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8年3月15日，我永远记得那个柳絮纷飞的早晨。北京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母亲红着眼睛把我的行李检查了第三遍。

（注：为使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8年3月15日，我永远记得那个柳絮纷飞的早晨。北京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母亲红着眼睛把我的行李检查了第三遍。

"晓梅，到了部队一定要听领导的话。"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她突然压低声音，"这个你贴身收好。"我感觉她冰凉的手把一个硬物塞进我军装内兜。

"妈！这不行..."我摸出那卷用橡皮筋捆着的钱，是三张十元大钞。

"嘘——"母亲急忙按住我的手，"你爸不知道。到了部队买点营养品，你看你瘦的..."

汽笛声打断了我们的话。我扒着车窗，看见母亲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她藏蓝色的确良衬衫在人群中忽隐忽现，最后变成一个小蓝点。我摸出内兜里的钱，发现下面还垫着张全家福——去年春节在北海公园拍的，父亲严肃地抿着嘴，弟弟做着鬼脸。

火车开了整整一天。和我同车厢的是七个北京姑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靠窗坐着的短发女孩突然指着窗外喊："看！大海！"

我们呼啦全挤到窗前。远处碧蓝的海面在阳光下闪着碎银般的光，近处的铁轨旁开满野花。不知谁说了句"真像《女篮五号》里的场景"，大家都笑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对面下铺坐着个穿旧军装的女兵，正捧着本《毛泽东选集》在看。

"您是..."我壮着胆子问。

"李红梅，海军某部通讯连。"她合上书，露出温和的笑容，"看你们这样，想起我六八年入伍时的情形。"

女兵们立刻叽叽喳喳围上去。李班长告诉我们，青岛比北京潮湿得多，新兵要准备防潮的卫生带；部队发的解放鞋要买大一号，否则长途拉练会磨出血泡；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她神秘地笑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傍晚时分，火车驶入青岛站。站台上整整齐齐站着几排接兵的干部，清一色的蓝军装。有个女军官举着"新兵三连"的木牌，李班长立刻带着我们走过去。

"报告指导员，北京方向新兵八名安全到达！"

我这才注意到举牌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军官，齐耳短发，眼角有几道细纹。她利落地回礼，突然伸手摘掉我头发上的一片柳絮："路上辛苦了。我是你们新兵连指导员，姓杨。"

卡车把我们拉到营地时，天已经黑了。海风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远处传来隐约的涛声。杨指导员打着手电领我们进宿舍——是栋红砖二层小楼，门上用红漆写着"女兵三班"。

"每人一个储物柜，床铺已经分好。"杨指导员指着靠窗的下铺，"周晓梅，这是你的位置。"

我惊讶她记得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她提前三天就背熟了所有新兵档案。那晚我们领到脸盆、毛巾等日用品，最让人惊喜的是每人发了两块"灯塔"牌肥皂——当时北京的百货商场都要凭票购买。

熄灯号响过后，宿舍渐渐安静下来。我借着月光看全家福，听见隔壁床传来吸鼻子的声音。

"想家了？"我小声问。

黑影摇摇头，又点点头。借着月光我看见她脸上亮晶晶的泪痕。这是睡我旁边的上海姑娘苏雅，火车上我就注意到她总是安安静静的。

"我也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我递过去手帕，"听说下个月发津贴，有六块七毛五呢。"

苏雅破涕为笑："六块七毛五能干什么呀？在上海只够买两斤大白兔奶糖。"

我们压低声音聊到深夜。她说父亲是造船厂工人，母亲在纺织厂上班，家里还有两个弟弟；我说父亲在首钢当技术员，母亲是小学老师。说到最后，我们约定第一个月津贴下来，要一起去服务社买奶糖。

新兵训练比想象中艰苦百倍。每天五点起床跑操，在沙滩上做俯卧撑，浪花常常把军装打湿。三月底的青岛，海风像带着冰碴子，刮在脸上生疼。有次练正步，我右脚的水泡磨破了，血浸透袜子粘在胶鞋上。卫生员给我涂紫药水时，杨指导员突然出现。

"周晓梅，还能坚持吗？"

我咬着牙点头。她蹲下来看了看我的伤口，转头对卫生员说："去我办公室拿那双备用胶鞋，38码的。"

那双半旧的胶鞋里垫着厚厚的棉垫，后来我才知道是指导员自己的备用鞋。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要当杨指导员这样的军人。"

四月十日是发津贴的日子。全连集合在操场上，司务长拿着花名册挨个点名。我接过那六元七角五分时，手心都是汗——这是我人生第一笔自己挣的钱。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真正的军人了！"连长洪亮的声音在海风中格外清晰，"下面发放新式军装！"

