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冲的英文名是Joan，Joan of Arc，也是圣女贞德的名字。这是陈冲出国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外教老师取的。老师告诉她，贞德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而她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
陈冲的英文名是Joan，Joan of Arc，也是圣女贞德的名字。这是陈冲出国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外教老师取的。老师告诉她，贞德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而她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
镜头外
30岁那年，陈冲以为自己的演艺生涯就要结束了。
她在洛杉矶的家里给自己办了一场生日聚会。她一直不是个爱热闹的人，但是那天，她决定要过得隆重。朋友从各地赶来，鲜花堆满了屋子，简直就像一场葬礼。热闹散尽，她告诉自己：青春过去了，剩下的就是生活。
64岁这一年，和曾经设想的生活相反，陈冲依旧活跃在公众视野，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为高强度地工作。她写的第一本书《猫鱼》滚动出现在过去一年各大年度图书推荐榜单上。这几年她更多选择与独立电影导演合作，在刚刚上映的新版《喜宴》中，她饰演母亲Mary May，这是几十年前她曾错过的角色，也是她第一次尝试喜剧片。《纽约时报》评价她，陈冲正在迎来事业的新春天。
工作之外，生活倒是没有太多改变。绝大多数日子，她的作息雷打不动。天光亮了就起床，两杯红茶下肚后，开始阅读或写作，下午用来处理工作事务，完了就是做饭、家务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运动。花园里栽着花，种着菜，还有和哥哥一起养的鸡。她时常觉得自己骨子里就是个农民——相信劳作，相信耕种。
她很少社交，不爱出门。三年前，她开始写作，从早到晚穿着一件睡衣，不梳头，不照镜子，手边放着爱吃的大杏仁，对陈冲来说，这样的生活就是自由。直到某一天，她早晨起来一看，吓了一跳，「啊？我这么多白头发呀」，像是如梦初醒，「哎哟，我的妈呀，」她感叹，「就好像从昨天到今天，突然就老了5岁」。
但对于衰老，她也并不感到焦虑。年轻的时候，许多人都说她如何如何美丽，但是她总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不好看。反倒是年纪大了之后，偶尔参加个人回顾展，她一看，过去这个人还真是蛮漂亮的。至于白头发，后来她读到一篇研究文章，「说人有两次断崖式衰老，一次在44岁，一次在60岁」。一算年龄，还真是这样，「原来我的发现是有科学依据的」。
她没什么物欲。2004年，陈冲因为拍摄电影《向日葵》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秀水街后面有一栋日坛商务楼，里面全是外贸退下来的衣服，好友萧可佳拉着她一起逛，「她也不在乎店里的人认不认得出她」。上次两人在北京见面，好不容易去了趟三里屯，逛来逛去，也就是买了件COS。认识了几十年，在萧可佳眼中，外表是陈冲最不在意的事情。
同样不在意的，还有和名利场相关的一切。一个关于陈冲的冷知识是，直到今天，陈冲依然没有固定的助理。每次进组，团队会帮她找一个项目制助理。说是团队，其实只有陈冲和大她一轮的经纪人。她说自己习惯了单人作战，于是在各种路透视频中，人们常常能见到一个独自赶场的陈冲。前段时间，许多人在北影节遇到她，依旧是一个快步流星地飘过镜头的陈冲。有位网友评论：就像一个很美的人在闲逛菜市场。
穿衣服也是。一直以来，出席公开活动，陈冲不挑品牌，如果可以，她宁愿由着性子穿搭。前段时间，女儿看不下去，给她拉了一张Pinterest表，很细致地跟她分析每一张图，「你这个衣服老是穿得不对，什么样的衣服适合什么样的身体形状」。「她就是教育我」，陈冲一脸甜蜜地笑了起来，但是她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我就不是个特别时髦的人啊」。
《人物》拍摄那天，每当工作人员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陈冲总是摆摆手，自己整理衣服，换好高跟鞋，在狭小的临时换衣篷里与篷子一同应声摔倒，爆发出大笑。试装的时候，陈冲关心的问题仅限于衣服的长短，是否合身、舒适，其余一律「你们定，你们定」。
但一旦进入镜头，另一个陈冲出现了。她的眉眼、面容、肢体，甚至每一条皱纹仿佛都是为镜头而生。那次拍摄，每摁下一张，周围就爆发出惊叹，「太美了」。原定2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后来提前半小时就结束了，按照摄影师的说法，无论哪个角度，怎么拍，陈冲都好看。
更不一样的是到了片场。饰演《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一角时，导演关锦鹏评价她——连声音、肢体、眼睛、眉毛、一个手指头都会演戏。导演冯小刚曾和陈冲一同出演《忠犬八公》，在他看来，陈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演员，「专业演员不能都是本色出演，陈冲可以胜任反差很大的角色」。
这样的陈冲，活成了银幕上的一个意外。她可以在40出头就在《茉莉花开》里出演章子怡的妈妈，可以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将林大夫的花痴演到淋漓尽致，也可以是李安镜头下的麻将桌上不动声色、秤砣般的易太太。有一段时间，某位好友因为演不了恋爱戏而感到焦虑、失眠，是陈冲鼓励了她，没关系，演不了爱情戏的女主角，我们还可以演妈妈。
