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孔子评价，左中右都有，就看拿什么标准——人性能不能释放？社会能不能发展？国家能不能强大？有没有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在下认为，任何人都有优缺点，评价只是角度不一样，或立场不一样罢了。把一个人捧得很高或贬得很低，都没有什么必要。有人说，革命时须打倒孔家店，执政时

对孔子评价，左中右都有，就看拿什么标准——人性能不能释放？社会能不能发展？国家能不能强大？有没有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在下认为，任何人都有优缺点，评价只是角度不一样，或立场不一样罢了。把一个人捧得很高或贬得很低，都没有什么必要。有人说，革命时须打倒孔家店，执政时则需要孔圣人。今天，有人冒险点评孔子的所谓“负面”影响，应该说还是很佩服其勇气的。究竟是孔子的问题？还是后来者的问题？或两者都有问题？最好还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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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别称孔夫子，孔老二，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无可救药的孔子

原创/连城

对于文化，绝大多数人是个拿来主义者，喜欢书云亦云，一辈子定格其内，无法挣脱。书云亦云，只会成为庸人。中国的历史是惑言者的天下，中华文明倒在了庸人的笔下。

“孔氏删诗书，王业灿已分。”众人皆赞孔子删诗书之意大，独不敢苟同也。流传下来的文化自有流传的道理，反被孔子依据个人喜好删除所剩无几，不合心意的古书付之一炬，造成自唐虞以来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文化残缺不全，历史自此断流。对于古文化应精心保护是一个文人最基本的常识，何况是宝贵的三代文化，随意删改焚烧文化无疑是一场浩劫。由此而言，孔子对中华文化不是有功，而是有大过、有大罪。原汁原味的历史就这样永远远去了，害得今人始终无法走进那些神秘的年代，让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有机可乘而怀疑、否定中国的历史，妖言惑国之流毒至今无法肃清。

公元前497年，在鲁从政只有4年时间的孔子被迫弃官出逃外国，这也是夏商周典籍遗失民间之时，他在外国流浪的14年也得到了一些文化典籍。孔子“观夏道、寻夏礼、听韶音、学夏时、研周易”，“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返回鲁国。《史记》记载“孔子归鲁，然鲁终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子曰：“《诗》三百，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对于删改不动的《易经》，孔子也没有忘了注释一把。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此所谓六经，其先皆官书也，即王官学。至此孔子始成大家，人称“大器晚成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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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学习古文化典籍之时也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被他的弟子编成《论语》。《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书，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改订而成。其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国和鲁国同时的其它诸侯国的历史，以鲁国历史人物为主线，附记他国史事。孔子将一部史书依据个人的观点进行改订，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古代礼制，对于历史而言就是一张张废纸，《春秋》可称之伪史书。《论语》与《春秋》将“仁、义、礼、孝、君子”标准化的单向思维得到了全面体现。孔子把政治、经济、文化变成了官场绝技、哲学艺术。优胜劣汰是孔子文化的核心思想，只要写得一篇好文章，嘴皮子顺流，即可成为秀才、举人、状元，致仕为官，名扬天下，社会变成了名利场。

与老子之论相比，孔子之论即可囫囵吞枣，也可细嚼慢咽，吃的是之乎者也，拉的是臭不可闻，吃多了还会闹肚子。一个人吹捧什么都可以，惟独惑言是不可以吹捧的。吹捧惑言，说地雅一点是不怀好意，说地现实一点是祸国殃民。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似乎成了后人崇孔的圣旨。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479年。在他去世才4年，即公元前475年，中国的历史枕着《春秋》《论语》的竹签飞快的走进了硝烟弥漫的战国时代。

孔子不会想到200多年后，社会在礼治思想的蛊惑下，一个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的社会会出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报国无门，不愿与邪恶势力、腐朽昏庸的君王、奸诈的小人同流合污，带着一部长长的《离骚》投尽了汨罗江，以死与黑暗的社会作斗争，成了“礼义”社会的一个殉葬品。欺世盗名之徒皆起，乱臣贼子何惧有之！孟子也想不到在他死后的75年，儒学迎来的却是“焚书”之灾。公元前212年，460多名儒生成了他们的殉葬品。秦始皇以国家暴力的方式焚书，对于史书而言，又无疑是一场灾难，实让人痛哉！

敢向邪恶宣战、开炮的人，都是最让人感动、钦佩的人。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在齐国政坛活跃了五十多年，历经三代国君，以清正廉洁和机智著称。他说孔子的礼乐制度繁琐不切实际，只会空耗财力，无法带来实际的治国效益，孔子强调奢侈葬礼和繁文缛节，会带坏社会风俗。因此，晏婴极力反对孔子。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被老子批地体无完肤，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还有田亩生、韩非、杨朱、墨翟等等都是孔子的对立派。

