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除夕，我和妈从甘肃来新疆寻爸，屋里竟有位维吾尔族女人

摘要：1966年，我家住在甘肃定西大山里，家里只有四个人，奶奶、爷爷、母亲，还有我，那年我13岁，父亲去新疆煤矿打工了，三年没回家了，偶尔会寄些钱回来。

1966年，我家住在甘肃定西大山里，家里只有四个人，奶奶、爷爷、母亲，还有我，那年我13岁，父亲去新疆煤矿打工了，三年没回家了，偶尔会寄些钱回来。

老家是靠天吃饭，主要以种土豆为生，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里里外外是能把手，虽然家里穷点，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奶奶爷爷年纪大了，晚上很早就睡，母亲就一个人傻傻的呆在黑暗里，因为怕影响爷爷奶奶睡觉，心里再觉得孤单，也不愿当着爷爷奶奶的面哭，就等爷爷奶奶睡着了，自己藏在被子里哭。

最难熬的是过年，许多乡亲都返乡了，拎着大包小包，全家团圆了，唯独不见父亲的身影。

除夕之夜，快到12点了，到处都在放烟花，自己手里拿着父亲寄来的信封，一边流泪，一边吃东西，一边看外边放烟花，一边想着父亲。

那个时候，我有点责怪父亲，就在心里默默地跟父亲说话：爸爸，你怎么不回来？为什么不来接我和妈妈？我知道虽然新疆苦点，但是，我和妈妈还是愿意呆在新疆，至少是跟爸爸在一块儿。

对山里女娃来说，在大田里劳动，和大人一样承受饥饿和劳累，但是女娃遇到的特殊困难却更加难以克服，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是没有的。

当时我已经发育成熟，来了月经，母亲就找来纯棉的布条条，里面装的草木灰，自己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两边搞个袋子，如果是灰满了，把灰抖掉，灰不是吸水嘛，就这样用，可是每次有特殊情况，我带着这个，又得干活，很容易磨破大腿，走路也难，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要想改变穷苦命运，只能远走他乡，母亲决定上新疆找父亲，说起来上新疆确实不易，为了准备路费，就要省吃俭用尽量把钱攒起来，以前的那几年，除了吃饭、养孩子，也就是养家糊口之外，剩下来积攒的钱，就铺到铁路上了。

一个人哪能来那么多钱？大家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在这上面就反映出来了。

知道你要出远门了，大家不管有多少钱都凑点，以表心意。

看到山里许多小媳妇儿都上新疆找丈夫去了，母亲也想走，不单是想，简直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

像许多家庭一样，我家里也有个大人放重要票证的抽屉，里面无非是户口本、粮票、布票之类，说起来都是关乎生存大计的，难怪会上锁。

而且这锁很结实，特别难撬，不是高手一时半会儿真的打不开，情急之下，母亲灵机一动，没有撬，用了个巧办法：她把下面没锁的抽屉拉开，伏在地，让我用手很灵巧地从上面掏，好不容易掏进去，试着摸索，真的拿到了，硬纸壳的户口本跟别的证件不一样，手感比较特别。

看上去虽瘦小的母亲，心里却很有主意，她把户囗本悄悄藏在家里放重要东西的地方，她趁爷爷奶奶外出的时候，把藏在里面的户口本翻出来，那时户口本是够老气的，上面还穿着绳子，母亲马上毫不犹豫的拿走，把户口本拿在手里，就像把命运抓在了手里。

第二年的冬天，我13岁，母亲带着我急火火地走在山间羊肠小道上，母亲背着铺盖卷，我手里拎着大包小包，那时候就是几十公里路也都是步行走的，因为口袋里没钱。

我个头不高，身体也很单薄，已经走得脸庞红扑扑的，显得很有些亢奋，事实上，我的心情也确实因为急切而处在亢奋的状态中。

离开甘肃老家的那一天，母亲对我说：

“我们再也不回这里了，我们要在新疆安家落户！”我当时听了很伤心。

走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我对母亲说：

“妈妈，能不能停一会，让我再看看老家。”

我站在山岗上，看了大约十多分钟，母亲催我快走，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直到看不见老家的屋子，但那一切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和母亲是背着爷爷奶奶跑出来的，从甘肃的一个小乡村来到这个到处都是冰雪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做乌鲁木齐。

那个时候，我弄不清新疆和乌鲁木齐的关系，我觉得新疆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就是新疆。

