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交通领域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在这个大背景下，邮传部应运而生，其职责涵盖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多个方面，旨在统筹交通事务，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邮传部的成立，却引发了一场与陆军部之间关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交通领域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在这个大背景下，邮传部应运而生，其职责涵盖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多个方面，旨在统筹交通事务，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邮传部的成立，却引发了一场与陆军部之间关于 “裁驿归邮” 的激烈博弈，这场博弈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的因素和深刻的历史逻辑。

晚清驿站遍布交通枢纽，承担重要功能，是人口流动中心与经济重要承载地 。

驿站的前世今生​

在讲述这场博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驿站这个古老的机构。驿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主要职能是 “置邮传命”，简单来说，就是负责政府信息、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在古代，驿站就像是国家的神经末梢，通过星罗棋布的站点和接力传递的方式，确保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畅通。无论是紧急军情的传递，还是官员的出差调任，亦或是物资的调配运输，驿站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晚清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驿站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上，驿站的运营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成为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政治上，地方官吏借驿站之名贪污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驿站的管理愈发混乱。信息流通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驿站低效的文报输送方式导致文书延误遗迟，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信息快速传递的需求。与西方新式邮政为代表的信息传播体系相比，驿站体系的制度缺陷显露无遗。​

清代北京地区路边驿站

与此同时，晚清时期出现了多种同类交通通讯机构。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官局，最初是为了满足《天津条约》中清廷为外国各使馆传递邮件的需求而设立，后来逐渐扩大业务范围，甚至侵吞了部分驿站的业务。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设的客局，更是严重侵犯了清廷的邮政主权，对国家的政治信息安全构成了威胁。此外，陆军部下辖的文报局和地方劝业道等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交通通讯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邮驿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邮传部的成立​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政府在 “预备立宪，须先厘定官制” 的认识下，对部院进行了大改组。原有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同时增设了邮传部。邮传部的设立，不仅仅是清政府政治资源整合的诉求，也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需要。从表面上看，邮传部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业务集于一体，有利于统筹规划和管理，推动交通事业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一举措却触动了陆军部的利益，因为驿站原本归陆军部（前身为兵部）管辖，邮传部的成立，使得驿站的归属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一场围绕驿站的博弈就此拉开帷幕。​

博弈的导火索：裁驿归邮的提议​

1898 年，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刑部奏代递主事顾厚焜和督察院奏代递优贡沈兆祎等人分别呈请推广邮政、裁撤驿站。他们认为，邮政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还能上缴赋税增加国库收入，是 “开源节流” 的好办法。光绪皇帝对这个提议表示了兴趣，并批复京师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多设分局以广流通。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裁撤驿站之事很快就沉寂了下去。

光绪皇帝

​1901 年，刘坤一、张之洞上奏三折，提出创办驿政局，在内地大力推广并开辟独立的书信寄递新体系，以解决驿站体制的积弊和海关邮政侵占邮权的问题。他们主张由各省督抚督饬臬司责成州县设局办理，将省出的费用汇解藩司，且不用洋员，以杜绝干预内政之渐。但清廷对驿站 “改易裁废” 的论争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真正付诸实践。​

陕西邮差

此后，关于邮驿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大报刊纷纷刊载相关新闻消息或社论，集中而强烈地表达了邮驿改革的必要性。一些人提出，将驿站并归邮政，经费自可充用，即咨商兵部会稿具奏，拟将各州县驿站全数裁撤，递送公文统归邮局经理，所有驿站支销各款，如数报解户部以备邮局支领。还有消息称，去冬政府曾议于今春为始，凡有邮局之处，即将驿站裁撤，以期妥速。所有裁撤驿站之经费即拨归邮政局，充作常年不敷开支之用。裁撤驿站之差人等，由邮局量为选用，以免失所。​

云南邮政局邮差

这些提议和消息，就像一颗颗火星，点燃了邮传部和陆军部之间关于 “裁驿归邮” 博弈的导火索。邮传部认为，驿站事属交通，“非统一事权，断难收整齐划一之效”，主张将驿站裁撤并归邮政，以实现交通事务的统一管理，同时缓解新式邮局经费困难的问题。而陆军部则坚决反对，认为驿站在军事信息传递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贸然裁撤会对军事行动造成诸多窒碍。​

陆军部的应对之策：提议驿站改归文报局​

面对邮传部的 “裁驿归邮” 提议，陆军部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他们主张将驿站改归文报局管理。文报局作为陆军部下辖的机构，在军事信息传递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相对完善的体系。陆军部认为，将驿站纳入文报局的管理范畴，可以充分利用文报局的资源和优势，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安全性，同时也能避免因驿站裁撤而对军事行动造成的不利影响。​

陆军部在奏疏中强调，驿站的主要职责是传递军事公文和重要信息，与文报局的职能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将驿站改归文报局管理，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能加强对信息传递的统一管控，确保军事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此外，陆军部还指出，邮传部刚刚成立，在管理驿站这样复杂的事务上缺乏经验，而文报局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对驿站的运作和管理更为熟悉，更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

然而，陆军部的这一方案，实际上是想将驿站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继续维持其在交通通讯领域的影响力。这一方案无疑与邮传部的 “裁驿归邮” 计划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邮传部的反击：提议驿站改归劝业道​

