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孙鑫杰：宋金劫寨之战与靖康元年时局——兼论李纲与此战的关系

摘要：在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围城期间，发生了宋军主动出击的劫寨之战，试图一举擒获金军主帅，但却以失败告终。这场宋金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固然缘于宋廷的一时仓促决断，然而却与朝堂上和战之争的背景存在关联。在此前金军包围开封并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下，宋廷出现了议和与抗战两种不同

摘要：在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围城期间，发生了宋军主动出击的劫寨之战，试图一举擒获金军主帅，但却以失败告终。这场宋金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固然缘于宋廷的一时仓促决断，然而却与朝堂上和战之争的背景存在关联。在此前金军包围开封并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下，宋廷出现了议和与抗战两种不同的主张，宋钦宗摇摆于两派之间。当形势稍有好转，宋钦宗因恢复了信心，便冒险派将领姚平仲夜袭金军大营。姚平仲率兵偷袭受挫后，城内宋军出动接应，战场规模随之扩大。此役的最终失败，致使主和派乘机占据了上风，宋廷被迫继续与金议和。金军暂时北撤后，时局又随着和战之争出现波动，直至北宋覆灭。而李纲是否与劫寨之战有关的问题，亦引发了长期的争议。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军两路大举南下，粘罕指挥的西路军屯兵于太原城下，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则一路势如破竹，于靖康元年（1126）初进抵开封。当宋金围绕开封攻守陷入僵局时，双方展开和谈。而就在议和初步达成之际，宋军却于同年二月一日突然发动劫寨之战。这场首次主动出击金军行动的失败，不仅事关靖康年间的宋金战争进程，而且也对宋钦宗朝和战之争以及时局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因此值得高度关注。不过，现有的研究既未能将这次孤立战事置于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也未对其过程、结果以及后续的影响进行深入论述。至于李纲究竟在其间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亦有进一步商讨的空间。

劫寨之战的背景与具体原因

靖康元年的劫寨之战，虽属宋廷危难之际的冒险一搏，然而围城的金军不过6万左右，宋军则大约有20万之众，可知宋方在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主动出击，也并非完全是莽撞之举。而宋军最终落败却并不意外，因为这既与北宋积弊丛生的军政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当时的朝政状况存在关联。

（一）历史的大背景

自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君臣因失去收复幽云的信心，遂放弃开疆拓土的目标，转而追求内部稳定与文治功业，由此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和“守内虚外”的意识。从此在文治路线主导下，长期奉行保守的防御战略及其部署，武将群体受到压制，军队的士气不足，致使边防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使宋神宗、宋哲宗两朝积极从事对西夏开边活动，但总体状况也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到宋徽宗在位期间（1100—1126），随着统治日益腐朽，边防与军政中存在的积弊愈益暴露，其中在以下3方面又最为突出：

1.北部边防体系松弛，导致防御能力严重不足。自北宋建国以来，对辽防务一直是边防的重点，不仅驻扎大批军队，所谓“河北最号劲兵之处”，而且构筑了由城池、堡寨以及水网组成的多重防线。但在澶渊之盟订立后，由于对辽长期保持和平关系，使得宋廷对河北的边防逐渐放松。特别是在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爆发后，大量军队被征调到西部，到北宋后期已形成重兵云集西北的格局，如宋人所说“独西兵可用”，因此北部边防能力日渐薄弱。至宋徽宗朝后期，又因急功近利实施联金灭辽计划，既无视“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的内部意见，也不顾辽朝使臣的告诫“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就此摧毁了辽朝这一可供缓冲的屏障，迎来了新兴的金朝威胁，如清人所指出的“逞志于必亡之契丹，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直”。可见北宋末年北部边防形势日益恶化，宋廷却缺乏抵御金军的能力。

2.指挥体系存在积弊，制约了军队士气的发挥。北宋不仅长期束缚将领，自中叶以来又奉行以文驭武规则，遂出现文臣成为战区主帅而武将却沦为副将的情况，就此导致武将群体萎靡不振。到宋徽宗朝，宦官统军还与以文驭武规则相结合，进而对指挥体系造成更多的消极影响。如权宦童贯主持枢密院和西北战事，曾不顾将领刘法的意见逼迫其进攻，“（刘）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恟惧”，但童贯隐瞒真相，“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时人也反映，“童贯握兵，为国生事一十余年，覆军败将，朝廷不闻”。辽燕京归宋后，文臣王安中出任燕山宣抚使，宦官谭缜为河东北宣抚使，负责北部防务。但他们目光短浅，竟招诱降金辽将张觉归顺，遂给金朝提供了南下的口实。当金军首度南下抢渡黄河时，内侍梁方平与将领何灌驻守濬州，梁方平“御敌无备，洎及贼至，乃始奔骇，至桥南纵火而遁”，何灌所部随之溃散，致使“黄河南岸无一人御敌，金师遂直叩京城”。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都进一步削弱了士气。