宋朝丞相王安石曾提出:“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民国出现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打倒孔家店”几乎将孔术彻底丢进太平洋，毛泽东“批林批孔”孔庙几乎全部被摧毁，历史一直在与孔子作斗争，原因是孔子思想存在的问题太多太多，对华夏文明的破坏远远大于建设。二千年来崇孔，归根结底是政治把孔子及《论语》扩大完美化了。而今天出现的“国学热”是一些学者共同努力之结果，他们把孔子再一次吹上了天，也只是停留在空谈的文字里，生活中的老百姓是不认可的，尤其是年轻人嗤之以鼻。一种文化左看善的不得了，右看恶的不得了，不知优秀在哪？

孤枝难立，过犹不及

道理多则古板，礼义多则累赘，皆真理之贼。孔子的最大问题是不知变通，一味地坚守圣人的流传下来的礼俗，比如舜死大禹守丧三年，大禹驾崩益守丧三年，他就极力推崇“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也。”“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大禹建养老院、重礼俗，他就大搞繁文缛节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孔子明知“过犹不及”之道理，为何还过为己甚？一个社会仅仅依靠孝道、礼义是远远不够的。

重一点则失众点，众点失则重点亡。历朝历代均把“克己复礼”“道之以德”置于治国之首，却没人研究政治制度方面的存在问题，没人重视科学技术、民族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对一个国家的管理来说，这些比礼义说教重要千百倍，却因大力宣扬孔子之论被忽视。政治体制是因，礼义道德是果。有因才有果，失因则无果。政治开明，体制科学，礼义道德自然无患。政治体制有问题，“道之以德”无从谈起。国法有情，腐败横行；国法无情，百姓安宁。法治社会仁德才能存活，人治社会歪风邪气盛行。科学技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孔子却不求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信仰对仁德的作用比十万个老孔文化更有效，老孔对信仰的力量视而不见。

重礼义使和平时期始终处于人人忙于拉关系找门路，吃喝送礼成风，公心变私心，大爱变小爱。随着政府腐败的加剧，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国破家亡，礼义也丧失殆尽。因此说，“仁字德言”，皆惑也！瞧瞧《红楼梦》、《官场现形记》等历史名著，便可了然于目。

《史记》中有一段话：“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能象大禹那样亲力亲为，明察秋毫，所以，“民不能欺”。子贱能如大禹一样求贤以放权，知人善任，所以，“民不忍欺”。西门豹运用的是大禹“强弗友，刚克”，所以，“民不敢欺”。三者方法不同，但结果相同。因此，只要从大禹身上学到一点，即可治国。治国方法要因时因势因事因人而不同，怎可拘泥于一理而钻牛角尖呢！

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就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物质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思想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稳定的三条腿，失去一项就会出大问题。中国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只重视物质技术，放弃了思想引导工作。你能说提高物质技术不对？但结果是搞乱了文化，搞乱了教育，搞乱了人心，歪风邪气一浪高过一浪，导致整个国民的整体素质下降，中华文明黯淡无光。

真理向前多迈一步就成谬论。礼乐天下，歌舞升平是所有梦想家的终极目标。夏之礼乐流传千古，孔子以知夏礼而自豪。周公把礼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把华夏文明演绎的浪漫又神秘，唯美又华彩，风韵迷人而富有诗意，千姿百态而煜煜生辉。让周公始料未及的是，礼乐天下照样会祸起萧墙，照样会刀兵相见，照样会国破家亡，何也？

悠悠万事，有度则得，无度则失。大禹讲的礼义是在充分民主、自由、平等氛围下的礼义，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的礼仪，才是发自内心的。形成的是一种共同进步、团结向上郁郁葱葱的正气。孔子一生都在研究夏礼、周礼，研究大禹、周公，他把夏商周三代之礼仪文化进行归纳总结，目的也许是为了让人知善恶，晓美丑，辨是非，明道理，通人伦。但他却把其变成了一种说教制度，变成政治愚弄百姓的道具，让人们去遵守执行。如同今人在河边写了许多“水深危险，请勿戏水”标语，在路边立了许多乌七八糟宣传牌子一样，起到的只能是污人耳目、污染社会的作用。

自然总是美的，变是美的灵魂。孔子这种理想化的礼义关系在君君臣臣的制度下成为束缚思想、扭曲性格、消磨意志的枷锁，从而对社会的进步造成隐形的阻碍。尤其是严格的等级礼义制度，人民成了贱民、刁民，管理者成了牧羊人、达官贵人。劳动者成了被剥削者，管理者成了剥削者，阶级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官大一级压死人”，上面有个大皇帝，下面的部门、单位各有一个土皇帝，哪还有民主、自由可言。这些条条框框的等级礼义也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符号，且多物质性。礼尚往来，礼品、礼金、聘礼，礼从此就变得更实际。形成的则是一种固步自封、虚情假意、闹闹哄哄的邪气。看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浮现眼帘的是一幅幅强取豪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狗咬狗的历史画面。

