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丝路南道写本上的“新”语言被发现。经过近百年多个国家几代学者的努力解读，于阗语这一古代流通当地的语言，今天已经以一种“全新”面貌复现于世。其中一种写本引起了学者的特别注意，即性质相对特殊的《僧伽吒经》。首先发现并被比定的是于阗语《僧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丝路南道写本上的“新”语言被发现。经过近百年多个国家几代学者的努力解读，于阗语这一古代流通当地的语言，今天已经以一种“全新”面貌复现于世。其中一种写本引起了学者的特别注意，即性质相对特殊的《僧伽吒经》。首先发现并被比定的是于阗语《僧伽吒经》，在后来发现的吉尔吉特写本中出现了该经的多份梵语写本。20世纪末到21世纪前二十年又出现了新的梵语写本和于阗语写本材料，其中有部分尚未被解读，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极大兴趣。从犍陀罗到于阗，从梵语到于阗语，这部经保留的大量写本所体现的大乘佛经文本的历史发展，近年来得到持续关注。

《僧伽吒经》广泛流传

《僧伽吒经》的特殊之处，概括地讲有两方面。一是内容。在现存已知的梵语写本中该经罕见地提供了一个观察普通佛教信徒世界的视角，在语言、风格、结构、标志性人物和功用等方面都很有辨识度。在明显不同的两个组成部分中，分别出现一切勇菩萨和药军菩萨与佛陀对话，宣扬该经的巨大福报，突出信众要通过虔信在经中描绘的普遍存在死和病的世界里寻求安慰。二是异常广泛的文本传统。今天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写本和译本存于五种古代语言中，其复杂的相互关系体现出在他处难得窥见的文本历史。

《僧伽吒经》目前共发现梵语写本不少于15份，于阗语写本30余份。此外，还有粟特语写本6份，以及传世文献中的3份汉译本和1份藏译本，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比较罕见。而各种版本的时间跨度也透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信息。今存已知梵语写本除11世纪左右一份西藏存写本外，基本都来自大犍陀罗地区，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公元550—670年间；于阗语写本从5世纪下半叶到8、9世纪均存写本；粟特语写本约为7世纪下半叶到8世纪上半叶；三个汉译本则分别为6世纪月婆首那译《僧伽吒经》、10世纪宋代施护译《大集会正法经》和一份被认为可能属伪经的11世纪宋代金总持译《佛说大乘僧伽吒法义经》残本；藏译本为9世纪Jinamitra和

所译’phagspa（dge’dun） zung gi mdo’i chos kyi rnamgrangs。可见，这部经在大约5—11世纪或更久的流行和传播程度，甚至在伊斯兰世界1300年左右拉希德丁的《史集》所举各种佛教文本中，这部经也赫然在列。

长期研究这部经的德国印度学家封辛伯（Oskar Von Hinüber）认为，上述情况使《僧伽吒经》可比肩更为著名的《法华经》和《金光明经》。他还说明这部经的流行顶峰在5世纪末到7世纪中期。而且，今存多个梵语写本特别集中于近一个世纪，持续传抄所导致的文本本身的明显变化，以及词汇用语和字体的发展，使该经写本对于研究文本的历史演变是一个绝佳的特例。

封辛伯观察到的该经5—7世纪的流传高潮期，也是丝路繁荣和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还应看到，在这一高潮期之外，可能存在第二个在10世纪左右的流传高潮，包括两份晚期汉译，一份藏译和西藏所存一份梵语写本（以前孟加拉体抄写）。或者这一时期是8、9世纪于阗语写本时期的延续，并且可能一直延续至1300年《史集》的年代。10世纪左右这几个版本还缺乏研究和对勘，可以期待将会带来更多信息。至少金总持汉译残本就体现出与藏译本及未刊布的西藏存梵语写本名称上的关联。此梵语写本使该经流传地域延至印度东北部。这一时期，从古印度到于阗、西藏、中原各地域的传本和路径关系也有待深入探讨，甚或还可结合目前方兴未艾的图像学传播路径的研究背景。

《僧伽吒经》梵语写本

梵语写本中有8份出自吉尔吉特，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两次发掘，今分别存于德里和室利那伽。90年代起流布出来的大犍陀罗梵语写本中又出现了两份相当完整的《僧伽吒经》，分别于1998年和2015年为学界所知，今各存于日本美秀美术馆和平山郁夫藏品中。此外，还有尚待整理刊布的挪威斯格衍藏品中的两份写本，新近入藏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的出自阿富汗梅斯·艾那克的写本，以及20世纪罗炤目录已经披露的西藏梵语写本中的一份。