萧可佳第一次见到陈冲，是在1981年中国留学生在加州洛杉矶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当时陈冲刚到美国留学，大家对她的印象是风靡全国的「小花」，但真正见面后，所有人都很惊讶，「就是一个普通穷学生的样子」，梳着马尾，穿着T恤衫和牛仔短裤，讲自己怎么打工换宿，在餐馆当领位员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小花」是一代人的精神启蒙。在电影上映的1979年，大众文化还没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电影更是一片荒地。《陈冲传》里记录过当年的盛况：「月份牌上是陈冲捧着金鸡奖、百花奖的正面照。都市、乡村人家的墙上大约有一半挂了这年的月份牌。」另一位好友张亚勤至今记得，《小花》放映的那天，他在中科大读书，学校礼堂内外挤满了人，因为去得晚，他只能从后门进去，最后被迫在幕布的后面，反着看完了整部电影。
但对陈冲来说，《小花》让她一夜成名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恐慌。有一次上街，她见到一个电影院搭了脚手架，架子上有两个广告画家正在将她的脸蛋一点点描摹出来，眼睛过分大了，也不该是这么长的睫毛。她突然觉得，这个巨大的美人头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
拿到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那一年，她被邀请去复旦大学做讲座。当时她只有18岁，刚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但是「文革」期间，学制混乱，高考前陈冲实际只读完了初中。那天站在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望着下面坐着的大学生，她感到茫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半个世纪后，她仍然清晰记得当时的心情：「我又没有突然进步，也没有在昼夜之间学到了什么，我怎么能给他们做讲座，我是不是糊弄了他们？」
直到今天，面对外界的赞美和欣赏，陈冲始终无法坦然接受。《猫鱼》出版后，好评如潮而至，但陈冲的体验是，「我又不会写，又不是学习文学的人，我就觉得，我又糊弄人了」。
当我们向陈冲抛出「冒充者综合征」这个概念时，她先是思考一下点了头，「是有点我在冒充陈冲的意思」，但是后来，她将自己身上这种特质归结为创作者的天性：有艺术倾向的人，是不可能有满足感的，你永远都会觉得这里做得不够，那里做得不好，这是艺术的一部分。
但正因如此，此时在外人看来已经功成名就的陈冲，仍然未完成。就像当初出国的决定，在许多人看来，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选择。几年后当陈冲踏进好莱坞经纪公司的办公室，对方看完简历，完全不肯相信眼前这位学生气的女孩在中国拿过那么重要的奖项。但萧可佳觉得，正是陈冲身上这种高度的自省给她带来一种确信和执着，「她一直挺知道自己是谁的。她要读书，要重新开始，她就走了，放下所有这些名誉，就当一个普通的学生」。
2025年3月，陈冲在伦敦宣传电影《喜宴》期间受访者供图
「The girl needs to pay the bill」
很少有人知道，陈冲在好莱坞出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在一部B级片里演一具躺在阴沟边的妓女尸体，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当时的她不觉得委屈，反而感到卸下了负担，「我终于能够做一个普通女孩儿了」。
很长时间里，陈冲并没有把演戏看作是一辈子要干的事情，14岁被挑选进上影厂，是因为一次巧遇，也是因为这个巧遇，陈冲发现，原来不用做功课，不用在家里洗碗、拖地，也能混得那么开心。但是她打心底从来没想过会演一辈子的戏，在那个年代，演戏在她的认知里就不是真正的职业。
父母也不希望她走这条路。拍摄《小花》前，停止了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母亲希望她能像家里人一样做学问，几次问她——你是想做电影厂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人？决定去美国读书前，妈妈再次劝陈冲学医，理由还是一样，「想想吧，你学医的话，那你就是医学界最漂亮的一个医生，你当电影演员的话，你真的是中等，每一个人都这样，你算不上什么」。
事实上，最开始去美国留学，她就抱着要转行的心。第一年，陈冲的课程表里全是生物学课程。但偶然的一次，陈冲被同学认了出来，介绍给了当时好莱坞唯一一家代理华人演员的经纪公司。后来主演《大班》也是偶然，在好莱坞某制片厂的停车场，陈冲被路过的制片人发现；继而又被推荐去参演了《末代皇帝》，成为第一个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女演员。
看上去这一切像是一个意外而幸运的故事。
但另一层叙事是，陈冲比任何人都要努力。《陈冲传》的作者曾在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她陪陈冲去拍摄地。开拍前，陈冲还在边背台词边聊天玩闹，但导演一喊action——陈冲立马停止了作为陈冲的存在，人物在讲什么，慢慢站起，很微妙的几番眼神变化，两滴泪水滚出眼眶，准确而动人。在作者看来，陈冲平时的玩笑、散漫，都不能代表真正的她。「骨子里她是个用功到极致的人。这用功将她做人的真诚藏在演技后面。她演得很轻松，可她活得一点也不轻松。」
刚到美国时，陈冲其实没有想过能够在好莱坞演戏。她总说，进入好莱坞，是误打误撞。实际上，在纽约留学的第二个学期，加州一个大学的教授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参加北岭大学的中国电影节，里面有陈冲演的《海外赤子》和《小花》。一到加州，陈冲就不想走了，开始怀念拍电影的日子。也是在那个时候，陈冲决定从纽约转学到加州，改回电影制作专业。
《小花》剧照图源网络