道理，不一定是真理。人们总爱从“个性”的小事中引深总结出许多“共性”的大道理，或把人性、物理深挖细化，都能引起共鸣，诸子之论莫不如此。其实这样做不但毫无价值，而且会扰乱心志，徒增负担。成千上万条貌似深奥，实则浅显渺小的大道理，在人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个运转不停的漩涡。人一旦掉进去，就会失去“个性”，身不由己，碌碌无为。一个民族深陷其中，则会失去“共性”，熙熙攘攘，毫无生机。

孔子、孟子都很重视孝道，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道德观念。顺从就是孝道。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些可笑至极的道理被一代代庸人延伸，深陷其中。二千多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几乎成了至理名言。然则如何？中国人个个成了奴才！所谓的忠、孝，走向暴力、野蛮，仁德、文明不存。

宁做百姓之奴，不为皇家之犬。岳飞曾经感叹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太平矣。”自古至今，人们最痛恨奸臣，秦桧应该是最臭的一个，但没有人知道比秦桧更臭的还有一个，那就是“三纲五常”之下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礼仪制度。秦桧把昏君当枪使，忠孝是子弹，枪响岳飞死。忠良尽，国家亡。上正贤臣辅，君子有为，恶人失野，大道行，国泰民安。上昏奸佞馋，恶人得道，君子远遁，大道隐，国将不国，何言忠君事。明君实难求，昏君万万千。因此，如果刻意提倡，过度重视君臣这种制度，在大多数时期，只能让忠良寒心，报国无门。

尊师重道也因孝道提了数千年，而现实却是这样的：学生对有德有诣之师尊而敬之，对有德无诣之师敬而远之，对无德有诣之师近而恶之，对无德无诣之师恶而弃之。尊与敬，不会因言教而改，更不会因师徒而成也。

善恶不会因言之而增一分，不会因不言而减一分。孔子崇尚空谈，追求意识形态的假道德，使人们形成一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性格，逐渐失去人应有的蓬勃朝气。励精图治、坦诚相待、光明磊落的人渐少。心眼多，诡计多的多面人渐多。制造出的是一批批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培养出的是一个个奴型人格。千百年来，中国人所缺少的恰恰是天生的那种豪爽、奔放、简单、大方、真实、朝气、敢说、敢干、敢闯的精神。

思无益，做有成。世上的所有事与成功均来自于做，而不是言。子：以《论语》为规、《老子》为道、“德政”为旨，天天高谈阔论。甲：不知《论语》《老子》为何物，不讲什么德政，在完全翛态中劳作探索。行施结果哪一个真？哪一个善？哪一个美？哪一个成？毫无疑问，子缩手缩脚，事与愿违，祸乱诸多。甲自然阳光，充满活力，胜子多矣。

仁善的语言，是给人用来伪装的。现实社会中人们所做好的、有益于发展的每一件事几乎与子之大道理都无关，甚至很多事还要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可以静思一下，老子、孔子之论除了增长一些夸夸其谈的好文章之外，能真正用上并从中受益的有没？相信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没。不但没，而且形成的这些惯性思维反而成了成功路上的最大杀手。这也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近代来一直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之相反的是，人们生活工作中应用的几乎全部都是大禹文化。比如，《洪范•五行》被广泛应用在治病、养生、饮食、交往、办事、建筑、设计、绘画、艺术、科研、生产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思想活动的准绳。正所谓“大气象不言而行，小格局嘁嘁终日”。

君尊民贱，假模假样

一个政权是否有力量，要看它与人民的远近。孔子虽然家道幕落，但他始终未能从贵族身份中走出来，身份认同有问题，观点就不可能正确。贵族身份使他成了重视、仰视上层社会，轻视、鄙视下层百姓之人。他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倡的仁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资格讲，老百姓没有地位谈仁，只有顺从任人宰割。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种鄙视劳动、鄙视农业的人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明白，何言治国！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这些都可证明孔子是一个鄙视劳动人民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谈仁义二字岂不是自欺欺人！一个“反人民”“反变革”的卫道士的主张行的通，老百姓必遭殃。

《论语》：“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子曰：“射之以乐也，何以听？何以射？”“士，使之射，不能则辞以疾。悬弧之义也”。“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乎？”“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说一套做一套之人，其言也贱，其行也悲。故《老子》说：“夫礼者，忠信只薄而乱之首也”。

正邪在社会活动中一目了然。老子的接班人庄子同样没给孔子好脸色，《庄子·盗跖》记载：孔子见盗跖，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哺之膳。”盗跖快言快语，洞中肯綮，孔子唯唯诺诺，无地自容。论治世，盗跖要比孔子高明百倍。

大禹是教人怎样为官，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孔子是讲“上行下效”之道理，让百姓违背其心顺从百官，说的再多也是一堆废话。这就是圣人与凡人的区别，高度不同，差之千里。

