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父母目不识丁，高考改变我的命运

摘要：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考上大学之前的19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

以下文章来源于辛庄课堂，作者张维迎

转自辛庄课堂

作者简历

张维迎，1959年生，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1994年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

原题:七七年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作者：张维迎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考上大学之前的19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

辛庄村旧貌

我父母亲都是不识字的人，但一直对读书人存有敬畏之心，也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所以无论家里日子过得多么拮据，都要一心供我上学。我自己也算争气，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上的好学生，数学成绩尤其突出，考试多是满分。但经历了“文革”这个非常时期，我和我们这代人并没有像今天的孩子们循着“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个基本规范的求学之路继续自己的学业，也没有办法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高中两年我在县城中学上学，这算唯一的两年“城市”生活了。1976年1月高中毕业后，我成了“回乡知识青年”，虽然没有“下乡知识青年”那般意气风发，但也确曾想在“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回乡不久后，因为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被公社书记器重，我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副指导员，那年我17岁。18岁那年，因为复杂的人事关系，我又被迫当了生产队会计。作为民兵连的副指导员，我曾当面给地区军分区司令汇报过我们村的民兵工作，他是我上大学之前见过的最大的官，一次工作汇报就喜欢上了我，希望我去当他的兵。但因为高考上了大学，也就没有走这条路。我还经常给县广播站写些通讯报道稿件，因此也结识了县城政府工作的一些“笔杆子”，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指点。

当时的农村提供给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进步”的资源总是极为有限，而且总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回乡青年，干的再好，出去的机会其实是非常渺茫的，体制内的上进渠道几乎是没有的，不像城里来的下乡知青那样还有着招工、招干等回城的机会。机会少，竞争就激烈，而村里的宗族势力在决定个人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显然也不是太“识时务”，成为村里主要负责人的“眼中钉、心中刺”，有人曾针对我扬言“除非天上来龙抓，否则他休想出去”。后来，在我录取前过“政审”一关甚至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些人也曾合谋着坏我上学的事，想到“上面”告我，让我走不了。只是因为那个“上面”是他们能力不及的“省里”，才不得不作罢。现在想起还有些后怕，要不是邓小平这条“龙”，我是不可能离开黄土地的。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早我是从县宣传部干事佀承军那里听说的，他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时还是小道消息，我并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高中物理化学都没怎么好好学过，怎么会有考上大学呢？他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上大学读书还有“文理”之别。后来是那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正要下地去干活的我从广播——这是村民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隐隐地觉得也许自己的命运要改变了。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又时逢秋收季节，当然是没有专门的时间复习的。每天我依然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只能抓住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和晚上煤油灯下看两眼书，真正的临阵磨枪。直到考前十多天，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我才不再下地干活，有较多的时间学习。考试是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任家沟中学里进行的。坐在教室里，看到四周黑压压的考生，我才真正意识到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心情反倒放得开了。现在看来，那年的考题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有些题我却好像闻所未闻，只能“跟着感觉走”。比如地理考中国的季风特征，我就答西北风东南风什么的；语文考翻译文言的《愚公移山》，我就按照“文革”时妇孺皆知的毛泽东的翻译答题。分数线公布了，我的考分过了录取线，这算过了第一关！填报志愿时，我的基本原则是考上就好，所以先填那些最有可能被录取的学校。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据说它是西北最好的综合大学；第二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稿，以为自己可以当采编；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的中文系，在本地招生比较多。填完这三个志愿，志愿表上还空了一格，不知道填什么，就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个字。把北京大学作为上大学的“第四志愿”，我可能是唯一的考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我会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

经济学原理课堂

体检、政审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听说过线的考生中三个里才能录取一个，成绩是参考，政审、关系很重要，我没有关系可找，外祖父又有政治污点（文革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伪保长”），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只能听天由命了！有消息说过了年的正月十五是发通知书的日子。春节过罢的正月里，我整天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打扑克玩耍，但心里是焦虑的。正月十五已过了好几天，也没等来什么录取通知，我由焦虑变成绝望，不再打扑克了，又开始背着书包下地干活，一有空就找安静的地方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有人用讥讽的口气问我没有考上还看什么书啊，我就说考不上慢慢考呗。大概是3月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后，母亲告诉我，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我考上大学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原来，是年龄偏大的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有幸被录取了。高兴自然是高兴的，一边交接自己手上的生产队会计的工作，一边到外婆舅舅家里去告别。报到的日子是4月20日。临行前，亲戚朋友每人五毛一块的凑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上学用，全村人都来送行，我们家用小米年糕、萝卜白菜招待大家。本来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蔬菜之类的更是奇缺，好在母亲一直坚信我能考上，所以早就有所准备。

