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252年初冬的建业城，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与压抑。53岁的诸葛恪满脸严肃地看着手中的前线密报：“新城久攻不下，士卒疫病死者三成。”他推开窗，任由冰冷的夜风扑打面颊，望向皇宫方向的眼神第一次浮现出深重的迷茫。

公元252年初冬的建业城，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与压抑。53岁的诸葛恪满脸严肃地看着手中的前线密报：“新城久攻不下，士卒疫病死者三成。”他推开窗，任由冰冷的夜风扑打面颊，望向皇宫方向的眼神第一次浮现出深重的迷茫。

这位被先主孙权视为国柱的托孤大臣，距离那场在朱雀门前断送性命、株连三族的血腥结局，仅剩不到一年光阴。是什么将一个天赋异禀、年少成名的帝国精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此子非池中物！”这声感慨源于诸葛恪之父，忠厚谨慎的诸葛瑾。他深知幼子的超凡才智，也隐隐担忧其锋芒太过外露。

历史中一个著名的插曲发生在孙权面前：约十岁的诸葛恪随父入宫，孙权见诸葛瑾脸长，故意命人牵来一匹驴，并在驴脸上写上“诸葛子瑜”四字取乐。哄笑声中，小诸葛恪面不改色，从容上前提笔添上“之驴”二字。这神来之笔让孙权抚掌大笑，不仅化解了父亲的尴尬，更赢得孙权喜爱与这匹驴的赏赐。(《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这个充满急智的故事，展现了其超乎常人的反应力，但也透露出一种对权力核心敢于“戏谑”（即使是以巧妙方式回应）的潜意识，以及对自身才华的极度自信。这种自信固然可贵，但若无敬畏之心伴随，极易滑向自负。

远在蜀汉的叔父诸葛亮也听闻侄儿才华横溢，却忧其根基不稳。曾修书一封，谆谆教诲：“夫志当存高远……然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非志难成，行之维艰。”并生动地提醒他：“当知驽牛能负重致远。”（《诸葛亮集》）。

诸葛亮将稳健扎实的“驽牛”比喻为真正的处世智慧，含蓄地规劝侄子：真正的成就源于持久的耐力与务实，而非仅仅依靠锋芒毕露的才华和好勇斗狠的姿态。遗憾的是，年轻气盛的诸葛恪虽记下叔父之言，其心性却未能真正领悟其中深意。

年仅二十出头，诸葛恪便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当时盘踞丹阳郡（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及皖南山区）的山越人（南方少数民族）势力强大，长期不服王化，骚扰地方，是东吴心腹大患。诸葛恪主动请缨，任抚越将军、丹阳太守。他并非一味用蛮，而是采取“坚壁清野，断其粮道，围困迫降”的复合策略。

据《三国志》记载，他下令“诸屯缮垒聚”，“悉令严备”，断绝山越与山下的联系；对于归顺者，“抚存收养”，给予生路；对顽抗者，则严惩不贷。历经三年艰苦经营，竟迫使十余万山越人归顺下山，并被编户入籍，其中精壮者四万余人被编入军队。(《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这一壮举轰动建业，孙权亲自设宴嘉奖这位年轻将领。在觥筹交错、气氛热烈之际，老皇帝孙权带着一丝审视突然按剑发问：“卿若遇明主如何？”灯火摇曳之下，微醺的诸葛恪目光炯炯，直视君主，朗声作答：“臣生为吴臣，死为吴鬼！”这份斩钉截铁、赤胆忠心的表态，令君臣开怀大笑，酒杯碰撞之声几乎掀翻殿宇。(《吴书·诸葛恪传》裴注引《江表传》)

这番对话，无疑将诸葛恪的声望推到了顶峰。他成功证明了自己不仅是智者之子，更是一位能独当一面、开疆拓土的军事帅才。然而，这份巨大的成功也在无形中助长了他的自负，少年意气与权谋场上的试探性对话，让他深信自己的光芒足够耀眼，足以令任何质疑者黯然失色。恃才傲物、轻视潜规则的种子，已悄然扎下根须。