这条路并不容易。在鲁豫的播客里，陈冲讲述过华裔女演员黄柳霜的故事。20世纪初，黄柳霜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好莱坞华裔女星，但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法律规定，白人与有色人种演员不能在银幕上接吻，她能得到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反面的配角人物，「也是美丽的，诱人的，但同时是有毒性的」，符合那个年代好莱坞对东方的想象。
等到陈冲抵达美国的80年代，她面临的现状是：「我（那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华裔角色，可能会有一个东方管家，一个东方用人，或者洗衣店里的人。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毫无意义的角色。」那也是几代华人女演员共同的处境。
很多人都记得，2023年华人女演员杨紫琼获得人生第一座金球奖的时刻。那天在台上，她发表了一段很长的获奖感言，但催促退场的音乐一直打断她，杨紫琼毫不客气地直接回应：「请闭嘴，我是真的能揍你的，好吗？我是认真的。」为了这一刻，她等了25年。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末代皇帝》斩获奥斯卡九项大奖之后，陈冲虽然获得了更多机会，但大部分角色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异域花瓶角色。在停车场碰到副导演的那年，陈冲被邀请出演电影《大班》的女主角美美。当时她还获得了另一部《龙威小子》的女主角邀约，但因为两部电影是同期拍摄，《大班》的取景地在中国，思乡心切的她选择了前者。后来的现实是，《大班》没有成为她想象和期待的电影，反倒是剧中的造型让她在国内经历了一轮巨大的争议。
直到今天，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许多那一时期陈冲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片段——那是一个几乎没有口音的Joan，语音软糯，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文，符合西方对于一个东方明星的想象。但是镜头背后，陈冲度过了生命中最没有安全感的时期。
《末代皇帝》洛杉矶首映后，导演贝托鲁奇带着她去见好友杰克·尼克尔森，陈冲对杰克说，我想学说一口完美的英语，要像土生土长的人说的一样。反而是杰克告诉她，你就说你自己的英语，土生土长的人到处都是，可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懂吗？
华裔女演员刘玉玲有一个「去你的基金」理论，她说自己很早就明白，要为人生存上一笔钱，能在受委屈或不愿妥协时说走就走。陈冲的好友、演员邬君梅告诉我们，陈冲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The girl needs to pay the bill（女孩需要买单）」。
在她看来，陈冲最让人佩服的就是能够放下自己。演员本身就是被动的，能选择的空间有限，有时候演了烂戏，受到批评，陈冲会很大方地回应：「The girl needs to pay the bill.」这句话给邬君梅的震撼很大，「她不是那种每个戏我都要挑到最好的，保持住自己的咖位或者怎么样，而是很扎实地一步步走，烂戏又怎么样？我们要先养活自己」。
1995年，陈冲当选为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也是在那一年，她决定当导演。关于这个决定，她给出过许多理由：演戏到了一个阶段，可选择的角色越来越少；当电影节评委看了很多片子，全是精神萎靡的生活写照；但归根结底，是她对好莱坞叙事的不服。
她曾在某次采访中谈到转型导演的动机：「电影最终是导演的艺术，只有做导演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人格特色，以及思想、信念。只有做导演，才能改变好莱坞对中国人形象的模式化塑造，甚至偏见与误解。」
陈冲在拍摄电影《末代皇帝》时的试妆照片 图源视觉中国
支撑
邬君梅和陈冲结识于电影《末代皇帝》的片场。摄制组庞大，演员来自天南地北。她记得，每一个演员进组，陈冲都会带着她看，给她科普——这是彼得·奥图尔，这是尊龙，这是坂本龙一。《末代皇帝》在意大利取景的时候，陈冲在当地租了一间公寓，邬君梅跑去找她，「骗吃骗喝」。回忆那6个月的拍摄，邬君梅说，「我就像她的一个小尾巴」。
真正的友谊是从一封信开始的。拍完《末代皇帝》后，陈冲回到加州，邬君梅回国继续念高中。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传真机，第一次收到陈冲的来信时，邬君梅很惊讶，也很欣喜。那封信上，陈冲讲了自己去海边捡贝壳，海边的沙是如何的，她的心境又是怎样的，「写得很长，很抒情也很浪漫」。有段日子，陈冲苦熬论文，给邬君梅寄去一张照片，是一双「眉头紧皱」的眼睛。在邬君梅看来，陈冲一直是一个有灵性的灵魂，演戏很灵，导戏很灵，写东西也很灵。
后来机缘巧合，邬君梅也去了好莱坞发展，那时陈冲恢复单身，在好莱坞的山上购置了一栋房子，两人几乎天天黏在一起。
陈冲失眠，但精力旺盛，用邬君梅的话来说，「典型的O型血」。常常电话响起，邬君梅对着听筒抱怨，「这才4点，天都没亮」。然后乱糟糟又很快乐的一天就开始了。她们一起去绿植园，买鲜花，买绿树，布置新家。当时流行跳一种叫aerobic的健美操，简·方达那些大明星都在练，陈冲就带着邬君梅一块跳，没有一个小时停不下来。「根本跟不上，你知道吗？」邬君梅说。
陈冲热爱做饭，给邬君梅做，「最好吃的是木须肉和上海的烤麸」。吃完了一起练歌，弹钢琴。她们还打算共同出一张唱片，但对着卡拉OK练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还是五音不全，就此作罢。
在邬君梅的眼中，那时的陈冲酥软而多情。陈冲爱吃甜品，邬君梅不吃，陈冲就笑她：「你怎么会不喜欢吃甜品？」吃了甜品，陈冲还可以爬树，坐在树桩上，很俏皮、很挑逗地看着她。这个画面一直留存在邬君梅的记忆里。「你说，这能不让我酥软吗？」邬君梅大笑了起来，「肯定是酥软，对不对？」