3.军政腐败现象突出，对军营造成腐蚀影响。宋徽宗时期，军营深受腐败之风影响，时人已指出其弊：军官敛财、放高利贷及盘剥士卒，官兵聚赌，还有“纪律不明、训练不精”，“冒名代充者比比皆是”，甚至兵器也不足，“靖康初，兵仗皆阙，诏书屡下，严立赏刑，而卒亦无补”。尤为严重的是，士兵逃亡的现象突出，将官隐瞒逃兵冒领空饷，致使各地兵额与实际人数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据李纲在靖康时反映，京畿军营中的实际缺额至少在1/3左右。这些军政腐败问题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经历过靖康之难的官员说：“边帅大率皆小人，以贿赂用之，军政尽废，非徒士卒骄惰不可用，且零落尽矣。金虏大举南牧，不复可以支持”。

简而言之，在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下，边防与军政中的积弊已严重削弱了其防御能力，这就难怪金东路军能在1个多月内就横扫宋军并包围开封。而劫寨之战的受挫，不过是当时宋军羸弱状况的一个缩影。

（二）和战之争与决策劫寨的动因

北宋在以往对辽、夏战争中，庙堂上始终存在和与战的不同主张，每当陷入困境，主和派往往占据上风，并最终采取议和方式来换取休战。可以说，议和的经验已累积为统治集团的一种重要思维，也不可避免地给宋钦宗朝带来深刻影响。

在面对金军包围开封并提出和谈的情况下，议和自然成为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多数大臣的首选，即便是主张抗战的李纲也不反对和谈，如李纲在围城之初认为“今虏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不过，当金军进一步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与交纳巨额赔款时，朝堂上遂出现了分歧：李邦彦主张全盘接受条件，以换取金军北撤；李纲则坚决反对。宋钦宗最终采纳了前者的意见，“悉如所请”。于是，双方使者往返交涉，似乎以往议和的结局将再度重现。然而，宋廷在接受议和后不久却突然转而主动出击，其原因无疑值得分析。有学者认为，宋廷从金营放归的朝臣沈琯口中获悉金军的数量，以为在各地援军抵达的情况下占有了兵力优势，因此产生了轻敌浪战的想法。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显然不够全面。揆诸各种文献记载，可知宋廷从和议转向出战的动机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并有着从累积到突变的过程。

首先，在靖康元年正月上中旬，宋军曾两次击退金军的攻城战，并且京西援军败敌于顺天门外。特别是到正月二十日，种师道等人统率的西北军抵达开封，“直逼虏营下寨，金人为敛，游骑不敢剽掠”。甚至随后种师道打开两个城门，以便百姓出入，并进而令姚平仲率军进逼金军营垒时，“虏不敢动”，金军也未做出反击，这都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此外，种师道向沈琯了解情况，并通过审问俘虏的金兵，推测对方粮秣不足，难以持久作战。这便使得反抗的呼声开始高涨，也成为促使宋廷转向主战的一个重要动因。

其次，靖康元年正月十日和议达成后，宋廷竭尽所能搜括资财以供对方，“宰执裒聚金银，自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六宫官府器具，皆竭取之，复索于臣庶之家”，又“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即便如此仍与金军的要求相去甚远。但对方依旧不肯罢手，“掳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坟墓殡葬，发掘殆尽”。金军的不断暴行自然引发了朝野的强烈不满，也给宋廷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为选择军事手段提供了一定的动力。

再次，就宋钦宗而言，虽然一直摇摆于和战两派之间，但仍对抗战抱有一丝期待，这也是他即位后接受了留守开封而没有出逃的原因所在，李纲等少数抗战派能迅速得到启用，亦与此有关。主和宰执大臣几乎一致主张割地赔款，宋钦宗最初表示同意。不过，当各地援军陆续抵达后，宋军已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金东路军不仅人数处于劣势，而且有孤军深入之忧，如种师道面见宋钦宗时所说：“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因此，宋钦宗恢复了信心，开始对极端苛刻的议和条件产生不满，从而倾向主动出战。

