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长河里，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刘娥（969或970—1033）堪称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用自己的毕生经历以及身后的名声，形象地展现出传统男权士大夫对女性参政的戒备，还有接连不断的抹黑行为。
探讨读历史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在有了武则天这个先例后，为何再没出现过女皇帝？
通常的说法是，女性掌权，好似母鸡打鸣，定会导致朝政混乱。自武则天之后，整个社会已无法接受女皇帝的存在。没有女皇帝，是王朝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
这样的阐释，于古往今来各个朝代都颇为流行，成为我们认知历史“常识”的一部分。然而，其背后的逻辑，仔细琢磨起来令人心生恐惧：
这会不会仅仅是传统男权社会，硬塞给我们的历史“成见”呢？
在历史长河里，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刘娥（969或970—1033）堪称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用自己的毕生经历以及身后的名声，形象地展现出传统男权士大夫对女性参政的戒备，还有接连不断的抹黑行为。
刘娥乃四川人士，自幼父母离世成为孤儿，被寄养于外婆家。她年仅十岁出头就嫁给了银匠龚美，随后随龚美前往彼时的京城开封。据史书记载，刘娥“擅长摇鼗鼓”，鼗鼓现今通常被称作拨浪鼓，这表明她是开封城中一名底层的、以逗市民开心为生的艺人，日子过得颇为艰难。
宋真宗赵恒在继位前身为襄王时，听闻四川女子容貌出众且聪慧过人，便一心想着娶一位川地姑娘为妻。恰好其手下有个名为张耆的人，得知龚美家境贫寒，正打算让刘娥另嫁他人。
刘娥凭借卑微的出身和再嫁之妇的身份，得以进入襄王府邸，赢得了赵恒的喜爱。然而，她那低微的身份会如影随形，不断地打击、折磨着她。
在成为皇族女性的历程中，她的出身始终是周围人攻击她的关键因素。起初，赵恒的乳母向宋太宗告状，称太子居然娶了个“乡野女子”，您可得管一管。这可把赵恒吓坏了，赶忙将刘娥转移出去，藏到张耆家中。张耆为了避免嫌疑，甚至都不敢回家，每晚都在单位凑合着睡。
如此这般熬过了好多年，一直到宋太宗离世、赵恒登基才告一段落。令人欣慰的是，贵为新皇（宋真宗）的赵恒并未嫌弃刘娥，而是满心欢喜地将她接入宫中，册封为美人。
景德四年（1007），出身世家大族的郭皇后离世后，宋真宗着手谋划让刘娥成为皇后。不过，这一打算马上引发了大臣们的反对。并非是刘娥品德不佳，而是她的出身存在问题：“章献（即刘娥）出身贫寒，不能母仪天下。”宋真宗让翰林学士杨亿撰写封后诏书，还承诺给予他荣华富贵，杨亿却公开回绝，称这是对自己祖先的侮辱。
众大臣一同举荐沈才人成为新皇后，举荐的缘由仍旧与品行无关，也和是否贤良端庄无关，而是出身。参知政事赵安仁称：“刘德妃（即刘娥）家族出身低微，比不上沈才人出身宰相门第。”
在这场风波里，后世之人研读历史，自然不能过分指责宋朝人存在的阶层偏见。然而，换位思考一下，处在舆论旋涡中心的刘娥，到底背负了多少毫无缘由的原罪，遭受了多少无端的抨击与冤屈呢？
宋真宗有意让刘娥成为自己的皇后，可这一想法遭遇重重阻碍，未能实现，只好暂且搁置，后宫之主的位置空缺了许多年。真宗的打算，可能是期盼他宠爱的刘娥能为自己诞下第一个儿子，如此便能凭借“母以子贵”的惯例，让刘娥突破阶层限制，登上皇后之位。
然而，对于年近四十的刘娥而言，为皇帝诞下男婴的可能性着实不大。刘娥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借腹生子。她让端庄少言的侍儿李氏去侍奉真宗就寝，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氏产下一个男孩，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刘娥把这个男婴占为己有，交由杨淑妃抚养。此事，当时知晓的人寥寥无几，就连赵祯在刘娥在世时都一直错以为刘娥是自己的生母。李氏自己不敢声张，刘娥则借助宋真宗不断提高李氏的地位，以此来弥补心中的愧疚。
然而，宋真宗必定知晓其中隐情，还默认了刘娥借他人孕育子嗣的举措，如此一来，便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缘由，来册封他心爱的女子为皇后。尽管朝廷里的主要大臣依旧反对立刘娥为后，但这次宋真宗不再理会反对之声，最终在赵祯两岁那年，也就是1012年，册封刘娥为皇后。
在这一年，刘娥快要43岁了。
