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死于气候变化：从公元741年的一场雪说起

摘要：当开元盛世步入最后一年的末尾，严寒的气候给北方游牧的契丹与奚族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频繁南下侵扰大唐帝国的边境。在这场比以往显著提前的初雪降临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大唐天宝元载（742年），40岁的安禄山被正式委任为东北边疆的平卢节度使。13年后（755年），在东北

当第一场雪飘落在长安城时，唐玄宗与众人皆感觉，这个冬季，好像提前到来了。

在大唐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日（公元741年10月21日），这场头场雪降临，和长安城以往年份相比，提前了大概38天。

唐玄宗未曾察觉，自618年建国起，历经100多年暖湿气候的大唐帝国，会以这场初雪为标志，此后渐渐步入冷干气候，进而引发一场帝国的巨变。

当开元盛世步入最后一年的末尾，严寒的气候给北方游牧的契丹与奚族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频繁南下侵扰大唐帝国的边境。在这场比以往显著提前的初雪降临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大唐天宝元载（742年），40岁的安禄山被正式委任为东北边疆的平卢节度使。13年后（755年），在东北执掌权力多年的安禄山，会率领麾下士兵以及契丹、奚族的叛胡，引发一场几乎让大唐帝国覆灭的动乱。

无人察觉到气候转变潜藏的影响与强大力量，然而，大唐帝国即将因气候变冷以及众多综合因素，逐步迈向覆灭的寒冬。

在华夏大地的历史气候轮回里，曾有四个寒冷阶段出现，即东周（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明末至清朝这四个气候冷且干燥的时期。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王朝陷入动荡，北方游牧民族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困境下，持续南下侵扰农业民族的领地。

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葛全胜眼中，若认真追溯第三个寒冷期的分界点，开元盛世最后一年（741年）那场提前一个多月且十分明显的初雪，无疑是值得留意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大唐帝国渐渐步入冷干寒冷期，虽说期间有过短暂的暖湿回温情况，但并未改变后续整体的寒冷走向。

在隋末之前，经历南北朝末年多年暖湿气候后，中国气候再度转为干冷。582年，北方干冷天灾致使突厥发起入侵，隋军奋起反击，“众多士兵因寒冻，手指冻掉者达千余人”；589年，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当晚狂风呼啸、大雪纷飞，还发生了地震山崩”；600年，“京城遭遇大风雪”；609年，隋炀帝前往青海攻打吐谷浑，“士卒大半被冻死”；612年，“（隋炀）帝亲自征讨高丽，六军士兵受冻挨饿，死亡人数十之八九”。

虽然隋炀帝过度征调民力引发了民众反抗，但深入探究隋朝末年的气候记录能够发现，当时的气候显著处于干冷阶段，这使得来自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向南侵犯的压力上升，同时内部又有自然灾害以及政治决策失误等情况，多种压力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隋朝的覆灭。

在公元618年唐朝创立之后，由于接下来长达一百多年的气候处于暖湿阶段，再加上李渊父子的精心治理，大唐慢慢平定了周边各方势力，构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在这个时期，荔枝于四川多个地方普遍栽种并且进贡至长安，这充分体现出唐朝前期气候暖湿、帝国安稳祥和的景象。

对于大唐王朝那暖湿的气候状况，曾多次品尝过荔枝的诗人杜甫感触颇深。在戎州（今四川宜宾）举办的一场宴会上，杜甫挥笔写下：

宾客身畔歌姬簇拥甚密，宴乐诸事悉由主人安排。

举起春日酿造的重碧酒，剥开色泽浅红的荔枝果。

对此，生活于739年至799年的中唐诗人卢纶，也对荔枝产量丰富的四川有着深刻印象。在《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这首诗里，卢纶曾这样写道：

暮途椒林瘴气酷热，郊野饭食歇于荔枝树荫

唐代时，四川与关中地区的长安城相邻，且当地荔枝产量丰富，这为杨贵妃品尝荔枝创造了条件。毕竟，以当时的交通和保鲜水平，要将遥远的两广岭南地区的荔枝保质保鲜地运到长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大唐帝国渐趋衰落之后，中晚唐诗人杜牧满怀感慨地追忆起唐玄宗当年大张旗鼓为杨贵妃进献荔枝的场景，并说道：

