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散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不仅记录了人群迁徙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历程，也成为我们理解跨文化交流与主体性重构的关键视角。非洲流散文学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表现形式，为探索流散诗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同时也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现文学研究多元化的

【编者按】流散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不仅记录了人群迁徙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历程，也成为我们理解跨文化交流与主体性重构的关键视角。非洲流散文学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表现形式，为探索流散诗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同时也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现文学研究多元化的重要途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于2025年6月5日举办题为《非洲流散英语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的学术讲座，深入探讨非洲流散文学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核心议题及当前研究困境。本次讲座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2025年春季学期读书会“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活动之一，由朱伟芳主讲，袁俊卿与谈。朱伟芳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非洲英语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袁俊卿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非洲英语文学与流散文学，著有《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重构》等。二位均为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

本次讲座围绕非洲流散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案例展开深入探讨。讲座从“流散”概念的词源学分析入手，梳理了从犹太大流散到现代多元流散的概念演变，并详细阐释了异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宾土流散等不同类型的特点与代表作品。通过对沃莱·索因卡、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等诺奖作家作品的精读，讲座深入剖析了身份认同、家园记忆、土地问题、文化冲突等非洲流散文学的核心议题。同时，讲座也批判性地审视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西方理论依赖、语言霸权、研究对象局限性等问题，并指出未来研究应当加强跨学科融合、重视非洲本土知识体系，以实现更全面、多元的流散文学研究。本文经发言人审定，讲座内容经澎湃新闻授权刊发。

非洲流散文学研究：拓展视野与反思主体性

朱伟芳：有学者提出，“研究非洲流散其实就是研究全世界”。非洲流散群体的形成与全球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非洲流散不仅包括因奴隶贸易、殖民统治等历史原因被迫流散到美洲、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非洲人，也包括在后殖民时期因经济、教育、政治等原因主动或被动移民到世界各地的非洲人。这种广泛的流散现象使得非洲文化、历史和身份认同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相关的文学和文化作品常常探讨身份认同、种族歧视、性别压迫、文化归属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非洲流散群体所面临的，也是全球其他流散群体（如华人、犹太人、印度人等）所共有的。尤其是在当下，对中国而言，中美局势的变化也会对华人流散群体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非洲流散群体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或反思华人流散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等相关议题。

袁俊卿：首先，研究非洲流散文学能够拓展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疆域，平衡长久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不均衡状况，打破外国文学研究及学科设置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蒋晖教授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具备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关于世界文学的知识。”

其次，改变僵化认知，打破刻板印象，消除种族歧视。差异，并不意味着不平等。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流散文学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现。再次，能够有助于我们警惕单一叙事的危险性，拥抱多元化叙事。阿迪契曾说，“故事只讲一半，本质上是在撒谎。”因此，这提醒我们要关注边缘群体/话语。如果再具体一些，具体到非洲流散文学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非洲流散文学是流散诗学这个最大公约数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非洲流散者遍布天下，将会为我们总结梳理流散诗学提供极好的样本。非洲流散者的主体性遭到外来势力的强力瓦解，在目前以及将来的很长时期内，将处在重建阶段。非洲原住民的主体性不可能恢复到殖民者到来前的样貌，也不会完全复制西方人的主体性，而是在混杂、融合的状态中重建未来的征途。在此时以及未来的很长时期，中国文化如若以各种方式适时融入非洲人和非洲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中来，将会对非洲人、非洲文化和中—非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非洲就不会仅仅处在非洲—西方的二元关系中，而会形成非洲—中国—西方这种多元体系，非洲的发展之路以及非洲人的流散目的地也会出现多种选择，这对非洲和非洲人来说是有益处的。

最后，研究非洲的主体性问题也给探讨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问题以启发。可以说，非洲、西方和中国的“主体性”有很大不同。对于非洲的殖民流散者来说，他们的主体性中含有一种侵略性和殖民性成分，这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中某种特征的外在表现；非洲各国由于种族繁多，语言多样，习俗不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尚未完成一体化的时候就因为非殖民化运动而取得了独立，他们的主体性是不稳固的，脆弱的尚待建立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虽也曾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但由于文化的主体性一以贯之，且根基深厚，并没有被外来文化冲垮。但是，与西方文化主体中所内含的“殖民性”不同，很难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找寻到“殖民性”的影子。所以，当各民族国家各自封闭独立地存在时，各自的主体性无所谓好坏。它们皆按照自己特有的逻辑发展演变。但是，当不同的民族国家相遇的时候，各自的主体性所存在的优缺点就显露无疑。试问，一个讲究温柔敦厚、仁爱天下的民族国家如何应对热衷于海外探险和殖民开拓的民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研究非洲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时促使我进一步拓展的问题。