公元252年，孙权病逝，享年71岁。这位统治江东五十二年的雄主，临终前指定了以大将军诸葛恪为首（时任大将军），辅以中书令孙弘（后为孙峻所杀）、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的五人托孤班子，辅佐年仅十岁的新君孙亮(《三国志·吴主传》)。诸葛恪站在年幼的皇帝孙亮身侧，接受百官朝贺，一身紫袍玉带在晨曦中闪耀着权力的光芒。此刻的他，位极人臣，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

甫一摄政，诸葛恪便展现出强烈的改革意志，接连颁布几道石破天惊的政令：免除通欠的赋税、废除关卡税、赦免逃犯！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这三策犹如巨石投入死水，瞬间在东吴上下激起滔天巨浪，尤以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底层百姓反响最为强烈。扬州各郡县一时间万民奔走相告，如沐春风。

史料记载了一则极具象征性的场景：太庙祭祀大典上，一位老妇竟冲破重重禁卫，手捧一枚鸡蛋，哭喊着要献给丞相：“丞相新法，活我全家啊！”侍卫大惊失色拔刀欲斩，诸葛恪却挥手制止，甚至亲自上前接过那枚尚带体温的鸡蛋，高高举起，对众宣称：“此乃天佑吾吴！”围观百姓如山呼海啸，其激动之情直冲云霄。建业城内的盛况更甚，“都下酤酒皆罄，有醉卧街衢者”（《建康实录》卷一），米价甚至一度暴跌三成。

然而，这烈火烹油般的盛景之下，危机已经潜伏：

1、经济根源：饮鸩止渴的民望工程。

免除积欠赋税、废除关税，固然极大地收买了底层民心，却对国家的财政基础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东吴的经济学家陈表（著名经济学家陆逊的外甥）当时就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权豪擅征于邑里，小民罄输于天府……今悉除通赋，府库何由得充？一旦缓急，财用必匮。” (裴松之引《吴书》注《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陈表论已佚，此观点为后世史家分析总结)。政策施行仅数月，府库原存的三百万斛米粮迅速耗尽。国库告急，寅吃卯粮，为后来的军事行动筹措粮饷埋下巨大隐患。

2、政治根源：动摇根基的权贵逆鳞。

大规模赦免逃犯，尤其是那些因触犯法律或逃避徭役而流亡的人，严重损害了地方豪强士族（尤其是江东本地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和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认为这不仅破坏了司法秩序，更损失了大量可供役使的人口。侍中孙峻（同为托孤大臣，宗室子弟）曾上书极力反对赦免令，却被诸葛恪傲慢地掷还奏章，并当众讥讽道：“汝不见民心沸腾乎？岂识治乱之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政见相左，更是在朝堂之上公开羞辱了代表宗室势力的孙峻。

诸葛恪的雷霆手段和刚愎态度，一方面得罪了掌握地方和基层大量资源的江东大族；另一方面，也深深刺激了同样身处权力中心的宗室成员孙峻，为日后的宫廷政变种下了最直接的祸根。他以绝对强势的姿态推行政策，看似掌控全局，实则已不知不觉站在了风暴眼中心。

沉浸在巨大威望中的诸葛恪，被权欲和自身成就冲昏了头脑。他认为正是自己非凡的才能带来了山越平定的军事胜利和民望高涨的政治红利。基于这种膨胀的自信，以及对曹魏新君曹芳（时年幼）、权臣司马师“主少国疑”判断（有一定道理），他开始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北伐——目标：曹魏位于淮南的军事要塞合肥新城。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却又总被自信者忽略。孙权时代，东吴曾多次倾全国之力北上攻合肥，无一例外惨败而归，甚至成就了“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典故。新城地势紧要，魏军经营多年，防御体系完善坚固。