此外，金西路军虽被阻挡于太原，但随时可能将其攻陷，然后再南下与东路军会师，届时防守开封的宋军优势将随之丧失。如沈琯提醒种师道：“若迁延失机……粘罕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当意识到战机稍纵即逝后，对形势紧迫性的判断势必会影响宋廷的决策。

总之，在以上诸因素的叠加下，庙堂上的风向发生微妙的变化，主战的声量一时上升，宋钦宗遂萌生了用兵的想法，所谓“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三）选用姚平仲劫寨的具体原因

宋钦宗即位后，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开封战事，设立亲征行营司，任命尚书右丞兼知枢密院事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负责京师防御。及至种师道等人率军抵达后，李纲曾奏请节制这些兵马，但被宋钦宗拒绝。故又设置宣抚司，以种师道出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就此形成了亲征行营司与宣抚司并立的战时两司体制。两司互不统属，分别向宋钦宗负责，如李纲所说：“上屡申敕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托以机密，往往不复关报”。两司各自分领队伍，宣抚司除了统辖“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外，还接管了行营司在城外的前军、后军；行营司掌握的军队，“独左、右、中军而已”。这种设计显然依旧含有北宋传统的分权制衡精神，意在防范兵权失控，以确保君主对最高军事决策的掌控。清初学者王夫之痛心地指出：“宋人猜忌之习，卒以自弱，而授天下于异族。”

不仅如此，宋钦宗还有意培植军中新生的力量。姚平仲与种师道两个家族同为西北将门，在对夏战争中皆闻名于世。姚平仲为宿将姚古之子，不仅在西线战场参战多年，并且在宋徽宗朝镇压方腊起义时屡立战功，“及贼平，平仲功冠军……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姚平仲入援开封后，出任仅次于种师道的宣抚司都统制。然而，姚氏因与种氏存在某种竞争关系，所谓“而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故也冀望博取更高的功名与地位。因此，当种师道认为应坚壁清野，等待金军匮粮撤退时，“便可进兵，更使兵将临河设伏，俟其半渡击之，此万全策也”，姚平仲则“虑功名独归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达于上”。姚平仲又主动请缨，表示“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归”。在宋钦宗看来，姚平仲兼具作战能力与资望，正是合适扶持的军中对象，故被其激进主张所打动，以为金军易破，便多次督促种师道出战。富有战场经验的老将种师道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已承受到压力，只得奏请召集大臣共议。正月二十七日，宋钦宗召宰相李邦彦、知枢密院事吴敏及李纲等大臣与种师道、姚平仲等人入宫商议用兵之事。种师道仍坚持己见，宋钦宗认为其策过缓，值得关注的是，其余人“皆言可击”。其实，出自后人的这一记载未必准确，姚平仲积极请战自不用说，李邦彦、吴敏或迫于宋钦宗的态度，也有附和的可能，不过李纲却不大可能盲从。事实上，据李纲的记载，他建议：“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须还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打之，此必胜之计也”。这与种氏之策基本相同。因此，宋钦宗只得同意暂缓出战，“而期二月六日举事，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古、种师中之兵亦将至故也”，这表明君臣在朝堂上暂时达成出战计划的共识。

但是，宋钦宗随后便改变主意，这很可能是出于对李纲、种师道的猜疑。在二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两司体制已难以贯彻自己在军事上的意志。因而，他不满于从缓方案，而有了扶持新人取代种师道的想法。由此，宋钦宗对姚平仲给予厚望，“赐予甚厚，许以成功，当授节钺”。因临阵更改既定的作战计划并不现实，故宋钦宗绕过李纲与种师道，提前命姚平仲对金军发起奇袭，史载：“上以为缓，乃密遣平仲及杨可胜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幻想以此瓦解金军，挽救宋廷于危难之中，并迅速树立自己的威望。