袁俊卿《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重构》书封

“流散”的概念和分类

朱伟芳：我们首先对“Diaspora”一词溯源。“diaspora”一词源于希腊语“διασπορά”，意为“分散”或“散布”。在词源上，它与“spread”（传播）和“spore”（孢子）有相同的词根。从历史背景来看，“Diaspora”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版《旧约全书》中，原义指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被迫流亡的历史事件（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了犹大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二世不仅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掳走了大量犹太人，将他们带到巴比伦囚禁。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被迫在异国他乡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宗教中心，许多犹太人被迫从事劳役，生活条件艰苦。虽然处在异国他乡，但是这些犹太人仍旧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们在巴比伦建立了会堂，继续进行宗教活动，并通过口传和书写的方式保存了犹太教的经典。他们在巴比伦期间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对市区的家园和圣殿充满了怀念和悲痛，这种情感在《圣经》中得以体现）。此后，大写的“Diaspora”（译为“大流散”）被用来特指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群体。直到20世纪中叶，该词的含义才逐渐扩展，开始被用来描述其他因各种原因离开故乡、散居世界各地的群体。在国外，早期流散研究围绕犹太人流散群体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历史和经历展开，关注其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文化传承以及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等。

到了20世纪80年代，“diaspora”一词的使用范围开始扩大，从特指犹太人离散群体扩展到其他因各种原因离开故乡、散居世界各地的群体。学者们开始将“diaspora”视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威廉姆·萨福然（William Safran）等学者对“diaspora”进行了更广泛的定义和分类，将其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流散群体，如因政治迫害、战争等原因流亡的难民群体，以及因经济、教育等原因自愿移民的群体等。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diaspora”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关注离散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流动、身份认同、文化融合等问题。学者们开始探讨流散群体如何在保持与祖籍国联系的同时，融入居住国社会，以及他们在跨国网络中的角色和作用。

21世纪以来，也就是后现代时期，“diaspora”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多元化。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关注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融合等问题，还涉及他们对居住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关于“diaspora”的用法和翻译，“diaspora”本身是一个名词，它没有相关动词，这个词表示“流散群体”或“流散现象”，形容词为“diasporic”。因为没有动词，因而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不同的动词来描述流散者的经历，比如常见的动词有“disperse”（分散，没有明确的方向性）、“scatter”（强调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随机性）、“migrate”（有计划的迁移，强调主动性和目的性）、“distribute”（被有组织地分布，通常与某种安排和计划有关）、“exile”（因为政治、法律或其他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或原居地）、“disseminate”（传播、散布，强调传播的过程和扩散的范围）、“wander”（流浪、徘徊，强调无固定目的地的移动，给人一种漂泊不定和无家可归感）等。

除了这些词，大家可能会想到Immigrate（移民）。杨中举老师在《流散诗学研究》一书中提到，“在经验的层面上，它（流散）就是移民问题——无论是被迫、被动的离散还是主动外求的迁徙，在世界各地都有漫长的历史和多样的表现。”但是我想，流散群体和移民应当还是有区分标准，这种标准在于是否会产生混合文化身份（流散群体会产生文化身份的困境，而普通移民可能不会）、是否有跨国界活动（流散群体往往会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方式与原居地保持联系，而普通移民会更多地主动融入移居地社会）、是否具有历史背景（流散群体的形成往往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移民更多是基于个人或家庭的选择）。

关于“diaspora”的中文翻译，国内学者也展开过激烈讨论。主流的翻译有四个：散居、流散、离散和飞散。有学者认为，“散居”与“聚居”相对，较能反映散居共同体的集体性分散居住状况，且这个词意涵相对中性，而“离散”有离家背井的凄凉感，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飞散”则强调了一种主动性，更符合diaspora充满创新生命力的当代涵意。杨中举老师指出，“流散”一词最为合适，“流”含有“流失、流动、流浪、流亡”之意，“流”有源，有流经的时空、有流向的目标与未来，在汉字语言审美上有一种时间历史的纵深感、沧桑感、动态感。“散”字则表达出“散居、飞散、散布、由聚集而分离、散播”等含义，还与生物学意义上空间的传播、散落相符合，用它表达犹太人及其后的各类流散群体在全球范围的迁徙也较为妥善。

