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车站上停着三个闷罐车厢，一个上尉军人，指挥着登车，手里有本册子，人们按呼喊和熟人的招呼，登上闷罐车。这是在北平西站，约百人左右，挤在3辆车内，车内铺了草。和我熟识的人不多，熟人又不在一个车厢，反正都是青年学生，我24岁，在那里算大的了。白天坐着聊天，夜间挤着

王建中/文

平汉线闷罐车里

西车站上停着三个闷罐车厢，一个上尉军人，指挥着登车，手里有本册子，人们按呼喊和熟人的招呼，登上闷罐车。这是在北平西站，约百人左右，挤在3辆车内，车内铺了草。和我熟识的人不多，熟人又不在一个车厢，反正都是青年学生，我24岁，在那里算大的了。白天坐着聊天，夜间挤着睡。

沿途车站木栏杆外，都是卖各种吃食的，所有车站皆然。到河南界内，东西特别便宜。在北平时一餐饭要三四十枚铜板（一角钱合四十六个铜板），在河南十枚可吃一顿饭。有当十，当五十的大铜板，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有一个扒车犯，在火车正开动时，突然窜上车来，原来平汉线上扒车匪特多，火车在奔驰中能够上下。我们这伙学生，问他是干啥的，为啥扒车，他说买不起车票，所以扒车坐坐。韩涛和程志钢就跟他宣传起抗日来了，他只是连连点头而已。

一个车厢里，大都互不相识，但又好像有个共同理想，互相间都很亲切。胡扯乱谈什么都有，但不知不觉地说着国民党不抗日，骂着国民党腐朽。这些话在北平只能少数人在公寓里小声说说。在这里，车声隆隆，人们大声言笑，气氛不同。

推光头，穿军装

第二天早晨，火车到了西安车站，有几辆大卡车来接，把我们拉到一个澡塘。一个大个子上尉军官，告诉大家，先洗澡，换军装，按军队规定，都要推光头，今天包了澡塘。

脱衣服洗澡没问题，理发的人手不够，得等候理发，不过推光头也快。推了以后，互相看着发笑。一个上午收拾完了，军装都穿上了在院里排列成队，上尉很客气地说，为了负责任，请同志们脱帽检查，大家把帽子摘掉，都是光头，才又上汽车拉到东城门楼下。

上了城就先编班，按大小个编为九个班。班长是从警卫二营抽的，都很精干。我分到第九班，班长陈志孝，对人很和气。

按排班次序，到二楼上摊铺位。要求内务必须整齐，被子叠法，皮带、背包都各有放处，看起来成一直线。旧军队在这些形式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队名叫学兵队，队长是中校康鸿泰，才从部队调来的副团长，队附是上尉于维哲，三个排长，一个中尉，两个少尉。附属在警卫二营内，警卫二营是负责为张学良副总司令站内岗的，每人两支枪，一支盒子枪，一支三八马枪。他们驻在楼下。

第二天早起床号一响，赶快起床叠被子，哨音一响，马上到楼下集合，警卫连集合迅速，整齐，而我们有些乱了，找自己班排有的都不熟，喊口令后动作也不齐。在我们来说，一群学生，还未教练，怎能一下子整齐。但警卫连就耻笑我们，这个消息一传来，第二天早集合就快而整齐了。

军政学习

半天军事，半天政治，早操除跑步外，还进行个别教练。上午正式出操，从徒手单个教练，到持枪单个教练到班、排动作，都是在城墙上。西安城墙特宽，城里面靠墙外，大部是麦田，杨虎城守西安时，敌军用炮火攻打。由于城高而厚，所以打一年余未攻进来。现在正用上作操场了。每班带开，班长进行单兵教练，3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大家都在学操练，但一干半天，感到枯燥无味。有时在课堂上课，由康鸿泰讲步兵操典。于维哲也讲课，有一次学生问到他在红军所见，因为他是被红军释放回来的。他说红军进陕最多一万人，他们战术灵活，专门包抄，又特别勇敢，所以东北军牺牲两个师长。又讲了红军生活状况，大家很爱听。可是有人提意见，即警卫营长孙铭九的侄子孙德奎，不是从北平去的，在意见簿上写了不同意宣传红军的意见，下次上课于维哲再也不讲了，还作了解释。

学兵队从西安东北军内吸收少量人，也有持不同意见者。

下午为政治课，因那时政治教官没到，就出题由学生自己讨论，以抗日为内容。讨论中就出现了不同意见，因为一讨论抗日，必联系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联系一系列反民主，反三民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问题，有少数人不说不抗日，而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争论就展开了。开始说话还有点顾虑，越说越胆大，对国民党的腐朽揭露就越深。政治课时间，军官不参加，班长文化低，发言的也少。

有一次请苗剑秋来讲话，他以寓言形式骂国民党。有一句说“搞那么个美也不美的龄”。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内部几乎是公开斥责南京。其他单位是不能的。但限制我们外出，星期天洗衣服，不能请假上街。在这些辩论中，大家都受到教育，党也找到了发展对象。我作了几次发言，有时慷慨激昂，因为青年受压，无家可归，正是发泄怨气的机会。

