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又称冬宫博物馆，是西方媒体评选出的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又称冬宫博物馆，是西方媒体评选出的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该馆合计有原始文化部，古希腊、罗马世界部，东方民族文化部，俄罗斯文化史部，西欧艺术部等8个分馆，藏品有270万件之巨，囊括了绘画、雕塑、版画、素描、出土文物、实用艺术品、钱币和奖牌等。

冬宫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楼的远东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着大量的中国文物，其中包括200多件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公元1世纪的珍稀丝绸和绣品，敦煌千佛洞的雕塑与壁画的样品，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和文献，中原王朝的瓷器、珐琅、漆器、山水仕女图以及乾隆的藏画、齐白石、徐悲鸿和张大千的真迹。

但需要指出的是，馆内的很多中国文物，实际上都是沙俄“探险家”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各种手段偷盗掠夺走的。实际上，流传于世的西夏文物与文献，绝大多数都收藏在这里。所谓“西夏的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罗斯”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问题来了，沙俄“探险家”们都掠夺走了哪些文物？他们掠夺中国文物的动机又是什么？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冬宫博物馆上线的“虚拟游览”截图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备之后英、法、俄等西方列强们，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尤其是对蒙古、新疆等地垂涎三尺的沙俄，更是不断地派遣文武官吏涌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考察”。

与争夺海外殖民地与海外市场一样，在探险问题上，这些国家的考古探险团不仅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而且都大肆非法发掘、收购、盗窃了大量中国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特藏。

来到中国“考察”的国外探险队

学界普遍认为，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为首的具有军官和探险家双重身份的考察团活动，是沙俄“探索东方”的开端。就拿普尔热瓦尔斯基来说，在他几十年的探险生涯中，几乎将西域和西藏的广大地区给走了个遍。

当然，这一时期的探险考察，主要以地理测绘、勘探地形与地貌为主，旨在为对外扩张收集地理地形资料和军事情报。由此可见，他们的“探险”活动不仅是沙俄外交政策的体现，更是执行该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对中国充满了蔑视。他不仅将中国人视为“懦弱、肮脏与懒惰的莫斯科窃贼和犹太人的混合体”，还认为中国的文化不值一提，甚至公开呼吁俄罗斯应该吞并中国北方的领土。

1888年，这位仁兄在探险途中因为喝了有毒的河水而暴毙身亡。

普尔热瓦尔斯

一般认为，最早放出“黑水城传说”的俄罗斯人，应该是探险家波塔宁。大约在1886年左右，他从土尔扈特人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传说，并将之公之于众：

有一座古城叫额尔克哈喇布鲁克（即黑水城），意指黑水及东部支流岸边的黑城；他们说，那里还可见到不大的城垣，小围墙四周有许多沙埋的房屋遗迹。挖掘黄沙就能找到银器，小城四周则为流沙，附近无水。

一位古代黑将军曾在这里英勇守城，后来不敌敌军，就在就义前把大量金银珠宝埋在了这里。

不过话说回来，波塔宁本人还是“遗憾”地与黑水城擦肩而过。原因很简单，当地人拒绝给他当向导。

老照片中的黑水城遗址

大约在1899年左右，曾跟随普尔热瓦尔斯基“探索东方”的探险家科兹洛夫，首次带队来到了这里。只不过，他和波塔宁一样“一无所获”。

一方面，当地人普遍认为，黑水城中并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藏，而且是一座“被诅咒的死城”，没有必要去冒险接近；另一方面，他们对一行人“竟然想在我们生长的地方，知道比我们更多的事情”的行为感到不满。

实际上，直到1907年底，科兹洛夫的“探索事业”才迎来了转机。他在抵达恰克图后，一改往日骄傲跋扈的姿态，不仅热心结交当地的王公贵族，还给他们带去了大量珍贵的礼物。

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这些王公贵族们不仅给他配备了骆驼和向导，还将其引荐给了土尔扈特部的贝勒，后者很快承诺协助他去寻找黑水城。

