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还没有想到打井取水。但要生活、生存，水又必不可少。于是，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只能选择那些临近河流又向阳避风的二级台地，以便凭借天然水源解决生活所需。

人类诞生之后，忻州境内便也开始出现古人类活动的身影。

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还没有想到打井取水。但要生活、生存，水又必不可少。于是，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只能选择那些临近河流又向阳避风的二级台地，以便凭借天然水源解决生活所需。

这方面，忻州市所属各县、市、区可谓得天独厚。西部几县，即忻州人习惯上所称“西八县”，偏关、河曲、保德三县位于黄河东岸，宁武、静乐两县地处汾河、桑干河（恢河）上游，岢岚县有岚漪河，五寨、神池两县有朱家川河和县川河。东部6个县、市、区，即忻州人习惯上所称“东六县”——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则地处山西五大盆地之一的忻定盆地和滹沱河流域。这些河流的两岸，均是古人选择居址的理想地点。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教授于1929年考察研究保德一带的黄土层堆积状况时，同时还发现两个旧石器点，一个在河曲县旧县火山村黄河岸边黄土底下砾石层下部，一个在巡镇南5公里的黄土层下部，并采集了石器，由此开启了山西旧石器时代研究之门，亦是山西旧石器研究的开篇之作。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文本亨、卫奇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陈哲英、忻州地区文化局郭俊卿等循着先哲足迹，又一次来到河曲巡镇黄河岸边，在杨钟健他们发现旧石器地点附近的巡镇河会村寨梁山上，又发现一个旧石器点，并采集了10件打制石器，同时还采集到了共生的“丽蚌”化石。由此推断，河会石制品的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期，即旧石器时代初期之末，是古人类在忻州境内黄河岸畔活动的有力证据。

1984年，忻州地区行署文化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野外联合考古调查时，在五台山台怀镇北侧又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该地点海拔周度1730—1740米，在清水河二级台地的基岩上面为15米厚的砾石层，砾石层上面叠压着厚度为12米的马兰黄土层，十多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石器（石核8件，石片2件，石器7件）就出现在这层黄土层中。根据石器埋藏的地貌和地层因素分析判断，石器点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文化分期上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类型简单，生产技术也只是当时普遍应用的直接打制法。但该石器点地处这么高的海拔，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五台山一直维持着和青藏高原冰原带一样的冰缘环境，台怀旧石器地点正好处在当时冻土带的边缘，直到现代五台山的冬季都是非常寒冷的（严冬最低气温是-45℃，年平均无霜期只有50多天），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还要低大约6℃左右。如此艰难的自然环境，加之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要想坚持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台怀镇旧石器地点可能是人类在夏季时短暂的临时性活动营地，到了冬季便又下山而去。如果从旅游的角度考虑，那么他们便是五台山最早的旅行者。

由于五台山旧石器地点是华北地区考古发现中分布最高的一处旧石器时期古人类地点，填补了华北旧石器考古的一个空白，为研究古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能力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证据，所以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了考古界。1986年3月19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报了有关消息；1987年8月6日，《中国文物报》也刊发相关报道；1988年第2期《人类学学报》又以中英文对照发表《五台山发现旧石器》的论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同年，美国著名科学家、柏克莱大学柯德曼教授便专程到五台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这一发现表示惊叹和敬佩，并一再赞扬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在此前后，考古工作者还先后在静乐县风神山、石房子山，宁武县凤凰镇杨庄村、阳方口镇河西村，保德县杨家湾镇故城村、杨家湾镇李贤陵村，偏关县万家寨村、天峰坪镇寺沟村，忻府区豆罗镇向阳村，原平市后口乡、崞阳镇上吉村，代县阳明堡镇西北河谷西岸，五台县阳白乡郭家寨村、东冶镇五级村等地，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迄今为止，忻州境内共发现旧石器地点34处（未发现人类遗骨）。这些旧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桑干河流域、汾河流域、滹沱河流域的河流或支流两岸二级台地的后缘黄土层和砾石层中。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片等，其时代从旧石器早期的末期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晚期，足以证明当时忻州大地上已经有人类活动，也补充和丰富了中国大地上人类进步的历史足迹。

但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以上所述旧石器地点大都在忻州市境山高坡陡的东、西两侧，即五台山和吕梁山所处位置，而地势较为平坦广阔、村庄较为稠密的忻定盆地，即滹沱河主河道所经地域反倒比较少。这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更新世时期，忻定盆地还是一片汪洋，也就是还被民间传说中的“晋阳湖”所淹没，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理所当然要选择那些地势较高的山间盆地，我们认为这就是忻定盆地未能发现更多旧石器地点的原因。而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之后，“水落地出”的忻定盆地就成了人类的乐土。

忻定盆地位于太原以北，大同、朔州以南，总面积约2157平方公里，海拔高度800至1000米。四周高山峻岭环绕，北有恒山，南有系舟山，东西两侧有五台山和云中山，属于封闭性山间盆地。滹沱河正好穿越整个盆地。

滹沱河历史悠久，《礼记》《周礼》等古籍中便已有记载。她发源于繁峙县泰戏山下桥儿沟的青龙泉。青龙泉因蓄水不流，逐渐浸为下湿地，长达数里，直至泰戏山与众潜泉汇集成流，沿五台山北麓和西麓向西南流去，随后又变为南北流向，接着又变为东西流向，从而贯穿忻州市所属东部的繁峙县、代县、原平市、忻府区、定襄县、五台县6个县、市、区，全长约330公里。之后一头扎进群山峻岭，经阳泉市盂县出山西，入河北，与子牙河会合，继而汇入海河，最终注入渤海。这样，就使得忻定盆地成为肥沃的冲积平原，因此其流经的6个县、市、区便均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

至于忻州全市，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经过1984年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2008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考察，先后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多达1000余处，其中向阳遗址（原为新石器遗址，后复查定为旧石器地点）、尹村遗址、白村遗址、西社遗址、东段景遗址、吴城遗址和林遮峪遗址还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范畴，对于研究山西北部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生产，探寻山西北中部以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脉络和线条均具有重要价值。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忻州有些地域的新石器遗址非常稠密。如定襄县，在其受禄乡的下汤头村，季庄乡的邱村、横山村、南林木村，宏道镇平东社村，杨芳乡兰台村，南王乡的南王村、赵村，蒋村乡的麻河沟村、前高蒋村，河边镇青石村，均发现有新石器遗址。这些村庄连同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西社遗址、白村遗址，相互之间的距离都很近，远不过十来里，近只有三五里，成“一”字儿排列在滹沱河两岸或滹沱河与其支流的交汇处。时至今日，定襄县的这些村庄仍是忻州市境内除县、市两级城区外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由此我们便可以说，滹沱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新石器遗址，是人类早期定居忻定盆地的先声。

正是基于以上所述一切，我们便可以自豪地说：忻州的先人们一直与中华文明同步前行，忻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摘自陈义青主编《三晋史话·忻州卷》）

来源：卫旭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