我们惊喜地看到几个老兵抬着木箱走来。打开后是整整齐齐的78式军服，最上面是那件传说中的蓝军裙！李班长示范穿戴方法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藏蓝色的的确良面料，及膝的裙摆，配上雪白的衬衣和红色领章，比我们见过的任何裙子都漂亮。

"这是专门为女兵设计的。"李班长抚平裙摆上的褶皱，"记住，穿军裙时必须配长筒袜，这是纪律。"

当晚我们像过节似的试穿新军装。苏雅帮我系领口的风纪扣时，突然"哎呀"一声。

"怎么了？"我转头看她。

她指着我军裙口袋："这里有个小洞。"

果然在右侧口袋下方有个不起眼的线头脱落。我正要说没关系，苏雅已经拿出针线包："我妈妈是裁缝，我从小就会缝补。"她的手指灵活地穿梭，最后打了个漂亮的结，"好了，保证洗十次都不会开线。"

第二天是休息日，我们获准去服务社购物。服务社是个红砖平房，货架上摆着"灯塔"肥皂、"中华"牙膏等日用品。最里面的玻璃柜台里，居然真有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

"要两斤。"我数出五元钱，又犹豫了一下，"不，一斤半吧。"

售货员阿姨笑了："新兵吧？第一笔津贴要给家里寄点？"

我红着脸点头。苏雅买了信纸信封和水果糖，结账时我们同时看到柜台角落的雪花膏——青岛日用化工厂产的，铁盒上印着浪花图案。

"买一盒吧？"苏雅眼睛亮晶晶的，"咱们合用。"

最终我们合买了一盒雪花膏，花了七毛五分钱。回宿舍路上经过邮局，我把五元钱和写好的信塞进邮筒。信里告诉父母我穿上了新式军裙，还特意说明："剩下的钱我自己够用，请爸爸买点营养品。"

五月初，连里组织文艺汇演。我和苏雅报名表演《洗衣歌》——这是她在少年宫学过的舞蹈。排练时我们发现原版动作太复杂，就自己改编了简单版本。演出前夜，苏雅突然发起高烧。

"明天...我可能..."她躺在医务室的床上，脸颊烧得通红。

我给她敷湿毛巾："没事，我一个人也能跳。"

第二天演出前，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报幕员念到我们名字时，我突然看见苏雅穿着蓝军裙站在后台！她的脸色还很苍白，但眼睛亮得惊人。

"我们...一起。"她拉住我的手。

音乐响起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但当我们跳到熟悉的节拍，台下响起掌声，我忽然明白了李班长说的"最重要的事"——战友情谊比任何荣誉都珍贵。演出结束后，杨指导员特意来表扬我们："这才是女兵该有的精神面貌！"

六月的一天，收发室喊我领挂号信。是父亲的笔迹，信中说他腰肌劳损复发，但"组织上很照顾，不要担心"。信纸最后有行小字，明显是母亲加的："家里都好，钱已收到，你自己多买些吃的。"

那天晚饭我一口没吃。熄灯后我打着手电算账：上月剩下一元七毛五，加上这月六元七毛五，共八元五角。寄回家八元，自己留五角买信纸邮票就够了。

"你这样会垮的。"苏雅突然掀开我的蚊帐，手里端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炊事班张班长给的，快吃。"

面条里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飘着香油味。我吸着鼻子吃完，汤底沉着几片青菜叶。后来才知道，那是苏雅用她最后两毛钱跟炊事班换的。

七月份我们开始专业训练。我和苏雅分到通讯班，学习电台操作和摩尔斯电码。有次夜间训练，暴雨突至，我们护着设备往宿舍跑。苏雅的军裙被树枝刮破个大口子，她急得直掉眼泪。

"没事，我能补。"当晚我在蚊帐里就着手电光缝补，线脚歪歪扭扭像蜈蚣脚。苏雅却笑着说："这才特别，全世界独一件。"

转眼到了1979年春节。大年三十那天，食堂准备了猪肉白菜馅饺子。我们班八个人围着煤炉子包饺子，李班长教我们捏花边。零点钟声响起时，营区突然停电，我们点起蜡烛继续守岁。

"新年愿望是什么？"苏雅凑过来问。

烛光里我看着窗上的冰花，轻声说："希望明年还能和你们一起过年。"

春节后不久，我被选为副班长。第一次带队跑操时，看见新一批女兵正怯生生地站在营门口，她们的眼神让我想起一年前的自己。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六块七毛五的津贴，买不来战友情深，但足够温暖整个青春。"

如今百货商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女儿一条裙子就抵我当年半年津贴。但每次整理旧物，看到那件补过的蓝军裙，指尖似乎还能触摸到青岛的海风，听见晨跑时的口号声。那些关于六块七毛五的记忆，像军裙上的褶皱一样，越久越显珍贵。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