就像现在的某些人依然把北京就当作中国那样，我觉得它们两个本身就是一回事，更何况一个人都有可能有两个名字，别说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当列车驶进乌鲁木齐站时，在车厢的厕所门口站了三天四夜的母亲，挪动脚步，被人们拥挤着跳下车，站在站台上，这时才发现鞋带绷断了，脚已经肿起来。

而我第一个感觉，是脸上扑面而来的寒冷空气，自己干裂的皮肤好像更干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说，这个空气，真是太好了！这就是新疆啊！

一下车，母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新疆呀！我总算到达了。

我跟在母亲身后，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看见了这个城市的同时，也看见不少大大小小的汽车以及长得像怪物一样的骆驼，以及一群又一群高鼻梁深眼窝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是维吾尔族人或哈萨克族人，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怕他们，只是到后来通过打交道，结交了不少少数民族朋友，也就觉得他们和我没什么不一样。

母亲向路人打听，父亲的所在煤矿，路人都很热情地指点，甚至有一位维吾尔族男司机，听说我们从千里之外的甘肃来新疆，主动要载我们一程，还送给我一些葡萄干，叮嘱我在路上吃，好心的新疆人的帮助，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也给我们省了一笔钱。

告别了热心的司机，我和母亲继续赶路，远远我们看到一条笔直的马路分开了两边的牧场，每一家牧场之间都隔了好几百米，在一处宽阔的地方，几十头牛正在吃草，看见我来了，他们不吃了，转过头来盯着我看，看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的午餐。

又一个牧场，几十只羊一看到我，立即向牧场深处走去，也有几只充满了好奇，回头看了我几眼，但很快就和我再见，头也不回地与伙伴一起慢慢前行。

看不到一个牧羊人，住家没有大门，房子在枯树林下，让我忘记了这是冬季。

我们终于来到了父亲所在的煤矿，这里最好的路是石子路，一走过去都是黑灰。

煤矿领导接待了我们，煤矿领导只夸母亲勇敢，从那么远的甘肃来到了新疆。

这位领导叔叔还特意送给母亲一些日用品，母亲一再弯腰说着感谢的话，好似鞠躬一样，感激的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母亲哭了，我也哭了。

这位领导还亲自领着我们去了父亲的住处。

一路上，叔叔告诉我们，父亲焊井架时，不小心摔下来了，小腿骨折了，已经派矿上医务室的维吾尔族女大夫去换药，父亲的腿好多了，已经能拄着双拐走路了。

听到这话，我和母亲悬着的心才放下。

又说，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矿上要聚餐，邀请我们一家人去，还说，父亲在煤矿区是干电焊的活，人老实肯干，重活粗活抢着干，烧电焊的技术还是不错的，焊出来的接口很平整，电焊工就是费眼伤视力，平时注意点就没事。

远远迎上来一个人，那就是我敬爱的父亲，他拄着双拐立在风中，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有时盖住了他的眼睛。

我和母亲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喜极而泣。

父亲满脸皱纹和沧桑，衣服上缀满补丁，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的脸上有种挥不去的疲惫，这种疲惫和坚韧融为一体，我心疼父亲，奔过去，紧紧拥抱父亲，默默流下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也站在一旁，悄悄抹眼泪。

当走进父亲住的地窝子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维吾尔族阿姨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她弯下腰，拥抱了一下我，和我很亲近的样子，我心里很感动，我真喜欢她，她长得真漂亮！新疆是个出美女的地方，真是名不虚传。

看到简陋的地窝子，我的心被震撼了，尽管无数次听人提起过地窝子，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地窝子。

从外表看去，它和我所见过的地窖没有大的不同，是从地里挖出一个洞，但里面的一切却是我无从想象的简陋：一张用泥土砌成的床，一个用泥土砌成的沙发，这就是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地窝子的全部，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该怎么生存？在这样的房屋里，人怎样度过漫长的岁月？我的眼睛紧紧盯着那个泥土做的沙发，眼泪蓦地流了出来。

眼前这个沙发，它是这座地窝子里除了床以外的唯一一样家具——如果还算得上是家具的话。

我想象着当年垦荒的时候，煤矿工人除了脚下荒凉的土地，一无所有，能够让他享用的，也只能是这些泥土，于是他们将泥土的作用，得到尽情发挥，用泥土做床坐沙发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泥土成了唯一可以利用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东西，它们还让土地长出庄稼，长出源源不断的维持生命的粮食。