当诸葛恪在253年深秋，于建业宫中力排众议，执意调集二十万大军（近乎全国兵力）挥师北上时，几乎所有重臣都持反对意见。

大臣滕胤（同为托孤成员）苦谏：“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我方劳师袭远，彼却固守坚城，以逸待劳。我军顿于坚城之下，若攻城不拔，野无所掠，进退维谷，恐非万全之策。”另一位将军吕据也认为时机未到，劳师远征风险极大。

然而，任何反对的声音在此时的诸葛恪耳中都只是懦弱的聒噪。他指着巨大的地图，用炭笔划出咄咄逼人的进攻箭头，激动地反驳：“昔赤壁鏖兵，周郎以五万破曹公数十万！今我拥虎狼之师二十万众，携江淮之锐气，岂惧曹魏小儿乎？”当滕胤还想再劝，暴怒的诸葛恪竟抄起手边砚台狠狠砸在案几地图之上，碎片四溅，群臣悚然，再无人敢言。(《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历史无情地证明了反对者的清醒。二十万吴军于当年十月（公元253年）抵达新城城下，将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然而，战事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曹魏守将张特智勇双全： 守城魏军仅三千余人。面对绝对兵力优势，张特将孙子兵法的“能而示之不能”发挥到极致。他白天在城头竖起白旗，派使者出城向吴军示弱，言城内粮尽、兵疲，准备投降，希望宽限几日(《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魏略》）。诸葛恪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和进攻强度。然而，张特正是利用这几日夜色的掩护，发动城中所有军民（包括拆毁自己官署门板）抢修加固城墙。等到吴军发现张特的“缓兵之计”，新城城墙的缺口早已被修复一新，并可能加固得更为坚实。

瘟疫天灾致命打击： 时值隆冬，江淮之地异常寒冷。长期露宿营外的吴军将士水土不服，加之攻城伤亡惨重，尸体处理不及，军营中瘟疫（很可能是痢疾、伤寒等）大规模爆发。史料记载：“吴士卒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主帅固执酿成大祸： 当军中疫情死亡报告如同雪片般飞来，当士兵们因寒冷饥饿、伤病折磨而怨声载道，甚至出现零星逃亡时，所有前线将领都强烈建议撤军。但输红了眼的诸葛恪，将这场战争视为维系其无上权威的证明。他连续撕毁了后方（可能是滕胤或孙亮）送来的多达十二道请求撤军的诏书或急报。他把战争赌注押在一个渺茫的希望上：只要新城攻陷，一切损失和质疑都将化为乌有。

百日苦攻，尸横遍野。魏国援军逼近的消息终于彻底击垮了诸葛恪的心理防线，最终只能无奈下令撤军。撤退途中士气崩溃，秩序全无，沿途丢弃辎重甲胄无数，狼狈不堪，损失极为惨重。

当诸葛恪带着损兵折将、威信扫地的残兵败将退驻长江沙洲（《三国志》记为“住江渚”）时，他仍未能意识到危险的迫近。出于最后的不甘，他还上书给年幼的孙亮：“新城之挫，实乃天不假时，非臣不力。稍作休整，来日定当雪耻！”(《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这封带有辩解和强硬姿态的上书，以及他盘桓江渚迟迟不回建业请罪的行为，在政治上无疑是极为不智的，给了政敌致命把柄。

此时建业城中，早已暗流汹涌，波涛怒卷：

1、孙峻的阴谋发酵： 因在新政和北伐问题上与诸葛恪结下深怨的宗室孙峻，敏锐地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契机。他利用诸葛恪新败、群臣失望、民怨反弹的机会，在宫廷内外大肆进行舆论战。