“一匹快马扬起红尘，引得贵妃嫣然一笑，却没人知道这是远方送来了荔枝。”

事实上，鉴于唐朝早期气候较为暖和，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有19个冬季未曾落雪。

彼时，因气候较为温暖，长安城里还栽种着柑橘。然而如今，关中地区气候寒冷，致使最低仅能耐受零下8度低温的柑橘，早已难以适应生存环境。《酉阳杂俎》曾有记载，天宝十载（751年），长安皇宫里的橘子树结出了150多个大橘子，唐玄宗还为此下令把这些橘子分赠给大臣们。

然而，大唐帝国的气候正渐渐转变。就拿梅花来说，唐代时，长安以及华北、西北等地大量栽种梅花。诗人元稹曾和好友白居易游览曲江池后，创作了《和乐天秋题曲江》一诗：

长安城中景致最多之地，首推曲江池。

初春之际，梅花和杏花尚显稚嫩；入秋之时，菱角与荷花已然衰败。

梅花所能承受的最低寒温为零下15度。安史之乱前，气候暖湿，梅花在长安城处处绽放。然而，随着气候慢慢变冷，进入五代十国及两宋的寒冷时期后，到北宋时，北方许多人已不认识梅花。以至于江西才子王安石曾写诗调侃，北方人初到南方，见到梅花竟不认识，还错认为是杏花。

北方之人起初并不认识它，全然当作杏花来观赏。

大唐长安城因拥有荔枝、柑橘和梅花而充满幸福之感，然而，这样的幸福即将随着气候的慢慢转变而消逝。

据气候学家估算，大约从公元650年的唐朝早期，到公元800年的中唐时期，这一阶段唐朝的平均气温，比现在大约高1.2摄氏度；公元800年之后，唐朝整体平均气温低于当下平均温度，在唐朝末年的公元880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0.6摄氏度。

在安史之乱即将爆发的时候，唐朝人没有如今用于记录气候的先进技术，不过他们从长安城一场比一场来得更早的大雪里察觉到，气候确实显著变冷了。

随着冷湿气候持续加剧，自东汉初期王景治理黄河之后，原本已相对平稳700余年的黄河，洪水泛滥的频次也日益增多。

公元741年那场提前一个多月降临的初雪，成为了一个标志，自此唐朝的气候逐渐步入冷湿阶段。由于降水持续增加，再加上人口数量急剧上升、森林遭到砍伐以及水土流失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到了唐朝中期之后，黄河泛滥的频次不断增多。

依据史料记载，7世纪唐朝初期时，黄河决溢有6次；到了8世纪中唐时期，决溢次数增至19次；而到9世纪晚唐时期，决溢为13次。在冷湿气候以及降水增多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黄河在唐代显著进入泛滥阶段。其中，从公元746年至905年，黄河大约每10年就会决溢一回。对于这一情况，主要生活于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孟郊（751 - 814年）在《泛黄河》里写下了如下内容：

哪般存在开启了昆仑的源头，让那混沌之河奔涌而出。

聚集的雨化作风肆意飞扬，似惊龙吐水激起层层波浪。

湘地瑟音如急风拂弦，越地宾客似悲咽放歌。

满怀遗憾难以消解，白白地到这里走了一遭。

诗人刘禹锡（772 - 842 年）对频繁出现的河患同样记忆深刻，于是他在《浪淘沙》里写下了如下内容：

“黄河蜿蜒曲折，挟带着万里泥沙，那奔腾的浪涛与呼啸的狂风仿佛自天边席卷而来。”

不断发生的河流灾害让大唐帝国应接不暇，然而唐人并不知晓，气候的变化正慢慢侵蚀大唐帝国的国运。与冷湿气候致使降水增加、黄河泛滥频繁的情况类似，在东北边疆地区，冷湿气候引发的频繁大雪和自然灾害，也促使游牧的契丹和奚族持续南下，侵扰并抢夺物资。