科兹洛夫带领的探险队

1908年3月，在向导贝塔的引导下，科兹洛夫终于抵达了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所在地。他们在黑水城考察了一周时间，确定了它的地理位置。

对此，科兹洛夫在日记中表示，自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满心喜悦的时刻，当我们用铁锹在城内1号遗址挖了几下，就发现了一幅小的画像，它是画在一块亚麻布上的。”

只不过，这次只收获了一批书册、信函、文件、铁币、妇女饰品、佛像等。

在黑水城发掘的泥塑佛像

不久，科兹洛夫通过邮局将发现黑水城的消息发往国内，并随之寄去了几袋发掘出的物品、文字、绘画之类的资料以作为证据，并立刻在俄国引发轰动。

几个月后，两个俄罗斯学者写亲笔信，让他快速返回黑水城。他们在信中称，“你寄回的文物很珍贵，应该属于中古时期一个叫西夏的国家，其他更多信息，我们还需要接着了解。这将是令人震惊的发现，而你是第一位发现者”。

几乎在同一时间，科兹洛夫又收到来自俄罗斯皇家地理协会的电报，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返回黑水城”。

前往黑水城遗址的科兹洛夫探险队

1909年5月，科兹洛夫再度带队来到黑水城。这一次，他们在城墙的北部，从西往东数第三座塔的下面发掘出了一座庙宇，里面有三个雕像上的莲花底座，还有壁画等大量的珍贵遗存。

当然，真正的宝藏还在后面。

在城墙外距离西北角300公尺的地方有一座佛塔，高塔内至少堆放了相当于整个图书馆的书、纸卷、手稿、画卷，足足两三个人高，抬起头帽子会掉的程度。

除此之外，这里还藏有数量庞大的木雕、泥塑、画板、模型，上面写满了奇特的文字，画满了神秘的符号。这座藏满大量珍贵文物和文献的塔，后来被他称为“辉煌舍利塔”。

老照片中的“辉煌舍利塔”

所有的一切，科兹洛夫从未见过，世人也从未见过。资料显示，他们用了足足9天的时间，才把这座塔里的文物搬空。事后，他在日记中兴奋地表示，“我将不会忘记那些幸福快乐的时刻。”

根据科兹洛夫的档案记载，光是从这座塔中发掘的文书数量，大约就有2.4万卷，以至于用了40头骆驼才将这些文献顺利运出。

由于要带的东西太多了，他不得不舍弃一些大型佛像，将它们掩藏在黄沙之中。“遗憾”的是，当他在1920年代第三次抵达黑水城时，这批佛像已经不知所踪。

北墙内的寺院残骸

由于过度兴奋，探险队并未对挖掘或搜集到的文物进行学术性的分层分级记录，对考察发掘工作的每一个步骤也未作记录。与现代考古学的专业人士相比，显得很不专业。因此，他留下的记录也存在着不少前后矛盾之处。

学界普遍认为，“黑水城文献”是继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这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失落王朝的历史。

鉴于元朝并未给西夏修史，这就使得这个立国近200年、一度给中原王朝带去不小麻烦的地域强国的历史，一度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但是，以数量巨大、保存完好著称的黑水城文献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让“西夏研究”重见天日。

科兹洛夫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在黑水城发现品展览大厅里合影，下图为黑水城文献

资料显示，黑水城文献中不仅有大批佛经、历法、天文、文学、字典、文书，还有以西夏文、古波斯文、汉文、梵文、古藏文记录的各种文献。

尤其是对解读已经失传的西夏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更是成为了解读西夏史的钥匙——这是一本西夏文和汉语双解词典，由西夏人骨勒茂才在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编写刊行。

《番汉合时掌中珠》内页

除此之外，从黑水城出土的文物可以推断，西夏王朝的文化交流非常繁荣。在这里，宋朝，西藏以及西域等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格一直和谐共存，还出现了将以上三种风格揉为一体的“本土化”复制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珍藏的中国文物。

