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8月24日,上海新闸路六一三弄的弄堂口,一辆黄包车缓缓停下,拉车夫抖了抖满是汗水的后背,回头看了眼乘客:“经远里到了。”
1929年,彭湃、杨殷等四位中共骨干壮烈牺牲,震惊全国。
是谁将情报出卖给了敌人?是谁在背后冷眼旁观革命者被押赴刑场?
1929年8月24日,上海新闸路六一三弄的弄堂口,一辆黄包车缓缓停下,拉车夫抖了抖满是汗水的后背,回头看了眼乘客:“经远里到了。”
乘客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径自走入了幽深的弄堂。
弄堂的尽头,经远里十二号的楼门紧闭,一块斑驳的铜牌标示着“白医生之家”,但楼里今天却不是为了看病开门。
屋内,几人围坐在方桌边,表面上是打牌闲聊,实则却在交流情报。
彭湃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纸牌,一边不动声色地听着杨殷,汇报江苏地区工运情况,邢士贞插了句调侃,众人轻笑。
颜昌颐侧着身子,在草稿纸上匆匆记录了些内容,而张际春正起身泡茶。
会议并不长,但信息密集,每个人都深知上海此时已陷入“白色恐怖”的黑网之中,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招来致命危机。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早在他们走进这栋房子之前,便已被监控。
下午四时整,一阵刺耳的急刹声打破弄堂的宁静。
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皮靴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重的“哒哒哒”声响。
租界工部局的巡捕车和一辆上海警察署的便衣车几乎同时抵达,车上跳下的,是身着便衣的密探与荷枪实弹的巡捕。
“围起来,一个也别放跑!”一声命令之后,特务们从四面包围,几名士兵冲上二楼,未几,木门被撞开。
杨殷第一个起身,尚未走到门边,便被一把压制;彭湃试图将桌上的纸张扫进怀中,但动作太快却也太晚,被两人死死按住。
“你们是什么人?擅闯民宅!”邢士贞奋力挣扎,一拳挥出,却被反手掐住喉咙;张际春想要冲向窗边,已被一把短枪顶在背后。
仅仅一分钟,这场会议便宣告崩溃。
抓捕过程几乎是“点穴式”的精准打击,五人全无还手余地,被分别按住后铐上了手铐。
特务对房间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连医药箱都被一件件拆开检查。
而此刻的上海龙华监狱,已提前为这五人腾出囚房。
消息传到中共中央后,第一反应并非愤怒,而是疑惑——如此严密的会晤计划,为何会遭到突袭?为何敌人能在精准的时刻与地点展开抓捕?
“这件事不对劲。”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眉头紧蹙,“我们内部,出问题了。”
五人中,除了张际春侥幸获释,其余四人很快被秘密押解至龙华警备司令部,拒绝投降,拒绝供词,最终在8月30日被秘密枪决,消息经地下渠道传来,令整个党内震惊而沉痛。
而所有的线索,似乎都回到一个名字——白鑫。
“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经远里会议的?为什么一到就能锁定每个人的身份?
如果没有极为核心的内部人员出卖,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周恩来在地下联络点冷静分析。
白鑫是个极有“背景”的人,湖南常德出身,早年在动荡中求学,之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白鑫也曾扛枪上街,喊着口号与敌军周旋。
他所在的小分队后来南下突围失败,他带着残部突围,辗转几千里路,终于在广东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军会合。
从此,他成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秘书,手中掌握的情报越来越多,也离“核心”越来越近。
这一年,他不过二十多岁,正值血气方刚。
白鑫不是那种愚忠型的革命者,他聪明、自负,总觉得自己既懂政治又精于人情世故,是真正能在这片红色浪潮中“成大事”的人。
他也确实做出了成绩——安排会议、协调情报、组织联络,他总能把每件事办得天衣无缝,甚至在许多老党员面前也显得得心应手。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血腥屠杀,许多昔日的战友不是被捕,就是被杀。
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每个月都要换联络点,每一封密信都需要反复加密,一不小心就会人头落地。
白鑫开始害怕。
他在彭湃的身边日渐沉默,每次会议后总是第一个离开。
他不再热衷于布道理想,而是偷偷回忆起黄埔军校的那段“国民党时光”——那时候的自己,有军饷,有前途,有未来。
而现在,每天提心吊胆、活在暗处,哪怕再有信仰,也终究抵不过生活的压力。
这时候,他的哥哥在南京的被服厂做厂长,帮他牵线搭桥,引荐他与国民党在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范争波接头。
白鑫看着范争波递过来的那张名片,沉默许久。
他明知此刻的“投诚”将意味着彻底背叛自己过去的一切——信仰、同志、誓言,可范争波的一句话却如钉子般砸进他的心里:“你是黄埔出身的人,何必跟着一群失败者苟活?”
