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上海泰安路10号的铁门缓缓打开。贺子珍站在门口，目送一辆黑色轿车渐渐消失在梧桐树下。

1956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上海泰安路10号的铁门缓缓打开。贺子珍站在门口，目送一辆黑色轿车渐渐消失在梧桐树下。

她转身时，眼眶微微泛红，但难掩嘴角的笑意。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的侄女贺小平见状，好奇地问道：“姑姑，刚才来的是谁呀？”

贺子珍拉着她的手走进客厅，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小平，你知道来的是谁吗？是蔡大姐啊！”

蔡大姐是什么人？她的到访为何能让贺子珍这么激动呢？

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如火如荼。贺子珍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红军，她骑马打枪样样在行。

这时候，蔡畅以中央妇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井冈山，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情谊。这儿说的蔡畅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蔡大姐”。

蔡畅到达井冈山后，和贺子珍一起创办了妇女识字班。贺子珍负责教授军事技能，教妇女们如何使用枪支、投掷手榴弹，蔡畅主讲政治理论课，向她们传播革命思想。

在她们的努力下，许多当地妇女学会了读写，积极参加到了革命工作中，成了井冈山革命的重要力量。

蔡畅把在法国留学期间接触到的国际妇女解放理念融入教学，强调妇女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这让贺子珍深受启发。

1928年5月，贺子珍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蔡畅是证婚人之一。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贺子珍和蔡畅都被编入休养连。长征途中，两人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无数艰难时刻。

1935年4月，红军在贵州盘县附近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为了掩护伤员钟赤兵，毫不犹豫地扑在他身上，身中17块弹片。

蔡畅得知后，立即组织担架队轮流护送贺子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她们互相鼓励，蔡畅常常对贺子珍说：“子珍，我们一定要活着走到陕北。”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才从昏迷中醒来，可她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是询问钟赤兵的情况。

在过雪山草地时，贺子珍因为伤势严重，身体极度虚弱。蔡畅会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她，还常常背着她行军。

有一次，贺子珍实在走不动了，蔡畅背着贺子珍走了几十里路，直到找到一户可靠的人家安置她。

1937年，贺子珍前往苏联治病，两人从此失去了直接联系。在苏联期间，贺子珍多次给蔡畅写信，但都石沉大海。

后来她才知道，蔡畅在1945年前往东北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北京。

尽管远隔重洋，两人心中的牵挂从未断绝。蔡畅曾托人给贺子珍捎去御寒衣物和药品，但因为战乱没能送达。

贺子珍常常在深夜里，望着窗外的星空，思念着远方的战友。她在日记中写道：不知道蔡大姐现在怎么样了，希望她一切安好。

1947年贺子珍回国后，通过李敏得知蔡畅仍在关心自己，这份跨越时空的情谊让她倍感温暖。

1956年10月，蔡畅以全国妇联主席的身份到上海调研妇女工作。得知这个消息后，贺子珍破例主动要求在家接待蔡畅，要知道她日常是不见客的。

10月12日中午，蔡畅在上海市妇联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泰安路10号。贺子珍站在门口，望着眼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时哽咽难言。

蔡畅快步走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子珍，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两人在客厅坐下，蔡畅仔细端详着贺子珍：“这些年，你受苦了。”

贺子珍摇摇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们回忆了井冈山的岁月、长征的艰辛，以及贺子珍在苏联的孤独。蔡畅告诉贺子珍，她一直关注着她的情况，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才能来看她。

蔡畅带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北京特产茯苓饼，贺子珍回赠了自己抄写的《共产党宣言》手抄本。

她们还提到了1935年牺牲的贺怡，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蔡畅透露已经找到了贺怡遗孤的下落，这让贺子珍十分欣慰。

谈到康克清和邓颖超时，蔡畅说：“康大姐现在全国妇联负责妇女参政工作，邓大姐最近因过度劳累住院，我们都很担心她。”

下午四点，蔡畅起身告辞。贺子珍坚持要送她到门口。两人站在梧桐树下，蔡畅握着贺子珍的手说：“子珍，有时间来北京看看吧，大家都很想念你。”贺子珍点点头，眼中泛起泪光。

轿车发动的瞬间，贺子珍突然想起什么，快步跑回屋里，拿出一个布包。她把布包塞进蔡畅手里：“这是我自己做的鞋垫，你拿着。”

蔡畅打开一看，鞋垫上绣着“平安”二字，针脚细密工整。

回到客厅，贺小平迫不及待地问道：“姑姑，蔡大姐是不是很厉害？”

贺子珍笑了：“她是我们妇女运动的领袖，是真正的英雄。”

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小平，你要记住，蔡大姐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尊敬的。”

贺子珍和蔡畅的这次见面，是她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逢，也是最后一次。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再未相见。

会面后，贺子珍开始主动参加上海市妇联组织的报告会，1957年首次公开出席了上海妇女代表大会。

蔡畅返京后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改善贺子珍的医疗条件，促成了1958年贺子珍转入华东医院高干病房。

在华东医院，贺子珍接受了傅连暲等专家的治疗，缓解了多年旧伤带来的疼痛。

1956-1966年间，两人通过李敏传递书信，蔡畅寄来苏联进口的止痛药，贺子珍则回赠了上海特产丝巾。

贺子珍的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度过。她很少出门，也很少与人交往。唯一的乐趣，就是听贺小平讲述学校里的新鲜事。

1979年，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终于有机会回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的坐像前，她献上一个花圈，落款是“战友贺子珍”。

1984年贺子珍去世时，蔡畅特意发来唁电，称她是“井冈山的英雄姐妹”。

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我们或许无法体会贺子珍她们经历的苦难，但大家要知道革命先烈们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她们的精神，理想和信念......

来源：随便看看邢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