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西北地区的门宦制度，是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组织形式。自明末清初萌芽，至乾隆时期形成稳定体系，这一制度在甘宁青地区构建起独特的宗教权力网络。

中国西北地区的门宦制度，是伊斯兰教本土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组织形式。自明末清初萌芽，至乾隆时期形成稳定体系，这一制度在甘宁青地区构建起独特的宗教权力网络。

门宦制度的宗教根基源于中亚苏菲主义的东传。17世纪后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纳格什班迪、卡迪林耶等苏菲教团进入西北。这些强调精神导师权威、重视道乘修持的教义，冲击了西北原有的格底目教坊制——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松散组织。康熙年间，阿拉伯传教士华哲·阿布都拉在河州建立道堂，引入虎非耶学派的修行制度；雍正时期，马来迟赴麦加学习后创立花寺门宦，确立低声诵经与导师崇拜的仪轨；乾隆初年，马明心传播哲合忍耶学派，推行简化仪式与高声赞圣。这些改革打破传统教坊的分散性，构建起“穆勒师德—海里凡—教众”三级教阶体系，为门宦制度奠定组织基础。

西北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加速了门宦制度化。甘宁青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沟壑纵横、生态脆弱，清代“十年九旱”的农业危机迫使民众寻求组织庇护。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加重赋税负担，大量失地农民依附宗教团体。门宦通过整合土地、商队资源形成教产经济：哲合忍耶在陇南山区开垦“教坊田”，花寺门宦掌控河州至拉萨的商道，库布林耶在东乡旱塬发展牧业经济。这种宗教经济共同体既提供物质保障，又强化组织凝聚力。到乾隆时期，河州、西宁等地已出现“一村属一门宦，数坊归一道堂”的格局。

地理的封闭性则加剧教派分化，黄河峡谷与六盘山脉将西北分割为多个文化单元，各门宦在隔绝中形成特色——大拱北门宦的出家制度、沙沟门宦的军事化组织，均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

清政府的治理策略客观上推动门宦权力扩张。雍正年间推行的乡约制，将宗教领袖纳入基层治理，授予门宦教主调解纠纷、催征赋税之权。乾隆平定准噶尔后，为稳定边疆默许门宦发展，临夏八坊出现的“门宦衙门”兼具宗教法庭与行政功能。统治者的分化策略却激化教派矛盾：清廷时而支持花寺门宦压制哲合忍耶，时而挑动教派内耗以削弱宗教势力。这种干预迫使门宦强化组织建设，哲合忍耶建立“热伊斯”区域代理制度，虎非耶发展出“教主—热伊斯—阿訇”三级教阶，最终形成金字塔式管理体系。乾隆四十六年的苏四十三与四十九年的田五相继起事，既是教争激化的产物，也反向促进门宦军事化与世袭化。

多元文化交融塑造了门宦的制度特性。苏菲主义的导师制吸收藏族“活佛转世”观念，发展出“放口唤”和“转房”继承制度；儒家宗法文化影响下，教主通过编纂《道统史》、修建拱北构建家族权威，如花寺门宦的《马来迟传记》将传教史谱系化。至嘉庆年间，初期主张“传贤”的嘎德林耶派转向世袭，哲合忍耶确立“马姓掌教”传统，门宦最终完成从宗教团体到地方豪强的蜕变。这种转变既满足权力延续需求，也适应了西北“家族—教派”交织的社会结构。

特权化趋势使门宦演变为“高门世家”，掌控土地、商业和武装，甚至左右地方政权。左宗棠西北平乱后推行的“去门宦化”政策，虽削弱了教权，但未能根除其社会基础。

当代门宦制度虽经社会主义改造，仍作为文化遗产存续。临夏等地现存20余个门宦，其宗教活动与民族习俗相互交织，成为观察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重要窗口。

来源：史韵悠悠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