乾坤颠倒，结帮营私

社会很好，绝大多数的弊端均来自于庙堂。《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这是孔子为政的核心思想，也是古今人们最推崇的一句话。“道之以德”“无德不立”这是人人皆知之理，怎么从孔子嘴里一过，就成为金科玉律了呢？

孔子十分执着于德，“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言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正确的，因此成了许多学者的口头禅。孔子非常强调君德、官德，已达上行下效之果，这是他所有为政论点的前提。比如：“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等。而现实社会中执政者所缺失的恰恰是德字，上行下效之结果德无立锥之地。而这一切的一切不是靠说教就能实现，而是怎么去做才能实现这个德。孔子极力反对法，他却不知法是根，德是果，离开了法，德将不存。

路走正，自然成；路走反，何言德。孔子却令人反其道而行之，变围绕人民而转为人民围绕政府而转，变为人民服务成人民为我服务。以使许多人处处以我为中心，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自以为是，成了官僚主义者，德全部被其抹杀。看似正确的道理，却形成相反的效果。由此言之，《论语》乃《乱语》也。“十羊九牧”就是“为政以德”的产物，张着血盆大口的人成了牧羊人，劳动者成了任人宰割的羊。

人围政，德必失。政绕人，德乃存。大禹说：“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个心里装满了百姓的人，看到的永远会是自己的不足，看到的永远是政府存在的缺点。他会处处向百姓学习，时时围绕百姓而转，因此才有如此肺腑之言。这样的话若出自如子之人之口，人们会说他口是心非，不怀好意。

大禹用一生的辛劳为我们栽植了一棵文明的参天大树，民则是这棵大树植深的土壤。孔丘只闻到了树之花香，看不到泥土。在他的心目中，百姓与仕人永远不在一个道德层面上，是无智慧无思想的小人，要向仕人学习。他永远不知现实社会中，德不在政中，不在官身，而是在百姓中，脱离百姓，一切德政荡然无存；他永远不知道怎样做才会出现“德政”社会，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一个社会不是人绕着德政转，而是政以人为中心而行，任何一项政令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基准。而这样的社会是不需要讲仁德的，因它的各个方面都已很好了。

腐败分子可以发起一轮反贪风暴，天天讲道理的人往往是践踏真理的人。“仕而优则学”“学也,禄在其中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些文化思想不仅荣升为不少人的心头好，也成为许多人堕入地狱的悲戚理由。“学而优则仕”是目标，“治人者食于人”是动力，腐朽的思想产生出专制的制度，缔造了秦汉以来“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格言。官不腐败升职难，结党营私，不择手段，买官卖官之历史愈演愈烈。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社会不仅让人变得偏执、狭隘、自虐、自私、不择手段，还成了禁锢灵性异化人心的锁链，鄙视劳动、争权夺利者越来越多。

孔子提出人的交往规范是，“无友不如己者”“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问，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人人只交比自己强的朋友，形成强势、弱势不同群体，同层次的人才能和平相处，成为朋友，造成群众看领导脸色行事，小官巴结大官，群众与干部始终不在一个层次上，干群两张皮，上下两张皮，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上下矛盾增多。这种思想也造成上层之人勾心斗角，下层想尽办法夤缘，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争斗之雾霾笼罩大地，何处有净土。追逐名利不是错，但为名利不择手段是可鄙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社会只能处于半死不活的发展水平之中，根本不会有文明的进步，何言道德、礼义、平等、公平、幸福。

为了广收学员，孔子乱做广告：“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孔子言不“谋食”，求“禄”，但他讲学是要收礼物的，他最喜吃肉，赞扬寄生虫，贬低劳动者。对于爱吃肉不养猪的孔子来说，哪里晓得劳动的艰辛，哪里晓得没有劳动人民，衣食住从何而来。子活到老学到老，一生坎坷，禄在何方？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都像子一样不爱劳动，鼓吹管窥蠡测之论会怎样？如果没有了体力劳动者，整个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

独尊儒术以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名成为众多学子矢志不渝的追求，再无其他理想，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哪怕是碰的鼻青脸肿，这些有一股子自以为清高的读书人，绝不会放弃这条道路。谢启祚在参加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的广东乡试时已98岁。陆云从在道光六年参加广州府会试时103岁，震动整个京师。不少人穷困潦倒一辈子，也不愿汗滴禾下土。如今，这种观念还根深蒂固，百万大军过独木桥，几乎人人成了学习的奴隶。许多孩子进入社会，宁愿成为无所事事的啃老族，也不愿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即便是做了一些体力工作，也是不安心于劳动，心中的疑虑、失望、欲念、懊悔、忧伤、愤怒如影随形。劳动最光荣，却成了最可耻。这不仅是社会的悲哀，人性的悲剧，更是中国人的无奈。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孔子哪里知道，世界也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的德之始、善之源、仁之端、义之魂，筑起了历史的道德长城。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这就是劳动人民才有的君子气节。劳动是光荣的，没有贵贱之分。体力劳动者不但不应受到鄙视，而且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他们付出的最多，工作环境最差，得到的却最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轻视、鄙视英雄之力量，其舟能行远乎！

