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价值评判具有双重性，既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对于孙子兵学的正面评价有：孙子兵学是兵家的“冠冕”“至宝”，孙子兵学“自雄奇”“神妙不测”“善戒”“辨而博”，孙子兵学重“奇”，“为术独至”“本无私”，孙子兵学为“奇兵科”，是“兵家真传之书”，“

感谢《孙子兵法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文载《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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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孙子兵学评价的双重性

文 / 阎盛国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摘 要：

关键词：朝鲜王朝 《孙子兵法》 评价 双重性

一

孙子兵学对朝鲜王朝产生了深刻影响，诸多朝鲜人士对孙子兵学发表了积极、正面的评价。综观朝鲜王朝时期，正面评价始终占据了朝鲜社会主流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评述。

评价孙子兵学是兵家“冠冕”。崔恒（1409—1474），官至台辅，主兵曹之事。他奉世祖国王的命令校理《武经七书》，并为之作跋。按他的记述，世祖继承文宗之命，始以“口诀”注解《武经七书》。癸未（1463），明定“口诀”，业已完成。世祖命崔恒校理其书，另加批注，纠正《武经七书》错伪。《武经七书》进呈之后，又命崔恒撰书跋。崔恒在《武经跋》中评述，《汉书·艺文志》所载兵家流派有数百家，“而太公、黄石、司马、孙、吴、尉、李之书，为其冠冕”。崔恒认定，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武经七书》是兵家的“冠冕”。同时他感慨，世祖留心《武经七书》，精心加以编定，使将帅真心信奉，等作战时把握战机，谋划和应用《武经七书》中的计谋，“悬权应几，践墨制胜”。崔恒之说出自《孙子·军争篇》“悬权而已完成。世祖命崔恒校理其书，另加批注，纠正《武经七书》错伪。《武经七书》进呈之后，又命崔恒撰书跋。崔恒在《武经跋》中评述，《汉书·艺文志》所载兵家流派有数百家，“而太公、黄石、司马、孙、吴、尉、李之书，为其冠冕”。崔恒认定，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武经七书》是兵家的“冠冕”。同时他感慨，世祖留心《武经七书》，精心加以编定，使将帅真心信奉，等作战时把握战机，谋划和应用《武经七书》中的计谋，“悬 权应几，践墨制胜”。崔恒之说出自《孙子·军争篇》“悬权而动”和《孙子·九地篇》“践墨随敌”。此外，崔恒之言“投之所往，常在不败之地，而为敌之司命也”，前者是《孙子·九地篇》“投之无所往”的反向而言； 后者是从《孙子·形篇》“立于不败之地”演化而来；“敌之司命”是《孙子·作战篇》“生民之司命”变通之说。

评价孙子兵学是“至宝”。沈彦光（1487—1540），字士炯，号渔村，三陟人，曾任兵曹参判。他在《次送别韵，呈曹兵使》中说：“《六韬》《八阵》《孙子》《吴子》书，天虽悭地虽秘，至宝由来不暗投。剑气直射牛斗墟，慷慨隆中龙，肯久卧南阳庐。”赞扬曹兵使有才艺和智慧，特别提到《六韬》《八阵》《孙子兵法》《吴子兵法》，虽然神秘，但这些“至宝”从来都能得到赏识。

评价孙子兵学“自雄奇”。郑士龙（1491—1570），字云卿，号湖阴，东莱人，曾主礼部，典文衡。他的诗歌《题遁斋诗稿后》：“心追古作足为师，适用从来贵达辞。王谢家风皆俊快，孙吴兵法自雄奇。石中至宝谁当剖，岩底幽兰不冀知。回首词场篇什富，几人高造到君诗。”评价孙子兵学“神妙不测”。金齐闵（1527—1599），字士孝，号鳌峰，义城人，任军器寺正。他在《保邦要务》中说：“为今之计，莫善于计取谋攻之策耳。故《孙子》十三篇，以计为首，其术可谓神妙不测矣。”换言之，《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神妙不测”之术。由此观之，金齐闵非常看重《孙子兵法》计谋之学。