争论的问题很多：批攘外必先安内谬论与维护先安内谬论之争；斥国民党政治腐败与国民党也搞了建设之争；新生活运动之争；最重要的是蒋介石不抗日和抗日之争。有那么几个人就是唱反调，为国民党粉饰太平。有人数着蒋介石的丢东三省，冀东、察南建伪政权，又搞了何梅协定，华北五省特殊化，几乎流出眼泪，而对立面的人，则称蒋真想抗日，但准备未作好，小不忍则乱大谋。对攘外必安内，对立面则说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问他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抗日，联合不是力量大了么?但对方就不服。至于斥责国民党搞法西斯，搞中统军统等，杀人如麻，斥南京之腐败等，对方总是借口说现在需要，说国民党搞了建设，南京修得很好等相对峙。有一个同学，挖苦新生活运动说，敌人到了门口，你没扣好风纪钩，没扎好皮带，也不能先抵抗，得先扣好风纪钩。辩论相当激烈。但持反面意见者，常理屈词穷，处于尴尬状况。

生活方式的改变，政治思想上进步与充实，因成五律一首：

脱却旧兰衫，戎衣枪上肩。

楼中斥腐败，墙上演排连。

士气呼辽水，军心望白山。

救亡流浪者，投笔到西安。

纪念“九一八”的活动

党布置要利用“九一八”大搞宣传活动，不只教育本队，要影响警卫二营，因为和二营常一块搞文娱活动。那时支部人不多，负责人是张折（即张慎斋），我由张折介绍才入党，是新党员。为了宣传抗日编演了宣传抗日的话剧，我本来无什么艺术才能，但积极参加，参加演了两出话剧。一出是旧剧本，“喇叭”，饰其中老翁，这出戏意义不大，因有剧本，上演得快；另一个是新编的话剧，“打回老家去”，描写一对年老夫妇，流浪到关内，找在东北军当小军官的儿子，流离颠沛，终于找到了儿子。剧情动人，不少人泪下。我饰其中的老头。

100多人，人才不少。当即创造出两首革命歌曲。一首是《打回老家去》，王林词。一首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内战的歌曲，王林作词，徐瑞林作曲。歌词很适合东北军的思想情况，曲调深沉，很感动人。李伟善唱歌，教了几首革命歌曲，《保卫马德里》唱得最有劲。

“九一八”下午，在城内东南角旷地上，和警卫二营共同开了纪念会。刘澜波同志还到会讲了话。学生代表讲话最深刻，韩涛作代表，事先准备了讲稿，讲话时声泪俱下。

党的活动

党内有小组活动，我和徐瑞林同一个姓张的共三人编为一个小组，开小组会用散步聊天的形式，传看党内文件，特别得小心，夹在大本书里，外人看是在看书，实际是看文件。《八一宣言》就传看过。有一次在休息时，我站在女儿墙边看文件，装着皱着眉头，被孙营长侄子孙德奎看见了，事后碰见我他就问，你昨天看什么愁眉苦脸的，我说一封不痛快的信，就支应过去了。实际上他们同情抗日，积极开办学兵队，可是对共产党，他们还是防范的。那时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学兵队的党，负责联系人是宋黎同志，宋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临时在名义上是张学良的秘书，因学兵不能外出，必须由他亲自来联系。晚间利用到孙营长处串门的机会，假装出来解手，张折在城角处等着，谈谈情况和请示问题，时间又不能太长。后来张折称病，说是肺病，不能与大家共住，另支个小帐篷在女儿墙边，这样活动才方便些了。

党完全处在秘密状况下，除小组外，没有横的联系。可是时间长了，也互相摸得差不多了。因为党内布置一件什么事，在群众会议上，按党的口径发言的人，就估计差不多了。但也不能随便自接关系。党有战斗力，又利用各种形式，不暴露党员身份，灵活而又有原则地活动着，互相间有时候心照不宣。

张折不久回北平养病，由李震负责支部工作。李是后插队的，晚到一个多月，是党特地派来的，是上海工人。还有张岗，看出来是在领导层活动，但没有和他直接发生过关系。在群众面前暴露党员身份的情况，没有发生过。

咸阳古道

学兵队成立一个多月了，总的印象还不错，但总是在小的方面有不足之处，比如，旧军官和二营的士兵，老以旧军队那套军人姿态来要求，总觉得这批学生散漫些。厕所离住楼太远，住楼在前箭楼二层，去厕所需绕一个瓮城还往南拐，共有三四百米远。有一个同学夜间有尿，怕远没出去，向楼柱子根部尿，尿流到下层的警二营房内，于是大吵起来。一下子传开，把学生说成懒散之群，威信下降到了极点。就在这时要进行野营训练，目标咸阳郊区。

行程也只六七十里，背着全副武装，路上还搞一段急行军，搞一两个科目，初次行军是很累的，但无一人叫苦，无一个人掉队。到宿营地时，帐篷已运到，班长领着支帐篷，班内务摆整齐了，才开晚饭，天色已黑了。大家都弄水洗脚，有不少人脚上有泡，班长告诉不要弄破，用针线穿透，把线留下，泡水出来了但泡不破，不会影响明天走路。

第二天提前起床，天还未亮就开始急行军。这天我把绑带打紧了，走路碍事，又不能停下重打，和前面队伍掉了几步。队长康鸿泰赶上来，以为我走不动了，非要接我的枪背，我不干，跑几步赶上队伍。