杨中举《流散诗学研究》书封

“流散”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分类。比如在朱振武教授和袁老师合作的文章《流散时代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一文中提到了三大流散，分别是异邦流散、本土流散和殖民流散。异邦流散指个人或群体因各种原因（如经济、教育、战争等）离开自己的祖国或原居住地，移居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后，面临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本土流散指在殖民统治或外来文化强势入侵的背景下，原住民虽然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土，但在文化、语言、身份认同等方面被迫进入一种“流散”的状态。殖民流散特指前往被殖民地的殖民者或具有殖民性质的群体及其后代，他们在殖民地生活后，因殖民地瓦解、独立等原因，面临身份、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困境。

后来，朱振武老师又提出了“宾土流散”，这个“宾土”是对“Been-to”（去过）的音译，其实指的是非洲海归群体（关于厘清这一群体的发生时期和流散症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阐释）。“宾土流散”也被称为“异邦-本土流散”，指的是那些在海外（异邦）学习、生活或工作后，返回到本国（本土）的群体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流散状态。这种状态既包含了他们在异邦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问题，也包括回到本土后因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而产生的双重边缘化。

后来，我在袁老师的论文《“新非洲流散”：奇玛曼达·阿迪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中看到了“新非洲流散”这个词。什么是“新非洲流散”？

袁俊卿：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后，非洲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非洲流散”（New African Diaspora）的现象，此阶段的流散者大都是相对自愿地移居海外。他们更加自由，与故国保持着密切、稳定的联系，且拥有返回故园的可能性。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塞菲·阿塔（Sefi Atta）、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海伦·奥耶耶米（Helen Oyeyemi）和泰耶·塞拉西（Taiye Selasi）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21世纪前25年出版了许多代表性作品，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这也是非洲英语流散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点。

朱伟芳：我们接着说流散的分类。按照时间来分，大致可以分为古典流散和现代流散两大类。古典流散是指在前现代化时期（如封建社会）形成的流散群体，其成员一般来自被征服的国家、地区或部落。例如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多因战争、政治迫害、被征服等原因被迫离开故土。在移入国中常被主流社会排斥，职业活动受限，多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与移入国主流文化隔离，形成独特的流散文化与身份认同，强调与故国的联系和回归的渴望。群体内部联系紧密，与移入国社会界限分明。

现代流散是指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流散群体，其成员包括移民及其后裔，他们在移入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强烈的情感和物质联系。既有被迫移民（如难民），也有自愿移民（如寻求经济机会）。在移入国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部分群体因特殊技能或文化贡献而受到重视。既保持对祖籍国的记忆和文化传统，又积极融入移入国社会，形成多元文化融合的身份认同。与移入国社会各阶层展开广泛交流，同时保持与其他移民群体的接触。此外，杨中举老师的《流散诗学研究》一书中按照国家和地区来划分流散，将其分为古希腊大流散、犹太流散、华人流散、黑人流散、俄罗斯流散、印度流散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流散这几大类。当然，我们根据流散原因、方向、动机、规模、时期、性质、结果、主体、文化影响、地理、时间跨度、代际、认同、社会影响、法律地位、性别等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流散用以相对应的研究。

身份、家园与文化认同的多重叙事

马拉维作家莱格森·卡伊拉（Legson Kayira，1942—2012）及其作品封面

朱伟芳：就中部非洲英语文学来说，包含三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津巴布韦、马拉维和赞比亚。我在博士期间主要研究的是马拉维的英语小说。马拉维于1964年独立，独立以后的第一位英语小说家是莱格森·卡伊拉（Legson Kayira，1942—2012）。卡伊拉本人非常励志，他曾仅仅带着一袋玉米粉，一把家里父亲留下的斧子、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天路历程》就上路，准备走去美国念书。他从马拉维出发，一路向北走，走过了坦桑尼亚、乌干达，在走到苏丹的时候，通过一位好心的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帮助，如愿以偿来到了美国，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自传《我将一试》（I Will Try，1966），这本书当时曾连续16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后来，卡伊拉又申请到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于是去英国深造。在英国期间，卡伊拉创作了4部小说，前面两部《幽暗的影子》（The Looming Shadow，1967）和《金戈拉》（Jingala，1969）关注马拉维农村生活，探讨的话题聚焦非洲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后面两部小说《公务员》（The Civil Servant，1971）和《被拘留者》（The Detainee，1974）聚焦马拉维的城镇生活，分别批判了马拉维班达时代公务员的道德危机和班达的独裁统治。卡伊拉曾短暂回到过马拉维，但因为他的小说是抨击当局政治的，因此后来他再也无法踏足自己的故乡。从卡伊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异邦流散作家对家园的渴望和寻找。对于流散研究来说，我认为卡伊拉有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他在定居英国后，一点都不写关于他在英国的生活。很多非洲流散作家到了国外转而会写在异乡的生活和身份困境，然而卡伊拉却始终心系祖国，即使是对祖国政治的批判，也展现的是他对故乡深沉的爱。