梵语写本首次披露迟至20世纪50年代。首先对之做出整体文本编辑和研究的是瞿那帝罗迦。1967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整理了1931年吉尔吉特所出三份写本。对梵语写本贡献最大的是德国学者封辛伯。他在1973年和1981年的校勘本基础上，2021年出版了《僧伽吒经：一部流行的佛教虔信梵语经文，大校勘本》，对漫长曲折而充满新发现的研究历史、各写本情况、内容及流传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和分析。梵语写本共列出14份，分为四个传抄系统。文本编辑依据的是其中出自大犍陀罗的10份写本，其年代相近，多数用犍陀罗婆罗谜字体抄写。编辑本力图呈现一个历史描述性的编辑本，而非传统的批评性的精校编辑本。这一工作促进学界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视角来观察理解和研究写本。目前，图片写真编辑本的最新出版是平山郁夫写本（2016）和印度国家档案馆所藏五种吉尔吉特写本的合编本（2022），可与转写编辑本对照。

《僧伽吒经》于阗语写本

与梵语写本相比，于阗语《僧伽吒经》写本的发现情况有很多不同之处。于阗语写本残片早在1907年就有披露和解读。于阗语写本数量更为可观，然而今存30多份写本均为残件，不像梵语写本那样有多个完整写本，今天仅可恢复出约三分之二的内容。它与梵语文本关系紧密，研究者认为该经可能有过唯一一个忠实于梵语母本的5世纪早期译本。通过二者的细致对勘比较，可以得到很多涉及于阗语语义和作用的精确信息，因而这部经对于阗语的研究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从其发现之日起就与于阗语的解读密切相关，不可替代。

于阗语《僧伽吒经》写本残片出土于于阗故地，如喀达里克、丹丹乌里克等处。20世纪已知的材料源自早期西域探险，今存于伦敦、赫尔辛基、慕尼黑、圣彼得堡、华盛顿等地。21世纪以来，新出材料分别入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均已释读发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有零星碎片尚未发布。

对上述存于国外材料的研究，在洛伊曼、科诺、贝利到艾莫瑞克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集大成者是卡讷瓦奇尼（Giotto Canevascini），他于1993年出版了与梵语本对勘的《于阗语僧伽吒经：批评性编辑本》，处理了到当时为止比定的全部材料，共计145件残片，分属27份写本。此后，还陆续有该经部分于阗语残片的发现和比定，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4件残片，由北京大学教授段晴于2011年发表；存于国外的材料中偶有零星新发现，2017年意大利学者马吉比定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两件残片；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近年入藏的和田文书中有20件残片于2020年由笔者解读发表。此外，目前所知德国慕尼黑五大洲博物馆尚有20世纪搜集存于弗兰克/奎尔伯藏品中的部分残片有待解读。目前，最新的相关发表成果是英国学者辛威廉对该经于阗语文本诗律方面的研究，相比此前集中于文本的刊布和编辑重构，拓展了研究范围。

21世纪以来，新刊布的于阗语材料大部分与卡氏93编辑本有重合或相互补充的地方，也有部分新内容，均为重构恢复原始文本样貌增添了珍贵的一手资料。以93编辑本159.2—161.5这段内容为例，相较梵语本，于阗语本缺失一大半文字，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各存有新出的两件残片与之对应，补充了原来空缺的内容，笔者将三者整合重构出完整段落，内容比原编辑本增加了一倍多，可推进最基础的文本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新材料并未推翻既有结论，即于阗语《僧伽吒经》可能只有一个早期译本且其他写本都是对此译本的重抄（少数相异之处值得重视）。这一结论从侧面支持了对这部经功用的猜测，即主要宣传大乘福报而非深入阐发教义。因而，不同于《法华经》被崇奉为神圣原语经典而缺乏于阗语译本的情况，《僧伽吒经》需被翻译以作宣传之用；而一旦译出就不再有重翻的必要，只需一再重抄作为宣传本和获得福报的媒介。30多份散见各地的抄本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这一点。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部经典新的写本仍在不断被发现和解读中，其所涉及的对语言的重构、对写本的研究迄今没有完结，其传播之久之广构成丝路古道不同文明交流史的拼图一角。

来源：乐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