回到城楼上以后，大部分人叫腿疼，有半数人走路样子都变了，两腿发直，但全连没一个人掉队，这回受到表扬，认为这些人是过硬的，两天走一百几十里，无一人掉队，而各项科目也认真，于是对学兵队的印象大变，是一片赞扬之声了。

咸阳古道之行，是一次考验，这批年轻人经得住考验，不只空谈抗日救国，而是能实干的。

四连到来

第二批从北平来的学生到了，内中也有熟人。是在10月份，有140多人，由赵天野等人带来。于是学兵队称一连，这次来的称四连，还要继续招二、三连。张学良想搞一批青年学生培养成基层抗日军官。

为了统管两队的政治训练，成立一个政治处，从一、四连抽十几个学生为干事。我被抽到宣传股，秦文芳为股长，共三个人。要编小报，出板报，除约集文章外，还要自写，主要由秦文芳自己动手。

政治处由陈再励负责，陈和我是同乡，我在本县读师范时，他是教员，不过未教过我们班。估计他不是党员，说话满是新名词，做事还很积极。

张学良训话

政治学习始终没有教员，讨论题渐趋枯燥，而要求抗日的意见越来越多。孙铭九讲了几次话，不解决什么问题，言语粗鲁，除宣传张副司令坚决抗日外，谈不出别的东西来，于是要求张副司令接见之议论日高，而终于实现了。

一、四连列队前往张学良公馆外院，将进院，见到一个便衣老头，个子不高，值星官喊向右看。以后听班长说那是谭海，挂一 五师副师长衔，实为张学良的副官长。进院后班纵队站好，康鸿泰队长准备报告，手拿个纸条在看，不多久张副司令来了。康队长喊立正，上刺刀。然后向张副司令报告实到人数，枪枝数。

张学良讲了近一小时的话。他公开讲话，既不能骂蒋介石，也不能指责南京政府，也不能讲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所以讲的中心是表示坚决抗日，不忘东北3000万父老在水深火热中。措词慷慨，决心甚大。学生听了以后，更进一步相信张学良是决心抗日的。讲话完毕，康又喊立正，下剌刀。待张走后，队伍带回，最高长官见到了，乱提赴绥远抗日要求的呼声不见了，但抗日信心高了。

打野外与实弹射击

时间过得很快，已秋末冬初了。生活也习惯了，和二营关系也不错，所以，不那样的拘谨了。军事教练，一个连排进攻动作等，都得到野外去，游山逛景也可借机而行了。登了大雁塔，看了武家坡。

薛平贵历史并无其人，可是窑内有薛平贵和王三姐像，香火还不少，但是窑外又有个孙大圣像，香火更多，不知何故。

有一次演习完休息，孙队附跟着来了，正来了一担柿子叫卖，大家就想打孙队附的主意，要他请客，鼓动值星排长去说。结果一挑柿子吃光了，孙在远处土坎上坐着，实际上是大家想敲他竹杠而已。对康鸿泰就不敢，康上课时必须坐直挺胸，要求严格。孙新来不久，一个旧军官，大家对他印象并不佳。

实弹射击是在城内东南角打靶场上进行的，大多数人未打过枪，卧射一百米，大部能中靶。我打了个23环（三发子弹）。因为我在家时打过枪。总之是体验一下射击而已。

砸国民党省党部

国民党宪兵特务，在西北以东北军、西北军、救亡运动为目标，重点是要破获共产党组织。中统、军统特务系统，表面对东北军、西北军不敢怎样，暗中看得特别紧。

宋黎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张学良给个秘书名义。宋利用此机会到处活动，公开讲抗日救亡，实际上是中共东工委领导人之一。敌人老早就注意上了。8月29日晚上，宋黎同志在旅馆被几个便衣特务架走。宋见逃脱不了，就沿路大喊。街上人很多，东北军的人也很多，正遇见西北军查街，宋大喊：“土匪绑架”。结果都被查街的军队带到西北军宪兵队部去了。29日，国民党特务继续搜捕了东北大学两个学生马绍周、关时润（当时在张公馆工作，），惹恼了张学良。张下令谭海带卫队整一个连直奔省党部，门口留人看住，进院就搜，见屋就进，见柜就砸，结果从秘室里把马绍周搜出，把省党部搞得鸡飞狗跳。这就是“艳晚事件”。这里正说明东北军与南京政府关系的紧张，在大局上蒋介石正以大军压境，逼东北军、十七路军。而在西安市内，则关系愈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

蒋介石已到西安，驻在临潼，正在布置全面“剿共”。事后得知，蒋介石动员中央军19个师，以蒋鼎文为总指挥，逼东北军、西北军向陕北进攻。临潼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将军不赞成此案，提出联合抗日，蒋介石气得拍案大叫，张学良、杨虎城在会议上势单力孤。那边的蒋鼎文、陈诚、黄杰，是一片“剿共”叫嚷声。张杨忍气而归。