在做讲座之前，我与袁老师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简单讨论。袁老师让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卡伊拉的这种写作是否是一种迎合西方读者的写作。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普遍存在一种东方主义想象。他们好奇的、渴望看到的也是这种对异域书写中落后、无知、荒谬、愚昧的一面。我想，如果要验证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还应该对卡伊拉的作品、生平以及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更细致地考据。除了对家园的回望，我想，身份认同问题应该是流散者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1977—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袁俊卿：前文提到阿迪契是“新非洲流散”的代表作家。在她先后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紫木槿》（Purple Hibiscus，2003）《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7）和《美国佬》（Americanah，2013）中，身份认同的问题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嬗变过程。

《紫木槿》以康比利的视角描述家庭内外所发生的事件，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康比利的父亲尤金才是这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尤金是家庭中的独裁者，集父权、夫权和教权于一身。他既受到西方天主教的影响，又无法完全摆脱非洲传统文化，内心充满纠结。尤金严格尊崇天主教对婚姻的规定，但又无法抵御伊博族传统中富裕人家应该多妻多子的传统习俗，所以，在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多次流产且无法为他生出更多儿子的情况下，尤金多次暴力相向。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儿女一旦与异教徒接触，便施加残酷的惩罚；他禁止信仰本土宗教的父亲踏进自己的家门，也拒绝与其来往；当父亲去世，女儿被自己打的奄奄一息时，他又痛苦不堪。他追求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支持反对派的报纸，但在家中，他又是位暴君，用开水烫，用皮带抽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经常把妻子打得鼻青脸肿。尤金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这两种并非势均力敌的异质文化的双重塑造，从而处在一种分裂、纠葛的状态中。尤金在到底做一名传统主义者还是天主教徒之间纠结徘徊，游移不定。他的身份迷失了，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应该是谁”。

在《半轮黄日》中，奥兰纳和奥登尼博对身份问题的讨论，以及伊博族对国民身份的争夺和抗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阿迪契在小说中多次提及现代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形成及其存在的问题。简言之，尼日利亚的形成并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一体化的结果，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心理、经济基础和国家情感。尼日利亚内部的各个民族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构建出统一的国家认同。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尼日利亚——比亚法拉战争就是例证。从尼日利亚的角度来看，伊博族寻求民族自决的行为无异于国家分离主义，从伊博族的角度来说，比亚法拉的创建就是寻求民族身份的强烈诉求。

尽管比亚法拉失败了，尼日利亚重新获得了统一。但是，比亚法拉的失败是尼日利亚军队武力镇压的结果，伊博族不得不放弃“比亚法拉”的身份，不得不承认“尼日利亚”这个身份。奥登尼博将比亚法拉的国旗藏起来，奥兰纳焚毁比亚法拉磅，把对比亚法拉的记忆藏在内心深处，诸种行为表明，他们还是认同“比亚法拉”。伊博族人在内心深处认同“比亚法拉”，就有重新建立“比亚法拉”的可能性。对于尼日利亚来说，“比亚法拉”也就有“死灰复燃”的那一天。从身份认同这一层面来说，尼日利亚——比亚法拉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身份争夺之战”。

在《美国佬》中，伊菲麦露和奥宾仔分别在美国和英国经历了身份迷失、种族歧视和边缘化体验等诸多遭遇。他们原本把英美国家视为能实现自身远大抱负的理想之地，但实际上却沦为了发达国家晦暗角落中的填充物，从事着搬运工、清洁工、脚夫、洗碗工、保姆等底层工作。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无法正常生活。从美国或英国的角度来看，伊菲麦露和奥宾仔等人的国籍就是尼日利亚，他们首先是尼日利亚人，而不是伊博族人。因为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可。从伊菲麦露和奥宾仔等异邦流散者的角度来看，尽管他们个人有着强烈的融入英国或美国的意愿，但是必须要得到移居国的认可。就算奥宾仔和伊菲麦露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伊博族人，但如果没有“他者”——英国和美国——的认可，他们也就无法把自我身份认同和移居国对他们的认同完美对接。在《半轮黄日》中，奥兰纳和奥登尼博对自我身份的探求是在尼日利亚这个现代国家的维度内展开的，而《美国佬》中，伊菲麦露和奥宾仔等人对身份的构建则进入了全球化语境。伊菲麦露和奥宾仔等人在移居国的不幸遭遇，皆构成了一种“反推力”，即融入英美国家阻力重重，而返回尼日利亚则变得顺理成章。正是有了流散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的生存经历，他们才接触到“西方”这个“他者”，那么在西方这个“他者”的目光中，他们才凸显了其国家的身份属性，也正是“西方”这个“他者”，才使得他们陷于流散的境地之中。可以说，尽管流散令他们身份迷失，纠结困惑，但有助于他们重新认同尼日利亚这个国家。