评价孙子兵学“善戒”。姜沆（1567—1618），字太初，号睡隐，晋州人，任刑曹佐郎。他在《拟吕后请勿以太子将兵击黥布表》中借吕后请求汉高祖不要太子带兵出征这一主题进行发挥，直言“‘将弱不严’，亦《孙子》之善戒”。姜沆所说“将弱不严”，出自《孙子·地形篇》“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意在强调将帅懦弱不严明，很容易造成军队混乱。此是《孙子兵法》提出的一个很好的戒律。此虚拟书表赞扬孙子兵学“善戒”的本色。

评价孙子兵学“辨而博”。李万敷（1664—1732），字仲舒，号息山，延安人，著名学者。他在《伯氏素斋集序》中评述，文风可污染和兴隆社会，现今既有利诱的窠臼，也有进退和荣辱之虑。于是，无论少年，还是白首文士，都用尽心思以求成功。偶有才高志远之人以狭小格局为羞耻，激浊扬清，整饬国家文风，试图效仿西汉先秦时期的作品，点缀装饰，艰涩难懂，格局和气度不能伸展。只有素斋公年少多病，无意于功名利禄，酷爱古文，泛滥诸书，反复咀嚼，上下积累。“读《太史公》，以观其量；读《庄周》《列御寇》，以观其变；读《左氏》《国语》，以观其短长；读《孙武》《韩非》《淮南》，以观其辨而博；读《昌黎》《眉山》，以观其节制调度”。不专注一家之学，积三十年之功，文章不拘一格，曲折反复，不用典而生机勃发。由此可知，李万敷对孙子兵学“辨而博”充满欣赏之意。

评价孙子兵学重“奇”。李德寿（1673—1744）的诗歌《挽申统制使》云：“《春秋》元凯癖，韬略孙吴奇。望系干城重，名应草木知。捐躯曾素志，乘化奄平时。忧国倾河泪，公亡运属危。华阀麟台焕，魁姿虎榜推。撼来山不动，应处电方驰。英略今谁在，浮生尽足悲。清操妨远算，先见验胡儿。”诗歌追忆申统制使平生有威武之名，有为国捐躯之志。“《春秋》元凯癖，韬略孙吴奇”称赞申统制使如杜预一般，以读《春秋左氏传》为癖好，其韬略如孙子吴起兵学一般神奇。

评价孙子兵学“为术独至”。安重观（1683—1752），字国宾，号悔窝、可洲，顺兴人，曾任世子翊卫司卫率。他在《孙子十三篇去注序》中评说，凡是古代兵书，如淮阴侯韩信整理的兵书，大多不流传于世。只有《武经七书》，最为兴盛。在安重观看来，只有《孙子兵法》用兵之术与众不同，修辞古朴奇特：“独所谓孙武十三篇者，余盖反复参伍，观其为术独至，修辞古奇。”

评价孙子兵学“本无私”。朴来吾（1713—1785），字复初，号尼溪，密阳人，岭南高士。他的诗歌《更用前韵次仲应》有言：“不用今时吾有剑，孙吴兵法本无私。”诗人感慨自己怀才不遇，犹如有剑不能用，孙子兵学本来不是私人所有，应对社会有公益。

评价孙子兵学为“奇兵科”。徐命膺（1716—1787），字君受，号保晩斋，大丘人，官至大提学。他在奏书《陈治法书》中评述，将帅凭借智略使用力士。国家制度发展至今，已出现流弊。吏部用人，以文为文，以武为武，不能用于行军作战，请求：“武臣出身之类，皆以兵法试之……以今见行兵书汇为二科，《六韬》《三略》《孙子》《登坛必究》，为奇兵科；《司马法》《吴子》《尉缭子》《荆川武编》，为正兵科。”徐命膺将兵书分为两类：一是奇兵科，一是正兵科。而孙子兵学被视为“奇兵科”。