百倍的努力、广博的知识并不一定能让人成功，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权位并不等于成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能称之为成功，只有他们能真正得到人民与历史的认可与赞誉。而成功是极少数人的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把成功看待太重，是自找苦吃。阳光明媚去上学，心安理得去劳动，艰苦朴素去生活，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贡献的人，比一切至理名言都牢靠管用。能做到一辈子不危害社会与自然的人，比那些为名利搞得整个社会狼烟四起、鸡犬不宁的人更成功。试想一下，小草经过奋斗而成为大树，自然界得乱成什么样子？

世上有一种不变的规则，是劳动；有一种不变的财富，是劳动；有一种不变的美德，是劳动；有一种不变的快乐，是劳动。人世间只有劳动最接近人性天理，子何妄言！大禹劳动了一生，没有成为碌碌无为的人，给人间带来的是阳光、温暖，文明大盛。孔丘学习了一生，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昏暗、苦难，文明大衰。孟子误入丘途，食人，成了一个寄生物，害人害己。

翠流天际七八里，

绣花牛羊三五群。

一坛酒，二牧人。

半日舞风雨，半日醉黄昏。

无心，无心，任凭星月加身。

中庸是坑，故步自封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可见孔子把中庸看地很高。相传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学者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庸包含了人生无穷的智慧，“极高明而道中庸”，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中庸中寻得最佳的解决办法。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管人们对中庸的阐释有多么周全，也不能超出“中庸”之字意，否则为夸夸其谈，故弄虚玄。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新鲜久矣”，中庸是天生之性，人皆有之，民何不知！“不得中行而与之”，人就会“狂狷”，民尽“狂狷”之人，只有孔子与官府之人才正常，滑天下之大稽！“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民皆小人，皆反中庸，中庸还有何高贵！请问子：君子是如何中庸的，小人又是怎样反中庸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夸大一面必成谬。以中为用、不走极端之“中庸之道”的表现形式是“难得糊涂”，“糊涂哲学”的核心是“中庸之道”。《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说的也是中庸之道，“无盈无锐”科技岂能向前。

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两千多年来，中庸之道不仅成了历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也成为一种社会模式，一举占领人们的心理世界。从而进化出“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新观点；衍生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睁只眼闭只眼”、“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有利就上无利就让”的工作原则；产生出“随大流”、“人家咋着咱咋着”的跟风思想；造成人才“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世”的历史局面；形成“多虑、怕事、懦弱、胆小”的民族性格；使许多人“满于现状、裹足不前”而失去创造能力；导致科学无法进步，社会发展缓慢；人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宁愿碌碌无为、自甘平庸，中国人的意志、信念、精神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消耗殆尽的，没人敢讲真话，追求真理，为正义献身。

“戊戌六君子”可以与康梁之流一样逃亡国外，“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他们甘愿用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唤醒世人，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凛然辉宏，中庸者只会选择逃亡。梁启超总结国民之品格： “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项，莫不与中庸有染。

这些年来，又有许多中庸之无奈哲学诞生人间。比如：“认清社会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就设法改变自己”、“悲观的人看到的是遍地垃圾，乐观的人则看到的是满眼风景”等等。这些格言广为流传，振天价响，成了当下人宣传推崇的入世哲学。自古以来人们最美好的情感也沦为了“爱情买卖”的产物，“要嫁就嫁灰太狼”，这个世上还有什么灵魂是不可以亵渎的呢！人非梅枝，以曲为美。更非垂柳，怎可弯腰一生！这些与环境讲和的人，却在做自己感情的奴隶，永远体验不到真正快乐的滋味。

“违天道，必败”。天有寒暑，不可能永保春天；月有圆缺，不可能存于半圆。两端者少，中性者多，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忽视两端，强调中性必违天道。追求中适而趋吉，舍弃两端而避凶，则万事无成。越是贴近自然，越能和谐发展。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天生的一个个个体，人只有充分展现自身的“个性”，生命才能得以绽放，人生才有意义。因此，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可以顺其自然，但不能中庸，要根据自身优势，敢走极端正道，大胆创新，才能有获。