帝国东北边疆所承受的压力持续增大，而在此期间，深得唐玄宗信赖的安禄山借助东北的形势不断扩充自身势力。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在东北边疆手握20万兵力的安禄山，已同时担任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尽管不断有人向唐玄宗警示安禄山可能会发动叛乱，但唐玄宗对此全然不顾。

于是，在大唐天宝十四载（755年）阴历十一月，趁着大唐愈发寒冷的冬季，安禄山率领15万由不同民族组成的骑兵和步兵从范阳起兵反叛，由此拉开了后来改变大唐命运的安史之乱（755 - 763年）的帷幕。

天宝十五载（756 年），在安史叛军的猛烈进攻下，唐玄宗匆忙逃往四川。史书中记载，这一年的九月十九日，四川已是“霜风凛冽，朝臣朝见时，皆显寒色”。唐玄宗见大臣们在农历九月就冷得浑身哆嗦，便下令更改旧制，准许朝臣穿袍上朝。

据史料所述，自公元741年提前降临的初雪起，大唐帝国的平均气温较之前一百年大约降低了1摄氏度。在农业时期，别小瞧这仅1摄氏度的变化，其后果是北方变得寒冷，对草原等植被造成破坏，进而使牲畜承载能力下降，人地关系愈发紧张。在此情形下，北方那些难以维系畜牧业的游牧民族，开始频繁南下侵扰。

气候学家葛全胜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安禄山所统辖的平卢、范阳、河东这三镇，因处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当地的农牧业生产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在季风强劲、雨带北移时，这些辖区内雨水充沛，农业生产有了保障。相反，就会出现大面积旱灾，造成农业歉收。天宝年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干湿变化率显著偏高，旱灾频繁发生，致使民众的生存环境不断变差。这或许让安禄山有借口指责中央政府赈灾工作不力，从而公然反叛朝廷。于是，那些在幽州、营州界内不受役使管束的东北降胡甘愿听从他的调遣，南下祸害中原地区。”

公元763年，虽然安史之乱得以平定，然而大唐帝国的气候却在持续缓慢变冷。据史书记载，765年正月，长安城里“积雪厚达一尺”；766年正月，“大雪纷飞，平地积雪达二尺”；767年十一月，长安城“雾气弥漫如雪花飘落，草木皆结冰”；769年夏天，长安城“六月三伏天，竟十分寒冷”。

在气候持续反转的严寒冬日里，诗人杜甫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

在生命尽头前一年，也就是公元769年，诗人杜甫漂泊到了潭州（如今的湖南长沙）。刚开始，他觉得潭州不会下雪，还满心欢喜地赋诗写道：

“湖南冬季未降雪，我因疾病而停留。”

然而事实上，彼时就连长沙也持续下起大雪，于是在769年冬季，杜甫再度作诗称：

北风劲吹桂水畔，大雪于夜间纷纷扬扬飘落。

烛影倾斜，起初在近处才得见；船只沉重，最终连声音都没听闻。

北方的飞雪侵袭长沙，胡地的阴云让千家万户都感到寒冷。

伴风方展叶，携雨未开花。

于南方，大唐王朝渐趋寒冷的气候连同疾病困扰，最终将诗人杜甫彻底击垮。在抵达长沙的次年，也就是公元770年，杜甫在一艘从潭州驶向岳阳的小船上与世长辞。

盛唐所留存的最后一丝辉煌，终究还是在凛冽的寒意里消逝了。

唐德宗察觉到了这种持续变冷气候中的异样。

贞元年间（785-805年），唐德宗颁下命令，把唐朝先前确定的月令“九月穿单衣，十月才穿皮袄”往前提前一个月。

伴随气候逐渐变冷，一些原本栖息于北方的野生动物持续迁移。唐朝以前，犀牛作为大型哺乳动物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但由于人类的捕杀以及森林的过度砍伐，再加上气候发生变化，自中唐起，在北方就很难看到犀牛的身影了。