朋友当中，陈冲是那个有名的「马大哈」，经常开车迷路，停完车又忘了位置。最好笑的一次，陈冲给邬君梅打电话，要去一家中餐厅吃饭，因为上一回忘了带钱包，这次要去付钱。两个人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了中国城，吃完一看，陈冲又没有带钱包。
还有一次，邬君梅去陈冲家找她，没人应门，索性爬上了二楼阳台，从落地窗望进去，橱门抽屉都开着，东西全被翻了出来，邬君梅吓得跟同行的朋友说，「陈冲被洗劫了」。后来她很多次劝陈冲搬家，「我就跟她说，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不害怕吗？什么人都能进去。我强烈反对她住这种房子」。
那个时候，她们都是如此的不设防。也是在那段时间，陈冲和邬君梅总是双双失恋，受了伤后抱头痛哭，「互舔伤疤」。邬君梅记得，当时陈冲买了一台摄像机，隔一段时间就会拿着摄像机互相采访。过去了那么多年，虽然早已不记得到底聊了什么，但那个画面依旧清晰——镜头里头发都没洗，两三绺耷拉在脸上，失魂落魄的样子。
日后，回望陈冲对表演的热情，往往要追溯到这里。《末代皇帝》里，婉容在长春伪满皇宫里将兰花大朵塞进嘴里，成就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一幕。而现实中，陈冲的第一段婚姻行将破碎。后来她说，直到《末代皇帝》，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热爱表演，如此需要它。对她来说，也是在这个时期，电影成为通道，释放了感情生活里的压抑与无望。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陈冲遇到了现任丈夫，Peter。邬君梅记得，当陈冲第一次把对方的照片拿回来给她看时，她就有了预感，对陈冲说，「好了，就是他了，你就要嫁给他了」。半年后，这句话应验了。
再后来，陈冲从洛杉矶搬到旧金山，又像一阵龙卷风，大包小包地把东西带走，留了一屋子的乱七八糟。婚礼那天，邬君梅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赶去参加。她记得陈冲穿了一件很美的、缀有大朵鲜花的婚纱，全身都有些发抖，邬君梅笑她，「你紧张了」。陈冲悄悄回，「好了，我们就假装拍一场婚礼的戏」。
多年来，外界经常将两位女演员放在一起打量。采访中，我们问邬君梅，是否曾经因此而感到困扰，邬君梅想都没想就回答：「这是我的窃喜。对我来说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在她心里，陈冲是支撑她度过青春岁月的伙伴，她们是彼此的保护者。「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见到过她一生当中那段很金贵的日子，她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多情，而且那么的独立。」
几十年过去了，对陈冲来说，这段青年时期绵延下来的友谊一直是珍贵的存在。在她的人生信条里，爱情要有，家庭要有，孤独要有，知心的朋友也要有。可以不多，但共同构成了生命中真正的参照系，让她能清晰地知晓自己是谁，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邬君梅始终记得一个画面，那是《末代皇帝》上映25周年的时候，好莱坞大道上举办了一场导演剪辑版的放映会。邬君梅说，4个多小时里，她和陈冲一步也没有离开。婉容和文绣出场的时候，陈冲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就这样捏了很久」。这是属于她们两个人的时刻，「就是在那个瞬间，我知道我们是很特定、很特殊、很特别的。我们是友谊，也是亲情」。
夹缝
但在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天真之下，陈冲有着她坚硬的一面。
她导演的几部作品，始终都在讲那些回不了家的人：《天浴》里女孩文秀被下放到边远牧区，《英格力士》中从上海到新疆插队的英语老师王亚军，《世间有她》里那一对因为疫情分隔两地的青年男女。曾有记者问陈冲，身为导演，喜欢拍什么样的主题。陈冲回答：其实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主题，也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主题——作为创作者，被什么触动、向往什么样的精神升华，是个人经历所决定的。
《布鲁克林》上映的时候，她去电影院看，从头哭到尾。她看过许许多多的移民电影，这一部给她留下的感受最深。电影中有一段，女孩刚在纽约一家百货店找到了工作，看上去一条新的道路开始了，但在货柜背后，女孩常常会躲到一边读姐姐的来信。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很少有人会想到说，其实移民离开自己的故乡，它是多大的一个牺牲，没有人想到这份代价，这是一份很重的代价。你失去了你所认识的一切，你知道的一切，你所熟悉的一切。」
她记得刚到美国时，去超市，发现每一样物品，小到一管牙膏，都有十几个不同的牌子。在家的时候陈冲用的是美加净牙膏，那是她和家人认知中最好的牌子。突然间连牙膏的味道都不一样了，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不知道这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更难适应的是天旋地转的价值观颠覆。出国前，陈冲过着集体主义生活，到了美国后，原来的标准消失了，「当一切都要用自己的良心去做分析，去感受，这是很困难的」。
60余年的人生里，陈冲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穿行在中西之间。某种意义上，她是多重夹缝中的人。她必须要在多重价值观的雾障之中，消化时代所给予的重量，找到自我的居所。
1991年在洛杉矶，拍摄某杂志封面前做妆发 受访者供图