评价孙子兵学是“兵家真传之书”。安重观《策题》指出，流传于世的兵书只不过是《六韬》《三略》等七家兵书：“兵书之见行于世者，不过《六韬》《三略》等七家。”然而，智慧之人认为，只有孙武创作的《孙子兵法》，才是真正兵书，其余都是伪造，“知者谓惟孙武真是。而余皆冒伪，其言果何所征欤？”由此可知，孙子兵学在时人心目中是“兵家真传之书”。安锡儆（1718—1774），字叔华，号完阳、霅桥、卓异，顺兴人，隐居泰岐山。他在《拟大庭对策》中评述，古今记事书籍皆可寻其宗旨大要，辨其得失。“《司马》《孙武》以下，凡兵家真传之书，训练赏罚，间谍乡导，营阵战守之术”。安锡儆以《司马法》和《孙子兵法》为例，强调二者是“兵家真传之书”，主要内容是军队训练和赏罚，间谍和乡导的利用，以及驻军攻战之术。安锡儆建议认真对待这些实学之书。

评价孙子兵学“最可观”。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弘之，号湛轩，南阳人，任荣川郡守。他在《干净衕笔谈》中记载自己与“兰公”“力闇”的讨论。兰公陈述自己年少时随意读书，对兵书有过粗略学习，如《太白阴经》《火龙秘书》《六壬》等。洪大容指出，《六壬》荒诞不经，“弟于此等书，或见或不见，都归之梦呓。兵书惟孙吴最可观”。在洪大容的眼中，兵书中只有孙吴兵法最值得学习。力闇又评判《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即使不是谈论用兵打仗，阐发义理也算很好。舍弃这些，却喜欢《遁甲》《六壬》，是有些过分好奇了。三人的言谈表明，他们皆读过《孙子兵法》，各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洪大容对之评价最高。

评价孙子兵学“最的确”。李种徽（1731—1797）《孙武子精选序》评说，武力是帝王用来安定天下之术，不是用来夸耀。善言兵者最终归宿是不战，“自穰苴、尉缭子、吴起之属，皆能言之，而孙武之言最的确”。在李种徽心目中，司马穰苴、尉缭子、吴起之辈都能谈论用兵打仗，而只有孙武兵学最务实。

评价孙子兵学如“儒家七书”。金载瓒（1746—1827），字国宝，号海石，延安人，曾任左、右议政。他在《筹司取才判》中提到当时社会流行一种说法：“《武经七书》，如儒家七书。”他不以为然，对此表示质疑。有人认为《孙子兵法》与《尚书》相仿，《三略》与《孟子》相仿，相仿之处是直言其理。可是，《武经七书》中哪一部书可与《周易》相仿？金载瓒并不赞同将《武经七书》与儒家七书类比，但同意《孙子兵法》与《尚书》相仿。

评价孙子兵学“亦古文”。朴齐家（1750—1805），又名朴齐云，字次修、在先、修其，号楚亭、贞蕤阁、苇杭道人，密阳人，曾任朝鲜国使臣。他的诗歌《辛亥七月，同青庄冷庵奉命纂辑国朝兵事，开局于秘省，而青城适就直太湖、燕岩、玉流诸公偶集》：“炙手休言势可薰，新楼好与冷官分。联床听雨灯如菽，画纸谈兵阵似云。诗涩难逢邻翁解，厨贫犹借步兵醺。世间儒学轻钤韬，谁识《孙》《吴》亦古文。”诗歌的题名反映当时诗人正在编纂《国朝兵事》，诗文倾诉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受宠官员和被冷落官员的两种不同境遇。末尾诗句“世间儒学轻钤韬，谁识《孙》《吴》亦古文”，点明当时社会儒学之士轻视兵家韬略。诗人质问，儒学之士有谁能够认识《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也是质朴之文。

评价孙子兵学“理趣精深”。正祖《日得录》对兵家典籍曾发表了看法：“兵家之书，如《六韬》《孙武子》，笔力雄健，理趣精深，当于诸子中高占。”在正祖心目中，《六韬》《孙子兵法》在先秦诸子中占有很高地位，表现出“笔力雄健，理趣精深”的特点。