第一步，孙峻散播谣言，制造恐慌。他指使亲信散布丞相战败后怀有异心、图谋不轨的谣言：“恪不久欲迎王於武昌，建业中人间地句陷。”（意思是诸葛恪想在武昌另立新君，建业宫门前的土地有塌陷迹象——古代视为不祥之兆，喻指朝廷将倾），甚至在后宫嫔妃的居所“神出鬼没”地放置写着“诸葛恪反”字样的布帛(《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第二步，孙峻串联朝臣，孤立诸葛。 孙峻秘密联络了对诸葛恪专权、刚愎不满的宗室（如吴主姐妹夫孙英等人）、以及受到新政冲击的江东士族，构建起了反对诸葛恪的政治联盟。

2、皇权猜忌的必然： 新君孙亮虽年幼，但身处宫廷，周围充斥着对诸葛恪的恐慌言论。一个位高权重、兵败失势仍不低头的权臣，难免让皇帝母子（孙亮之母潘皇后）及皇权守护者（如太傅滕胤此时也担忧诸葛恪不肯认错会引发更大危机）感到不安。孙亮最终选择相信孙峻，同意设局除掉诸葛恪。

政变计划极其周密。公元253年八月（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孙峻以皇帝孙亮的名义发出诏书，诏请丞相诸葛恪回宫赴宴——“亮令设酒请之”（《建康实录》卷四）。地点就在建业宫城南门——朱雀门。

诏书送达江渚军营。诸葛恪的核心部将、时任武卫将军的朱异（曾是诸葛恪提拔的将领）深感事有蹊跷，力劝不可入宫：“此行凶险难测，必是孙峻设局！丞相万不可中计！”此时若有丝毫警觉和退让之心，结局或未可知。然而，诸葛恪的傲慢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迷信压倒了一切谨慎。面对部下的苦苦阻拦，他竟掀袍呵斥道：“竖子安敢诈我？亮儿（指孙亮小儿）能奈我何！”在护卫亲兵的随从下，他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前往皇宫的马车(《资治通通鉴·魏纪七》)。

当马车驶至朱雀门外，宫门缓缓开启。就在他下车准备步入宫门的那一刻，宫门瞬间轰然关闭！“呼”地一声！早已埋伏在门内两侧的刀斧手如同猛虎下山，寒光闪处，血花飞溅！一代权臣诸葛恪甚至来不及拔出佩剑反抗，便在猝不及防中身中数十刀，当场毙命于朱雀门冰冷的石阶之上。

政变远未结束。紧跟着，孙峻下令的屠刀毫不犹豫地扑向了位于城西的诸葛恪府邸，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族诛。史载：“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建康实录》对此惨状有更骇人的细节描述：“（孙峻）遣兵视恪营，杀其弟融及三子。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诛戮无遗，血漫府邸沟渠，婴孩亦不免于难。” 连嗷嗷待哺的婴儿也未能逃过屠刀。偌大的诸葛家族，顷刻间灰飞烟灭。唯有其弟诸葛乔之子（即诸葛瑾这一支的偏房子孙），因早已分家且关系相对疏远，侥幸逃脱一劫。

后世史学家裴松之在点评《三国志》这段历史时，留下深沉的感慨：“恪起徒步于吴主，遂受托孤之任，才疏志广，亡国之器也。招祸咎戾，岂自他哉！”（《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裴松之注）。裴松之精准点明了悲剧的核心：诸葛恪固然才华横溢，但其“志广”（野心过大、不知节制）超越了他的实际“才力”所能承载的极限，最终成为了“亡国之器”——即足以倾覆国家的危险人物。他的覆灭，根源在于自己而非旁人。

诸葛恪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个人才华、极度膨胀的权欲、致命性格弱点以及特定政治环境交织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史海的烟云早已散去，但江东的风穿过钟山古木，仿佛仍在诉说着那个不变的真理：最大的智慧，不仅在于洞察世事的锐利与攀登高峰的勇毅，更在于懂得在巅峰之上回望来时路的谦卑，以及在辉煌之后敛藏锋芒、顺应时势的进退之道。

来源：自说自话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