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北京石化工地惊现白膏泥，市委拨专款调工兵挖出西汉王陵！

摘要：1974 年，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厂为寻找适合深层埋藏储油罐的理想之地，将目光投向了丰台区葆台村那两个格外醒目的高大土坡子。石化厂请来了北京市地质勘测处，一场对土地的深度探寻就此展开。

大葆台汉墓：沉睡两千载，一朝惊世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口号在华夏大地回响，深深烙印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中。

1974 年，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厂为寻找适合深层埋藏储油罐的理想之地，将目光投向了丰台区葆台村那两个格外醒目的高大土坡子。石化厂请来了北京市地质勘测处，一场对土地的深度探寻就此展开。

钻探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地质勘测人员发现，土坡深处的土层里，竟藏着许多木炭、白膏泥，甚至还有古钱币。这一奇特的发现，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当时，地质勘测处有个业余考古爱好者孙秀萍，她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名字 —— 马王堆汉墓。1972 - 1974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那三座西汉墓葬的发现，在考古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尤其是一号汉墓出土的 “千年女尸”，历经 2000 多年，依旧形体完整，肌肤润泽，部分关节还能活动，宛如沉睡的美人。而这 “千年女尸” 不腐的关键，正是马王堆汉墓采用的木炭、白膏泥密封法，这为墓室营造了一个隔绝外界的小环境。如今，眼前的这些发现，与马王堆汉墓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孙秀萍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预感：这里或许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古墓。

她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打电话向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报告。接电话的是文管处三队的马希桂，多年后，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口述史访谈中，马希桂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地质勘测处）提到发现了木炭、白膏泥，还联想到了马王堆，怀疑这里有古墓，他们真的很负责任。” 马希桂接到电话后，内心十分激动，对工人师傅们关心文物、主动反映情况的行为，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感谢。他深知此事的重要性，赶忙叮嘱他们注意观察，保护好现场，等候考古人员前去处理。

当天下午，马希桂就委派鲁琪、朱志刚两位经验丰富的同志前往现场。他们到达后，认真倾听工人师傅的介绍，仔细观察地形地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探出的实物更是反复研究。钻探地点是两座高 9 米，南北长 100 米，东西宽 80 米的沙丘，上面野草疯长，酸枣树肆意蔓延。勘测处工人是在距地表深 6.5 米处的 5 号钻孔，钻到了厚约 50 厘米的木头、40 厘米的木炭和 20 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鲁琪和朱志刚凭借着多年在考古一线积累的实践经验，再结合近年来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成果，心中有了初步判断：这里极有可能存在着一座古墓。

彼时，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计划利用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个储油罐，这一工程意义重大，既隐蔽又安全。他们先期进行钻探，一旦项目上马，任务重、工期紧、进度快。因此，他们迫切希望考古部门能尽快给出能否在此施工的答复。这就要求马希桂他们必须尽早拿出准确意见，以利于工程的选址和开展。为此，在 6 月下旬，一场地质勘测处、东方红炼油厂和市文管处三方联席会议召开了。

会议上，大家本着既有利于生产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各抒己见，广泛交换意见。文管处考古部门代表郑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最终确定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从考古与保护的专业角度考虑，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至于发掘以后能否仍在这里施工，要取决于墓葬有无原地保存价值。将来究竟谁为谁让路，要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和文物的保护价值这两方面综合权衡决定。大家对这一意见表示一致认可，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

马希桂，这位 196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专家，曾参与过琉璃河商周遗址、元大都遗址的发掘，有着丰富的考古经验。为了彻底摸清情况，接到施工单位的信息后，考古人员迅速行动，文管处请地质勘测处补打了 13 个探测孔。这次的探测有了新的收获，除了之前发现的木头、木炭和白膏泥，7 号孔探出一枚汉代五铢钱、一块带漆皮的圆木头。这些新发现，让考古人员的心悬得更高了，五铢钱是汉代的铜钱，莫非这里真的像马王堆一样，是一座大型汉墓？