“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学联经一年来的工作，已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动员与统一起来，所以这次纪念活动准备得很充分。从小学到大学都来参加了，打着各种标语牌、旗帜，盛况空前。先在广场开大会，台上讲话人慷慨激昂，台下万旗挥舞，口号如雷。大会完毕游行，提出到省政府请愿，到了省政府，省长不敢出头，就有人提出向临潼蒋介石请愿。此时天已渐晚，游行队伍里还有很多小学生，场面实在动人，东北老乡不少为之泪下。这时临潼已作了准备，设了几道机关枪的封锁线。但队伍已出东门，奔灞桥而来，情形十分危机。张学良几次派人劝阻，但在群情激愤之下，劝阻无效，眼看着上万多学生的生命将有危险。张学良就亲自出来追赶，追到排头，将学生拦住，劝说今天晚了，应各回学校，还未吃饭，不能再走了。学生们不动，坚持东行。张学良也着急，一方面说服带队学生领袖，再前去就会白白牺牲，一方面向学生保证，几天之内我张学良必用事实回答，请同学们相信，今天不要去了。这样学生回去了，避免一次流血，也说明了张学良决心已定。“一二九”一周年纪念，进一步动员了群众，为西安事变作了思想准备。

东城门的宪兵队

学兵队这批人，已成国民党、中央宪兵团注意的重点了。学兵队个人外出的极少，不准假。有一天突然发现宪兵二三十人，排列在城门洞里，也不盘查行人，有点奇怪。孙铭九赶快调一个警卫连上城楼，但来的一个连都徒手，因为正在城外出操，跑步赶回，坐在营部门前待命。不一会赶快回营房，带上武器上城了。我们看得很清楚，认为形势紧张，其实那几十个宪兵，我们也可以对付，因为我们都有支捷克步枪。双方互不言语、互为戒备，直到天黑宪兵才撤走。

西安事变后，我们听到一个传说，说是有人要阴谋爆炸澡塘。

我们每周去澡塘洗澡一次，是集体去包塘子。这当然是敌人破坏暗杀的好机会了。由于双十二事件爆发，宪兵团被缴械了，特务都捉的捉，跑的跑，所以，这个暗杀事件就幸免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正是暴风雨的前夕。

“双十二”事变

12日早晨，门卫换了学兵队的人，二营的人不见了，我们有点诧异。不久消息传来了，在临潼抓了蒋介石，已带到城内了。东城门楼突然欢声雷动，说这个坏东西非杀之不能解民恨，有的说这可解气了，有的说这回去掉了抗日的障碍，也有担心下一步怕内战又起，天下大乱，总之议论纷纷，高兴和激动是每个人的表情。

下午宋黎同志来了，说了一下捉蒋情况，要按八项主张办理，蒋介石在我们手里，难道他不怕死?不答应不行。同时解释这叫“兵谏”，提出八项主张，怕他不接受，以武力叫他接受。有人主张立即杀蒋，宋说现在不能杀，还要看局势发展。你们要去宣传八项主张。

捉蒋的详情，警二营是最清楚的。在石缝中找到蒋介石的就是我们九班的陈志孝班长，其他七个班长也抽去参加了，他们把详情告诉我们了。

“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一周年，那时张杨要捉蒋的决心已定，本打算当晚动手，因准备来不及，才推到12日。城内由杨虎城警卫旅负责，城外由东北军负责。参加的部队，是在临潼给蒋守外卫的张的卫队一营一个连，和从城里派去的张的警卫二营一个连和一〇五师一个团于外围警戒。蒋介石住在华清池的五间厅，带了个警卫队，都是二十发的驳壳枪。略加抵抗，就攻进去了。到五间厅有人用手枪向屋内打一枪，大玻璃的子弹孔尤存（可惜后人翻修五间厅，把窗子形式换了，原是中式大玻璃横窗子，现改成洋式立窗了）。开门进去，不见老蒋了，一摸被子犹温，是从后窗才跑不久。人们都喊着追，五间厅后有墙，蒋介石从墙上窜过，过墙就是山，是骊山华清宫的山脚，路很陡，蒋介石只穿衬衣，光着脚，爬山逃跑。

张学良将军在城内，听说未捉住蒋本人，就下令搜山，搜着者有奖，士兵登山找了一阵子，陈志孝从山缝里发现了，把蒋喊出来。

士兵围住蒋乱喊，有人向他耳边喊，打日本，救中国，有人喊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惊慌失措，和向他喊的人握手，嘴里不断地叫“好好”!这个消息传来，张学良将军才松口气，并立即急电请共产党派代表来。

城内是占领省政府、省党部一类机关。去省政府的一个连，也未向士兵交待任务，带着兵向省政府跑步，到门口跑过去了，喊后转弯跑又跑过来了，最后才叫我们占领省政府。一声冲啊，进了省政府，省主席邵力子也被捉了。因蒋介石开将领会议，不少人住在西京招待所，都被捉住了，当时共捉到将官19名，有陈诚、蒋光鼐、黄杰等。

另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是原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打死了。他是听到点消息以后，乘车向临潼去报告，在路上被截住，他还亮牌子自报蒋孝先，士兵们说好呀，正找不到你这个杀人魔王，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城楼上也很热闹，四班长是最先冲到蒋介石住房的，把蒋的武装带得到了，第二天就扎上了，大家围观，比普通武装带稍宽点，扣环为金黄色，也厚些，大家就说一定是金的。大家沉浸在快乐之中。

