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起初，无论是读明史，还是看胡军主演的电视剧《朱元璋》等文艺作品，总为朱元璋杀功臣一事耿耿于怀。觉得像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这些人中龙凤，简直是瞎了眼了：

起初，无论是读明史，还是看胡军主演的电视剧《朱元璋》等文艺作品，总为朱元璋杀功臣一事耿耿于怀。觉得像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这些人中龙凤，简直是瞎了眼了：

非要跟着这么一位屠夫混。辛辛苦苦搭上身家性命，到头来终是“为他人作嫁衣”。

后来，看的东西多了，明白无论是功高盖主的兄弟，还是不服管束的骄兵悍将，从维护一家一姓统治的角度出发，直接除掉或许是最保险的办法。因为，在天大利益面前，情义固然靠不住，人性更是靠不住的。

所以，有些帝王明知不人道，对不起那些为自己流血牺牲的功臣，但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错杀、枉杀，也选择了不留隐患，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后世子孙坐稳龙椅，皇权不至于被颠覆。

惨绝人寰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朱元璋极度猜忌的性格不无关系，其实也是开国君主的解决潜在难题的有效办法。

尤其是像朱元璋、刘邦这样白手起家的皇帝。毕竟他们在贫贱时期称兄道弟、盘根错节的人太多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下不是自己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军功章上有他们的一大半。自己虽然成为九五之尊，万万人之上，但对这些同样在朝中、军中有极高威望的人，也不能说就完全能够驾驭。何况是自己的后代呢？

当然，杀戮并非唯一的办法，像唐朝初年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不属于杀功臣这个范畴）、东汉的刘秀这样本身就是贵族出身的要好很多，他们在这方面的麻烦少一些。而像宋初赵匡胤一样采取“杯酒释兵权”这种温和手段，也得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也就是说，“兔死狗烹”的悲剧不是必须上演，只是概率大一些罢了。

开国君主对待功臣的处理方式，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政治智慧的历史课题。不同的处理方式往往反映了君主个人背景、政权性质和历史环境的差异。那么，历史上那些开国君主对待功臣都有哪些处理办法呢？哪一种更好一些？

本文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分类与典型案例

1.血腥清洗型（极端手段）

代表：朱元璋（明）、刘邦（汉）、武则天（唐周）

方式：系统性诛杀或逼死功臣，如前面提到的朱元璋的“胡蓝之狱”（诛杀胡惟庸、蓝玉等数万人）、刘邦诛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武则天篡唐建周，李唐宗室被视为最大威胁，多人遭诛杀。如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越王李贞、纪王李慎、宰相裴炎、名将程务挺等。

逻辑：彻底消除军事威胁，确保权力绝对安全，尤其针对能力出众或性格桀骜的功臣。

适用条件：君主出身底层或功臣集团势力强大且难以制度化约束。

2.温和赎买型（和平收权）

代表：赵匡胤（宋）、刘秀（东汉）

方式：通过经济补偿或荣誉职位换取兵权，如赵匡胤的“酒释兵权"、刘秀的“退功臣而进文吏”。

逻辑：以利益交换避免流血，维持君臣表面和谐。

适用条件：君主权威稳固、功臣群体更重视实际利益而非政治权力。

3.贵族共治型（权力共享）

代表：李世民（唐）、司马炎（晋）

方式：将功臣纳入统治核心，如李世民为纪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人而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功臣的画像，称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西晋建立后，采取了士族门阀共治的策略，与大土族共同分享权力。

逻辑：承认功臣集团的政治特权，通过制度性分权实现稳定。

适用条件：君主本身出身贵族，与功臣阶层利益高度绑定。

4.分封外放型（地理隔离）

代表：刘邦（部分异姓王）、朱元璋（分封藩王）

方式：将功臣分封到边疆或远离中央的区域，如明初藩王镇守边疆。

逻辑：通过地理隔离降低威胁，但可能引发后续割据问题（如西晋的“七国之乱”、明代的“靖难之役”）。

5.制度驯化型（官僚化改造）

代表：秦始皇（秦）、康熙（清）

方式：通过严密的官僚体系消解功臣权力，如秦朝的军功爵制与郡县制、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虚化。

逻辑：用制度替代个人权威，将功臣转化为官僚机器中的零件。

二、效果评估与排名

首先，从当时有效性（短期稳定）和可持续性（长期政权延续）两个维度评价：

处理方式 当时有效性 可持续性 综合评分 典型案例

温和赎买型 ★★★★☆ ★★★★★ ★★★★★ 宋、东汉

贵族共治型 ★★★★☆ ★★★★☆ ★★★★☆ 唐、晋

制度驯化型 ★★★☆☆ ★★★★★ ★★★★☆ 秦、清

分封外放型 ★★☆☆☆ ★★☆☆☆ ★★☆☆☆ 汉初

血腥清洗型 ★★★★★ ★★☆☆☆ ★★★☆☆ 明初、汉初

其次，可以得出这么几个重要结论：

1.温和赎买型最优：

有效性：避免内部动荡，减少反抗风险（如宋代未发生功臣叛乱）。

可持续性：功臣后代逐渐融入文官体系，形成稳定的统治基础（东汉豪族延续数百年）。

2.贵族共治型次优：

依赖君主个人能力（李世民死后，其子李治能力不如，于是出现武氏夺权），但能维持较长时间繁荣（唐初贞观之治）。

3.血腥清洗型的悖论：

短期效果极强（朱元璋死后无功臣挑战建文帝），但长期削弱政权应对危机的能力（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无人可用）。

4.分封外放的隐患：

刘邦分封异姓王后，在第三代汉景帝时被迫二次清洗，朱元璋分封藩王引发靖难之役，均证明地理隔离难以根本解决矛盾。

三、深层规律

1.君主出身决定手段：

底层出身的皇帝（如朱元璋、刘邦）更依赖暴力，因为缺乏传统权威；贵族出身的皇帝（如李世民、司马炎）更倾向于和功臣协商，因为双方都有底气，容易达成利益平衡。

2.政权性质的影响：

官僚制成熟的王朝（宋、清）倾向制度化处理，而早期帝国（汉）以及后来越来直细化的集权利（明）更依赖人身控制。

3.历史条件的制约：

赵匡胤能“杯酒释兵权”是因为五代兵变频繁，君臣均有厌乱心理，再行杀戮必然导致进一步的恶性循环；朱元璋面对元末乱局，为了迅速确立政权合法性，选择以杀立威。

综上所述，开国君主最成功的模式是温和赎买与制度驯化的结合，如北宋将功臣子弟纳入科举体系，既保全其利益又转化其身份。而极端手段虽立竿见影，却往往埋下后继乏人的隐患。

历史证明，可持续的统治不在于消灭强者，而在于创造强者愿意合作的制度。（说文篇15）

来源：湖底浮萍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