔爷爷，一位叔爷爷又有了北门梅子叔叔，兰子姑姑和其凤姑姑，另一位叔爷爷抱养给了新城。这位新城叔爷爷读了些私塾，青年军路过时他在地里干活，扔下农具就去了投国民党青年军，当的是国民党高射炮兵。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有两艘军舰满载银元到台湾，他是押运人员之一。九十年代初期他还曾作为台湾老兵回乡省亲,受到有关部门的接待。
太爷爷传下的三个孙子中，三个小名依次叫桃子，李子，梅子。我父亲叫桃子。太公的第三位夫人七十年代还健在，我们叫老太。有一段时间每逢端午或中秋，都要我到北门街上扶着老太来我家吃顿饭，临走时给老太五元钱，又要我扶着老太回北门，我接送就有四五次。
西华山医院一位搞卫生的姓曹，家在信丰。他为了省钱，回家时买南康的车票，再到东山找我父亲，拦车搭便车到信丰。到了饭点，父亲会买一份饭给他吃。那时候车少，有一次没拦到车，父亲便留他住一宿，第二天让他搭便车走了。交管站的人很不理解，说一个扫地的没必要搞得这么客气。父亲则说人不能分贵贱。越是这样的人越懂得感恩，谁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求到他。父亲去世后，他到我家对着父亲的遗像哭得很伤心，哭着说：“钟站长呀，怎么不让我替你去死呀。” 父亲对我们说过，就是讨饭的讨到我们家，也要给人家一碗饭。谁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走霉运，到时候我们也讨饭了，人家也会分半碗给我们呀。
当年我二舅在龙南地质队工作。我表弟吕明伟回忆，他读小学的时候，他和弟弟吕明能在暑假的时候，要去龙南我二舅那里玩。为了转车，在我父亲的交管站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父亲找了一辆去龙南的货车，顺便送兄弟俩去。他们临走时忘了拿毛巾，父亲叫人开车自己亲自追上来给他们。在表弟的印象中，父亲很慈祥，但工作很严肃认真，因为在那里刚好表弟看到他在处理一件违章的事，很严厉地批评了那个司机。
我奶奶的侄子，是我雷姓的表叔，全家下放在吉村当农民。经济条件很差，他想要盖房子，买木头的钱不够，父亲资助了他一部分，还找大货车拉到他们家。父亲去世后，一次他来我们家闲聊，才说起了这事。表叔对我母亲说，现在表哥走了，才敢跟表嫂说这事，以前要说这事，怕你们夫妻吵架。
我姑姑住南康，一次她到东山一个小理发店整理头发，理发师傅与姑姑聊天时说你很像过去交管站的钟站长，姑姑说我就是他妹妹，两人聊得就热乎起来了，最后师傅死活都不收姑姑的理发钱。
我退休后经常会从北京回大余。时不时会与中学同学聚聚。有位同学对另一位同学说，名一爸爸当站长这么久，让他家里翻翻，有没有当年人家送的好酒。我听说后直接对那同学说，还真没有人送酒。那时候是短缺经济，大家都不富裕，基层官员都很廉洁，社会风气也正，没怎么听说有腐败现象。倒是招工、当兵、保送上大学，有的官员会走后门。父亲在东山那一带口碑还好，会做人。会有人送些红薯花生西瓜之类土特产，属于正常的感情交往。
我1971年至1975年在浮江的西华山钨矿子弟学校读书，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每周回家一次。我对父亲从南康回家印象不深。妹妹们则多次说过，父亲回家她们都兴高采烈。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提着一个大篮子，里面装满土特产品，她们又能大快朵颐。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她们还真没怎么亏过嘴。
我1975年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下放，在南康浮石公社砖瓦厂学做砖瓦。吃社筹粮，与城市居民一样，每月定量供应。砖瓦厂所在地是莲洲大队下的一个生产队。大约在1977年的春天，生产队队长找到我，说能不能找你父亲解决一下化肥问题。那时候农资物资都是计划分配，很难分到基层的生产队。我跟父亲说了以后，不久就用大货车拉来了一车氨水。那时候还没用到运输罐车，是一个巨大的橡皮水袋，有车厢板挡着。车开起来里面的氨水随着车辆颠簸，大水袋左右摇晃。我随车领路，一路忍受着氨水强烈刺鼻的气味。由于是出厂价来得便宜，村里的乡亲们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高兴。钟站长的名气在当地也有些影响。
▲芦沟桥合影。父亲穿的是监理站制服，照片背面是父亲写的繁体字说明，很多人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有私塾先生笔法的功底，毕竟父亲是解放前的初中生，文化水平自然不会差。
我姑姑的大儿子谢秀红的回忆也印证了此事。在交管站附近的农村乡亲有事都愿意找我父亲帮忙，父亲也会热心相助。所以每年有许多农村的乡亲会送父亲一些土特产。谢秀红说舅舅在他们心里口碑评价很高。
我们家有好几个亲戚的孩子都是父亲联系在南康中学补习。因为南康中学当时的教学质量比大余好。有姑姑的大儿子谢秀红，三舅的孩子吕明军，杨梅二表叔的儿子王英伟。父亲不辞辛苦地帮他们找地方住，说要安心读书就要有安稳清静的吃住环境。同时怕他们吃得不好缺营养，要他们星期天到交管站跟他一起吃饭改善伙食。