捉住蒋介石的班长陈志孝，得奖白洋一千元。

宣传联合抗日学兵队成立第三连不久，就发生西安事变了，只有50多人。3个连的学兵，除一部分派到高级机关而外，都分成宣传组，到市各街区搞广场街头讲演。这时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主张已提出。我和邢奎三四个人到南苑门广场，最热闹的地方，找一张凳子站着一讲，围听的人不少。先说日本鬼子占我国土，烧杀抢掠，再讲蒋介石不抵抗，我们不当亡国奴。再讲八项主张，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听者有不少点头的。有的组就写标语上街张贴，都在忙着。

城东北角有个平民新房，是国民党办的感化院即俘虏营，收容着400多西路军失败后的流散人员。我和谷小坡到政治处接受去宣布释放的任务，给了一本名册，这大约是西安事变后几天。我们到平民新房，院长之类都跑得不见了。我们把队伍集合起来，正式向他们宣布兵谏捉蒋，现在你们自由了。其中有少数团干部，有20多个妇女，有30多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从中挑出20多个干部留下工作，如李石宾（王屏）、魏国远、尹宗炳等人。30多小孩留下作宣传队，其余的都用汽车送回陕北去了。

在市内大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张杨两将军亲临讲话。原来大多数群众要求枪毙蒋介石，托派分子、国民党内亲日派分子乘机到处贴处决蒋介石的标语，国民党的飞机也在市上空盘旋过。在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开了群众大会，以抗日救国，联合抗日为基调，突出抗日和联合。大会开得不错。

在开会前，平民新房组成的小宣传队也来了，正值记者史沫特莱也到了会场，要去找小宣传队，我正碰上，又无翻译，我领她去找，我简单的英语还可说，急找来张×，为她翻译，给小孩照了不少像。

有个小不幸的事，翻了一辆送警卫部队的车，急转弯时翻的，我们的班长，捉蒋的陈志孝负了伤，当时很重，住一个时期医院就好了。

当时宣传很活跃，没有大偏差。只是在放蒋问题上思想转不过来。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

当准备放蒋、联合抗日的消息传出后，党内外思想上都不通，一下子抓住蒋介石了，还能放么?党内开始作解释，指出为避免一次大内战，应是放蒋联合抗日，这是大局。必须顾全大局。当然按党的指示宣传，党员思想不通不能公开讲。

忽然说张学良亲自送蒋走了，这下子人心惶惶，张能否回来?是个大问号了。接着冯钦哉出卖了潼关，中央军已向西安逼近，东北军、西北军急忙赶到渭南，在渭河一线设防。隔几日不见张回来，人心更乱了。谣传张已被蒋介石扣了，党内思想也相当混乱。

有一天晚上，在东大街一个院内，我被个别通知去参加个会，去了一看有10余人，有袁直心，赵天野、任志远、李都等人。不一会儿，一辆三轮摩托来了，刘鼎开车，车上是博古和刘澜波，是专为解释而来。先由博古说，他戴着很深的近视镜，不停地吸着烟，说话甚慢，但没有废话，真是出口成章，像广播员念社论一样。先解释不放蒋将导致更大的内战，亲日派正利用此形势，以救蒋为名，发动战争，已在调兵遣将。蒋已同意接受八项主张，同意联合抗日，可避免此内战。如果扣住蒋介石，不过一阶下囚而已，何应钦要取而代之，不但打内战，还有引日寇入境之可能，听此解释，就已无异议，又讲张送蒋亲自去南京，我党不知道，张认为他能擒能纵，然而蒋不讲信义，结果被扣，使西北形势受很大影响。大家问下一步怎么办?形势发展如何?博古同志说，形势发展还要看看，但反共的大内战不会马上再起。要发动全国抗日力量大联合，来挽救时局的逆转。大家对最后一个问题，不甚满意，但又无别法。刘澜波同志也插了些话，这次会实为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直接听到了上级的指示。

编宣传大队

为了提高部队抗日情绪，将学兵队员编5个宣传大队，每大队到一个军，师设宣传中队，团设两名宣传员，每大队共30多人。因孙铭九成立抗日先锋总队，后改一一 师（原来的一一 师被红军消灭了），抽走70多人，又抽人去政治处、电台、剧团、报社等等，下部队实际只有一半人。我编到三大队任大队长，赴五十一军。因陕甘大道不通，未能立即下部队，各大队分开，党组织重新调整，项乃光代表东工委找我，说各大队成立支部直属东工委，要我任支书。

我说我还是CY，项说党团合并了，都是党员。我接受了新任务。

在宣传队出发前，罗瑞卿同志讲了次课，讲如何作政治宣传工作，讲了些原则又讲了些红军作政治宣传工作的实例。学员们是闻所味闻，静静地听了两小时。

这时我们才知道派周恩来到西安，联蒋抗日，从大局着眼，都是我们党中央提出来的。周恩来同志在指责、说服蒋介石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是绝密问题，过去党内根本未传达过。听了博古同志讲，更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

渭南前线

由于陕甘大道不通，三大队去不了兰州，就分散了。我调到五大队担任大队长。五大队在一 五师，是甲种师，下属三旅九团，所以同军一样待遇，师长是中将刘多荃。师部住在渭南车站以西的一个村子里，渭南车站已被轰炸，到师部只有几里路。见到同学们只有几人在宣传大队部，其他分到各旅团去了。

第二天被介绍与师长见面。因这批宣传队员，是张副司令派的，被人看为张的亲信，所以各级军官对我们都很客气。刘多荃见着我以后，亲切地招呼，几乎挨着我的脸说话，我说明来意和宣传队任务以后，刘连声说好，让我们多作宣传工作，提高士气。