人由于心理、思想、认识的局限，最易形成中庸之态。中庸之本身就是人类心理与行为的一道拦路虎，不是崇尚它，而是要打倒它。若再输入中庸软件，使其成为神经枢纽，人将无法掌控自己。中庸之态，蹀躞而行，与熄灭的灯火有何不同。被束缚的人性，可悲，更可怕。这种由“中庸”生产的唯心懦弱的世界观，会让一个人失去斗志，成为一个精神无力的人。中庸中庸再中庸，妥协妥协再妥协，疐躄疐躄再疐躄，以至成为一个不生气，不敢生气，不抵抗，不敢抵抗，失去气节，没了骨血的人。只有在思想上、行为上、人格上彻底从中庸僵化的程式中走出来，不做中庸之懦夫，大胆地往前冲，活出个性，活出意义，闪亮自我，揎拳捋袖，成一个为科学、真理、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文明而战的勇士，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个体属性，违背了个体差异性及自然属性的本质，必导致生命的不平等与社会的僵化。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天朝上国”的观念，至明清尤甚，举国上下，不知天外有天，外国再好的东西也是雕虫小技，以至清末被西方列强欺凌无力回天。然今之中国学者又把这个过期的广告牌重新竖起来，开始推崇并大力提倡诵读儒家经典。事实情况是徒添了许多不知所措，空谈自诩并肩而至。

无原则性、模糊性、保守性、无动力的中庸之道必恶化为均衡，陷入平庸和死搬的天坑。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的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这似乎成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传统的国民性。权利驯服的不仅是政治、法制、民主、自由、平等、和谐，文明也成为了腐朽文化的殉葬品。“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龙应台的这篇文章笔锋犀利，直插人心。

可惜的是，文章只看到了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异象，没能找出怪胎之祸根，没有提出纠正这些乱象的办法。只是呼吁人们“一定要大声地说”：“你受够了，你很生气！”是无法改变千百年来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不生气”、“不敢生气”的通病的。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鼓吹老子、孔子之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然后再认真的去深思，去反省一下：中国人在过去为什么会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为什么会沦落为倍受列强凌辱的半殖民地国家？这样一个失去精气神的民族有幸福二字吗？这样一个“难得糊涂”的国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真正改变这一历史现状？

人格对立，鱼龙混杂

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世人皆称孔子把仁、德融入人性之中是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长篇大论的去吹捧。难道真如其言？相信事实会给出正确的答案。

孔子文化来于禹，却用三言两语改变了圣人文化。《周易》源于《连山》，谦卦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否卦六三：“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恒卦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随卦六二：“系小子，失丈夫。”由此而知，小子的对应面是丈夫，小人的对应面是大人，妇人的对应面是夫子，君子则无对应面。古人口中的君子、大人、丈夫、夫子、妇人、小子、小人除了所处的位置不同外，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区别的。难道圣人不知世上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当然不是。

大禹出巡，遇到了一个捆绑的犯人，抚其背痛哭流涕，不住的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才使他走上了犯罪之路。禹责备自己，不但罪犯会大彻大悟痛改前非，而且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也会浪子回头。如果，大禹对犯人说，你是一个利益小人，道德败坏，罪有应得，罪犯即便是能变好，也可能因此甘愿成为一个危害社会的人，甚至会变本加厉。圣人所为非凡人能为也，夏商周长长的历史，皆以圣则而处世。孔子却自作聪明的把君子与小人列为对立的两种人，并注入了仁、德的含义，完全曲解古人对君子与小人的定义，造成伪君子的小人横行于世。

子曰：“圣人，寻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由此可知，圣人已远去，君子也很难有。孔子既然知道君子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鼓吹君子意义何在？人既然成不了君子，做个小人有何妨？天下皆小人，“喻于利”，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又有何错？子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自言自己非君子。“惟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显然孔子也不会称自己为小人了。以子之论，子非君子非小人，应是什么人，子能曰否？“步圣之迹，缵圣之功”谓君子，这就是古人口中的君子，简单明了，却被孔子阐释得丛脞窾愦，扰乱了人心，祸乱了社会。

只要打着孔子的大旗，一切罪恶都能顺理成章的衍生。人们将“正派有涵养”的人称为君子，将“阴险没素质”的人称为小人。君子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即便是小人也常常伪装成君子。以故，君子无害人之心，亦无防人之心，常常遭到小人的暗算与欺负。在小人得利、君子被欺的效应下，想成为君子的人也纷纷投靠在小人旗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恶者愈多愈恶，善者愈少愈薄。“莫言天道公，总欺善良人。”天道如昨，没人敢怪孔子，只好怨天尤人了。

但即便是这样，若以子之标准观之于社会，君子多为劳动人民，默默耕耘，诚实、大度、善良。小人多为满口仁义道德之徒，夸夸其谈，奸诈、阴险、无信。这与孔子之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刚好相反，子能知其因否？在空谈仁义道德的社会，做个好人已太难，君子焉有用武之地。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孔子对君子、小人错误定性有关。

老子言：“君子胜德，容貌若愚”，君子大智，决非孔子所道也。妄言乱性，德失矣。人性中有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决定了人很难成为干干净净的君子，更成不了圣人。因此，对君子与小人的定义应遵从古人之义，丢弃孔子之错误观点，才能还人间一些清静。