劫寨之战的实际过程及结果

由于北宋末期的文献不足与驳杂，对劫寨之战过程的认识不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目前仅有1篇论文有过论述，但因主要采用存疑的《玉照新志》所载“露布”之说，故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有必要在充分参照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对劫寨之战的过程重新加以梳理，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关于姚平仲劫寨时出兵人数有3种记载：其一，姚平仲“先期于二月一日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其二，“（姚）平仲、（杨）可胜等以兵七千出城”；其三，“上与大金讲和，密遣可胜以兵五千往劫其寨”。可知出兵人数大约在5000—10000人之间，由姚平仲及另一位西军将领杨可胜所部兵马构成，而非是宣抚司的所有军队。

战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靖康元年二月一日子夜，姚平仲与杨可胜率步骑出动，偷袭驻扎于牟驼冈的金军大营。牟驼冈为开封城西北孟阳河边的一处高地，“冈势隐辚如砂碛，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姚平仲先派王通率先锋死士500直攻金营，再以后续部队分别从三面发起进攻，以接应王通。王通连破两座空寨后，在第三寨中却遇到提前设伏的金军，双方遂展开激战。此时，牟驼冈三面环水的地势妨碍了进攻，致使接应的宋军争夺渡桥失败，“多溺于沟中”。在宋军“重伤已半”的情况下，金军以“铁鹞子”（重骑兵）出击，将姚平仲、杨可胜率领的中军冲散。陷入重围的王通因寡不敌众，只得率剩余的300骑突围而出，“见姚平仲急挥令上马西窜”。姚平仲眼见“既不得逞所欲，恐以违节制为师道所诛，即遁去”，杨可胜则被俘而死。战役的第一阶段以宋军溃败、主将逃亡的结果结束。

第二阶段，在得知劫寨失利的战报后，宋钦宗连夜令种师道、李纲率军出援，其接战的顺序是宣抚司兵马先行，行营司队伍随后。于是，从奇袭性的劫寨战演变为双方的大规模交战。据记载，宣抚司军队出开封城北的封丘门与金军激战，但遭到失败，大部退至城下，“再战，又败”。在此期间，划拨宣抚司的范琼、王师古部陷入金军重围，李纲遂领行营司左、右、中军将士接应，一面解救范琼、王师古部，一面指挥中军以神臂弓射退金军，以掩护战败的宋军退入城中。到二月四日，宋军主力已陆续撤退到开封城内，所谓“开门放官军入城”，战役的第二阶段也彻底告终。

要完整还原劫寨之战（金方称为孟阳之役）的过程，还需从金军的视角予以观察。现据搜检的金朝史料，对这场战役再补充说明。其一，从主帅斡离不之下参战的将领来看，不仅有完颜阇母、完颜宗弼、完颜阿鲁补、斜卯阿里等女真将领，还有赤盏晖、萧王家奴、李三锡、郭药师、刘彦宗等辽宋降将，可见金军以女真兵马为主，同时包含了归降的辽宋军队。其二，斡离不在与宋廷达成议和后，于二月一日将主力退到牟驼冈大营，当日夜间宋军“四十万”便来袭，结果是“候骑觉之，分遣诸将迎击，大破平仲军”。这条史料除了对宋军偷袭的规模有夸大外，其余都基本符合史实。在宋人的文献中，多认为事先消息泄露，故姚平仲才被金军设伏击败。而“候骑觉之”的记载，则表明是被金侦察骑兵提前发现，才临时布置的埋伏，可知宋人的说法应该属于对败绩原因的一种揣度；其三，宋军前锋在攻进金军大营后，遭到金将完颜阿鲁补、赤盏晖的打击，“力战败之”，“追斩至城下”，可见金军是有备反击。其四，金军在战后给宋廷的书信中提及，宋军“沿孟阳河东西三处向北夺桥”，却被“杀伤兵卒甚众”。《金史》中也有金将斜卯阿里在“孟阳之役，扼桥渡力战”的记载。可知接应的后续宋军渡孟阳河受阻，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金朝作为新兴的塞外政权正处于武力扩张阶段，其军队具有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不仅体现在拥有骑射、重装甲、机动性强等战术优势以及“坚忍”的耐受力，而且号令一致、士气高涨，故围攻开封的金军兵力虽然相对有限，却能以少胜多；而宋军则存在许多不足，尤其是指挥体系涣散与策略不定，从而无法战胜对手。

