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改革的时代浪潮卷卷袭来，造就了一批有了经济基础的人；香烟作为带有社交属性的一种工具，质量、口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同时重要的还在于能否撑起面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改革的时代浪潮卷卷袭来，造就了一批有了经济基础的人；香烟作为带有社交属性的一种工具，质量、口感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同时重要的还在于能否撑起面子。

“红塔山”就承载着太多时代记忆，那个时候，只要胸前的兜里有一盒矗立的“红塔山”，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红塔山”记忆

作为公司的云南红塔集团早在1956年就创立了，只是当时还是个规模极小的烟叶复烤厂，那个年头出名的香烟其实不少，烟民的记忆大多停留在民国时期，即便不少牌名经过改变，味道依然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新时代的烟草公司需要推陈出新，这样才能渐渐占据市场。

作为一个小型卷烟公司，红塔集团需要靠一款香烟来打响自己的知名度，那个年代的广告可没那么好做，关键还是要看历史机遇。

1958年时，红塔集团就开始行动起来了，次年就是国庆十周年，新款香烟自然就是最好的献礼；当然，烟厂的工人们并没有想那么多，大家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敬意。

国庆前夕第一箱卷烟成功被赶制出来，上面还写着“送给毛主席”5个大字，这便是初代“红塔山”，生产出来后就直接被送去了北京中南海。

从香烟的包装来看，每个元素都非常贴合“红色浪潮”：红色的塔楼、红色的山、红色的云。

关于塔楼其实还有一段故事：玉溪城东郊有一座小山，早在600多年前就有先民建造了一座白塔，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多与这座塔有关；后来村民们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敬意，将塔体染红，这才有了这样的名字。

有了代表性产品之后，1959年红塔集团扩建为玉溪卷烟厂，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辉煌征程。

玉溪有着“云烟之乡”的称号，在建国初期多国烟草专家在对全国多地烟草评吸鉴定时，玉溪代表带来的烟叶油润丰满、色泽金黄，一度令各国专家都感到震惊。

为了能把玉溪卷烟厂的实力全部发挥出来，一批从上海调来的卷烟机进入厂区内部，“红塔山”开始被批量生产。

这段历史总体上也是断断续续的，与时代背景密切相连，中间有几年不被允许生产后，“红塔山”在1974年又重新投生，随着规模的壮大，到了70世纪末期，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从30台增加到了60台，产量最高时达到了30万箱。

改革开放时期，过滤嘴香烟成为市面上的主流，卷烟厂也开始重点生产这种类型的香烟；彼时市场的竞争极为激烈，“红塔山”虽已有几十年历史，但依然无法走上顶尖的序列，市场占有率也并不算高。

明明是一个盛产高质量烟叶的地区，却无法彻底将优势释放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浪费。

烟厂过去走得每一步也都非常踏实，但历任领导都无法找到破局之道，直到褚时健的出现；总体而言，这是一位充满创新精神又大胆的领导。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背景，香烟生产企业是不能自己去购买外国设备的，需要拿到国家烟草总局分配的购买指标才行，有了指标还得靠当地部门拨外汇购买。

指标最初是给到了贵州卷烟厂，当时这家卷烟厂已经有知名香烟品牌“花溪”和“云雾山”，两款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不过一套设备的价格是27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都得有7000多万。

贵州卷烟厂犯了难，觉得自己的产品已经很不错了，没必要花大价钱去搞一套设备。

国家烟草总局随后就把指标转给云南，云南并非玉溪卷烟厂一家独大，还有更加厉害的昆明卷烟厂，厂里生产出“红山茶”、“大重九”等产品也是深入人心，因此该厂对新设备的兴趣也不大。

褚时健就决定去试一试，他当时还顶着几个副厂长的反对意见，毕竟这可不是一笔小投资，一旦日后回报率不够，这件事都够几人喝一壶了；但褚时健管不了那么多，他将玉溪卷烟厂的全部资产都抵押出去。

那套设备可以全自动化安装过滤嘴香烟，拿到设备的时候，全中国范围内只有这一家厂有这项技术。

力排众议解决了设备问题外，褚时健还着重解决了烟叶问题。

玉溪地区产好烟叶是人尽皆知的，倒不是说建国之初的专家一致好评，早在清末明初时期英美烟草公司就特意进入此地；褚时健接手时，玉溪烟叶已经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他几经思考，认定了这并非产地的问题，而是烟叶不够香，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

从1984年夏季开始，褚时健多次来到通海地区，发现因烟苗种植晚、化肥使用不当而导致烟叶发育不良的问题，也下定决心去改变烟叶的质量。

棘手的问题又来了，归根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褚时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由厂里提供资金、化肥等，甚至可以为修建水库、水管，唯一的要求就是农民需要把全部烟叶出售给玉溪卷烟厂。