孔子是三代文化的喜爱者、整理者，因此他成了一个“好古”之人，古代的历史文化他都一一研究，不会写也会偷，所以他的个别言论闪烁着圣光。他酷爱东施效颦，一直在龙与鱼之间游荡，自我互搏。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土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却又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曰：“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弗叛矣”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自说自灭的言论比比皆是，现实中的孔子更是有别于他人，另行一套。他的言论与行为，成了人们爱搞两面派，不左就右的病根。空谈、自吹成为历史的一大亮点，人性与意志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至今还无法复原。

“惟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导致重男轻女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通病，这是对人性人权的严重摧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造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执政原则，社会责任感、爱国心则无从谈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永远不知道小鼠是如何变成大象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诚信者小人也，天下大乱矣。治国不是随心所欲的东拉西扯，也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更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仁义礼智信之下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鲁迅笔中的“吃人”社会，就在此。

文以立道者一也，人以立世者信也。孔子之言是个多面体，不能立道，只会乱世，制造多面人、多罪恶。孔子对很多东西存在执念，但对于礼义，其执念程度之深，实在有些“不可理喻”。有人为了强调“仁”的重要，做过统计，仅《论语》中一个“仁”字就出现了109次。越简单越易行，这才是最好的仁。把简简单单人人皆知的一个“仁”搞得那么复杂，“仁”弥“仁”哉？难怪孔子会被老子批的溃不成军体无完肤的凌乱不堪。其光显尘隐之残言烂污的负面影响如江河沙数，但凡社会问题，或多或少皆与之酵素催化分不开。一个把中华文化搞的千疮百孔的人，却成了中华文化的功臣，天何公哉！

子曰：“巧言乱德”，此语不差，但《论语》却成了残废。“巧言”虽发乎道德良知，冠冕堂皇，动听悦耳，但它会一点一点地腐蚀人们的神经。给人性带来的是由束缚、僵化走向压抑、扭曲。久而久之，花言巧语、华而不实、偷奸取巧、形式主义、浮躁逐利之恶习成风，道德良知一天比一天败坏。《论语》、《老子》可谓巧言之最也，子可知否？

当时，鲁国有个叫微生亩的隐士，曾批评过孔子：“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子巧言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子在外求仕期间，被老百姓围困多次，甚至声言要杀了孔子，足见当时的人对子祸乱人心之行为是多么厌恶与憎恨。知识能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力量，点燃心灵之灯，照亮人们的内心世界。很显然，老孔之论做不到这一点，皆“巧言乱德”之语。

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此言也很正确，却将《论语》全盘否定了。天下不仁不礼，如《论语》何？天下仁礼，又如《论语》何？仁礼与否皆与《论语》无关，《论语》何用哉！然，翻翻历史，舍身取义者有几人？看看现实，见利忘义者比比皆是，推行孔子思想，“如礼何？”故，弗几于道。

“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一生都在学习圣人文化，没有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他篡历史、害诗书、奴人性、祸百姓、悖天道、违圣意、沽名钓誉、装腔作势、表里不一、自以为是、巧言惑德、不知妄知，搞乱了历史，搞乱了文化，搞乱了人心，搞乱了政治，搞乱了体制，搞乱了社会。

若要信其言，必先知其人。孔子文化之所以能蛊惑人心，根在其人。“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此乃孔子自夸之语。自讼是人皆有之本能，子不能“自讼”乎！“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子能“徙改”乎！“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难道不知自己就是个只会说不会做的人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之言又有几句是其先做到而后言之！孔子的一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乱德”之人。自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乱人心志者行使于天下。老子说“夫子乃乱人之性也”，可谓一语中鵠。

究其人而知其文，察其果而辨其文，才能真正认识其人其文。《道德经》虽糊涂，但老子看人却不糊涂。可以说，老子的学问比孔子大多矣。楼上之人看楼下一清二楚，老子是这样批评孔子的：“良贾深藏若虚，君子胜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孔子虽然很佩服老子，但并没有虚心接受老子的规劝，不自讼、不徒改，一直在做言过其实之事。晏婴、微生亩等也曾指责过他，对此，子置若罔闻，终日栖栖，何为佞也？只能说明一点，子本人有问题。孔子一生向往做大官，“不耻下问”也是为此，授徒之目的也是为了从仕，与大禹办学之理念差之千里，称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言过其实。把优秀文化变成庸劣文化，还称之为大思想家，真理去哪了？称“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之人为圣人，人们能学孔子什么？子之为与那些举着真善美的牌子，干着假恶丑的勾当之人出自一辙，因此，成为他们的祖师爷。