当宋军劫寨之战失败后，斡离不当即派出使臣责问宋廷。李邦彦等人遂一再奏请宋钦宗求和，即使种师道言说“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而宰执大臣“皆不听”。李纲因被阻挡在朝堂之外，也无法面陈抗战之策。于是，宋钦宗下诏罢兵，恢复执行议和条款，并以责任全在将领擅自行动的借口答复金军。随之，李纲与种师道双双遭到罢免。可见不仅劫寨之战以失败结束，更带来了整体罢战的结果。根据各种记载来看，当时的战局并非不可挽回。劫寨战败固然未能实现预想的目标，但是宋军的损失其实并不大，诚如李纲所说：“杀伤相当，所折者不过千余人”。官员也对伤亡有过查验报告，即“行营司兵所失才百余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还有朝官在上奏中亦有“今日忽闻李纲缘用兵少挫”之语。无论是损失千余人，还是“少挫”，都表明宋军仍具备继续与金作战的实力，故李纲、种师道才反对放弃抗战。然而，李邦彦等主和大臣刻意夸大战败的后果，“以谓王师皆殁，无可复战，大事去矣”，在庙堂上引起恐慌，由此再度主导朝政。不过，北宋军民反抗的意志却没有尽失，朝野反对议和的声音也依然存在，因此这便为其后时局的变动埋下了伏笔。

劫寨战败后的时局变动

宋军劫寨之战的失败，为当政的主和大臣提供了维持和议的理由，但他们一意孤行的做法却引起广泛的不满，由此对庙堂造成了压力。随着金军北撤，民间与部分官员对割地赔款的不满情绪逐渐强烈，宋钦宗因此出现了摇摆，在和与战之间徘徊不定，继起的和战之争遂搅动时局起伏变动。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北撤，同年秋金军再度南攻，半年时间内时局可谓多变。从当时的内政来看，宋钦宗君臣在摆脱外部直接威胁后，开始对内部秩序进行整顿：一方面，宋钦宗迫使太上皇宋徽宗返回开封，将其安置于冷宫，并严惩以蔡京等“六贼”为代表的前朝臣僚，以消弭对宋钦宗权威构成的潜在胁迫因素；另一方面，下诏废除前朝遗留的许多弊政，“自今庶事并遵用祖宗旧制，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寝罢”，还取消对元祐党人的“学术之禁”，意在化解残存的新旧党冲突，以凝聚上层内部的力量。通过诸如此类的举措，基本恢复了统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以往遗存的诸弊已积重难返，特别是军队涣散、府库空虚的严重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如后世史家所评说：“惜其乱势已成，不可救药”。

从宋廷面临的严峻外患形势来说，是和是战仍然存在争论。其实，议和方式虽长期得到统治集团内主流的认同，不过从未出现过赔款之外再割地的情况，这无疑给宋钦宗君臣带来巨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在李邦彦等人促成宋钦宗倒向和议、放弃抵抗并罢免李纲、种师道后，不仅太学生陈东带领开封士民伏阙上书，呼吁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惩处李邦彦等主和大臣的误国之罪，并且亦有部分朝臣建议继续留用二人，这反映正统的道义观念在舆论上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乃至对宋钦宗构成一定的牵制。宋钦宗迫于压力只得做出妥协，一方面落实议和条款，另一方面同意李纲复职。如此一来，随着金军退师后形势的舒缓，反对割让三镇的声音不断增大，使得朝堂的和战之争重新再起，直至金军二度包围开封。

就和战进一步的博弈过程而言，存在着此消彼长对决策影响的情况。新登基的宋钦宗不同于其父宋徽宗，宋钦宗十分在意君主的形象，他既希望以和议换取安定局面，但又惧怕背负全盘接受屈辱条件的责任，对抗战的呼声也不能完全无视，故往往表现出游移不定。而主和派大臣虽然暂时推动了和议的进行，并否决了对撤退金军主动拦截的建议，对抗战派代表人物进行压制，但他们却因得不到宋钦宗的明确支持，于是在随后的争议中遭到朝野的不少抨击，不免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主和路线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遇到不小的阻力。种种迹象表明，宋钦宗出于平息舆论与平衡两派的用意，在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不久，先后罢免了饱受指责的宰相李邦彦、张邦昌及执政蔡懋、王孝迪、宇文虚中等主和大臣，让同样主张议和并与李邦彦关系密切的知枢密院事吴敏接替宰相之职，与此同时，提拔倾向抵抗的徐处仁、何栗、许翰等人为宰执。此外，对曾上书抨击主和派、请求复用李纲和种师道的多位士人予以奖赏，甚至对陈东亦赐予官职。随着形势的发展，新任的多位宰执对割地条款不再认同，这就对宋钦宗的决策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比如宋钦宗在征求徐处仁割三镇的意见时，他认为“不当弃”。许翰上书论割让三镇之失，宋钦宗遂表示：“可令三省、枢密院议取长策以付诸将。”到三月中旬，宋钦宗正式下诏固守三镇：