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各方关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了解情况后，于 7 月 13 日作出指示：“尽快做好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 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第三研究室主任苏秉琦，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等考古界的大咖们，纷纷被请到了现场。他们仔细查看现场的每一处细节，研究出土的每一件实物，经过深入探讨和分析，最终一致认定，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

1974 年 8 月 7 日，“北京市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 宣告成立，由市委书记黄作珍担任主任，一场紧张而有序的发掘前准备工作拉开帷幕。为了确保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协调北京卫戍区 4561 部队工兵连参加发掘工作，这些工兵有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和纪律性，为发掘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邀请广州、河南的考古专家赴京指导发掘工作，不同地区专家的经验和智慧在这里汇聚；协调中国医学科学院准备好相关技术专家，以防万一出土古尸，可以及时进行科学处理；向市计委争取 10 万元发掘费，购置所需各种物资和交通运输车辆，为发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请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好拍摄准备，将发掘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1974 年 8 月 19 日，这个注定被铭记的日子，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前的钻探工作由从河南安阳赶来的三位经验丰富的钻探师傅主导，他们在考古钻探领域堪称行家。其中一位师傅，有着一段传奇的过往，三十年代他曾是一位盗墓者，甚至参与过司母戊大方鼎的盗掘。但新中国成立后，他洗心革面，加入了文保战线，将自己的技艺用在了正途上。另外，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第三施工处承担施工任务，他们派来两辆铲运机、一台推土机和 5 到 7 辆翻斗车，在发掘组的指挥下，参与大葆台汉墓封土的清运工作。

自 8 月 27 日起，这些机械陆续进入发掘现场，清理出的黄土被运至黄土岗公社改良砂质土地。在发掘过程中，每一位同志都全神贯注，紧紧盯在发掘现场，时刻注意观察。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个细微的发现，都可能是解开这座古墓秘密的关键。果然，在封土中陆续出土了属于商周至战国时代的遗物 36 件，这些遗物或许是在历史的变迁中，随着封土的堆积而被裹挟其中。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蚌镰、红陶绳纹纺轮、灰陶纺轮、双翼铜镞、三棱铜镞、铜盖弓帽、燕明刀和铜削刀等，这些遗物仿佛在诉说着遥远时代的故事。

9 月 2 日，拉铲机在清运封土时，在距封土顶深 1 米处，发现一件无底夹砂红陶罐。3 日继续下挖时，又在同地点发现数件夹砂红陶罐，多数无底，且多残碎，罐外壁有烟薰的痕迹，有的内壁也有烟痕。从器物堆放情况观察，它们并非是随意被扔到封土中的，而是有意识地堆放在一起。这一发现引发了大家的猜测，是挖墓者当时使用的器物，用后堆于此处，还是造墓时有意识放的祭物，在当时还难以断定。

9 月 4 日，距封土顶深 1.20 米处，出土一件西汉一字形铁口啰，长 14、宽 5 厘米，保存完好。考古人员推测，无论夹砂红陶罐还是铁口啰，都很可能是当时造墓者使用的器物。随着封土的不断清运，更多的秘密被揭开。在封土南部，陆续发现一些金代遗物，如白釉刻花盘、碗残片、汉白玉残菩萨坐像、金大安三年 (1211 年) 承信校尉守玉画县醋务总监大公墓碑、兽面纹瓦当、沟纹条砖和花纹方砖等。

9 月 7 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顶深 1.50 米发现一具马骨架，在马架旁出土一枚金 “大定通宝” 和一些金代碎瓦。马头已不在原位，一支腿也放在马脊椎上部，显然不是正规的埋葬方式。在将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时，又在墓道右侧发现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

1975 年 4 月，在发掘二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一些金代遗物。这些发现表明，汉墓封土曾被金代建筑所破坏。考古人员查阅文献，在《析津志》中找到了线索：“葆台在南城之南去城三十里，故老相传，明昌时李妃避暑之台，无碑志，有寺甚壮丽，乃故京师药师院之支院”。“明昌” 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所以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 “李妃避暑之台”。由于前期准备工作细致周到，发掘工作起初进行得很顺利。