我们吃饭也在师部，由副官处负责，伙食很好，每顿都炒几个菜，收我们的伙食费不多，我们宣传队员每月给薪20元，带紫边胸章（当时国民党军官，只带胸章，并无肩章，将军红边，校官黄边，尉官蓝边，士兵为白色)。

宣传工作，最多是两项，一是出墙报，那时别人家没有墙报，我们贴出去，围看的人很多，用红绿纸写，引人注目。二是讲话。有团集合时，团长讲话，就请宣传员讲讲，或下营连去时，集合部队讲话。那时国民党大军压境，强调讲三位一体的力量，加强合作的意义，讲红军已到前线，以提高作战胜利的信心。当时因为有亲国民党分子、胆小鬼，鼓吹国民党飞机多，大炮多，说西北地区再混下去，就汽车无油了，经费也光了，一时谣言纷纷。在这样大的困难前，军心很稳定，是与我红军支援、宣传加强三位一体分不开的。军队中原有政训处，是被看为国民党特务的，到处不受欢迎。

我们称宣传队，工作是帮助军官提高士气，对士兵又和气，所以基本上与官兵亲密无间。

可惜我们在部队时间很短，未能够在部队扎根。只是水上油花，经不起风吹草动。

二二事件

张学良将军被扣以后，东北军群龙无首，于学忠资望最著，但远在兰州，到不了西安。西安则剩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名望较高，还有骑兵军长何柱国，亦在西安，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只能管其本部而已。这就出现了元老派与少壮派之争。元老派主张慎重解决，不应打内战，打起来与张学良不利，而作战力量也不够，这是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少壮派主要是孙铭九、应德田（当时说背后有托派分子搞阴谋）主张打。孙兼了新成立的抗日先锋队总队长，野心特大，想把王以哲等搞掉，他以张学良“亲信”和激进抗日分子的身份，想统帅东北军。加上敌人的阴谋，在此严重时刻，他企图搞内乱，把有威望的人杀死。

2月1日夜，孙铭九和应德田计划已成，他派卫队二营一个连，冲进王以哲公馆，把王打死在床上。又奔何柱国公馆时，何发觉得早，跑到新城杨虎城那里避难去了。这事一传开，东北军老将领当然不服，刘多荃就派兵去捉孙铭九。刘多荃是一 五师师长，该师辖三个旅九个团，二营也听刘的，孙铭九一点点力量算什么。结果孙铭九事先听到消息，逃走了。

王以哲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是一位有能力、思想进步、最主张联共抗日的人，不幸而死，致东北军失去团结的核心人物。东北军陷于分裂，接受东调豫皖。张杨二将军领导的兵谏，由此而告终。以致杨虎城出国而后被杀，张学良囚禁终身。否则，东北军留在西北，保持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张杨不一定落此后果，所以说是孙铭九铸成了时局逆转的大错。

发生“二二”事件时，政治处正在召开各中队长以上会议。事变后立即连同在西安的队员150人左右，逃出西安，直奔三原。

云阳镇

100多人直奔三原，是想到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这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主持接待我们，很客气。先听了意见，又叫每人填张履历表。第二天召我们一同开座谈会，学员们一个是要求留在红军，一个是关心当前局势。杨尚昆同志慢慢地谈起，说到“二二”以后，三位一体被破坏了，东北军已撤出西安准备他调，但全国性内战是制止了，蒋不再敢于公开“剿共”了。对学员想留在红军部队的问题，杨主任说，广大白区都要作工作，人少得很，不能把你们留下，还是回去开展白区工作。因学生中非党群众还不少，不好说得很深，主要说作地下工作今后非常重要。杨又说了些红军生活艰苦、官兵平等之类的话，还说方才你们在路上碰到披个旧羊皮大衣的，就是彭总。我们确实也难看出他们谁是官，谁是兵。

前总政治部宣传部萧部长（可能是萧向荣同志），还给我们专讲了一次政治宣传工作课，讲得很好。

在云阳镇住了三天，红军不留，还得到东北军总部去，听说东北军总部已派人到邠州等我们。我们打算从山路走过去，经淳化县、旬邑县，翻很多山。那里山沟太深，从东到西过条沟，得走半天。我们就出发奔邠州了。

到达淳化的那天夜里，红三十一军军部为我们开欢迎会，说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会上军长萧克同志，军政委郭述申同志都讲了话，也欢迎我们讲话。我们100多人，并无明确的带队人，政治教员李梦龄同志与我们同行，无形中形成领导人，大家请他讲几句，他只讲了几句感谢话。随后他们要求我们唱歌，我们唱了几支革命歌曲，还要求萧克同志唱一首歌，萧说我是共产主义者，唱支国际歌吧，大家热烈鼓掌。随后军部宣传队演出节目，前边是些小节目，后边演一出新编剧“兵谏”，服装、道具都不太讲究，可是很有意思。