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并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朕不忍陷与三镇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这道诏书的下达，表明宋廷正式废除了议和中的割地内容。随之，知枢密院事李纲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上奏“议调防秋之兵”，宋廷遂委任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负责增援北方三镇。具体安排是：由河东制置使姚古兵援太原，河东制置副使种师中增援河间、中山，重点则是解太原之围。可见在开封解围不过1个月左右，宋廷已从全面和议转向局部抗战。

接下来的救援太原行动，不仅关系着能否扭转战况，亦成为牵动时局的关键性因素。靖康元年五月上旬，种师中率孤军从河北进抵河东榆次，随后与金西路军发生激战，种师中战败而死。不久，姚古所部也在河东被金西路军击溃，第一次救援太原的行动遂以失败结束。由此，宋廷在和战对策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右相吴敏、门下侍郎耿南仲“以为中国势弱，夷狄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此外还有一批朝臣“专附南仲，以坚和议”；而李纲对此仍坚决反对。不过宋钦宗还是采纳了吴敏等人的提议，用并不擅长作战的李纲取代种师道，以督师增援太原。可想而知，李纲用兵接连受挫，至七月下旬，二度救援太原的行动彻底失败。在此状况下，宋钦宗接受了主和意见，一方面派给事中王云赴金和谈，企图再以此争取休战；另一方面，召回李纲并随后将其贬往扬州，以示放弃主动抗战之意。

有道是历史的复杂多变常出人意料，各种因素交织下的政治发展轨迹也就难以与预设完全吻合。当吴敏等主和派重新主导庙堂后，来自朝野不少士人的责难依旧不绝，这便使得和议计划难以顺畅执行。甚至于个人恩怨有时亦横亘其间，如吴敏因与王云关系不睦，竟对其与斡离不达成的议和结果不予支持。事实上，处于风口上的和战两派代表人物常常难以久居其位。据记载，左相徐处仁对和议持不同意见，因此与吴敏存在争执，史称：“敏主和议，与太宰徐处仁议不合，纷争上前”。同年八月，他们两人同时遭到罢免，知枢密院事许翰也被贬出朝，改由主和派的唐恪接任宰相，出任执政的何栗、陈过庭、聂昌等人则又态度不一。这一人事变动，看似是为了推动和议，实则依然是政策模糊不清。因此，朝堂上照旧议论纷纷，乃至于各执己见，宋廷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而此时金军已着手第二次南攻，致使局势再度恶化。

同年九月太原陷落后，面对金军东、西两路大军长驱直入的危局，宋廷除了设置4道都总管以分兵拱卫京师、下诏各地动员勤王之外，也只有派出多位使臣分赴两路金军议和。而金军在南攻的同时，也继续以割地为退兵的诱饵。宋钦宗征求唐恪的意见时，“恪曰不予则必来，予之臣不能保其不来，三问三对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决此议，恪对如初”。唐恪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其既无计可施，也惧怕承担割地的恶名。最终，唐恪奉命召集百官会商，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和议，可仍有人反驳。当金军于十一月逼近开封时，唐恪援引唐朝复兴的故事，劝说宋钦宗奔赴洛阳或长安，以号召天下抗战。但其提议遭到何栗的反对，被道义牵制的宋钦宗只得激愤地表示：“朕当死守社稷”。随之，唐恪罢相，何栗接任。优柔寡断的宋钦宗只能困守开封，直到城破亡国。

由上可见，在劫寨之战失败后，庙堂上的和战争执起伏不断，并且伴随着形势的变化导致决策迁延不定。正是在靖康元年这样动荡的时局中，北宋逐步走向覆灭。

李纲与劫寨之战的关系

对于李纲与劫寨之战是否有关的问题，南宋人已有不同看法，至今仍存在异议。目前，多部著作虽然指出李纲与此战无关，遗憾的是并未展开论述。而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也有两种意见：顾宏义认为李纲实为劫寨之战的主持者之一，陈乐保持类似的看法；而冯世毓、丁建军则认定李纲与此战无关。针对这一观点对立的问题，有必要再对相关史料、史实加以辨析，以厘清其中的原委。