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列出的除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之外，还有一些出土于我国新疆和甘肃敦煌地区，价值极高的文物。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文章对部分作品进行了简单的解说。不过话说回来，本人毕竟不是专业出身且精力有限，因此难免会出现错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义人在前往阿弥陀佛净土途中的相遇

释迦族的骑士

三部主父母双尊（或译“三金刚父母尊”）

“帝师”或“国师”肖像

西夏官员肖像

金刚亥母

大乐金刚·查克拉桑瓦·雅布尤姆（简称“三部主”）

西夏皇帝与少年（具体是哪位皇帝，已不可考）

玄武——北方七宿之主

文殊菩萨骑狮像

观音菩萨·水月

西夏语佛教典籍纸页残片

印刷图像：上方为佛陀像，下方为西夏文字

金刚座佛（如来佛）与八大佛塔

护法神阿阇梨

库库拉女神

十一面观音菩萨

莲花手菩萨（残片）

观音菩萨·水月（波塔拉克山居者）

佛顶尊胜佛与行星诸神

佛头

独一无二的“双头佛”

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一般指多闻天王。他是佛教护法大神，也是四天尊王之一，原为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中的财神、北方保护神俱毗罗 ，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等书中都出现过。

治疗之主毗沙门（官方给到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金刚座佛

该神本是婆罗门教湿婆（即大自在天）的化身，后为佛教吸收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特别是在密宗中大黑天是重要的护法神之一，是专治疾病之医神与财富之神。

大黑天曼荼罗

毗沙门·毕沙门（多闻天王），骑白马的北方守护者

“三十五位忏悔佛”

说法佛与两位坐姿菩萨

讲法佛与两位菩萨

佛陀与四位菩萨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观世音菩萨，并不具备标准意义上的女性形象。

观世音菩萨

“纯陀”（或“淳陀”），佛入灭前，对佛行最后供养者

在佛教中，“三部主”指的是佛部、莲华部和金刚部的主神。其中，佛部之主为大日如来，莲华部之主为观世音菩萨，金刚部之主为金刚手菩萨‌。

在藏传佛教传统中，三部主被视为不动佛的化身之一

阿弥陀佛净土

这里的“般若”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终极智慧”、“辨识智慧”，指代“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智慧”。所以，所谓“具般若者”，可以理解为“具备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智慧的修行者”。

具般若的成就者（残片）

绘有洛迦帕拉（方位守护神）的佛塔（窣堵波）

佛陀说法场景

迦楼罗，俗称金鸡，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记载的一种巨型神鸟，在印度教中是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的坐骑，在佛教中则位列于天龙八部之一，专门以龙为食。

被黑乌鸦追逐的迦楼罗（金翅鸟）

所谓“湿婆”，又称“大自在天”，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与梵天、毗湿奴并称三相神，被奉为毁灭之神，生殖或创造之神，舞蹈之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形象被吸收进了佛教，成为了“居住在色界之顶的摩醯首罗”。

四臂湿婆（四臂大自在天）

神祇形象局部与身着中式服饰的女施主（残片）

灶王——家宅炉灶之神

中间的神祇可能是玉皇大帝？至于两边的神祇，尚不可考。

疑似道教的神祇（具体不详）

官方给到的注释为“金星——太白星”

官方给到的注释是“月亮（太阴）”，所以也许是“嫦娥”？我不太敢确定。

月球（太阴）

所谓“不空成就佛”，是佛教里的金刚界五佛之一，位于“金刚界曼荼罗五解脱轮中北方月轮之中央”，表五智中之成所作智，也是五部中业部的主尊。

“不空成就佛”与“除障者”

西夏故地出土的关羽画像

绿珠本为西晋时石崇的宠妾，以“美而艳，善吹笛”而著称，后为赵王司马伦等人所围而跳楼自杀以保节，有典故“绿珠坠楼”。

赵飞燕是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任皇后，既留有“身轻如燕”、“环肥燕瘦”等典故，也有骄奢、骄淫、骄妒、骄狠等恶名。平帝即位后，被废为庶人，最终以自杀告终。