评价孙子兵学“可无敌于天下”。任天常（1754—？），字玄道，号穷悟，丰川人，中进士，权知承文院副正字。他在《孙武子写本跋》中评价古代兵家之书。《孙子兵法》不仅超越《吴子兵法》，而且用兵之术无敌于天下：“惟孙子武、吴子起，其为文古，而其言简而备，而武又雄于起者也。盖其术虽不足与于仁义之兵，而其奇权密机，出入神鬼，用是而战，可无敌于天下。此其所以破楚而入郢也欤！”强调这正是孙武率兵破楚入郢的原因。

评价孙子兵学“最其杰然”。崔璧（1762—1813），字仲蕴，号质庵，庆州人，曾补选奎章阁。他在《兵学通序》中评说，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用之。自黄帝出征不朝见的诸侯以来，成百上千的兵学家研究行军纪律和致胜之术，莫不创立一家之言。例如，“风后之《握奇》，太公之《韬》《略》，《孙子》《吴子》《尉缭子》《司马》新书，武侯《阵法》等诸作，最其杰然者”。其中“杰然”，是指“特出不凡”。崔璧所列举的兵书有《孙子兵法》，认为它特出不凡。

评价孙子兵学“法术大详”。李裕元（1814—1888），又名李元，字景春，号橘山、默农，庆州人，曾任折冲将军。他在《玉磬觚剩记》中评价：“司马之法，本之礼让，后世莫行焉。惟孙武之书，法术大详。”李裕元考证兵家只有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并指出，此是欧阳修之论。

评价孙子兵学是“兵家之祖”。李南珪（1855—1907），字符八，号汕左、修堂，韩山人，曾任检讨官、刑曹参议。他在《增解孙武子序》中记载。“日铁城李君清烈兮可甫，以所为《增解孙武子》寄余曰：‘兵家之祖孙子十三篇，如医之于岐扁，工之于倕般，诚有不可舍者。’”由此可知，“兵家之祖”是李清烈对孙子兵学的评价，他注解《孙子兵法》是因刘寅

《孙武子直解》不够“圆备”。李南珪对《增解孙武子》一书给予高度评价：既深微，又精博。

评价《孙子兵法》的高明无人企及。申箕善（1851—1909），字言汝，号阳园、直斋、芦峰，平山人，任副护军，参议军国事务。他在《辞军务总长疏［再疏］》中阐述自己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指出当今总管军务者，犹如古之大司马，要熟知兵法韬略：“太公、孙武之法，淮阴、岳王之略，固尚矣，莫追。”申箕善认为，无论《六韬》《孙子兵法》，还是韩信、岳飞的用兵方略，本来就高明，无人可企及。

综上所述，朝鲜王朝正面评价孙子兵学的数量较为惊人。据笔者所见，多达21种。评价者身份多种多样，有国君、官员、学者，还有隐士。其中官员是主体，有文官，也有武官。由此观之，孙子兵学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去品评。从评判时间看，从15世纪持续到20世纪，低峰期是在16世纪，高峰期是在18世纪。从评判内容看，有对孙子兵学地位的评价，有对孙子兵学价值的评价，有对孙子兵学特点的评价，有对孙子兵学内容的评价。个别评价沿袭了华夏人士说法，例如李裕元沿袭了宋人欧阳修的评价。

孙子兵学赢得如此广泛赞誉，显然有其主观之因和客观之因。就其自身而言，一是由于孙子兵学是高端智慧，在战略层面被视为制敌法宝；二是由于孙子兵学在世界兵学史上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制敌方略；三是孙子兵学实用价值已得到历史和社会的实践检验，证明其功效非同寻常。就其外在而言，一是朝鲜王朝长期执行慕华的外交政策，反映在兵学文化上，无形之中对孙子兵学产生了向心力和驱动力；二是朝鲜王朝统治层高度重视孙子兵学的传播与应用，将《孙子兵法》学习制度化；三是内忧外患驱使朝鲜人士不得不重视《孙子兵法》的应用价值。