于是，位于如今东南亚区域的环王国，特意给唐朝进奉了一头犀牛，针对此事，诗人白居易（772－846年）曾在《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一诗里写道：

驯养之犀啊，那可是通天之犀，身形外貌令人惊骇，头上之角能惊飞鸡群。

听闻海外蛮夷之地有贤明君主，驱使犀牛乘坐驿车跋涉万里而来。

一日有幸谒见大明宫，欢腾叩拜，自道功勋。

往昔在北方地区司空见惯的犀牛，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蛮夷进献的稀罕野兽。然而，即便如此珍稀的这头犀牛，也难以扛住长安愈发寒冷的冬日。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那头被唐德宗“极为珍视”的犀牛，最终被严寒夺去生命。当月，长安城中“大雪纷飞，寒冷异常，竹、柏、柿树大多被冻死”。

需要留意的是，公元796年的记载里，竹子被冻死的相关记录同样不容忽视。唐朝中前期，因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中原地区依旧存在大范围的竹林，唐朝还专门设立司竹监来管理竹林事宜。然而，随着气候持续变冷以及人类过度砍伐，到北宋初期，竹子在北方已很难生存，北方的大规模竹林近乎消失。最终，司竹监这一政府机构在北宋时被裁撤。

偏好温暖湿润气候的动植物于北方持续退缩，这所反映的实则是唐朝时期气候持续趋向寒冷这一事实。在此情形下，诗人白居易创作了《放旅雁》：

九江在十年的冬日降下了大雪，江水结冰，树枝被压折。

群鸟因无食物四处纷飞，其中旅雁的啼鸣声最为饥饿难耐。

雪里啄食青草，冰上栖息安宿，翅膀冻冷，腾空飞翔迟缓。

严寒隆冬，大雁为寻觅食物困难重重，饥饿的叫声令人动容。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变得寒冷潮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国家实力衰微，大唐帝国的内部动乱也接连不断。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洪水泛滥结束后，“江东地区疫病肆虐，死亡人数超过半数”。在饥荒、瘟疫以及军需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唐军内部发生了王元振之乱。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大旱过后蝗灾来袭，致使“一斗米价值千钱”。此时唐朝中央征调河中地区的士兵去讨伐吐蕃，因军需未能及时供应，士兵们便发动了河中之乱。

在气候出现转变致使灾害频繁发生，同时唐朝中央的国力变弱、赈灾效果不佳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唐朝内部的动乱持续发展。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年），泾原镇的士兵被征调去平定藩镇叛乱，然而唐朝中央因财政困难，没有妥善款待这些士兵，这使得泾原镇士兵愤怒不已，进而攻入长安，唐德宗只能仓皇逃离长安，此事件史称泾原兵变。

在受气候变化影响尤为显著的黄河中下游、淮河下游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兵乱频繁出现。统计显示，公元850年至889年间，随着自然灾害持续增多，唐朝兵变也接连不断。在这一阶段，唐朝总计发生了多达26次兵变，其中，气候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受气候变化影响，冷湿气候和冷干气候相互交织，大唐帝国不仅河患严峻，旱灾与蝗灾也接踵而至。

自安史之乱（755 - 763年）发生之后，唐朝的蝗灾呈现出显著加剧的态势。其中，公元783 - 785年连续三年遭遇严重蝗灾，836 - 841年连续六年出现严重蝗灾，862 - 869年连续八年遭受严重蝗灾，875 - 878年连续四年面临严重蝗灾。

唐朝咸通九年（868 年），正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政治治理失序、蝗灾频发之际，因唐朝政府财政吃紧、克扣士兵军饷，长期驻守桂林的八百名徐州、泗州士兵，因超期服役却无法返乡，继而发动兵变。他们拥戴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向北返回。当这支哗变的军队抵达淮北地区时，恰逢江淮流域多年遭受蝗灾，且又遭遇水灾，“人心思乱，庞勋起兵造反后，响应者达六七万”。