谢秀红回忆有一次吃晚饭时下大雨，谢秀红和王英伟各自拿了一把好伞走了，我父亲只能戴个破斗笠去食堂，结果一身都淋湿了。旁边很多人都说应该留把好伞给父亲，我父亲说年轻人爱面子，不愿意用破旧的东西，没事。
我岳母廖映的侄子廖肇源，家在南康西华乡的农村。我父亲去他家时看到他家的条件很艰辛，于是对廖肇源的父亲说：肇源学习也很难跟上，那等肇源初中毕业后就给他找个师傅学手艺，将来好谋生，不然要改变这个家的状况会有点困难。
1987年9月份，我父亲叫大余建筑公司的经理刘体明给初中毕业的廖肇源介绍了一个瓦工师傅严章华，学习做瓦工。肇源在学习中自己善于交际，思路与眼界更开阔了，从而跳出自己做手艺学做生意，他现在在天津经营文化用品，家庭条件自然蒸蒸日上。1988年，廖肇源农村老家盖房子，我父亲看他家实在困难，花了两百多元，给他家拉来了40多根杉木，没要他家一分钱，为他家盖房子解决了大问题。这次，肇源知道我要写我父亲，还特意跟我说要写上这一段他内心的话，他们一家非常感谢我父亲的帮助。
父亲的观念和性格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生活观念上没做到与时俱进，有时训人时很严厉。
有一批刚毕业分配到交管站工作的年轻人，其中有几个留长发，蓄胡子，穿拖鞋的。被父亲看到大声训斥，斥责他们衣服着装有损其职业规范和形象，让他们什么时候整理好什么时候来报到。
父亲对我们几位子女也要求严格。一次父亲在交管站看到我二妹涂了红指甲，当场说了要她洗干净。在吃饭时看到她还没洗，当着一些人的面还当场打了她，二妹也气得没吃这顿饭。
八十年代中期我结婚时要从北京回大余，爱人琢磨着给几个没见过面的小姑子送点什么小礼物，就买了三支口红。心想小姑娘都爱美，一人给一支。没想到父亲沉着脸对我爱人说，你要给她们我就把这几支口红扔到厕所里去。完全不顾及人家的面子和心理感受。
父亲也有他慈祥温柔的一面，也是在这次我爱人来大余休婚假，听说她没去过南方的山里面，就联系了两辆进山拉木头的大卡车，带着我俩进山里林场去了。
车子路过一个山塘时停了下来，司机提着个小桶下了车，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这甲鱼还在不在。原来他前几天进山时，在塘边看到了甲鱼爬过的足迹。不一会儿他就提着桶里的甲鱼回来了。
山里面原始森林古树参天，遮天蔽日；各种野草山花郁郁葱葱；空气清新，处处鸟语花香。父亲与司机，不像交通安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司机拎着甲鱼去了一个林场工人的家里，我们兴奋地坐着喝茶聊天。时间不长，饭菜就上桌了，因为这顿山里的美食印象深刻，我依然记得各种菜肴：冬笋炒肉片、香菇蒸腊肉、土鸡炖汤、红焖甲鱼；炒的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味道好极了。
▲进山里面与司机和林场工作人员合影。林场往里面走是原始森林。前排左一为作者，前排中为作者父亲。
因为父亲处事严谨，阅人无数，又颇有威望，我大舅小女儿吕明娇处对象也要请我父亲审查把关。我父亲与我现在的表妹夫谈话一个多小时，然后对我表妹说，这个人可以，有点小调皮可以，不会出格，要全面来看，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大妹和吕明娇表妹都是生的女儿。父亲对她们说，男孩女孩都一样，不要想生男孩躲到外面生二胎，计划生育抓得那么紧，如果被单位开除了，女的没工作谋生会更艰难，她们最终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我父亲很自豪地说过，这辈子没怎么买过衣服。当兵时有部队发的衣服，转到地方后有统一发的制服。我们见到的是他常年穿的是制服或洗得发白的军服，六十年代的军服很厚实，穿十几年都没破的地方。只在逢年过节时才会穿买的衣服。他这辈子都没穿过西服，一次也没有。就是他走时入殓穿的也是制服。
说起给我父亲办丧事，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大舅的两个女儿给我父亲化了妆，让他像安祥地睡着了。大舅妈给我父亲换衣服。父亲身体已经僵硬，胳膊打不了弯。大舅妈轻声说∶“汝霖呀，你一辈子都要强，要干净整齐，我们就帮你把衣服换好吧”。一会儿，父亲的身体就瘫软下来了，大舅妈顺利的把制服给他换上了。
我本善良是我多年的朋友，劝我写点什么纪念父亲，他说已经发了几篇大余籍的离休干部。我与几个妹妹商量后觉得可以写一下，以补过去没有完成的心愿。父亲节也快要到来，以此纪念我们的父亲。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钟名一，江西大余县人，1979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1983年6月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宣传部工作。198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科学报》工作，主要从事报纸编辑与采访。1993年9月调入国内贸易部所属《中国物资报》工作，2000年报社改为《华夏时报》，归属于中国残联领导。1995年被评为主任记者。现已经退休。
来源：善良说大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