作出这种决策也是需要极大魄力的，厂子的压力节节攀升，但通海试验田的中上等烟叶已经占据了91%以上，接近于国外先进水平。

关键的“两步走”结束后，“红塔山”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平稳地走下去

进入90年代，“红塔山”的规模相当惊人，背靠的玉溪卷烟厂也成功问鼎中国烟草之巅。

那时，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为“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现代化卷烟企业，拥有4800多名职工、固定资产更是高达8.54亿；仅是在1994年，烟厂就完成了167.9万箱卷烟产量，实现工业税利146.7亿。

褚时健的成功不仅是他自己开拓进取的结果，更是踩在了时代红利上。

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都说：“改革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提高了生产规模和卷烟产量、增加了烟厂的固定资产、工人实物劳动生产率也在节节攀升。”

最重要的是，在其他大多数香烟品牌还在为国内市场挤破脑袋时，玉溪卷烟厂已经走出国门，与新加坡的一家企业合作，由烟厂负责提供原料和技术，由对方加工成品并外销。

合作的第一年，烟厂从新加坡那边获得的利润就有3000多万美元；有了这样的出彩成绩后，“红塔山”更进一步，在国外开设了300多个专营点，实现了“凡是有烟民的地方，就有红塔山”的神话。

有了玉溪卷烟厂的持续输出，母公司云南红塔集团于1994年12月成立，朝着集团化、规模化和国际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一切都要当属“红塔山”的功劳。

当“红塔山”彻底把国内市场抢占充分，它就变得供不应求了，各种原料、辅料都处于匮乏之中，管理部门考虑到具体情况，甚至允许玉溪卷烟厂在计划之外生产卷烟。

每天都有无数人等在玉溪卷烟厂的门外通关系，这就导致市场价格陷入混乱。

一盒出厂价大约是4.6元的“红塔山”，到市场上的价格可以达到10元多，拿到一盒就能实现利润翻倍，能拿到一件就更不用说了。

而签字权全部掌握在褚时健一人手上，还有昔日的老员工回忆道：“他一开口，你身上挂的金玉都能把身体拉弯。”

还有一位曾来到红塔集团参观的领导感慨道：“你们工厂里面不是卷烟机，都是印钞机。”

玉溪市的经济也被以一种极为意外的方式带活了，市区宾馆内经常住着那些能弄到批文的人，一住都是好多天，使得几乎所有中高档宾馆天天都是爆满状态。

在玉溪市范围内，人人都以能与褚时健搭上话而感到开心。

烟厂翻建厂房时，花费60亿规模的资金都不需要国家的贷款，足以见得当时红塔集团的超强实力；玉溪卷烟厂内部有个小金库，使用过程不需要得到上级批准，于是快退休的时候，他才动了小金库的脑筋，才有了私分300万美元的事情。

只不过在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举报信不断掀起滔天大浪，彻底让褚时健这个人成为过去；少了这位传奇烟草大王的加持，使得“红塔山”逐渐走下神坛。

后来褚时健的律师马军都说：“褚时健早都觉得收入不合理了，玉溪卷烟厂17年来的利税交了800亿，‘红塔山’的品牌价值达到352亿，那17年褚时健的个人收入只有80万。”

从1999年到2001年，体制的转变之下，使得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再加上假烟横行、地方保护主义阻隔，红塔集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或许再也没有下一个“褚时健”出现了，就连国家烟草专卖局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喊出了“保卫红塔山”的口号。

云南省省长徐荣凯曾在2001年10月来到红塔集团视察，他说：“我个人一直有个心愿，什么时候人们能奔走相告，说‘红塔山’又回来了。”

在那之后，经历过红塔集团辉煌的职工们开始了第二次创业，除了“传统红塔山”、“金红塔山”、“世纪红塔山”外，他们研发出了更贴近消费者的“新红塔山”，还有在烟草公司普遍怀旧背景下的“1956红塔山”。

此外，红塔集团也投身了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靠着“攀登哈巴雪山”、“赞助珠峰测高”等方式来宣传“人为峰”的新理念，在这一系列连贯的操作下，消费者渐渐选择买账，使得“红塔山”成为了“CCTV我最喜爱的中国品牌”之一。

不过，21世纪的烟草市场时刻发生着激烈的对抗，情怀、诚意、故事都铺满的“红塔山”不至于被市场埋没，但也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荣光。

无论是国庆十周年献礼还是褚时健推动的变革，“红塔山”都走着高端路线，如今只剩下10元左右的售价，放在一众香烟品牌中确实不算突出；若从长远来看，这极大加速了品牌形象的下滑速度，烟民们也把这款历史悠久的香烟视为低端口粮烟。

过往的记忆仍然在沿袭至未来，不过“红塔山”是否还能重新登顶，恐怕大家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1.红塔山：光阴里的品牌故事 烟草市场

2.悲剧不能重演──褚时健坠落红塔山警示录 刘思扬,郑宏范 工厂管理

来源：混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