面对陆军部的强硬态度，邮传部也不甘示弱，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 —— 驿站改归劝业道。劝业道是清末新政时期在地方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等事务。邮传部认为，驿站作为地方交通通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劝业道在职能上有着一定的关联。将驿站改归劝业道管理，可以更好地发挥驿站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地方交通通讯事业与实业发展的协同共进。​

1906年成立邮传部官员合影

邮传部在奏疏中指出，劝业道在地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资源，可以更好地整合地方力量，对驿站进行改革和管理。通过将驿站与劝业道相结合，可以利用劝业道的平台，推动邮政业务在地方的拓展和普及，提高邮政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同时，邮传部还强调，这样的改革方案可以避免因驿站裁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驿站差役的安置等，实现平稳过渡。​

邮传部的这一提议，表面上是从地方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改革思路，但实际上也是为了打破陆军部对驿站的控制，实现自己对交通事务的统一管理。这一方案与陆军部的方案针锋相对，使得双方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双方博弈的背后：权力与利益的角逐​

邮传部与陆军部之间关于 “裁驿归邮” 的博弈，从表面上看，是围绕驿站归属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权力与利益角逐。​

对于邮传部来说，“裁驿归邮” 不仅仅是一项交通改革措施，更是其确立在交通领域主导地位的关键一步。如果能够成功将驿站纳入自己的管理范畴，邮传部将实现对铁路、轮船、电报、邮政以及驿站等所有交通通讯事务的统一管理，大大增强其在政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将驿站经费拨给邮局，还能缓解邮局经费困难的问题，促进邮政事业的发展，为邮传部在交通现代化进程中积累政绩。​

而陆军部则认为，驿站作为其传统的管辖领域，是其权力和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对驿站的控制，将削弱陆军部在军事信息传递、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能力，进而影响其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驿站经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陆军部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利益。​

除了权力和利益的因素外，双方在改革理念和对驿站作用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邮传部受到西方现代交通理念的影响，更倾向于通过整合资源、引入新的管理模式来推动交通事业的现代化。而陆军部则更加注重驿站在军事领域的传统作用，对驿站的改革持相对保守的态度，担心裁撤驿站会对军事行动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

地方的态度：复杂多样的反应​

在邮传部与陆军部激烈博弈的同时，地方对 “裁驿归邮” 的态度也十分复杂多样。一些地方要员主张缓裁驿站，尤其是在交通落后的偏远山区，如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驿站的存在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也是地方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如果裁撤驿站，不仅会影响地方与外界的联系，还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国家每年划拨用于邮驿的经费。​

而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邮政业务已经较为普及的地区，地方对 “裁驿归邮” 的态度则相对较为积极。这些地区的民众对新式邮政的需求较高，认为裁撤驿站可以促进邮政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此外，一些与驿站相连的得利阶层，如驿站的管理人员、差役等，也坚决反对裁驿。他们担心裁撤驿站会导致自己失去生计，因此通过各种方式抵制改革。地方的这些复杂态度，进一步增加了 “裁驿归邮” 改革的难度，也使得邮传部与陆军部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博弈的结果与影响​

邮传部与陆军部之间关于 “裁驿归邮” 的博弈，持续了数年之久，双方多次上疏，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始终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再加上地方的复杂态度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裁驿归邮” 的改革方案在清末始终未能真正付诸实践。​

这场博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却对晚清的邮政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暴露了清政府在交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中央部门之间的权力斗争、改革方案缺乏统筹与贯通、对基层邮驿情况欠缺观照等。这些问题导致地方邮驿机构局面混乱，难以形成上通下达的政策贯通，实践运行与改革设计之间存在明显断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博弈也为日后的邮政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借鉴。各地方在邮驿改革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和方法，这些实践经验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为邮政现代化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纪念馆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邮传部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到了 1913 年 1 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历时长达 3000 多年（一说 2700 多年）的中国邮驿制度宣告结束。这一决策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新政权急需建立一套高效、统一的管理体系，以巩固统治、促进发展。在交通通讯领域，新式邮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高效、便捷的特点，使其逐渐成为社会信息传递的主流方式。相比之下，驿站体系不仅运营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邮政管理经验和技术不断传入，为北洋政府裁撤驿站、发展新式邮政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从政策细节来看，北洋政府在裁撤驿站时，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一方面，对驿站的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部分驿站差役被吸纳进入新式邮政系统，或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保障他们的生计，减少改革阻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新式邮政的投入，增设邮局网点，优化邮政线路，提高邮政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质量。此外，还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邮政行业的运营，确保邮政业务的顺利开展。​

这一举措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信息传递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会经济方面，裁撤驿站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原本用于驿站运营的大量资金得以释放，可投入到其他更急需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军事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新式邮政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如印刷业、包装业等，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信息传递方面，新式邮政凭借其先进的运输工具和科学的管理模式，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无论是商业信函、新闻报纸，还是政府公文，都能更快速地送达目的地，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推动了信息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虽然邮传部与陆军部关于 “裁驿归邮” 的博弈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落下帷幕，但它所反映出的晚清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认证作者激励计划#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