马拉维作家詹姆斯·恩戈贝（James Ng'ombe，1949—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朱伟芳：聊完“新非洲流散”，我们来聊一聊“宾土流散”。马拉维作家詹姆斯·恩戈贝（James Ng'ombe，1949— ）是宾土流散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恩戈贝在马拉维读完大学后，曾前往加拿大读了硕士学位，再去了伦敦大学读了博士学位，具有西方国家的流散经验。回国后，他在马拉维大学担任传播学讲师，同时也在一家出版社担任重要职位。1989年，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咸味的甘蔗》（Sugarcane with Salt，1989）以一名“been-to”海归博士昆波（Khumbo，意为欲望）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在英国学医留学八年后回到故土发现物非人非的故事。恩戈贝以主人公一路品尝甘蔗，却发现甘蔗不再甘甜为主要叙事线索，透过昆波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丰富的马拉维社会生活画卷。

在小说中，作者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非洲海归懦弱无能、无所作为、深陷精神危机难以自拔的典型形象，还呈现了普通非洲民众陷入各种现实困境而无法自拔的悲剧命运。在这部小说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咸味的甘蔗的隐喻。昆波回来后一直在寻找他童年时期品尝到的甜味的甘蔗，但是却发现那些甘蔗不再是甜的，而是咸涩的。

甘蔗从甜变咸的转变一方面象征的是马拉维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在殖民统治之前，马拉维的土地所有制主要基于部落习惯法。土地并非个人所有，而是由部落或家族共同拥有，个人只有耕种权。19世纪末，马拉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被称为尼亚萨兰。英国殖民者通过一系列政策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英国殖民当局将土地出售给白人种植园主，推行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制度（如咖啡、茶叶、烟草等），并掠夺廉价劳动力。独立后，马拉维政府试图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但进展缓慢。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障农民权益，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限制，效果有限。恩戈贝小时候吃到的甘蔗是由马拉维个人耕种的甘蔗地，他吃到的是免费的甘蔗，是甜味的甘蔗，而他读完博士以后回到马拉维，吃甘蔗只能跑到种植园主那儿去偷或者买，吃到的甘蔗是咸涩的。此外，甘蔗的转变也象征着主人公昆波本人和家庭的转变。他从一个少时勤奋好学，斗志盎然的青年学子转变为一个读完博士归来却软弱无能，深陷精神困境的海归知识分子，而他的家庭和故乡也从他童年时期的幸福美满到他回来之后的分崩离析，物是人非。

这部小说中反映的是非洲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流散知识分子回到故国家园后的精神困境。这让我想到中国的海归知识分子小说，比如钱钟书的《围城》。钱钟书通过海归知识分子方鸿渐的经历，批判知识分子的虚伪、软弱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特别像恩戈贝笔下的主人公昆波。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袁俊卿：提到土地问题，我们不得不提东非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恩古吉·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1938—2025）。他在东非第一部英语小说《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1964）以及《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1967）、《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我想结婚时就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1982）、《战时梦》（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2010）、《中学史》（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A Memoir, 2012）、《织梦人》（Birth of a Dream Weaver: A Memoir of a Writer’s Awakening，2016）等作品中持续聚焦土地问题。总体而言，欧洲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使得非洲的土地问题政治化和种族化了，土地具有了“黑”与“白”的属性，它与权力、自由、文化、身份、民族和家园等问题深度缠绕在一起，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恩古吉的小说中，土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种族问题，它还对非洲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许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已然处于一种“离乡”的状态，这种“离乡”状态可以作如下理解：一、非洲人的土地遭到侵占，家园被损毁，只能离开家乡，漂泊他处；二、非洲原住民接受了西式教育和本土教育的双重塑造从而在其脑海中同时具备了一种双重意识，既有本土观念又有西式价值观；三、有相当一部分非洲人携带着本土文化因子到海外求学、工作和游历，在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既依附又剥离。