虽然已经贵为皇后，可她内心敏感，依旧因自己的出身而烦闷苦恼。朝堂上对出身阶层的那种傲慢与偏见，令她心生恐惧。她特意去拜访了朝中姓刘的官员，主动去套近乎，说道：“我晓得您出身名门世家，能否把你们家族的家谱拿给我看看，说不定咱们还是同宗呢。”结果，对方仅回了她两个字：“不敢。”
看似是“没胆量”，实则是“瞧不上”。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实际上已然成为大宋的皇后，并且在此之后还成了实际掌控最高权力的皇太后，这让当时的士大夫们难以接受。于是，他们转而在史书中为刘娥美化家世，称她其实出身显赫世家，她的祖父是五代时期的大将军，父亲是刺史等，只是后来家族衰败了。
士大夫群体一直觉得，出身低微的刘娥竟成为大宋的女主，这是大宋的耻辱，也是士人的耻辱。于是，他们在现实里阻拦无果后，只能在史书中把她描绘成出身名门。在他们看来，唯有高贵的血脉才配得上他们的大宋，才配让他们臣服。这便是传统男性士大夫的精神胜利之道。
冲破出身带来的偏见已然困难重重；而冲破性别的偏见，近乎没有可能。
刘娥颇具聪慧，《宋史》有载：“皇后（即刘娥刘皇后）生性机敏颖悟，熟知经史典籍，听闻朝廷事务，能记住事情的来龙去脉。真宗退朝后，批阅天下的奏章，常常到半夜，刘娥都能事先知晓。宫中事务若有人询问，她总是旁征博引过往事例来应答。”
也就是说，刘娥这个人领悟能力强，记忆力佳，擅长由此及彼、融会贯通。宋真宗每日批阅奏章时，都会与她交流，她常常能向宋真宗提及以往类似的案例。
除此之外，刘娥行事果决，思考问题全面，所以渐渐获得宋真宗的信赖。尤其是在宋真宗执政后期，这位皇帝一心想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制造天书、东封西祀以及修建庙宇道观等迷信活动之中，对于朝廷政务，要么不闻不问，要么胡乱处理。此时，刘娥的存在对宋真宗而言极为关键，她在一旁辅助处理政务，并且随着自身政治才能的提升，逐步涉足政事核心。
直至天禧四年（1018），宋真宗患病之后，便把朝廷政务径直交给刘娥处置。史书记载“事务大多由皇后决断”。
刘娥参与朝政的途径，和武则天颇为相似，都是自身颇具能力，且皇帝身患疾病，于是自然而然地从内廷步入外廷。
在此过程中，反对势力气势凶猛。宰相寇准等人竭力劝说宋真宗让太子监理国事，把统治大权从刘娥那里夺回。宋真宗起初同意了这个谋划，然而因为寇准酒后说话不谨慎，大肆泄露机密，使支持刘娥的丁谓等人抓到了可乘之机。谋划失败，寇准遭到贬职。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离世，年仅十二岁的太子登基，即宋仁宗。宋真宗留下遗诏，尊刘娥为皇太后，称“军国事可一并由皇太后处理”。刘娥理所当然地成为摄政太后，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垂帘听政历程。垂帘伊始，她欲擒故纵，放任丁谓的势力不断扩张，以此引发众人的愤怒，还借助王曾等人对丁谓独揽大权的不满情绪，找借口将丁谓贬至海南，进而摆脱了丁谓权势过高、难以控制、尾大不掉的局面。
不难发现，在与寇准、丁谓的两场政治较量里，刘娥实则成了朝中两股政治力量的棋子。不管后世怎样将寇准视作忠臣，把丁谓当作奸臣，这二人在个人权欲方面并无二致，只不过前者企图通过掌控太子、后者妄图控制太后，来实现各自专权的目标。而刘娥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借助这两股相互对立的势力，以彼之力还施彼身，排除万难，逐步巩固了自己作为大宋实际掌权者的地位。
在此之后，她瞅准时机提拔了王曾、鲁宗道、吕夷简等贤能之臣，重新组建内阁，为自己行使权力、推行政令搭建了新的班子。一旦察觉其中有人对她女主的身份构成阻碍，她便会时不时地选拔新人进入朝廷核心，通过动态调整来稳固自身的决策地位。
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时整个王朝在出身和性别方面都树立起了顽固的骄矜与成见，刘娥的登顶之路，必定是一条艰难坎坷之路，一条与整个世间作对之路。
然而即便这样，她依旧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本事，以非暴力的途径大体达成自己对权力的渴望和施政的抱负，不得不说这是她的过人之处与魅力所在。就连满是大男子主义的司马光，后来也只能承认：“章献明肃皇太后（也就是刘娥）护佑皇帝，治理天下，任用贤能、斥退奸佞，安抚内外，对赵氏皇族着实有大功劳。”
刘娥在担任摄政太后的11年里，是否怀揣着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的想法或野心呢？