关于李纲主持劫寨之战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两条记载：一是《宋史·种师道传》所载：“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达于上。李纲主其议，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二是南宋人王明清《玉照新志》中以“露布”为据所说：“靖康元年，虏人初犯京师。种师道为宣抚使，李伯纪（按：李纲）以右丞为亲征行营使。伯纪命大将姚平仲谋劫贼寨”。这些言之凿凿的记载，指明李纲直接参与决策了此战。不过，若对两条史料的来源加以深究，则不难发现存在诸多疑窦。折彦质是种师道曾经的部下，也是靖康年间诸事件的亲历者，他在为种师道写的行状中说到劫寨之战：

平仲恐功名之会独归于种氏也，心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达于上。公置司都城西驿，而平仲驻兵于金明池，因受旨，城外兵马缓急尽听姚平仲节制，而劫寨之策遂行。

该行状与《种师道传》多合，但却完全未提李纲与此战的关联，两种文献何以出现如此差异？如所周知，元人所修《宋史》宋宁宗朝以前的部分采自宋朝官修国史，故《宋史·种师道传》应取自其中《四朝国史》的种师道传。而《四朝国史》中宋钦宗一朝的编修，采纳了时任国史院编修兼实录院检讨胡元质的建议：“伏望将今来所修《钦宗实录》，立之课程，尅以齐贤，并修帝纪缴进，名为《四朝国史》”。据此可知，宋钦宗的国史多采自《钦宗实录》。在编修《钦宗实录》的过程中，具体负责国史、实录的洪迈鉴于距靖康年间岁月已久，史籍十不存一，遂奏请用唯一幸存的靖康旧臣孙觌参与其事：

窃见前敷文阁待制致仕孙觌在靖康中实为台谏、侍从，亲识当时之人，亲见当时之事。其年虽老，笔力不衰。乞诏觌以其所闻见撰为蔡京、王黼、童贯、蔡攸、梁师成、谭稹、朱勔、种师道、何栗、刘延庆、谭世昌等列传……庶几遗文故事得以毕集，不至放失旧闻，以阙大典。

这一提议得到宋孝宗批准后，孙觌虽有推辞，但仍将“自蔡京以下臣所亲睹事迹有实状者旋行记忆，每得十数事，则缮写续申实录院，以备史官采择”。可见，洪迈等史官多采孙觌所写之事载于实录、国史之中，《宋史·种师道传》受到孙觌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

这里有必要对孙觌加以分析，其在《宋史》中虽无传，不过对他的评价却不少。据南宋初官员马伸所奏：“（孙）觌、（谢）克家趋操不正，在靖康间与王时雍、王及之等7人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为和议，助成贼谋，有不主和议者，则欲执送金人”，可知其为主和派死党。建炎初，李纲获任宰相后，对包括孙觌在内的一批曾在“伪楚”任职的官员予以贬责。这表明孙觌与李纲不仅政见不同，并且存在过节，故孙觌书写李纲时当有报复之嫌。实际上，元人修《宋史》时已发现了这一问题，洪迈“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觌所纪云”。其实不止洪迈受到误导，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亦受到影响，以为劫寨出于李纲之谋。朱熹对此指出，孙觌与王及之等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啣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出自其手的记载“故多失实”，而“仁甫（按：李焘）不审，多采其说”。由此可见，《宋史·种师道传》中出现“李纲主其议”一语，实为孙觌给李纲罗织的罪责。

至于王明清《玉照新志》所载的“露布”内容，未见任何文献收录，尤其是与其同时代的徐梦莘在撰修《三朝北盟会编》时，秉承“事涉北盟者”无所不收的原则，搜集了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完颜亮南侵期间的大量原始文献，但却没有收入这一露布的文字，仅在引《宣和录》时提到过露布，却又无相关内容。换言之，若《玉照新志》所载的“露布”可靠，徐梦莘当不会遗漏。进一步来看，《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绍熙五年（1194），《玉照新志》则成书于庆元四年（1198），为何徐梦莘未采用的重要材料，倒出现于随后的《玉照新志》？这显然存在问题，难怪其被学者考证为后人的伪作。故以该露布为据，得出李纲主持劫寨之战的结论恐怕难以成立。