因为水、旱、蝗灾同时出现，大量失去生存依靠的受灾民众陆续加入庞勋的军队，让庞勋所率军队快速扩充至二十万人。虽然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在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势镇压下最终落败，但在蝗灾的推动下，这场起义也得以迅速蔓延。

庞勋兵败之后，唐朝辖境内的蝗灾仍在持续扩散。到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内的蝗虫灾害愈发严重，蝗虫“从东到西，遮蔽了天空，所经之处一片荒芜”。面对这场席卷整个帝国北部的严重蝗灾，唐朝的官僚们却欺瞒唐僖宗，声称蝗虫全都自行绝食，“都抱着荆棘死去”了。为此，当时的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道贺，称这是上天显灵。

在那时大规模旱灾与蝗灾肆虐的形势下，有百姓向唐朝陕州观察使崔荛诉说旱灾和蝗灾的严重程度，谁料到崔荛竟指着官署中的树叶说道：“这还有叶子呢，哪有什么旱灾？”接着把请求救灾的百姓狠狠揍了一顿便作罢。

当大规模的旱灾与蝗灾接连来袭，唐朝的官僚群体从上至下却对此置若罔闻，出现了“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的状况。如此一来，唐帝国境内的民众纷纷“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那时，唐末气候偏冷使得旱灾时常发生，而处于现今山东地域的郓州、曹州、濮州，因临近黄河，“河泛、滨湖、内涝这三类蝗区都有，是适宜蝗虫滋生的地方”，这让该地区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受灾格外严重。于是，就在蝗灾泛滥的乾符二年（875 年），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峻的濮州（今山东鄄城）发起并领导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878 年王仙芝被杀后，他的余部转而投靠了黄巢。

黄巢发起大规模行动的这一年（乾符五年，即公元878年），恰好是唐僖宗在位时蝗灾最为猖獗的一年。针对此情况，唐京西都统郑畋在讨伐黄巢的檄文中提及：“近年螟虫蝗虫肆虐成灾，干旱蔓延引发灾祸，致使一些不法之徒，突然起来扰乱秩序。虽对他们进行讨伐驱逐，他们依旧肆意妄为。”这清晰表明蝗灾是直接促使王仙芝、黄巢起事的重要背景。

气候变化这一因素，是导致旱灾、蝗灾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公元884年，黄巢之乱终被平息。然而，那支几乎贯穿中国南北，自山东一路打到广东，再转进陕西并占据长安的黄巢军队，让在唐末曾有过宣宗之治（847 - 859年）、本有短暂复兴迹象的大唐王朝，陷入了全面的动荡与衰败。此后，藩镇割据愈发猖獗，百姓流离失所，整个帝国哀鸿遍野。

在气候变化与人为动荡相互影响的情形下，咸通八年（867 年），即庞勋起义的前一年，历经艰辛终于考取进士的诗人皮日休，于帝国的悲叹声里，不经意间邂逅了一位靠捡橡果维持生计的老妇人，他在《橡媪叹》里这样记述道：

秋意渐浓时，橡子已然熟透，纷纷散落在长满榛草的山冈之上。

弯腰驼背的白发老妇，踏着晨霜去捡拾。

过了一段时间才捧满一捧，一整天才装满一筐。

历经多次蒸煮，制成冬日食粮。

从冬季一直到春天，只能靠橡子来欺骗饥饿的肠胃。

我听闻田成子，佯装仁义仍能称王。

哎！看到这位拾橡子的老妇，我禁不住泪水打湿了衣裳。

在百姓生活愈发困窘的艰难境遇下，诗人皮日休最终现身于黄巢的起义军里。公元884年黄巢战败后，皮日休最终下落不明。

于皮日休所吟的晚唐悲歌里，大唐帝国有关气候严寒、“米一斗价值三千钱”、“人吃人”的记载亦屡屡出现于史籍。直至唐朝倒数第二年（906 年），该年闰十二月乙亥日，史书中记载洛阳城在“雷电震动”之后“降下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