对于恩古吉来说，以上三种状态他都亲历过。1895年，肯尼亚成为英国的保护地，1920年改为殖民地。当他于1938年出生时，祖辈们的土地已经被殖民者夺走。他就读的“联盟中学”创建于1926年，是一所教会学校，由苏格兰教会、圣公会、卫理公会和非洲内陆教会合办，教育模式模仿的是美国南方的黑人土著和非裔美国人的教育体制；他当时就读的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也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一所海外学院。1956年，他加入肯尼亚童子军，宣誓效忠上帝和英王；他曾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取名詹姆士·恩古吉，直到1969年，又改回了恩古吉·瓦·提安哥这个名字。在完成小说《血色花瓣》之后，他便放弃了英语写作，改用本土语言吉库尤语写作。由上可见，西方文化对恩古吉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传统文化又根植于他的血脉之中，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可想而知。

1977年是一个转折之年。恩古吉·提安哥和恩古吉·瓦·米里（Ngugi wa Mirii，1951—2008）用吉库尤语合写的戏剧《我想结婚时就结婚》在利穆鲁（Limuru）的一处露天剧场上演。该剧批评了后殖民时代肯尼亚的不公平与暴力，激怒了当时的肯尼亚副总统丹尼尔·莫伊（Daniel Moi，1924—2020）。同年底，恩古吉未经审判就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卡米提最高安全监狱（Kamiti Maximum Security Prison），直到1978年12月才获释。之后，他便丢掉了教职，家人也遭到骚扰，这迫使他流亡海外，先后辗转于英国和美国。流亡就意味着离开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前往他国，在恩古吉这里，“土地”从一个真实存在、可感可触的实体变成了一个萦绕脑海的“概念”，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家园。他在《德丹·基马蒂的审判》（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 1976）和《一粒麦种》中塑造的民族英雄德丹·基马蒂和基希卡曾经为了土地和自由奔走呼号，为民请命，不惜牺牲性命，而当国家真的独立之后，恩古吉却在政治高压下走向了流亡之路。2004年8月，当时已流亡22年的恩古吉携妻回国，但在抵达内罗毕两周之后，武装歹徒就抢劫了他的公寓，偷走他的电脑和现金，他的妻子也遭到强奸。尽管他声明，肯尼亚是自己的国家，发誓要“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肯尼亚，但不得不承认，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流散”者。

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 ）与其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剧照

朱伟芳：大部分非洲诺奖作家其实都是流散者，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流散经历。我先来谈一谈1986年尼日利亚诺奖得主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 ）。索因卡早年到西方留学，在英国利兹大学修读英国文学专业，后来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担任校对员、剧本编审和编剧等职，并逐步开始他的戏剧创作。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以后，索因卡回到国内，继续创作了多部关注国内社会问题的作品。到了1964年，他因为不满当局的行为辞去教职并且因为抗议选举被短暂监禁。1967年，尼日利亚内战爆发，索因卡再次被逮捕入狱，直到1969年获释。因为对尼日利亚政府极度不满，失望的索因卡去了法国南部的一座农场隐居。1972年，索因卡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三年后，他移居加纳，成为非洲重要杂志《转型》（Transition）的编辑。在流亡期间，索因卡还曾多次前往美国参加学术活动和戏剧演出。1975年，索因卡曾短暂地回到了尼日利亚，受邀成为多所大学的教授。八十年代时，他成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频繁往返于美国、英国和非洲各国。到了90年代初，尼日利亚开始独裁政治统治，索因卡再次离开故土，侨居美国。2016年，索因卡因为不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重新回到了尼日利亚。