依据现存的史料记录，她无疑是有的。尤其是在她临朝听政的后期，她所享受的礼仪标准已然与皇帝相近甚至毫无差异。她还曾试探着问大臣：“武则天这人到底如何？”知名谏臣鲁宗道回应道：“她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及到了国家。”这一句话便让刘娥无言以对。
在宋初人们眼中，唐朝的那段历史就如同他们的近代历史。各位，唐朝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啊。女人干预朝政，甚至改朝换代、称帝自立，这些事都仅仅发生在两三百年之前。
将武则天和刘娥所处的时代进行对比，很明显武则天的运气更佳。唐朝盛行自由开放的风气，特别是在男女平等方面，达到了帝制时期的顶峰，这一时期被称作中国自由婚姻的第二次高潮。即便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则天若想打破男权社会的固有观念，自己登上皇位，也不得不采用那些让她日后都深感懊悔的残酷手段。
刘娥生活的北宋时期，正值宋明理学的孕育阶段。尽管当时不像南宋之后那样对女性存在诸多不合理的束缚，然而与唐朝相比，女性的地位已然显著下降。从武则天在宋代之后逐渐被负面化塑造，便能看出男性士大夫对女性参与政治极为不满。
刘娥不像武则天那样能够狠下心来，有着虽千万人阻挡也勇往直前的气魄。她原本是出身贫苦、心地善良之人，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惊险万分，才获得如今的地位。即便身处高位，她也没有忘记曾经贫苦的经历，怀有深切的怜悯之心。有一回，在前往南御庄的途中，她碰到一位贫困的织布妇女，立刻让随从给予赏赐，接着说道，一个勤劳的农妇都难以摆脱贫困，国家难道不该给予关怀吗？从那以后，她多次要求相关部门废除各类不合理的杂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北宋时期的政治斗争，不像武则天掌权时那般残酷激烈，大体都能坚守底线，惩处仅停留在贬官层面。难以想象，如范仲淹这般多次冒犯权贵的刚直大臣，虽多次被贬谪，却又能多次重返朝廷。这种将政治立场和个人生命分开的文明准则，刘娥并非开创者，不过她是出色的遵循者。这也就注定了她不会改变北宋的“祖宗家法”，做出像武则天那样铲除异己的事。
权力的阶梯是由鲜血铺就的。当下时代，女性参与政治面临的阻碍日益增加，而刘娥自身又对政治斗争尚存一丝善念。所以，她只能在较为温和的政治角逐中，逐步稳固自身已有的地位，将摄政太后的权力发挥到最大程度。
不管她的执政水平有多强，她始终难以摆脱周围人因其女性身份而发起的指责。
实际上，北宋曾先后有5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中刘娥不仅是首位垂帘听政的太后，更是最具功绩的一位。
最为关键的是，在她摄政的时期，并未让年少的宋仁宗远离政治，而是让他上朝参与听政，投身决策过程，学习处理政务的方法。在她的教导下，宋仁宗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后来，仁宗曾对大臣们讲，以前“太后主持朝政时，群臣的忠奸善恶，我都默默记在心里”。宋仁宗日后成长为宋朝口碑最佳的皇帝，不得不说这与刘太后的培养和教导息息相关。
但历史的不公正恰恰体现在此：和男性不同，身为女性，她越是有所作为，越是渴望有所作为，面临的阻碍就越多，收获的评价就越差。
在北宋时期，有五位摄政皇太后，综合来看，她们获得的评价较为不错。依据史书记载，可称作“累朝母后之贤，非汉唐可拟议”。这是由于在势力强大的男性士大夫的制约下，最终没有一位太后能像武则天那样称帝。然而，在这五位太后里，刘娥得到的评价或许是最低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宗朝的高太后高滔滔，她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完全成了旧党打击王安石变法派的工具，却在史书中被赞誉为“女中尧舜”。其中缘由很简单，只因高太后迎合了司马光一党保守守旧的主张，而司马光恰恰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仅此而已。就像高滔滔的姨妈、英宗朝摄政曹太后所说的那样，这就是“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可以发现，摄政皇太后手中权力越小、越顺从听话，在男性士大夫撰写的史书中，她们所获得的评价就越高。
而一生都处于争议漩涡中的真正政治家刘娥，人们最常想起对她的历史评价，却是那听上去颇为暧昧的10个字：
看似在夸赞刘娥具备政治才能，实则是在感慨，好悬呐，这女人要是再进一步，那就成了另一个吕雉、第二个武则天。
在男性士大夫眼中，刘娥几乎就成了那“罪大恶极”的武则天。
1033年，即明道二年，是刘娥人生的最后一年。据史料记载，刘娥身着衮衣、头戴仪天冠前往太庙进行参谒。