那一夜之后,白鑫再没向组织交代这次会面的内容。
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做着秘书的工作,继续为彭湃等人安排会议,却多了一项私密任务——将会议信息传递给国民党的情报网络。
1929年8月24日清晨,彭湃亲自找到白鑫:“今天下午三点,我们在你家开会,内容重要,通知其余几位同志。”
为了不让人起疑,他与妻子在屋里打扫布置,一如以往地烧水泡茶,甚至还亲自铺好了纸牌。
可就在会议前的两个小时,他借口胃痛悄然离开,随后便将会议信息传递给范争波——一场精心设局的“杀局”,就此开启。
那一日,他并未返回会议现场,而是在另一处安全屋里静待消息。
当得知“任务完成”,四人被捕,唯一漏网的是临时缺席的周恩来,他握紧酒杯的手猛然一颤,酒水洒了一地。
自那天起,白鑫便如惊弓之鸟,不敢公开露面,不敢去老地方喝茶,也不再与旧友通信。
他以为只要国民党愿意庇护他,只要尽快逃出上海,也许能就此脱身。
只是他忘了,中央特科的“锄奸名单”上,他的名字,已被红笔重重地圈了上去。
特科出击在上海法租界威海卫路,沿街一栋三层砖楼上,“五洲药房”招牌虽不醒目,却每日人来人往,楼上,是达生医院,一家看似普通的私人诊所。
诊所布置简朴,白墙、木椅、旧式诊台,却被打理得一尘不染,这里的主理医生姓柯,名麟,人称“柯医生”。
在外人眼中,柯麟不过是个医术高明、性情温和的知识分子,门诊病人多为租界职员、中产阶层,诊疗有条不紊。
然而无人知晓,而柯麟,正是特科内部代号“10号”的核心联络员。
1929年9月的一天午后,一位自称“赵先生”的中年男子走进诊所,神情焦躁,说自己心口阵痛难忍。
柯麟为其把脉后轻声安慰:“别急,我去里间拿药。”
他转身进入手术室,熟练地从柜子抽屉中取出一张白纸,对着灯火轻烤,纸面渐渐浮现几行字迹:
“启动10号,清理党内叛徒白鑫。”
他目光瞬间凝住,纸上字迹用特殊药水写成,隐于无形,乃是特科内部最高级别的命令传递方式。
那一刻,柯麟手指微颤,白鑫事件已非普通叛变,而是摧毁了整个中共中央军委在沪的安全体系,造成彭湃、杨殷等骨干牺牲的巨大损失。
如果不能立刻将其剔除,上海地下组织将岌岌可危。
当天夜里,柯麟通过特科设在公共租界华昌路的一处面馆联络点,秘密约见了行动科负责人陈赓。
灯光昏黄的面馆后厅,陈赓双眼泛红,声音低哑:“彭湃死得太冤,这回,哪怕调动全部力量,也要让白鑫血债血偿。’”
柯麟点头:“白鑫伤得太深,我必须出手。”
陈赓沉默片刻,试探道:“这次任务异常,想请你亲自盯紧他的动向。”
柯麟没有迟疑:“他身子虚,这段时间多半还得找我续方诊治,我会盯他一举一动。”
随后数日,达生医院表面如常,柯麟每日看诊,依旧扮演着那位值得信任的“柯医生”。
可在他袖口缝制的小夹层中,暗藏着一支特制钢笔,笔帽里夹着极细的密报纸条,每日记录白鑫可能的动向,转交给特科情报员。
几天后,机会来了。
(柯麟)
傍晚时分,柯麟正整理药柜,门口传来熟悉脚步声。
他心中一震,不动声色地打开门,只见白鑫面色苍白、手扶腹部,一脸病态:“柯医生,我……心悸难忍,能否现在就诊?”
“快进来。”柯麟让他坐下,接过脉搏,一边安抚。
趁白鑫去盥洗室洗手时,柯麟悄然取出一个裹药粉的小瓶,拔去底部纸塞,将“白鑫现身达生医院”密报塞入,再由院内护士送至隔壁杂货铺,由早已埋伏的特科联络员转送至陈赓处。
没想到,特科小队赶到时,白鑫早已离去。
“他又跑了。”陈赓咬牙,但随即冷静:“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
果不其然,数日后,白鑫亲自来电,让柯麟赴范争波私宅为其诊治。
白鑫行踪首次暴露出“范公馆”这一核心藏身地。
1929年11月11日,一辆挂着“6730”号牌的黄包车,也在43号范争波公馆的侧门,车内灯火昏黄,照出一张神情得意的脸——白鑫。
他西装笔挺,发油整洁,面带疲色,却掩不住心底的狂喜。
这几天,范争波终于帮他办妥了赴南洋的证件,他马上就能彻底离开这座城市。
巷口另一侧的暗处,陈赓正端坐在一辆没有车牌的福特轿车里,透过窗缝目不转睛地盯着范公馆门前。
他已在此守候四天四夜,今夜无论如何都要收网。
早些时候,杨登瀛刚从范公馆内出来,他以中统的身份亲自“验明正身”,以便确定白鑫确实还藏在屋内。
白鑫此人极为狡猾,先前已数次更换藏匿地点,稍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特科再小心都不为过。
晚十一点十五分,范争波与白鑫肩并肩走出屋门,两人有说有笑,白鑫左手搭在范的肩上,右手不离枪柄,眼神四顾。
“动手!”陈赓一声低喝。
巷子另一头,两名身着工人装的青年忽地从木门后闪出,枪口齐齐对准范争波。
三声枪响接连爆发,范争波顿时被击中肩膀、腹部和大腿,扑倒在地。
白鑫如炸雷惊醒,几乎在瞬间做出反应,身体猛然一侧,矮身躲过一枪,顺势拔出腰枪还击。
“啪啪!”他朝对面连开两枪,打断巷口一盏路灯,火花飞溅间,巷中一度陷入黑暗。
陈赓猛冲出来大喊:“围住后口!”
白鑫趁乱向霞飞路方向狂奔。
他跑得快,身法灵活,身上穿的是加厚内衬的西装,平时为了“安全”,特地改造过,连口袋都留了两个备用弹夹。
奔至霞飞路71号门前,他正要翻过护栏,一道黑影从后扑来将其撞翻在地,紧随其后的两名特科队员冲上前去,手中驳壳枪连开三响,打穿他的后背。
白鑫重重摔倒在地,身下石板路顿时染出一大片黑红。
枪声过后,巷道里重新归于寂静,只剩下砖缝间缓慢流淌的血迹。
“叛徒,已伏法。”
来源:冷秋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