孔子没有等到世界变仁善，却幻想着用自己变得有力量的巧语仁善地感动这个世界，然后发现它们怎样也不会出现于这个世界。仁义礼智信，善性也，人与动物皆有之；坑蒙拐骗抢，恶性也，人与动物亦有之。夸夸其谈而救善，虚伪，恶弥；默默无语实干，大美，善起。宣扬善，善何日增过一分？鞭挞恶，恶几时减过一分？孔子文化行使的结果只有一个，人不但没变仁，反而愈恶；社会不但没变好，反而更乱。这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写在了历史上。

孔子之论虽然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人性是被奴化了，但这样的社会却也恰恰成了统治者最大的隐患。“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假，“一部论语祸朝纲”是真。只有在国家危亡之时，人们才会发现其崇拜的孔子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只有在民族遭到蹂躏的时候，一些智者蓦然回首，终于看清了《论语》狰狞的面目。但为时已晚矣。

春秋以来，中国的战争战乱期占了历史的三分之一，内忧外患期占了历史的三分之一，勾心斗角期占了历史的三分之一，仁德期几乎为零。何也？

少有能力的人，划界称帝即可三国鼎立，占山为王即可成为梁山好汉，逐鹿中原即可成为成吉思汗，揭竿起义即可成为李自成。何也？
宋朝，崇孔进入了高潮期，宋仁宗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定位世袭。然孔子文化并未使宋的江山更稳固，反而使320多年的大宋王朝始终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提心吊胆的皇帝常常靠嫁公主换得几天的安宁。何也？

明朝对孔子的尊崇超过前朝，衍圣公也从四品变成了一品，列举文官之首，结果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何也？

清朝皇帝被儒化后，高喊“孝治天下”，结果割地赔款，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何也？

毛泽东时代批孔，道德人伦却是近代史上最高尚纯真的时期。何也？

有一些问题，应是人人皆知。任何时期的社会风气都是被极少数人搞坏的，而这些人恰恰都是嬖孔之人。何也？

自春秋至清末，最黑暗、最奸诈、最见不得光、最不讲理的地方当属“优则仕”之官场，政府成了最大的赖皮流氓。何也？最残忍、最恶毒、最丑陋、最阴险的人则是满口仁义道德之徒。何也？

祸乱朝纲者多为皇亲国戚、宦官重臣。何也？
《论语》只有两种人喜欢，一是帝王将相，用来愚弄奴性臣民，二是趋炎附势之人，用来争取功名利禄，老百姓眼里，孔子什么都不是。何也？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面对社会的种种压力与无奈，乐乎得了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霸气洒脱可比仙！对霸盗怯声怯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软弱无力，不但无用，反而会使其愈加嚣张跋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金声玉振，正气凛然，不战而屈人之兵……孔子与真正的思想家不可比也。

若再这样问下去，子何以堪！还是就此打住。

历史皆爱老孔，予则一心爱真理。惑言带来的是黑暗，让人失去方向。真理带来的是光明，使人变得强大。“子如不言”，“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予盛赞文明的高贵，但惧怕实现的丑陋。予并不反对、排斥二子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因为，它是人类的一种惯性追求，就其本身并没错，错的是他们出了偏差的选择。予反对的是假仁伪道的泛滥以及其对人性的剥夺。

予十分敬重老孔，钦佩他们翻云覆雨的灵慧。予更敬重百姓，讴歌他们单纯质朴的灵魂。仁德虽然是一种文化，而仁德这种文化不足以支撑仁德的兴起。仁德的得失完全基于现行的社会文化。文化淳则风气正，风气正则仁德兴。文化乱则风气邪，风气邪则仁德失。因此，“正风气，必先正文化。”自古好的风气来自于百姓，所以，“尊孔不如尊民，敬老子不如敬百姓。”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人类总爱一厢情愿的给自己设下一堵堵墙，作法自毙还以为得意。赓糟缵烂，聚祸继穷。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推倒一堵墙，墙上留言，非君子之举。望墙感叹，非智者之事。戡谣扈頲，坦靖胥恝。即便是凿也要打通一道罅，透进一束光。

栽下一株罂粟，怎能期盼收获苹果。论治世，二子叽叽喳喳，皆无一家。即便是把诸子百家捆绑在一起，也没有大禹的一篇洪范全面、具体、实用、有效。真正为老百姓造福祉的人，其心最纯，其言最简，其为最美，其德最高，其道最正，其仁最善，其义最大，其礼最厚，其智最广，其信最诚，弃老孔，效大禹，改邪归正，时不我待！

再次郑重声明：本人所有观点对事不对人，予与古今众名人没有任何瓜葛，纯属以文论文。对老子孔子予也很敬佩，但不能因此不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推崇老子孔子的人投鞭断流，他们之论若有用，中国还会由一个文明帝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备受欺凌？西方文化还会俘虏无数中国人？国民对此洞若观火，一直对学术界的研究不满意，急需能真正影响、改变世界的最大学术成果的心情无以言表，我也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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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夏禹文明研究

来源：新绿时代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