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繁华的北京市西单附近，有一座宁静的院落，这就是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 号，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机关所在地。这里曾是中国大学的校址，抗日战争时期，从这里走出一批批热血青年，他们以青春之我，传播马列主义，投身抗日救亡，为建立青春之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展了

繁华的北京市西单附近，有一座宁静的院落，这就是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 号，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机关所在地。这里曾是中国大学的校址，抗日战争时期，从这里走出一批批热血青年，他们以青春之我，传播马列主义，投身抗日救亡，为建立青春之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主张

五四运动后，中国大学就有学子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校址迁到大木仓胡同后，学校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一大批开明教授及进步学子积极学习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大学旧址

20世纪30年代，杨秀峰、黄松龄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吴承仕等进步教授云集中国大学，传播马列主义，引导学生关心中国革命问题。杨秀峰以唯物辩证法讲授方法论；黄松龄、吴承仕理论联系实际，讲授中国土地问题和中国文学史；马哲民以苏联经济学为基础讲授《政治经济学》等。这些教授不仅在课堂上宣传马列主义，还在课下对学生进行帮助和指导。受他们的影响，同学们竞相传阅《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辩证法》《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阅读革命文学的同学则更为普遍。

华北事变爆发后，为将传播马列主义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进步教授与同学们一起以笔为枪，创办了诸多刊物。1937年3月，吴承仕、黄松龄、杨秀峰等任编委，齐燕铭、张致祥主编的《文化动向》，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一个月后，《文化动向》被当局查封，齐燕铭、吴承仕、张致祥、孙席珍等又创办《文史》双月刊，刊发的文章更加犀利，出刊不久，齐燕铭遭宪兵传讯，《文史》被迫停刊。为继续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主张，张致祥主编出版《盍旦》半月刊，发表的文章触动了反动当局的痛处，办了一年也被迫停刊。这些刊物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张庆熙、管大同、濮思澄等同学创办《热浪》《群众》《新大众》等不定期刊物，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对唤醒民众觉悟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大学学生在进步教授影响下，还积极举办各种研讨会，探讨中国时政问题，成立歌咏队，组织革命歌曲咏唱活动，广泛传唱《救亡进行曲》《国际歌》等歌曲，进一步营造了抗日救国氛围。

勇立救亡潮头凝聚进步力量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大学师生并没有一味埋头书斋，而是把学到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大学辽宁籍学生牛佩英、崔万达等人就在《世界日报》发表声明：“日军破坏国际公法，非礼向我挑衅，陷我沈阳，灭理欺人，于焉太甚，桑梓所在，千钧一发，稍具血性，岂能坐视危亡！”并于9月20日在校内中山厅召开抗日大会。会议提出：“通告全国一致抗日；联络平市各界，作反日救国运动；致电中央请求抗日；派代表向张（学良）副司令询问此次事变真相，以及应采取应付方针；组织义勇军；通电各国国民；选举救国会工作人员。”

中国大学师生还通过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奔赴农村开展反日宣传和慰问十九路军将士等活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危在旦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因势利导，中国大学与东北大学等学校学生向当局请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学生的正义行动遭到军警血腥镇压，数十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为揭露反动当局的暴行，北平学联决定由中国大学筹办血衣展览。中国大学学生董毓华、白乙化、吴丞华等人，组织同学分赴几十所大、中学校搜集血衣500余件。12月23日，展览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办，血衣挂在礼堂内，上书“血淋淋铁的事实”7个大字，20余位受伤同学缠着纱布、拄着拐杖，蹒跚进入会场，登台控诉。与会人员热泪盈眶，“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的呐喊声不绝于耳。董毓华做了一二·九运动总结报告，号召同学们投入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当天到会代表两千余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血衣展览保留一周，共接待参观群众达万余人次，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何其巩任中国大学校长，他思想开明，不干涉学生进行各种爱国活动，并在很多方面予以支持，中国大学的学生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北平学联决定在中国大学设立一个固定的办事机构，便于同各校联系。北平学生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联合会等，也纷纷搬到中国大学。

这时，中国大学在校的共产党员40余人，是北平大、中学校最大的党支部之一，民先队队员130余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队部。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同群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常在此活动的进步人士达六七百人。中国大学学生、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任仲夷深情地回忆说：“中国大学就像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一样，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

开展城内抗争奔赴城外血战

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迁往内地。中国大学拟迁往山东泰安，后因战事变化滞留北平继续办学，开始了在日军铁蹄下的不屈斗争。

爱国师生不为敌用、不为敌贿，恪守“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坚持“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

何其巩校长为增强学生民族意识，书写“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的楹联，挂在图书馆内正厅墙壁上，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收录其中，要学生精读，以培养民族精神。

广大师生秘密开展抗日活动。北平民先领导成员赵元珠来到中国大学，重新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队，大力开展募捐，支援城外抗日游击战争。他们经常靠几枚铜板的烤白薯充饥，还将所得捐款购买固体红药水、阿司匹林等药品及棉衣，经秘密交通线运往平西根据地。女同学们还在宿舍举办地下救护训练班，学习战地救护技术，以便随时奔赴抗日前线。

中国大学学子还向北平日伪机关和汉奸家中，投寄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限令敌伪军警宪特投降命令》以及《致汉奸的警告信》，劝导敌伪军警宪特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他们还以北平卫戍司令郭天民和北平市市长宋劭文名义发布《告北平市民书》等，动员沦陷区一切力量支援抗日游击战争，热烈欢迎北平爱国民众出城参加根据地建设。

此外，中国大学董毓华、白乙化、李兆麟、齐燕铭等百余名爱国师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号召下，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

白乙化组织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先锋队，后与冀东抗日联军整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董毓华任司令员，白乙化任副司令员。抗日联军在董毓华、白乙化的指挥下，先后在雁翅、青白口、楼儿岭等地打击日、伪军。

后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后，粉碎了日伪军对丰（宁）滦（平）密（云）的大“扫荡”，并在反“扫荡”中率部开辟新区，使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由初创时的4个区发展到8个区。根据地军民纷纷感慨：知识分子也能挑大梁。

中国大学师生的行动获得沦陷区知识界爱国人士的高度赞赏，学者们争以教授中国大学学生为荣，学子们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幸。齐思和、俞平伯、张东荪等一批爱国教授，纷纷应聘前来任教，学生总数也由1938年的530余人，增加到1944年的4080余人。

中国大学虽早已被历史所尘封，但广大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光可鉴人。

（本文作者：方东杰，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平抗日斗争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北京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来源：史志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