去年年底的一场直播活动中，姜文聊起当年看《天浴》的感受，「看完胃疼」。姜文感到不解，为什么陈冲会这么表现一个女孩的遭遇，「你那个时候让我感觉像刀刃一样」。陈冲的神情严肃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是需要这样一份残酷，才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5岁那年，外公自杀离世，那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阿姨把她从幼儿园接回家，母亲站在门口，蹲下来告诉她，外公死了。很多年后她在诗里写下：童年的蓝色消失了。
很快，陈冲学会了一套在丛林中存活下来的方法：你必须出第一拳，要出得够狠，才不会受欺负。她变成了一个野蛮的孩子，跟着一群野蛮的孩子，变得野蛮起来。她印象很深，小学班上有个女同学，生得漂亮，性格也乖，但大家不知从哪里得知她没有爸爸，就要欺负她，说她妈妈是旧社会的妓女。一群人每天路上跟着女孩，从学校一路欺负到她家，陈冲也跟着。
后来读到《英格力士》，陈冲触动很深，她想起匈牙利作家的《恶童日记》中那对双胞胎：「两个无辜无助的孩子，在一座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城市中，为了生存变成了残酷的『恶童』。」在陈冲看来，《英格力士》原著中的刘爱、黄旭升和李垃圾，也像他们一样，是在一个残忍和虚伪的世道里学习扭曲的人性。「他们的脸跟苹果一样可爱，但他们的纯真却正在被腐蚀。」
但就像《英格力士》里把刘爱打捞起来的英文老师，陈冲的故事里，也有过这样一位老师。那是小学快毕业前，学校一位年纪最大的女老师叫住了她，跟她很耐心地长谈了一次。半个世纪过去，陈冲对那段对话的印象依旧深刻。
老师说：「你的岁数已经不小了，以前做的这些事情就不再追究了，但是进了中学，你应该懂得讲道理了。这个世界最后还是要讲道理的。」
那是陈冲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野蛮，也第一次认识到，「这种野蛮是很不道德的」。但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十几年后，已是公众人物的陈冲收到了曾经那位女同学的电话。当时她在香港出差，女同学不知怎么通过熟人联系到了她，说「特别想见一面」。陈冲惶然赴约，一见面，对方红了眼眶，一把抱住了她。
和陈冲想象中的清算场面不同，女同学只是向她讲述了小学毕业后的种种经历，如何嫁了人，又如何到了香港生活。对于当年的事情，只字未提，陈冲也没有勇气去提，潜意识里，她希望对方不记得了。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而且不带半点怨恨。」又隔了几十年，那一天的场景陈冲依然记忆深刻。
这样的故事不止一次。有一年陈冲回上海平江路的老房子，遇到「文革」时期抢房子住进她们家的邻居，「一见面也是很激动」。一代人的童年就那样如烟般散去了，当我们再次聊起这两次偶遇，陈冲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共同拥有的关于那一个时代的记忆，那种时代的记忆产生了一种理解和谅解」。
1997年，陈冲决定拍摄《天浴》，这是她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讲的是少女文秀初中毕业去插队落户，在大时代的熔炉里，被炼成了一出悲剧的故事。早年采访中，陈冲说起过当年被这本小说击中的感受：「《天浴》讲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的狂热，我们的牺牲以及最终的幻灭。」
容易被忽视的是，在陈冲心里，《天浴》的底色不仅是残酷的，同时是带有救赎意味的。「那个时代的人物，需要有一个从蛹到蝶的过程。他们的死亡其实是某一种从蛹到蝶的过程，最后化为美丽的蝴蝶去更好的地方，那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有最残忍的过程才可能有效果。」
到了《英格力士》，陈冲的表达更加明确：「我要拍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时代虽然沉重，但它因为爱得到救赎。艺术的救赎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将美丽带回人间。」
《英格力士》片场照图源网络
具体
这两年，陈冲和邬君梅见得不多。上一回见面，是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间餐厅，依旧像以前一样，是陈冲请吃饭。年轻时，两个人聊男人，聊爱情，聊读的书，后来一点点变成了聊婚姻，聊孩子，聊父母。这几年邬君梅的母亲身体不好，她回家和妈妈「蜗居」在一起，工作也变成哪里需要就去哪里。陈冲也一样，疫情期间，为了母亲，她在中美之间来回，《猫鱼》的很多内容是在隔离酒店里写出来的。
在萧可佳看来，陈冲一直是个很执着的人，对事业执着，对家庭生活执着。有几年，萧可佳住在新加坡，陈冲刚生完老二，还在哺乳期，为了宣传电影，她胀着奶跑到新加坡工作，一结束就立马回家。《天浴》拿下金马奖七项大奖的那晚，陈冲的大女儿刚过满月，世人只看到陈冲那晚的风光，但坐在台下，熬到最后一个奖项的时候，得奖与否的紧张已经被胸口的肿胀感取代。
大女儿出生后，陈冲和经纪人约定，不接超过两个月的戏。但有时候，遇到特别好的角色，还是会忍不住演。那段时间，陈冲要出远门，大女儿就会躲起来；在外工作时间一长，女儿就拒绝接她的电话。只要离开孩子超过两周，她就开始做各种噩梦，不是把孩子丢了，就是孩子突然不见了。
后来陈冲索性带着女儿一起工作。萧可佳印象很深，2004年在北京拍摄《向日葵》，陈冲和母亲在她楼下租了一间公寓，不拍戏的时候，就在家做饭，照顾女儿，还带着女儿学习中文。小女儿也是，从小就在片场长大。
或许也是由于这段共同工作的经历，这几年，女儿开始理解母亲之外的陈冲。「因为对孩子们来说，母亲是养育她们的人，给她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也应该提供给她们母亲角色以外的这些身份。她们想不到的，她们就觉得你把她们给抛弃了，你跑掉了。但是她们现在成年了，她们会懂，慢慢理解了。」