朝廷里的士大夫们全都炸开了锅。衮衣乃是天子在举办国家重大典礼时所穿的服饰。太庙等同于赵宋家族的宗庙，是男性皇权的标志，向来仅允许皇帝进行祭祀。在士大夫眼中，刘娥的行为不仅侵犯了皇权，还极大地扰乱了男性社会的权力秩序。
这次前往太庙拜谒，被视作刘娥有意效仿武则天的佐证。就连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其论著里，也对刘娥严厉批判：“刘太后凭借些许才能垂帘听政，甚至穿着帝王礼服去宗庙祭祀，混淆男女的界限，使宗庙蒙羞。”
瞧，最让男性士大夫们义愤填膺的，恰恰是“混淆男女界限”。追根溯源，只因为这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而刘娥偏偏身为女性。
往昔，曾有一回刘娥和宋仁宗一同外出。她打算让自己的车驾走在仁宗前面，参知政事鲁宗道赶忙阻拦说：“女子遵循三从，未嫁时听从父亲，出嫁后听从丈夫，丈夫离世后听从儿子。”鲁宗道借助女性的三从四德，而非以皇权不容僭越的说法向刘娥施压，刘娥十分无奈，只好吩咐车驾跟在仁宗后面。
任何史书都不会记载这位颇具“女权意识”的女主所经历的痛苦与悲哀。终其一生，她周围充斥着男人的反对之声。起初，他们反对她的出身；后来，又反对她的性别。没人在意国家统治者的关键在于能否让天下太平，大家只在意国家统治者不能是女性。
她并未如武则天那般发动血腥政变，以此达成自身目的。她认为手段与目的同样重要，期望通过温和途径提升女性的政治地位，这并非仅为自己，也是为了后世女性。在她摄政的后期，她让人编纂了《新编皇太后仪制》，此文献记载了她垂帘听政时的各类制度，后续的后妃能够依据它在礼制层面继续分享男性的皇权。美国汉学家贾志扬表示，《新编皇太后仪制》在刘太后摄政十年后才问世，并非是她想更高效地运用自身权力，而是她想留下一份历史遗产。
然而，男性士大夫觉得这些制度过于前卫，在刘娥离世后，把这部文献销毁了。
直至生命走到尽头之时，六十四岁的刘娥依旧笃定自己能够如男性帝王那般，对国家实施高效统治，她依旧期盼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能给予她最后的认可。史料记载，刘娥离世后，宋仁宗找到辅臣并询问：“太后病重到无法言语，却还多次拉扯自己的衣服，似乎有所嘱托，这是为何？”参知政事薛奎心有灵犀，回应道：“是因为衮冕服饰！然而身着此服，又如何去见先帝呢？”
刘娥临终之际已无法言语，却仍在拉扯身上衣物，宋仁宗不解其意，薛奎一听便懂，刘太后是想身着龙袍，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然而薛奎随即说道，“倘若如此着装，又该如何面见先帝呢”，要是给刘太后换上龙袍下葬，她又怎有颜面去见宋真宗呢？
宋仁宗采纳了薛奎的提议，随后以常规葬礼的规格将刘太后下葬。借助这场合乎常理的葬礼，让这位生前行事稍越界的太后，再度回归到男权社会的秩序框架之中。
有一个细节能够表明，刘娥对男女平等的理念极为执着：她在遗诰中提出，要尊杨太妃（也就是宋真宗朝的杨淑妃）为皇太后，让其与皇帝一同决定军国大事。
她期望开创一种女性涉足政治的传统，然而在士大夫政治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下，她的努力显得极为孤立无援。最终，她失败了。她离世后，御史中丞蔡齐马上提出，皇帝已然成年，如今刚刚开始亲政，怎么能让女后接连临朝称制呢？
宋仁宗随即将刘娥遗诰中“皇帝与皇太后裁处军国大事”这一表述去除。
截至此时，刘娥所追求的“历史遗产”皆遭扼杀。
然而，有关刘娥的负面评价，并未因其离世而终结。
亲政之后，宋仁宗开展了一场雷厉风行的政治革新，对刘太后生前的内外势力予以打压。这几乎是所有在强势母后干预下长大的皇帝惯用的手段，体现了被长期压抑的人性的释放。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在人事任用方面：只要是刘太后信赖的官员，都被贬往远方；只要是被刘太后贬斥的官员，都被召回朝廷。凭借这些带有宣泄性质的政治举措，宋仁宗既抒发了对刘太后的不满，又树立了自身的威望。
目睹这一情形，有人开始进一步挑唆宋仁宗与刘太后之间的感情，向宋仁宗禀报：“陛下是李宸妃所生，而李宸妃死于意外。”自那以后，宋仁宗开始怀疑自己一直身处一个惊人的骗局之中。直至他亲自开棺验尸，看到李宸妃“面色如玉般鲜活，穿戴的冠服如同皇太后的规制，因用水银保存，所以尸体未腐坏”，这才相信李宸妃并非被刘太后所害致死。宋仁宗转而责怪那些挑唆之人多管闲事，说道：“别人的话怎么能轻信呢？”
冲动平息之后，宋仁宗忆起刘太后执掌朝政的十多载岁月，自己的安危始终未曾遭受威胁，国家亦被治理得井然有序，不由得对刘太后生出了感恩之意。
然而，宋仁宗对刘太后予以宽宥，可天下人并未对刘太后如此宽容。