9 月 27 日，墓口、墓道的位置就已经全部探明。经过初步探挖，考古工作者了解到，大葆台的这座沙丘是墓葬封土，它距离市中心约 15 公里。现存残留封土依然高 8 米，底部直径东西 50 米，南北 90 米。初步估算，现存土方约 36,000 立方米。这些封土后来在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被陆续清走。之后，清理墓道内填土的工作马上开始进行。

然而，就在大家满怀期待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探工师傅们在清理填土时发现，有一处土层明显出现扰乱。进一步钻探，一个直径 2.5 米的盗洞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从盗洞内的填土中，清理出一件鎏金铜辅首和 20 枚五铢钱，铜辅首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缠绕的痕迹，这些无疑是盗墓留下的残迹。

盗洞的出现，让围观的人顿时有些扫兴和失望，大家都在担心，这座古墓是否已经被盗掘一空。但考古工作者们深知，发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寻找文物，墓室结构、棺椁和葬制等，都是珍贵的科学资料，也是考古工作的价值所在。而且，这座墓规模如此之大，盗墓贼也不太可能盗得干干净净。因此，发掘工作并没有因为出现盗洞而有所松懈。

不过，大火因为缺氧，烧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熄灭了，所以墓室内大部分木结构都得以幸存，这才有了后续的重大发现。不但墓室被严重破坏，墓主人的尸体也已不在棺内，而是被拖至棺外、头东脚西放在内椁底板上，但骨骼尚未散乱，在死者颈部还发现了一段残绳，应该是盗墓者在向外拖拽尸体，搜索死者身上的随葬品时遗留。这说明盗墓者进入时，尸体的肌肉尚未腐烂，据此可推测，此墓被盗的时间，很可能是西汉末年的战乱时代。

1974 年 10 月 4 日国庆假期结束后，经过短暂休息的考古人员都返回了发掘现场，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又经过一周的清理，墓室内最壮观的部分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也是大葆台汉墓最有文化价值的一部分 —— 大量条木垒成的墓墙。纵观整个墓室，四面都用一种 “条木” 层层垒起，而且 “条木” 全部头向内，墓墙南面还留有一个木门。虽然历经千年，但这些条木依旧坚硬如新，呈棕褐色，有的木料表面还可以看到一层淡黄色的树脂油，散发着木质的芳香。工作人员还在成堆的木料中发现了一根木简，用墨色书写一行汉隶：樵中格吴子运。这应该是运送木料的商人所留，这块木简带有文字，是非常珍贵的实物。用来垒墓墙的 “条木” 规整平直，表面还进行过打磨，在一些大条木的两边端头，还能看到十字形墨线，这说明西汉木工已经开始使用墨斗之类的划线工具了。

据工作人员推测，按现有高度共有条木大约 14,000 根，约合 122 立方米。最大的一根条木重达 32 公斤，用料之多令人惊叹。面对用木头层层叠叠垒起的四面墓墙，考古工作者们也感到十分茫然，不知此为何物，因为这种墓墙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号墓墓道内的车马坑，这里发现的殉葬车马均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真车马。

墓室的顶部和底部是用木炭和白膏泥密封的 —— 白膏泥可以隔绝空气，木炭可以防潮。当年，地宫主人身份的确定，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初，人们注意到了墓中棺椁的形制：三棺二椁，共有五重，正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葬制。可是，诸侯王为什么可以采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 “天子之制” 呢？

据《汉书》记载，当时的诸侯王国 “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显然诸侯王也可以享用天子的葬制。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上，刻有 “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 等字样。西汉共有 12 位燕王，在位 24 年以上的只有四人：燕康王刘嘉，26 年；燕王刘定国，24 年；燕剌王刘旦，38 年；广阳顷王刘建，29 年。显然，墓主人只能是他们四人中的一位。地宫出土了许多五铢钱，史载，这种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公元前 118 年)。刘嘉死于公元前 151 年，刘定国死于公元前 127 年，当时还没有五铢钱，所以他俩不可能是墓主人。刘旦之墓戾陵在今天的石景山区，他根本不可能葬在大葆台。排除了上述三人，墓主人的身份也就揭晓了：广阳顷王刘建。他是汉武帝的孙辈，公元前 73 年至公元前 45 年在位。如此说来，大葆台汉墓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是弥足珍贵！