有时候萧可佳也不明白，陈冲哪里来的这么大能量。另一件让她印象很深的事是，2014年，一贯惧怕舞台的陈冲竟然参加了一个跳舞节目。那是迄今为止陈冲参加的唯一一档综艺节目。她不愿成为舞台中心，但是因为喜欢跳舞，她还是去了。节目过程中，萧可佳过生日，陈冲一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变得好瘦」。 那段时间，陈冲每天苦练8个小时，节目之前，她不会跳舞，四肢也不太协调，到节目播出，所有人都没想到，她竟然能跳得那么好。但大家也不意外，「这就是陈冲啊」。
作家许知远和陈冲相识于《十三邀》。最初规划节目时，许知远就列了一份名单，里面都是曾经影响过他的人，陈冲是其中一个。在他看来，陈冲始终是难以归类的存在。「她不是一个演员或者一个导演或者一个作家，」许知远想了一下说，「她就是一个ICON」。
「她就是一个ICON，一个非常丰富的ICON，她的形象和她内在的创造力之间，达到了很完美的结合。过去半个世纪，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存在，她身上的维度仍然可以不断地被挖掘，而且她的维度仍然在继续生长。」
2025年3月，陈冲在伦敦宣传电影《喜宴》期间 受访者供图
陈冲那期《十三邀》的录制，拍摄地从上海一路到了旧金山。第一次在上海见面，许知远明显感到，陈冲处在比较拘谨的状态。直到第二次，他们到了旧金山，在陈冲常去的一家二手书店，聊文学，似乎是聊到惠特曼，许知远觉得，话匣子一下被打开了。
后来他们聊阅读，聊写作，也一起旅行。几年前，他们一起去了趟夏威夷，按照许知远的说法，那是一次没头没脑的旅行。当时他因为疫情被困在美国，手头在写梁启超第二卷，需要研究海外华人历史，刚好陈冲在夏威夷探望上学的女儿，偶然得知陈查理系列侦探小说的作者厄尔·德尔·比格斯也葬在夏威夷，两人约着一同去找。
他们并没有找到墓碑。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20世纪初期广东移民的墓园，坐落在太平洋的一座丘陵上。许知远印象很深，整个墓园按照不同的地域，这一片是新会的，那一边是顺德的，排列整齐，朝向大海，也是朝向故乡的方向。在他的印象中，夏威夷一直是一个处在历史缝隙中的地方，代表着放松、度假，似乎不那么受到历史的困扰，但身处另一个历史节点，唐人街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两个人都很感慨。
尽管已经忘了具体聊了些什么，但许知远记得，陈冲看到墓碑上的那些名字，会去想象对方当年的生活。在他看来，陈冲有一种特别强的能力，不管是一本书，吃的东西，或者一个景观，她会突然迸发出天真的好奇心，能把它丰富成一个故事，「就好像是第一次发现一样」。
导演田壮壮曾说，「亚洲的导演里，我认识的里面，一个是张艾嘉，一个是陈冲，我觉得身上都有一种，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别特殊的气质」。在他看来，两位女性都是时时刻刻对生活充满了兴致的人，「做女人做得很具体，做媳妇就做媳妇，做妈妈就做妈妈，做女儿就是特别好的女儿，包括做导演，每一种身份她都特别具体，做得特别好，每一个都活得特别精准，这特别了不起」。
在许知远看来，陈冲是一个拒绝成为ICON的ICON，她不愿意配合他人对自己的想象。她要从注意力的中心逃开，她要发着光地去过自己的日子。
过去50年，陈冲在银幕上饰演了许多经典角色。但许知远记忆最深的一部是2006年的电影《意》，陈冲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不识字的移民母亲，带着孩子从香港一路辗转到澳大利亚，为了生存，周旋于不同男人之间。那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角色，而触动许知远的，正是角色展现的生命力和热情，「她始终去追求生命绽放的感觉」。
开掘
《人物》第一次见到陈冲，是在《猫鱼》的图书出版公司「理想国」，那是个居民区中的小院子，红墙上满是爬藤植物。秋天下午的光又亮又有点凉。原本那只是视频采访里的常规问题：「你身上的哪个特点让你觉得痛恨？」陈冲没有犹豫地回答：「局外人的本性吧。」她坐在木门旁边，指着半空，「比方说眼下我坐在这里，我很可能灵魂出窍，在那里观察着这个院子。就是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对世界一直有种疏离。许知远记得，有时候吃饭，两个人聊着聊着，陈冲的兴奋感忽然消失了，好像飘去了另一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她的精神或者关注点突然变成发散的状态」。许知远觉得，这种疏离状态的结果是，陈冲会不停地自我审视。
「文革」当中，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小房间，「可能也有疏离的时候，但自己会忽略掉」。她记得特别清楚，母亲找人打了一个大木箱，顶上是她睡觉的地方，底下是置物的空间，早上醒来，褥子一卷又成了一张做功课的书桌。后来陈冲被选去上影厂，5个人一间宿舍，走进走出都是人，没有疏离的空间。
第一次内心有了模糊体验，是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开篇第一句写，「一天早晨，格里高利·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她感到内心中的某种体验被命名了。陈冲说，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离奇、荒诞和悲哀的故事，但是本能地认同格里高利那种异化、疏离、内疚和孤立的感觉。
对陈冲来说，阅读带给她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发现。刚在国内演戏的时候，她也喜欢写作，在报上发表过一些心得和短篇，但是回头来看，那个时候的写作很狭隘，「因为我所学习到的东西，根本就知道有一些是不可以分享的，所以你就会忽略掉它」。是阅读让她重新发现了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和念头。