去西安上学路程并不方便，我要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坐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切都很新鲜。我被录取到了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伴随着这次扩招而诞生的，所以班上的五十名学生都是扩招进来的，年龄大的同学较多，最大的长我14岁，有不少是带工资上学的。我的志愿里没有这个专业，但说起来我还是有点“专业知识”的，这源于高中毕业时政治课老师李务滋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看过这本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觉得里边讲的东西蛮有意思。

大学考到了这样一个专业，教我们的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何炼成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我自然喜欢上这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好，每次考分都很高，单科都在前三名，总分当之无愧是第一。刚入校时，我在同学里算是比较“土”的，普通话说不好，穿的布鞋、衣服都是自家做的，在那些有钱的城里来的同学面前免不了有些自卑，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尊重。我现在也常常会对学生说：人不要自卑，好好做自己的事，只要你自强不息，是会赢得尊重的。

大学四年，我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四年里，除了五一、十一学校发餐券改善伙食，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有肉的菜，每顿饭都是选最便宜的菜买，有5分的不买1毛的，有1毛的不买1毛5分的。但每次寒暑假只要回家，我都会从自己省下来的奖学金里买两样东西带回去：一箱挂面，一袋白面。所以大学期间我最心疼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跟张兴祥同学打赌：XXX是否陕北人。我输了，因为XXX虽然在陕北闹革命，但是富平县人，结果我请他在学校旁边的边家村吃了顿饺子，花了八毛钱。1981年，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考研，并不是我早就有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志向，而是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这就意味着我要被分配到老家去，这是我不愿意的，所以考研的动力还是比较大的。真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点学问的，以后就没有再想着干别的工作。

人生也许真的是阴差阳错，不太好精心设计。在每一个关节点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岔路口，当时几乎浑然不觉，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线索可循，而这样的线索也或多或少地跟不同的人物有关。比如，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还是按部就班地讲完了两年的课程，这对我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而从初中到高中教过我们物理的一位老师，当年仅仅因为一句抱怨话“苏联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就被划为“右派”，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陕北的小村庄教书，而对我来讲，则是因他祸而得福。我上大学期间，他调回北京，在一个中学继续教书。1985年，我在甘家口买西瓜时居然又遇上了他，从此又开始了我们师生间的交往。他成家晚，生了一个聋哑女儿，2011年去世时连个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我只能在医院的太平间给他鞠躬。想来真让人心酸。高中毕业时李务滋老师送我《政治经济学》一书的时候，当然并不知道我会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但冥冥之中似乎包含着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今天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数不胜数，但我始终不会忘记，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高中的老师送我的。我上大学，也只是偶然。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更是偶然。我的高考志愿里根本没有填写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如果不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创办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据说当年在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后，何炼成老师带着“八大金刚”坐在地板上沙里淘金一样从一大堆落选的考生中淘出了50位。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扩招的名额不是50个而是40个，我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

何炼成

再比如学外语。我初中学了两年俄语，因为有位“右派”老师是学俄语的。大学里学英语我从ABC开始，最早学的英语教材都是油印的，自己又没什么基础，所以对学好英语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糊里糊涂学了两年半后我居然成为班上考100分的两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北京知青刘东辉同学，据说他初高中都上英语课），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才有了以后到牛津大学读书的可能。如果不是1982年春天碰到了茅于轼先生，我也可能就不会迷恋上西方经济学，成为市场经济的忠实信徒。在牛津读书期间遇到James Mirrlees这样一位导师，使我有幸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弟子。但如果不是牛津大学的凯克劳斯教授和林至人先生创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专门培训中国政府部门的经济学者，我也不大可能去牛津读书。而如果不是高尚全先生按照时任体改委主任的指示于1984年创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北京工作了。还有父母，他们只字不识，也几乎不理解高考、志愿、专业、大学、研究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可能对我的职业选择提供什么意见，所以我做什么选择都是自己的自由。但他们却教会子女从小就要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人，这恐怕才是我受之终生的东西。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令人难忘的。班里绝大部分同学比我年长，属于大哥大姐，对我爱护有加。他们也比我见多识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生活习惯上能从一个农村人变得像个“城里人”，很大程度上受到田丰同学的点拨。他18岁自愿从北京到延安插队，在农村时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读了很多中外名著，又为人仗义，很让我崇拜。我曾跟随他每天在厕所的水房洗冷水澡，因为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意志，只是我没有能坚持下来。他曾两次长途跋涉到我们村看望我父母，让我感动不已。同宿舍的刘宗昌同学是名符其实的老大哥。他对我的关心确实是无微不至，从生活细节到课程学习，都给我许多指点。他逻辑思维严谨，文字功底也很好，据说曾经是陕西省写作班子的成员。记得每次考试前，我们俩人都要一起讨论每个复习题的答案要点，我能考出好成绩，与他的帮助分不开。他为人“正经”，但思想开放，至今一直关心我发表的东西。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我们俩仍然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他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上讲“语言腐败”问题时没有放开。我说，岂只没有放开，我是越讲越害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