在 1 号墓地宫中，最为珍贵的发现是 “黄肠题凑”。当年，在挖掘时，考古人员沿着古墓的顶部向下清理，越往下面，条木越多，大多向外倾倒。这些条木非常规整平直，表面打磨比较光滑。进一步发掘后，人们看到，墓室四面都是用条木层层垒起，端头向内，形如木墙，南面正中有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杰先生根据文献记载，提出应是 “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记载，老臣霍光死后，汉宣帝赐 “梓宫、便房、“黄肠题凑” 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唐人颜师古给这一段做注释时，引用了汉末魏初学者苏林的解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 刘昭也注释过 “题凑” 一词：“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 据此可知，“黄肠” 强调的是材料和颜色，也就是黄心的柏木；“题凑” 强调的是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也就是木头的端头向内排列。合起来解释，“黄肠题凑” 是用黄心柏木，按向心方式致累而成的厚木墙。

这种葬制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议，但在西汉盛极一时，已是公认的事实。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系国内首次出土，它填补了汉代葬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它由10厘米×10厘米×90厘米的柏木14000余根叠成，约合木材122立方米，简直相当于一座森林！柏木堆成的木墙高3米，厚0.9米，总长42米多。排列方式上，南北两端为南北向纵垒，东西两侧为东西向横垒，四角连接处南北壁黄肠木两头直接顶靠在东西壁黄肠木上，这样从内侧看，则四壁均为木头，即题凑。

抚摸着这些历经千年的柏木，考古队员们仿佛触摸到了西汉王朝的脉搏。每一根木头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它们是如何被砍伐、运输，又是怎样在工匠的手中被精心堆砌成这座宏伟的地下宫殿？这些疑问萦绕在每个人心头。据史料记载，在西汉时期，建造“黄肠题凑”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工匠们要深入山林，挑选合适的黄心柏木，砍伐后再通过水路、陆路运输到墓葬所在地。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比如湍急的河流、崎岖的山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而堆砌“黄肠题凑”更是一项精细的工程，工匠们必须严格按照特定的方式和顺序摆放柏木，以确保结构的稳固，这背后凝聚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

然而，“黄肠题凑”加工的难度很大，所耗费的人力、财力都很多。而且，和坚硬的石头相比，柏木并不能做到不朽不腐。因此，东汉以后这种葬制逐渐走向衰落。河北定县发现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已经改用石材做题凑。“黄肠题凑”终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两千年后，才在大葆台汉墓重新被世人发现。它的出现，让我们得以一窥西汉时期贵族葬制的奢华与庄严，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丧葬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大葆台1号墓黄肠题凑木墙的正南方，设有一个门，宽3.6米，高3米，门上装着鎏金青铜兽面铺首，高24.5厘米。这只铺首造型威猛粗犷，双眼圆睁，獠牙外露，仿佛在守护着这座地下宫殿，不让任何邪祟入侵。所谓“铺首”，其实就是门上的拉手装饰件，但古人将其做成猛兽的形状，很可能是为了镇凶避邪。据学者考证，这种样子的铺首，是从青铜器上的兽面衔环耳演变过来的。它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展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西汉时期，虽然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数量减少，但工艺并没有退步。大葆台西汉墓里的鎏金青铜兽面铺首，不仅采用了青铜材料，而且在器物上做了鎏金处理。所谓“鎏金”，就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漆，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面不脱。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工匠具备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鎏金不均匀或者脱落。经过鎏金处理的铺首，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金光闪闪，与古朴的柏木墙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在大葆台汉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号墓当中的“渔”字铁斧。这把铁斧看似普通，斧柄因年代久远早已腐烂，只剩下孤零零的斧身。斧身呈梯形，两侧略带弧形，上面有铸造的痕迹，为铸铁产品。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斧子的一面有个凸起的“渔”字，这小小的标记，却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渔阳铁官作坊的标记。渔阳郡的故城，就在今天北京密云县的西南。