到了美国后，阅读成为那段不安岁月中的镇纸。她记得自己读得最早、最艰难的一本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时陈冲的词汇量不大，书里有很多生词，她就一个个查，读得很慢，「饥不择食地想要读懂里面的一切」。另一本让她印象很深的是《白色旅馆》，大段大段的性描写，她从没想过竟然还能有如此大胆的写作。
阅读也塑造了她的表演。20多岁的时候，她喜欢读茨威格，读到短篇小说《恐惧》，具体的故事已经忘了，只记得整篇小说几乎没什么情节，全部是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陈冲一下就觉得：「呀，这个演戏时候用的话，多丰富和饱满啊！」后来茨威格成为那段时间她塑造人物时最大的灵感来源。
《上海文学》执行主编崔欣记得，刚开始拿到陈冲写完的6万字文本时，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会写。「她知道该抓住哪些东西，很多细节一般人可能就会忽略过去，但她能抓住，我觉得这是一种写作的天分。」崔欣印象最深的是陈冲写外婆的那段，一路上外婆带着孩子从西南跋涉到上海，行李里放着违禁的物品，遇到关卡检查的时候，外婆很聪明，预先在箱子最上面放一个小皮球，检查时一开箱，皮球就滚下来，孩子跑去捡，借此分散对方的注意力。就是这样的细节，在崔欣看来，陈冲一定是听外婆讲过，但更重要的是，她记住了。
《猫鱼》
崔欣和一些明星作家合作过，但是陈冲是这么多年来最特殊的合作者，「她不是以明星的身份在写，她就是一个作家」。有一次，陈冲到编辑部，当时母亲刚去世，她想给母亲生前的朋友写信，希望能收集更多关于母亲的回忆。坐在一个编辑的电脑桌前面，陈冲一口气写完了这封信。在信的最后，她信手拈来引用了一首美国作家丽泽·穆勒的诗：
……似乎存在的事情
存在只是为了
它会终将逝去
而变得珍贵……
崔欣说，「这样的书卷气我从来没有在演员当中看到过」。
写专栏的那两年，陈冲回到上海，常常会去编辑部。有一回，他们一块去M50看展。一行人坐在车上聊天，原本是要讨论下期文章写什么，不知怎么就讲起了小时候过年做新衣服。金宇澄说起年轻时有任女朋友给他织毛衣，织了一半就分手了。第二年，他把这件半成品给了新女友，想让她继续织下去，但转眼之间，毛衣已变成了一团毛线。讲到这里，众人笑作一团。
陈冲问过崔欣，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愿意谈恋爱了。崔欣解释，年轻女性更独立，更不愿意迁就别人。陈冲还是不解，「不谈恋爱多可惜啊！」她反问，「谈恋爱难道不是一个最低（物质）成本获得快乐的途径吗？」
在崔欣看来，陈冲的写作就像她对爱情的态度，充满热情，不断调动自身的情感。「从文字里面你能感到，当她回忆那些过去爱过的人，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她不是那种心已经死掉的感觉，而是陷入到当时的那种情感状态中写的。只有一个内心情感很丰沛、很有活力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陈冲年轻时候喜欢吃上海大蹄髈，如今，年纪大了，蹄髈不能吃了，但她对未来的想象仍然是「必须对每一天都大咬一口」。
在好友张亚勤的眼中，陈冲是少有的真正关心科技和人类命运的人。他们结识于贝聿铭创办的「百人会」，这是一个集结了各行各业杰出华裔人才的非营利性组织，多年来，他们见面的时间很少，更多时候通过微信和电话，聊科技，聊读书。「没什么客套，遇见什么事了，她会讲，而且很少写几句话，她会写很多，就像写信似的。」张亚勤展示了他们的聊天界面，他们使用英文，前一天，陈冲在读《芯片战争》。
张亚勤说，无论是ChatGPT，特斯拉的无人车，还是SORA，陈冲是真的会尝试，也会思考，在他认识的人当中，陈冲是使用ChatGPT频率最高的那个，用完还会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回得好，那个回答缺乏探索性。」张亚勤经常和她开玩笑，「你哪是在用ChatGPT，是在折磨ChatGPT」。
从1998年底回国和李开复共同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始，张亚勤一直是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研究者，也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能将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未来。但陈冲更关心的是AI时代人类的价值。
有一回，他们争论AI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张亚勤觉得，AI的发展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工作，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之后，人类也会更幸福。他和陈冲解释，就像蒸汽机大规模使用后，流水线工人的工作时长从一星期七天变为一星期六天。也许以后人类一周工作两天就好了，「AI只会是我们的工具，不会替代人类」。但在陈冲看来，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如果工作被大规模取代了，人如何确立自身的价值？
还有一次，张亚勤给陈冲发去一幅人工智能生成式补全的《星空》。凡·高是陈冲最爱的画家之一，陈冲很愤怒，回复张亚勤，AI对艺术最大的威胁不是取代，而是庸俗化。
过去，张亚勤很少考虑AI的风险因素，但这几年，因为人工智能的进化，也因为陈冲，他开始有了视角的变化。2023年，他参与起草了《AI对人类的具体威胁以及给管理者的建议》，并和两位图灵奖获得者共同成立了AI风险的国际对话小组，呼吁至少将10%的人工智能研发经费用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