在一个寸草不生，没有人烟的地方，建起一座煤矿，在一个一无所有空旷的戈壁滩上，建起一座煤矿，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英雄？这样的煤矿又怎么不是英雄的煤矿？一种崇敬感在心里油然而生。

走进地窝子，走进温暖的家，心里暖融融的，我已经感到了父亲乐观的呼吸声，闻到了烟火的味道，看到了父亲忙碌疲惫的身影，小小的我正在被父亲的血汗一点点撼动。

虽然简陋，但它却是我们温暖的家，听大人说，有吃有喝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总比出生的地方好。

我们全家沉浸在团圆的喜悦中，天快黑了，会餐的时间到了，大家都把饭盆拿去，围成一圈等着。

会餐规定，只能吃，不能带走，还有炊事班的人，在外面站岗。

就在露天操场上，一大群人蹲在那儿，新疆的年三十，天寒地冻，大家硬是蹲在那儿，不动。

羊肉抓饭终于上桌了，上来一大盆抓饭，大家就风卷残云，开始蹲着，后来蹲不住了，就跪着，最后是有蹲有跪有站着的，七八盆抓饭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满满的，唯独剩那一点肥肉还没动，不让带走怎么办？最后大家都下筷子，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带走了。

在新疆，正是漫长冬季的严寒，培养了我们每天清晨洗冷水脸的习惯，而加了酥油的滚烫的奶茶，不仅使我们浑身发热而且使我们歌喉响亮，馕和抓饭，这些最实在朴素的食物使我们身强力壮。

辽阔的大地，供我们学习长途跋涉，磨练筋骨和意志，而鼓声和黄铜唢呐，把鸽子送上天空，也把人间的欢乐带到每个人的心中。

在新疆生活的幸福，还体现在这里拥有众多的节日：肉孜节、元旦、春节、古尔邦节、中秋节……每个节日都可以互相分享，不分种族和信仰。

这是自由的土地，这里就是新疆，我在自由的土地上生长，也许，就是这种浓浓的自由气息，在这块土地上洋溢着，也许这里的人们不会大肆的宣扬这一点，那是因为，自由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的生命。

当我看见打馕师傅年复一年高高兴兴烤他的馕，并且哼着歌无忧无虑的样子，真是羡慕！我认为维吾尔族人在红彤彤的馕坑里，用木炭烤制的大馕和窝窝馕，是最漂亮最诱人最好吃的。

煤矿工人收工以后所剩不多的业余生活，也没有什么可娱乐的，收工的时候都很晚了，回到地窝子里，吃过饭就天黑了，那时没有电灯，人人都是拿个墨水瓶或小的药品，装了煤油，上面弄个牙膏头，弄根线，用火柴点亮，晚上周围漆黑的，地窝子里有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着。大家借着这点亮写写信写写日记什么的。

晚上要走出地窝子，就用挂在门口的马灯，最早的时候，我们用的马灯，是木壳子做的，一面木头，三面玻璃，中间用两个小钉子卡住油灯，提着这种灯，上面有个出烟口，走一趟，手上全给冒出的烟熏黑了。

生活环境艰苦，许多地方风沙大，水是咸的，食堂喊开饭了，大家就从地窝子里出去，看到在那边的地上摆着菜盆，蹲下来刚要吃，一阵风沙刮过来，饭菜上全是沙子，馒头上也满是沙子，我哭着说：“这饭还怎么吃呀？”

再看看外面的地，我们从甘肃来穿的都是方口的布鞋，一踩下去，鞋里面全灌的是沙子，我又哭着说：“把我的新鞋子弄脏了。”

另一方面，正因为风沙大，住地窝子倒有住地窝子的好处，避风，保温，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即使是翻新再建的地窝子，也还是往地下挖两米，上面再搭高一米，把大家自己砍得树干做梁和柱，把自己打得茅草芦苇铺上，然后把泥土糊在屋顶上，放个木框就是天窗，因为很少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子，就留个通气采光的洞便可以了。

甘肃青年来到新疆，在那个年代之所以感觉特别艰苦，也许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问题，更是精神生活的贫乏，电影一个月放一次，就不得了了，一次放电影，整个煤矿就沸腾了。

煤矿的高音喇叭上通知要放电影了，那就像过节一样，放电影也好，演出队来也好，都是一件大事情，通常大家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到这样的日子，就会提前一些下班。

收工回来，洗洗，开演前一两个小时，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们喊着演电影了，电影来了，这些喊声会一直持续到正式放映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