索因卡这种频繁往返非洲和西方国家的丰富流散经验使得他对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我记得在课上有一位博士生是专门研究非洲戏剧的，她发现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这部戏剧大部分的解读都是非洲与西方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悲剧，但是索因卡本人其实在这部戏剧的一开始写了一个“作者注”，这个在中文的译本里是没有的，所以中国读者没有看到。这个戏剧是基于一次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其他作家也曾以此为素材创作过戏剧，还被一家德国电视公司改编成了电影。索因卡提到，“这类主题的不幸之处在于，它们一旦被创造性地运用，就会被轻易贴上‘文化冲突’的标签，这是一个带有偏见的标签。除了经常被误用之外，它还预设了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本土文化所处的土地上具有潜在的平等性”。索因卡觉得有必要提醒那些想要基于此事件的创作者，避免陷入一种简化倾向，而是引导他们揭示这部剧的挽歌式本质。他强调，“殖民因素只是一个事件，一个催化性事件而已。剧中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学的，它包含在埃莱辛这一人类载体以及约鲁巴人的精神世界中——生者、死者和未来出生者的宇宙，以及将它们全部联系起来的神秘通道：转变/过渡。死亡与国王的马夫只有通过从过渡的深渊中唤起音乐，才能得到充分地体现”。（Wole Soyinka, 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A Pla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p. 5-6） 在《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他通过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展示了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而并非完全对立。例如，剧中艾雷辛的儿子欧朗弟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最终选择回归传统，替父完成自杀仪式，这一情节反映了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想要强调的是，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互动之中。在这部剧中，他通过约鲁巴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探讨了文化认同、责任与牺牲等主题，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冲突归咎于殖民主义。我认为这种对文化本质的深刻思考其实与作家的流散经验密不可分。作家因为不停地流散和往返于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才得以对多元文化的交织和互动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而不是简单地用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论来解释一切。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袁俊卿：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 ）在《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海边》（By the Sea，2001）、《遗弃》（Desertion，2005）、《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1）等系列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沉默”的非洲流散者，他们游离于母国和移居国的夹缝中，面临着种族歧视、身份迷失、阶级压迫和家园失落等诸多困境，从而感到一种羞耻感、无价值感和自卑感。他们无法言说自我，“是”其所“不是”，难以获得主体性的身份认同。可以说，他们的“沉默”状态就是其母国在全球化的国际权力关系体系中的处境的象征。通过呈现相关人物的相似性遭遇，古尔纳“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在《最后的礼物》最后一章，一生沉默寡言的非洲第一代移民阿巴斯最终突破了夯筑在其周身的种种围墙，对着妻子玛利亚姆给他买的录音机敞开了心扉，吐露了自己的真实际遇。我们可以说，打破沉默，开始言说本身意义非凡。但令人怀疑的是，阿巴斯留下的这件“最后的礼物”是对“物”的讲述，不是面向“人”的诉说，也即，阿巴斯仍无法面对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吐露心迹，而且，知道他的故事的人仅限于他的家人，从这个维度来说，“阿巴斯”在英国社会依旧是沉默的。他的妻子玛利亚姆是一名弃婴，不知道自己“是”谁。“她的名字叫玛丽亚姆，他们不让我留下她。”纵观整部作品，这其实就是玛利亚姆的母亲留给她的唯一一句话。她的母亲是谁，我们不得而知，而不知道母亲是谁，玛利亚姆也就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玛利亚姆不仅失落了“身份”，还遭到“家人”的围攻，“沉默”在所难免。汉娜和贾马尔是第二代移民的代表，他们出生并成长在英国，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是英国人，但他们的肤色以及所谓的“出身”令其难以得到英国白人社会的认可。为了使自己更加“英国化”，汉娜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娜，不仅如此，她还以白人的视角审视并歧视身在英国的非洲黑人。但安娜在她的男友及其家人面前，又是沉默、失语的。她很清楚，面对尼克的父母，会有种被审视的感觉，“她将别无选择，只能设法取悦，然后顺从，装傻。”无论是尼克的叔叔迪格比，还是尼克妹妹的男友安东尼都认为安娜不“英国”，尽管安娜就出生并生活在英国。迪格比追问安娜是哪里人，以及安娜成为英国人之前是哪里人，甚至打听安娜的父亲从何而来。面对种种凝视、追问、疑窦和心照不宣的打量，安娜毫无反手之力，成为一位在场的沉默者。她既不属于“非洲”也不属于“英国”，但是她的身上又同时具备“非洲”和“英国”这两地的诸种要素，从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况中。这就是安娜等第二代移民群体的困境所在，她们处在“非洲”和“英国”这两个场域中间的“悬浮”状态，无法在任何一方落地生根，产生主体性的归属感。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 Coetzee，1940—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朱伟芳：刚才提到的两位诺奖作家可以分别看作是异邦-本土流散和异邦流散的代表，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不同的流散思考。还有一位非洲诺奖作家是白人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 Coetzee，1940— ），他可以被看作是殖民流散的代表。

库切在南非荷兰裔家庭长大，本科期间在南非开普敦大学获得文学和数学学士学位，之后前往伦敦进入IBM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在英国期间，库切研究过现代派作家福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英国生活四年后，他觉得自己无法摆脱在南非生活的阴影，于是又去了美国。在美国研究现代主义作家萨缪尔·贝克特，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读博期间，库切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欧洲人在南非的游记和回忆录，正是基于此，他又开始回归和重新审视他想要逃离的故土。这是一种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绪。他通过对南非的历史现状、历史书写和历史话语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库切的流散经历来看，他长期在南非生活，经历了种族隔离制度的黑暗与压迫，后来又移居澳大利亚，这种从故土到异乡的转变，使他深刻体会到身份的错位、文化的冲突以及对归属感的追寻。这种流散体验渗透到他的创作中，影响了他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流散女性的关注。