二

朝鲜人士并非总是积极、正面评价孙子兵学，偶尔也有负面、消极的评价。这只是赞美强音之下的小小“杂音”，负面评价主要有以下情形。

一是评价孙子兵学是“曲学”。这一负面评价是从崔淀的诗歌侧面反映出来的。崔淀（1567—1588），字彦沈，号杨浦，海州人，进士。他的诗歌《净土寺别友人》有言：“野寺当炎热，西南喜得朋。观书爱夏日，看剑惜春冰。曲学非《孙子》，清诗是《杜陵》。如今离别后，夜榻独悬灯。”诗歌描写了诗人在净土寺与友人一起观书、看剑，记述了分别时依依不舍的情景。令人关注的诗句是“曲学非《孙子》，清诗是《杜陵》”。其中，“曲学”是指“邪说”，崔淀诗文所表达的是《孙子兵法》并非邪说，这显然是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视《孙子兵法》为邪说。

二是评价孙子兵学“未必使成功”。李匡德（1690—1748）的诗歌《与望气王朔论相》有言：“诏书新置大司马，汉庭群儿自相贵。平阳戚里客争拜，陇西家声士欲讳。英雄半世好身手，老去惟带不平气。当时斗印太轻视，百战胡沙箭如猬。孙吴未必使成功，枉托兵家洞玄纬。人生命薄可奈何，世远高皇解衣衣。苍山老石竟虚碎，白马胡将浪见畏。年年送人上麟阁，甲第朱门到处沸。”诗人感慨即使精通了孙子兵学，也未必能建成功业。

三是评价孙子兵学是“祸首”。李种徽（1731—1797），字德叔，号修山，全州人。“学以经术为宗”“兼治史学”，著有《东史志》《高丽史志》《东国舆地杂记》。他的著述《孙武子精选序》提及有人因学兵法而危害国家与自身。奸邪小人学兵法，如不能抓住根本，一味追求功名，最终只能是危害国家和个人。如此说来，孙子兵学恰恰成为罪魁祸首：“盖小人不得其本，而惟智名勇功之从事者，未有不覆其国而亡其身，则如孙吴之书，适足为祸首也。”由此观之，李种徽这一负面评价明显针对奸邪小人过分追求功名利禄，孙子兵学便成为“祸首”。

四是评价孙子兵学“狙诈”。申绰（1760—1828），字在中，号石泉，平山人。他在《上李姨兄》书信中提到南正和，博学通达，曾出示《椒园》一诗：“马迁纪传称良史，史法之坏自兹始。力去陈语体裁敷，韩欧出后古文无。诗到李杜盛于斯，风雅汉魏谁复知。钟王颜柳极姿媚，篆籀遗风仍扫地。天地生久道术裂，后来儒门看自别。狙诈孙吴祖兵制，险刻申商述治世。千里江河一水泻，随遇递变其流下。大匀播物物不齐，化翁力衰手渐低。不见邵氏消长图，姤后乾坤正当吾。司命常怜北狄骄，授时反藉西番妖。长歌无奈日暮愁，夜来得不秉烛游？”此诗歌以辩证的眼光分析事物的两面性。值得注意的是，“狙诈孙吴祖兵制，险刻申商述治世”，强调孙子兵学虽是狙诈之术，但被历代用兵者推崇。申不害、商鞅之法虽然残酷刻薄，但有利于治国。由此可见，在南正和眼中，孙子兵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伺机取诈。

综上所述，与孙子兵学的正面评价相比，负面评价极为少见。据笔者所见，仅有4种。从评价者身份看，来自文人和官员。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涵盖面小。从评判时间看，负面评价出现在16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开始增多。从评价内容看，主要针对的是孙子兵学本身具有的危害性，其中也夹杂着对孙子兵学价值的怀疑。例如，李匡德认为，孙子兵学“未必使成功”。值得关注的是，史学家李种徽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正面评价认为孙子兵学“最的确”，负面评价认为孙子兵学是“祸首”。前者着眼于孙子兵学的本质特色，后者审视孙子兵学的应用者，说明朝鲜人士开始由推崇走向批判地接受《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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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