党员们经过这些天，感到党的温暖，非党群众，也认为红军领导都和蔼可亲。时间不长，受教育很大。

又走几天经过枸邑，这里未住红军，民风淳厚。我们稍为停留，就奔邠州。

青年训练班

当我们到达邠州的时候，已有100多学兵队员集中了，他们是从各军、师撤出的。形势变了，不能再留在各军、师工作了，各军、师也未刁难。这时学兵队三个连在东北军领导机关的命令下，都集中到邠县了。为隐蔽起见，改为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青年训练班，重新编了队，只上政治课，每天由教员李梦龄讲中国革命问题。其他时间讨论一下。训练班代主任由郭维城同志担任。

党组织也进行了调整，成立总支部，下有七八个支部。我担任第一支部书记，支委为程志钢和张达明，下有10多个党员，由支委分别领导。总支委李震同志领导我们支部。后改由任志远同志领导我们支部。在训练班发展了一批党员。

青年训练班拟搞个群众组织，以便领导群众活动，提出搞俱乐部，郭维城同志同意了，并确定于某日选举。选举前给各支部分配了任务，选某一个人，共选7人，等于每支部包选一人。我们向党员布置任务，并动员与我们接近的非党员也投指定人的票。到开大会那天，先选了我和尚英等五个主持会议人，口头提名，鼓掌通过，再讨论通过俱乐部章程，接着选举委员。郭维城同志坐在台上，五个主持人都在台下，面对学生。郭提出用差额选，即每票可写七个人。

我主持选举，我说还是等额选吧，检票省时间。郭坚持差额选，并说现在进步的选举，都是差额，这样僵住了。我想了办法，说叫大家决定吧，同意等额选的举手，结果绝大部分人举手赞成，郭也无办法了。选举结果，把我也选上了，我不在提名单内，因为我主持会议，非党员投了我的票。

俱乐部委员会第一次会，进行了分工，主要任务是内部出墙报，搞演出和必要的农村宣传。因我们住在邠州城西山坡的一个大庙里，这里接近农村。

争夺

青训班是学兵队改编的，敌人的注意目标并没有减轻，虽然东北军当时主事人不敢遣散，但也顶不住国民党的压力。在青训班时，东工委曾决定整顿党员，提高党员素质，以应付白色恐怖。约有一个多月时间，是按小组进行学习讨论。学习马列主义，如学《两个策略》等书和党中央组织部领导讲话。学习整顿约有一个月时间。

党员同志都认为这是入党以来的一次党性锻炼，对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非常重要。郭维城为青训班代主任，更加显露了，因为郭在张学良处是力主抗日者，有红色嫌疑。所以，国民党就压东北军当时主事人，撤掉郭维城，换来一个年近50岁的李上校，李也是东北人，所以也常讲张副司令，但限制学生的活动，以不影响社会治安，避免嫌疑为借口，对学生进行监视。因为成立青训班时，有些政训处人员和其他人员混入了，所以国民党人员也暗中活动，总支部已有察觉，并告各支部注意。

当李上校前来接任时，照例开了迎送大会。李打几句官腔。兄弟长兄弟短地应付场面。郭讲话时，由于不满意工作调动，对同学有感情，开始说几句鼓励话，最后则泪流满面，有些同学也为之泪下。

在邠州印了张学良给东北军将领和士兵的一封信，有“西望云天，不胜依依”之句，甚为感动人。

东调怀远县

国民党扣了张学良，接着就拆散三位一体，将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逼杨虎城出国。东北军总部设在蚌埠市，把青训班放在20余里外的怀远县紫（音新）河街。柴河街是个镇子，在涂山北坡下，紧临淮河。是涡河与淮河的汇流处。

再继续叫青训班不可能了，就改成为军官差遣二队。原有军官差遣一队，是编余或淘汰下的尉宫，编在队内，月给20元生活费，有的携带家口，情景很悲惨。我们编为二队，分三个连，连长由原政训处的人担任，连附是学生。这时有孔祥祯、张庆泰来当教官，李梦龄已走了。这段时间，课上得不多，也没什么好讲，学生则外出演戏，作宣传工作。但和国民党分子仍有斗争。

邢英投江事件，引起一个风波。因差遣队有解散的消息，真是抗日无门，请缨无路了，邢英便投江自杀了。死后在其枕下找到遗书，斥责政府不抗日，又不许学生抗日救亡，感到前途无路，悲愤投江，以警当局。邢英之兄在南京某部作职员，我们立即去电，告以追悼会日期，他届时到会了。会场布置得非常隆重，各班均有匾联，会上由尚英致悼词，当说到“看淮河的水呀，那样的流啊”!全场失声痛哭。

奠后送灵，全队若干篇幅障挽联，相继而行，灵柩直送到涂山下向东的地方埋葬了。在石山刻了邢英之墓，至今尤存。其兄回南京时，带去的祭文、告同胞书，都被没收了。

我写了一首绝句哭邢英：

失国亡家恨怨多，请缨无路奈若何。

东流淮水皆含泪，屈子遗风逐逝波。

悲愤之情，出于肺腑，加深了对南京不抵抗政策，对蒋介石自食诺言的痛恨，这对我对大家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

差遣队遣散

差遣二队在浆河街，住约两个月，军事训练不搞了，政治课也没有上几次，因革命不敢讲，讲一般的问题学生不愿听。所以孔祥祯、张庆泰两教官，也落得自在。但这样并没有减少南京对这批人的担心，还想处理掉。张学良出头无日，东北军顶不住南京压力，在南京一再催逼下，差遣二队于5月下旬决定遣散。