班姬一般认为是班婕妤，成帝时被选入宫，是女学者班昭的姑姑，史学家班固的祖姑；至于王昭君，就是那位出使塞外的王昭君。

黑水城出土的古代四美人：班姬、赵飞燕、王昭君、绿珠

价值100文的纸币

价值30文的纸币

带孔圆盘状的小环

戴官帽的人物头像

戴宝冠的佛陀

相术——面相占卜（残片）

两位坐姿人物

墙面彩绘残片：头部大概率是回鹘人

墙面彩绘残片：腰部以上绘有一名留胡须的男子手持毛笔（疑似是画家？）

身着中亚风格服饰的供养人（施主）

黄道十二宫与“普拉尼底（有发愿修行之意）祈愿场景”的表现

供养人（捐赠者），敦煌出土

出土于敦煌的“神奇动物”，可能是狻猊？

出土于敦煌的“神奇动物”，可能是狻猊？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佛头和壁画残片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的殉葬人俑：西域胡人、骑兵、唐朝女性头像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的殉葬骑兵俑

敦煌壁画：北朝二佛并坐说法图（人物面部已氧化变黑）

敦煌壁画：北朝佛陀（人物面部已氧化变黑）

敦煌壁画：北朝天宫供养伎乐（人物已严重变色）

敦煌壁画：北朝听法菩萨手舞足蹈、飞天、小佛

敦煌壁画：观音菩萨

敦煌壁画：唐朝僧人

《文殊菩萨出行图》，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佛说法图（誓愿图）》，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

供养菩萨

供养菩萨，右边是胡人形象供养者

手拈念珠的皈依者，看面相可能是胡人

带着骆驼与驴的胡人供养者

胡人皈依者，双手合十，虔诚听法

供养菩萨，双手合十

佛弟子听法

西域壁画之佛的弟子

佛或菩萨脚后的跪坐供养人与随行小菩萨

佛陀说法图

莲花座上的小坐佛

佛与菩萨、弟子和婆罗门

画师画像（供养人画像的作者）

西域贵族供养人

贵族供养人，出自克孜尔石窟

贵族供养人，服装上有联珠纹

西域壁画之佛陀（？）

西域壁画

西域壁画之卧佛

西域壁画

贵族供养人，头戴的很像蒙古姑姑冠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高昌回鹘壁画和佛像

残片：佛教护法神“金翅大鹏鸟”

残片：佛国世界的禽鸟

残片：佛国世界的禽鸟

残片：双头鸟，出土于吐鲁番地区

残片：佛教法器法螺

佛教法器：弓箭

资料显示，科兹洛夫盗掘的数以万计的文物被运送到俄罗斯后，分别收藏在不同的机构。

其中，艺术品与考古文物在亚历山大三世俄国博物馆的民族学部门；书籍手稿保存在俄国科学院，即现今被称为东方研究所的亚洲博物馆。1933年，俄国博物馆里的一些物品转运到冬宫博物馆的“东方部”。

冬宫博物馆内部

中国的西夏研究者们，一直将游历黑水城和前往圣彼得堡浏览西夏文献视为理想。只不过，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日趋恶化，后一个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即便到了八十年代，能看到这些文献的中国学者依然少之又少。

根据著名西夏史学者史金波先生回忆，当年他在圣彼得堡时，很多文献中还夹杂着沙土，他在里面只能摘录，不能照相，更不能复印。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日趋复苏。鉴于此，中国社科院在1993—2000年间先后四次组队前往圣彼得堡，拍摄了大量黑水城文献，并将影印版结集出版。

伴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等资料的出版，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基本全部面世，这为我国学者利用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持。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不仅是中外学者积极进行文化学术交流的结果，也为我国了解和追回这些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保障。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