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28日，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9月28日，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才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据《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记载：

“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已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也没有换人。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因此，仍然“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活动被国民政府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又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被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直至今日，有关抓捕王石坚的过程仍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描述。

当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很快得知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但也没能料到王石坚情报系统会那么快地被连根拔起。

据一直追随周恩来任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提到：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刚刚转移到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周恩来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2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

“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周恩来指示，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

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被捕。

让周恩来感觉事态严重的，是因为陈琏的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后，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即李维汉）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到这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但双方却互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仲英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又坚不承认地下党员的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陈布雷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中共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达123人。

王石坚叛变后因其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后随国民政府去往台湾，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湾结婚，于1982年病故。

11月2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被押送至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王石坚的叛变，还将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后龙潭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的真实身份也完全暴露了。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最后，蒋介石、胡宗南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得以从容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申健和陈忠经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中，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了。

那么，最后熊向晖等三人为什么都能安然无恙？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后来，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不一定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如果真的让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不过，出于安全的需要，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了秘密通知。

国民政府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来源：方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