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懿宗咸通年间铸造的“咸通玄宝”，是晚唐货币体系崩溃的缩影——中央丧失铸币权，藩镇截留铜料，这枚粗疏的试铸品最终随帝国财政一同崩塌，成为“积贫积弱”的实物见证。

唐懿宗咸通年间铸造的“咸通玄宝”，是晚唐货币体系崩溃的缩影——中央丧失铸币权，藩镇截留铜料，这枚粗疏的试铸品最终随帝国财政一同崩塌，成为“积贫积弱”的实物见证。

咸通玄宝的铸造时间锁定在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 年），是中国货币史上典型的 “文献记载型” 钱币 —— 正史未载，仅见于清代金石著作如戴熙《古泉丛话》、李佐贤《续泉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品。

其钱文 “咸通玄宝” 为隶书对读，直径 2.2 厘米，重约 3 克，背无纹饰，铸造工艺粗疏，穿口留有流铜，符合晚唐私铸币特征。

这一货币现象的背后，是唐王朝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河北、山东产铜区，宪宗时期（806—820 年）全国年铸钱量从盛唐 32 万贯跌至 13 万贯，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虽推行 “会昌开元” 加铸州名以增产量，但藩镇截留铜料、民间熔钱铸器现象严重。

咸通年间，南诏连年侵扰安南（今越南北部），庞勋起义（868—869 年）席卷江淮，政府为筹措军费，尝试铸造虚值大钱。然而 “咸通玄宝” 既未标注面值，也无明确减重标准，极可能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博弈中的试铸品，因铜料匮乏、信用丧失而未能正式流通。

铸币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唐懿宗李漼（833—873 年在位），是晚唐 “宴乐天子” 的典型代表。他在位 14 年，“宫中饮馔，不及数千人”，仅为同昌公主举办婚礼便耗费 “五百万缗”，导致 “国用耗尽”。

朝政被宦官田令孜、路岩等操纵，地方藩镇则形成 “河朔三镇” 割据、江南财赋被截留的局面。

咸通九年（868 年），武宁军戍卒在庞勋率领下于桂林起义，横扫江淮地区，切断唐朝 “东南财赋线”，成为黄巢起义的预演。

当唐懿宗在长安试铸 “咸通玄宝” 时，欧亚大陆另一端正经历货币体系的重构：

欧洲

法兰克王国在《凡尔登条约》（843 年）分裂为三部分，西法兰克（今法国）使用 “德涅尔” 银币，由国王与教会共同铸造，含银量从查理曼时期的 1.7 克降至 0.8 克，反映封建割据对货币信用的侵蚀；东法兰克（今德国）出现 “地方铸币权”，为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碎片化货币埋下伏笔。

阿拉伯帝国

阿拔斯王朝（750—1258 年）进入 “黄金时代”，巴格达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第纳尔金币（含纯金 4.25 克）流通于从西班牙到中亚的广阔区域，其正面清真言铭文与 “咸通玄宝” 的汉字钱文，分别构成两大文明圈的货币符号体系。

拜占庭帝国

米海尔三世（842—867 年在位）时期，希拉克略王朝重建金本位，苏勒德斯金币（4.5 克纯金）成为地中海贸易的硬通货，其皇帝头像浮雕工艺与唐钱的平面文字形成视觉分野。

咸通十五年（874 年），唐懿宗驾崩次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咸通玄宝” 随唐王朝的货币体系一同崩塌。

这种仅存于试铸阶段的钱币，成为晚唐 “积贫积弱” 的象征 —— 中央丧失铸币控制权，地方藩镇 “今富室大家，皆积钱以逐利”（《新唐书・食货志》），民间被迫退回到 “以物易物” 的自然经济。

咸通玄宝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以实物形态印证了《资治通鉴》记载的 “自咸通以来，上每郊祀，常以丹书神符置于髀间，而宠任宦官，启衅南诏” 的统治危机。这枚直径仅 2.2 厘米的青铜钱币，承载的不仅是金属重量，更是一个帝国在财政崩溃前的最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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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悟空聊钱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