后来，陈冲在《经济观察报》的「AI时代的人类意见」专栏发表的一篇文章，正是寄给张亚勤的信。她引用玛丽·雪莱的《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和凡·高的《星空》来谈论AI的潜能和艺术的价值：
「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人类的局限性和超越极限的勇气，人类的欲望和它的精神升华。人工智能以其无限的潜力，不具备人的局限与脆弱。艺术让我们体会到的敬畏感，不仅存在于创作结果中，它也存在于我们拼命超越自身的企图中。」
Joan
去年平安夜，陈冲接到电话，好友朴若木突发疾病去世了。隔了几天，当我们第三次通过视频连线陈冲，提到那一刻的感受，她的声音沉了下来，反复说了几次「还是无法相信」。她在屏幕那头打开手机，「几千条信息啊」，当时她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我再也不要拍电影了」。
过去几年，许多伙伴风吹云散而去。她在微博上告别过贝托鲁奇，告别过大卫·林奇，告别过坂本龙一，但在导演这条路上，朴若木是对她影响最深的人。每次有项目邀约她导戏，她都会告知对方，「电影是我和朴若木一起做的事情」。去年11月，陈冲的新书论坛上，朴若木作为亲友团就坐在第一排。有视频曾记录过那个瞬间——完成了对谈活动后，陈冲像个孩子一样，跑下舞台，来到朴若木的身边。
前段时间的北影节，陈冲特别挑选了《红玫瑰，白玫瑰》作为「致敬·纪念」单元的放映影片，这也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内地上映。那几天，北京下起清凉的春雨，陈冲出现在舞台前，将对故友的思念一遍遍讲给台下的观众听。
与朴若木合作的《英格力士》仍未获得公映。这是她心里始终的遗憾，但是身为创作者，这个过程，她体验到了，「我把它从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一个有的东西，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我已经得到了」。
30岁那年，陈冲以为自己的演艺生涯就要结束了。但是走过这一路，她意识到，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她去做、去发现。
两年前，大江健三郎去世时，陈冲忽然意识到已经有好多年没读他的作品，找出一本翻开，居然画了好多线，如果不是这些痕迹，她已经忘了年轻时曾如此迷恋过这个作家。还有美国哲学家Alan Watts，前几年翻出他的一本旧书，发现边上写了那么多笔记。她生出感叹，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写一本书，其实也没关系，因为还有好多好看的书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
她还没有遇到那个能够穷尽自己的角色。在鲁豫播客当中，她说：「随着生活的积累，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还没有被彻底地利用，你依旧渴望有一个深深的、可挖掘你的这样一个作品。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仍然觉得我其实没有演过一个把我全面用尽的角色，能够把我用完，让我说，行了，今天死也可以瞑目了。」
这些年，她很少碰到打动她的故事。但前段时间，她拿下了覃慧兰的故事改编版权。打动她的依然是一个人身上那份能吞咽时代的生命激情：「这样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女人，在这样荒芜中长出来的一朵花，她的艰难，她所能够承受的、她这一生的努力，而且好像很自然地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态度。」她始终喜欢讲述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故事，那些在动荡岁月中始终忠于自己的人和事。
青年时代的好友始终都在。直到今天，有时候邬君梅还是会梦到陈冲，「她在我梦里嘎嘎大笑」，醒来她会给陈冲发个消息。前段时间，一个摄影师因为搬家，收拾出几张陈冲年轻时的照片，拜托邬君梅转送过去。邬君梅发给陈冲，边发边忍不住感叹，「你一定要把这些照片带给女儿看，真的太美了，青春无敌」。
也有过最痛的失去，母亲。在鲁豫的那期播客里，鲁豫说：「我父亲也去世两年了，有时候我还是不明白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陈冲说：「如果你陶醉于每个失去，可能也很难生活吧。年轻时总会觉得从中学到点什么，就长进了。但是有一些失去，的确就是终点，没有什么另外一面。」
但就像她笃信的那句，「没有失去，就不会感受到爱」，失去也让陈冲对生活生发出更多激情。这份激情无关事业的野心，也不是什么大事，而是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的幸福和喜悦。
前几天，陈冲去了隔壁的小镇Ohai。这是她年轻时就常去的地方。第一次去是在第一段婚姻结束的时候，月亮下是野山乌黑的剪影，自然给她带来了宁静与希望。到达那里时，星子明亮，月亮下降得特别早，她可以同时看到木星、金星，看到火星，也可以看到土星，射手座巨大地笼罩在头上。她想到，童年时候也是这样一片天空，而这一片天空、这一种生命的美好，她不曾失去。
陈冲的英文名是Joan，Joan of Arc，也是圣女贞德的名字。这是陈冲出国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外教老师取的。老师告诉她，贞德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而她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一年后，陈冲带了一箱生活必需品和几本字典，独自一人登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她真的成了Joan。
来源：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