5月间我奉北方局东北特委指示，到蚌埠撤退学兵队编散人员，当时和学兵队几个负责同志商定：绝大部分未暴露的均留东北军；已暴露或不适合做军事工作的，包括一批群众，安排撤出；极少数送红大深造。一共有120人撤退到北平。

官方对遣散者发给生活费，要求到部队去的，给开介绍信。在此以前，党内作了些安排，成小批地安排了一些人下东北军部队，有的当上士，有的当兵。然而这个数目不多，这次对非党员和党员都征求了意见，如有亲朋可投的，可以前往，愿回家的亦可，党员以后设法转关系。有少数人自找了门路。还有100多人要回北平。

统一发军用乘车证。发证的那天，领证时填写个同学录，组织上事先通知，为了今后联系，填个联系地点，因管此事的人是训练股长，名叫王立行（共产党员），所以填安徽蚌埠立行社。每人只填了姓名、年龄、籍贯、通信地址，每人一格。谁知此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问题，不少来调查材料的人问立行社是什么，我说就是同学录，一次也未联系过。以后我看到一个群众刊物上登了抗日期间在西安有个反革命组织叫力行社。我将此事向组织上作了报告。后来弄清，其实西安那个力行社是1940年才搞的，根本沾不上。

撤退到北平的原学兵队员，由我和东北特委书记分配到五十三军、山西栖盟会、绥远巴士卜隆垦区、冀东保安部队工作。回北平的人，重新划分了党小组，我带四个人的关系到北平都分别转出去了，我个人关系转到苏梅，到“七七”事变前，由马识途负责，都在中共东北特委系统。

回北平后，听说康鸿泰也回北平了，住在西城。有一天我和马辉等七八个人，请康到北海公园靠护城河的茶座谈了一次，不过叙叙旧而已。

在北平，组织上极力设法安排出路。去太原牺盟会的30多人，我亲自送到西车站，并有七八人给了救济金。还有30多人去河套朱子桥屯垦区，到那要参加劳动，有翟亚夫、张化东等人。其他都个别安排，有两个青年军官，要找个文书工作，组织上介绍我到旅馆会见他们一次，结果未谈成。随后安排我到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工作，负责人是张西尧。因东总才筹备成立，是半公开组织，工作还未正式展开，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去山东的16人，是他们自己去的，到济南被扣了。韩复榘亲自过堂，学生们一喊韩青天，我们是找职业的，韩复榘高兴了，把他们放了。

有一次张学思到了北平，组织上找到他，我和赵天野等三人和他谈，希望安排点学生到五十三军。张在五十三军万福麟那里当参谋，张说万军长把我当侄子看待，正经事不好谈，无法给安排人。结果他给了100元，让补助一下困难的同学。此款由我经手管，组织上确定33人名单，每人补3元。

到“七七”事变时还有几十人没出路，不少人经天津南下了。到7月份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后，于8月到平西搞游击队的去了20多人。第一批10人由王远音带队，在东北大学门前接上关系，出西直门参加了游击队。以后又陆续去一些，共20多人。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王远音、尚英、霍至德、丁丁、王文、包乾、霍炎、张维、杜伯华、王达、李望东、金钟、解方平、王建中、环宇、张苏等人。

一批救亡青年，在白色恐怖下，走了这样一条路，虽然时间不长，确实受到了火炉般的锻炼。抗日战争爆发后，绝大部分走上了抗日战场，不少人作了负责的工作，不少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如鲁中地委书记汪洋、晋察冀八分区政委王远音，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有名的湖西肃反，将地委书记张贺如处决了，罗荣桓同志赶到，立即给平了反，但张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事情已过去多年了，但每念及此，总觉是特殊的历史经历。

1977年我到西安，见南西北三座城门均重修了，唯东城门楼未修，门楼上装着公社的东西，门锁着。我只能在城墙上瞭望，与过去大不相同了。1936年时，城里种很多麦子，因军阀争城时，将城边的房子都打平了，所以出现了麦田。城外更是郊区了。城上空老鹰很多，可能是当年有很多尸体招来的。如果老妇、小孩买肉不装起来而用手拿着，老鹰会从空中直下而抓走。只有南苑门像北京天桥一样热闹点。现在林荫大路，直从车站到大雁塔，城外建了许多工厂，望不到边际了。因题二首七律西安怀旧诗：

（一）

四十年前住此楼，

辽天遥望黯乡愁。

白山黑水啼哀雁，

艳舞桃歌作汴州。

勘乱元凶真卖国，

救亡志士竟杀头。

雄韬统战成兵谏，

捉放当年是上筹。

（二）

墙里麦田空显鹰，

军阀争战造荒城。

东军西调窥秦北，

失国亡家恨蒋庭。

怨气冲宵兵谏起，

同仇约定抗倭盟。

高楼再上重看处，

百里长安一片红。

学兵队员一部分牺牲，有少数人被历史淘汰，有的因病故去。

1968年，我在搞军管时，有江苏李震专案组的2人来找我，他们说他们走遍了全国，找到还健在的学兵队员220人，有的在监狱，有的靠边站，有的还在领导岗位上。时光荏苒，现在当然不到220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队员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在这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风云阶段，作了一定的贡献。（根据发表过的文章刊印，编者做了少量的修订和删节）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