西汉初年，统治者对盐铁业采取自由经营政策，民间的盐铁商人可以自由开采、冶炼和销售。但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和铁，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渔阳郡的铁官作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的。“渔”字铁斧的出土，成为了西汉“盐铁官营”政策的重要证据，它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国家对经济的强有力管控，以及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同时，在斧身标上代表产地的“渔”字，也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先民，就已经有了“产品标志”的意识，这在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玉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大葆台汉墓也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虽然由于墓室早年被盗，考古工作者没能找到完整的金缕玉衣，但找到了部分玉衣残片，以及一件嵌玉的龙头枕，足以判断出墓主人下葬时身着玉衣。此外，还出土了大量其他玉器，其中透雕双面刻墨玉舞人饰件和透雕螭虎纹玉佩尤为引人注目。

透雕双面刻墨玉舞人饰件出土于2号墓，墨玉质，扁平长方形，高5.5厘米，上端为圆角，两面皆以镂雕线刻舞俑人像。舞人身着长裙，身姿婀娜，弯腰甩袖，动作灵动飘逸、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玉器上舞动起来。玉舞人的上下端各有一个小孔，便于穿系和悬挂，属于装饰玉。在古代，玉器不仅是装饰品，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同时还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件玉舞人饰件，展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玉雕技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透雕螭虎纹玉佩出土于大葆台2号墓墓室的东北侧。白玉质，圆形，直径7.1厘米。玉佩使用透雕技法，上部镂空成樱花，中间镂雕一只盘曲螭虎。螭虎身形如虎，为螭与虎的复合体，在古代象征着皇权与吉祥。玉佩上的螭虎，用阴线条刻出其身形，均两面刻，形象朴素而生动。玉佩边缘阴刻两圈弦纹，中间夹以双弧形纹，显示出精细的雕刻技艺。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饰品，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佩戴者借此彰显自己的尊贵身份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大葆台汉墓中出土的鎏金嵌玉龙头枕也十分独特。枕头的主体部分为木制，两端为龙头，用水晶作眼睛，用青玉作牙、舌及双角。两个龙头做出伸舌蹲坐的姿势，造型格外生动，仿佛随时准备腾空而起。这件龙头枕规格很高，是和金缕玉衣配套使用的葬具。然而，它的高度达到了20.5厘米，显然不适合日常使用，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象征，代表着墓主人尊贵的身份。看着这件精美的龙头枕，我们不禁想象，广阳顷王刘建生前是何等的威严，死后也要带着如此奢华的葬具，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尊贵的生活。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缠丝玛瑙饰件。玛瑙是一种矿物，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有各种颜色，多呈层状或环状，一般为半透明或不透明，质地坚硬耐磨，可做贵重的装饰品。缠丝玛瑙是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因相间色带细如油丝，所以称为缠丝玛瑙。大葆台汉墓出土的这颗缠丝玛瑙饰件，近似长方形，长6厘米，底平面微鼓，表面琢磨极其光滑平整，左侧有一片花形鸡血红，流美艳丽，为整个玛瑙增色不少。它的出现，反映了西汉时期贵族对精美饰品的喜爱和追求，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因为玛瑙并非本地特产，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等贸易通道传入中原的。

大葆台汉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让我们穿越时空，触摸到了西汉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这座古墓虽然历经被盗、焚烧等劫难，但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和珍贵的历史信息。为保护这座珍贵古墓，1979年开始建立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由大葆台一号墓室复原陈列、大葆台一号墓殉葬车马陈列、大葆台汉车复原陈列和大葆台一、二号墓出土随葬器物陈列4部分组成。1983年12月1日，在一号汉墓原址上建成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北京市第一处也是唯一一处对外开放展示的汉墓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