再就李纲当时的实情而言，也有其不知情的证明。劫寨之日为靖康元年二月初一夜，但在此前一日，李纲连上两道札子向宋钦宗告病假，其文概要如下：

臣今月三十日早朝退，忽感寒气，发热头昏，见今服药，欲望圣慈免来日早朝。

重念臣自军兴以来，夙夜尽瘁，靡遑食息，冲冒风寒。见今在行营司，用本司医官看治。臣晓夕稍可支梧。欲望圣慈特许臣用暖轿至阁门外，不以时入对。

宋钦宗对这两道札子的御笔答复分别是：“莫要医官否？将息，早出参。时方多事，全赖执政可否相济，当体此意”，“依奏”。由此可知，李纲于劫寨前一日忽然生病告假，并得到批准，他在此情况下若仍坚持令姚平仲出战，似乎不合情理。即便李纲不愿因自己的原因改变计划，也不应在战前一天向皇帝乞免来日上朝。同时，李纲在劫寨之战当夜所上的3道札子，亦可成为其不知情的佐证。即当姚平仲劫寨不利的消息传来，宋钦宗即令李纲率本部兵马火速驰援，李纲的第一道札子回应称：

臣契勘近者福宁殿议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且候姚古、种师中到。今来姚平仲举事，臣不预知，诸军兵马整龊未毕，兼臣见以感寒发热在假，就行营司将理，委是难以前去。

如果李纲提前预谋过劫寨，便不可能向宋钦宗表明“不预知”。也就是说，李纲若清楚这场交战，应该事先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出城接应。当宋钦宗第二次遣人催促时，李纲上第二道札子“乞种师道同出城策应”，然后才集合行营司军队至封丘门待命，可见其所奏“诸军兵马整龊未毕”实非虚言。李纲在抵达封丘门后呈递的第三道札子，有“今蒙差到长入祗候四十八人，并未有马。欲乞降旨于本班中选择应副。谨奏具知。细纸甲乞降十副”之语，可知大战之际，李纲尚未备齐战马、甲胄，这说明李纲没有被预先安排接应姚平仲，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战的突发性。或以为姚平仲在出战前便已消息泄露，负责京城防务的李纲不可能一无所知。如前所述，当时开封的防御实行行营司与宣抚司分工体制，“节制既分，不相统一”，最终决策则掌握在宋钦宗手中，因此李纲与种师道都无法独揽指挥大权。故宋钦宗“密遣”姚平仲劫寨被事先泄露，应属后人猜测，李纲与同样患病的种师道对这场密谋的劫寨之战不知情，也就不难理解。

综上，无论从史料文本出发，还是从当时的实情来看，李纲都不可能是劫寨之战的谋划或主持者，甚至在出战当夜也不知情，真正的主谋应是急于求成的宋钦宗及姚平仲。而宋钦宗却没有因此受到指责，不过是历来为臣者替君主掩饰而已。

结语

由于北宋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及保守的军事战略，致使其边防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到北宋末年统治腐朽，军政积弊丛生，进一步削弱了边防能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军发动了第一次南攻，其中东路军迅速突破宋军各道防线，直抵开封。在围城之初，宋廷沿用议和的惯性思维，试图以此化解紧迫的危机。但在援军抵达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宋钦宗一时转向军事抵抗，由此出现了意在斩首的劫寨之战，幻想借此迫使对方撤军。然而这次军事冒险以失败告终，宋廷重新接受割地赔款的条件。随着金军北撤，和战之争在朝堂上再起，不仅臣僚深陷其中，也使得宋钦宗摇摆不定，时局因此起伏不定。直至开封被第二次南下的金军攻陷为止，和战争议才最终结束。

劫寨之战作为靖康年间抗金战争中的插曲，既是当时宋廷和战之争演变的诱因之一，也折射出北宋一贯对外用兵的短板。在京师面临危难之际，宋钦宗君臣仍抱残守缺，坚持分权制衡原则，以亲征行营司与宣抚司并立的两司统军体制御敌，兵权固然得以掌控，但却无法统一军事部署及行动，以致孤注一掷失败后缺乏相应的配合行动。长期对议和方式的依赖，弱化了用兵的意志，遂在作战受挫后往往退回到和议之路。这些问题不仅在北宋以往存在过，到南宋时亦频繁发生。就此而言，主和与主战之争不单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宋朝的军事体制及其弱点存在关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