在作品《福》（Foe，1988）中，苏珊（Susan）在海山遇险，流落荒岛。她的流散状态不仅是地理上的流离失所，更是社会身份的丧失和边缘化。在荒岛上，她与鲁滨逊（Crusoe）和星期五（Friday）相处，但她的声音和经历被鲁滨逊所忽视和压制。苏珊娜的流散经历象征着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和叙事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在小说《耻》中，露西生活在南非的乡村，面临着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她的遭遇反映了南非社会中女性的边缘化和被压迫的现实。从流散的角度来看，露西的处境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流散”的隐喻。她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父权社会的压力等因素，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无法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与库切自身的流散感受有着内在的呼应，都体现了一种在异质文化环境或社会结构中被边缘化、被放逐的状态。同时，露西在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和无奈，也反映了流散者在异乡或异质环境中求生存、求认同的复杂心理。她试图在破碎的社会秩序中寻找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但又常常感到无力和迷茫。这种心理状态与库切在流散过程中对自身身份、文化归属等问题的思考和挣扎有着相似之处。

库切通过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不仅展现了南非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现状，也将自己的流散体验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他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探讨了身份、文化、性别等诸多问题，反映了流散者在异质环境中的孤独、迷茫和对归属感的追寻，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人性困境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当下研究存在的问题

朱伟芳：首先，我认为是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和本土话语的缺失。我们在分析非洲文学文本中，尤其是用英语或者法语这类用殖民语言写就的非洲文学时，第一反应就是要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来解读。这种倾向不仅反映了学术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忽视了非洲本土文化和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价值。这种依赖西方理论的现象，使得非洲文学的解读往往被置于西方的框架和标准之下，而无法充分展现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文学，应该更加关注非洲本土学者他们说了什么，是如何解读这些作品的，他们的思想观点是什么。

我想到前不久看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透视中的区域研究新视野——从恩古吉的“全球辩证法”看非洲国际关系思想》。这篇文章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单一学科视角，将文学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提出了“文学透视”这一新颖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非洲文学作品，尤其是恩古吉的“全球辩证法”思想，来透视非洲国际关系思想，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此外，以往的区域研究往往忽视了非洲本土国际关系思想等非西方知识体系。这篇文章聚焦于这些传统学科视野中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挖掘非洲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国际关系思想，拓展了区域研究的边界。非洲本土作家恩古吉的思想强调“去中心”原则、全球互联性以及辩证运动带来的革命想象，为理解非洲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这一点值得我们做文学研究的学者借鉴。此外，研究中还存在语言霸权的问题，非洲的英语文本和文献关注最多，法语其次、而非洲葡萄牙语、土著语创作的文本关注和研究较少。国内研究非洲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的学者应当积极与非洲小语种学者、教师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多语种资料的整合与共享，打破语言壁垒，推动非洲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目前非洲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集中于对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一些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知名作家的研究。这些作家的作品固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但过度集中于他们，容易导致对其他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忽视。在研究体裁方面，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文学体裁如诗歌、戏剧、文论等则被相对忽视。这种现象导致对非洲文学的整体理解不够全面。黄晖老师于2016年发表的论文《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中对2016年以前非洲文学在中国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到现在将近快过去十年，其中提到的现状目前或许有所改善，但是仍有大片空白和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在流散研究方面，目前研究仍旧集中于大国、到海外获奖流散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说关注异邦流散比较多，本土流散关注度不够。此外，过度聚焦西部非洲的尼日利亚、南部非洲的南非等国家，而东非、中非等区域中有较多国家的文学发展被忽略。

第三个问题是方法论困境。首先由于殖民时期流散者手稿、口述史资料散佚，因此制约了历史脉络梳理。我们国内的研究通常是对欧美学者对非洲研究的转述，而非通过直接参与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个问题是学术权力结构问题。欧美出版社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西方刻板印象的非洲文学作品，即那些过度强调战争、贫困、疾病等负面主题的文本。例如，获得凯恩奖的肯尼亚作家宾亚瓦纳·瓦伊纳伊纳（Binyavanga Wainaina, 1971—2019）指出，西方评委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只写非洲阴暗落后一面的作品，而关于非洲现代化生活的内容则被忽视。这种选择标准使得非洲文学在国际传播中呈现出单一化的形象，忽视了非洲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外，非洲大学的研究经费和出版资金严重不足，这限制了本土学者对非洲文学的深入研究和学术观点的发表和传播。因此，我们能看到的非洲本土学者发声也较为有限，这提醒我们应当加强广泛的田野调查，并与本土学者进行直接的沟通和访谈。不过，随着更多人意识到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有更多学者会加入到非洲这片大陆的各个研究领域中去。许多存在的问题将得到逐一攻破，跨学科融通的研究模式将被广泛实践。

朱伟芳、袁俊卿

来源：米西说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