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狸猫换太子”传说里，刘娥被描绘成一个权力欲望极度膨胀、手段凶狠残忍的恶毒妇人。这一形象俨然成了刘娥在历史上的固定认知，那些不研读历史的人，很容易就被虚构的戏曲误导。
刘娥身为女性，在传统的男性权力体系里，是不被准许染指权力的。历史上所有干预朝政的女性，哪怕是那些极具个性、诗词造诣颇高、舞技出众、容貌倾城的，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妖魔化、丑化与批判。几乎无人为她们说句公道话，就算有人为她们发声，这人本身也处于边缘地位。
在往昔的杂文里，鲁迅曾对男权社会存在的那种“推卸责任”的心理予以批判。
刘娥并无重大恶行，后世却虚构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让她以丑恶形象流传千古。像吕雉、武则天这类曾有过残忍行径的女主，自然更遭人诟病。我们固然能够批判吕雉、武则天在宫廷权力争斗中的手段过于残忍，然而，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是否就因此而被全盘否定呢？
此前我已提及刘娥的政治才能。与之类似，吕雉在摄政之时，让全国百姓休养生息，三次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令，就连司马迁都评价，吕后当政期间“政令不出宫室，天下太平无事。刑罚很少使用，犯罪的人也很少。百姓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衣食逐渐富足”。武则天亦是这般，她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改革举措，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善恶应当有一个衡量标准，并且务必要区分清楚。
宫廷权力争斗中的残酷无情，究竟是政治层面的问题，还是女性群体的问题呢？难道缺少女性参与的政治角逐，就会显得文雅、有风度吗？李世民、朱棣对待自家宗族的凶狠程度，是吕后、武则天的十倍之多，然而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依然能得到客观评判；反观吕后、武则天，仅仅因为身为女性，人们眼中就只剩她们的残忍，却忽视了她们作为政治家所具备的才能和取得的功绩。
反之，倘若一位身处权力中心的女性能力欠佳，致使国家和百姓遭殃，众人批判她往往只有一个理由：女人会给国家带来灾祸。这依旧是让女性的身份标签，为一位失败的掌权者承担责任。究竟何时，我们才能明白，政治领域的成功与失败，和性别并无关联？我们可以指责她是个失败的权力角逐者，却不该因她是女性而对其进行指责。
由于她们身为女性，表现出色会遭指责，表现欠佳更会被批评。此类言语暴力，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令人痛心的是，在现实生活里，它依旧存在，并且颇有市场。
北宋名臣李迪一直反对刘娥成为女主，刘娥在世时曾问他：“你瞧，我将仁宗皇帝教导成这般模样，你作何感想？你始终反对我过问政事，是否有些过分了呢？”李迪回应道：“如今见皇帝英明圣哲，臣竟不知皇太后有如此高尚的品德！”
遗憾的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如李迪这般固执却能转变对女性偏见的男子，着实稀少。不过我期望，真实的刘娥能被大家铭记，铭记她突破阶层和性别的束缚，铭记她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渴望、挣扎与苦痛。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人所著《宋史》，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
[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由中华书局于2004年出版
[美国]贾志扬所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由赵冬梅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杨翠微所著《论章献明肃刘太后》，收录于《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年份为1998年
张明华所著《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来源：小可老师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