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后我不回娘家了。＂大姑周玉琴靠在医院的白铁床上，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明天的天气，却让我心头一震。
四十年的守候
＂以后我不回娘家了。＂大姑周玉琴靠在医院的白铁床上，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明天的天气，却让我心头一震。
我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回应。
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才十岁，记得那天厂里开完会，父亲周建国回家时脸色复杂。
母亲正在煤油炉上炒着咸菜，见他进门，便问道：＂老周，厂里接班的事情定了吗？＂
父亲只是将公文包放在木桌上，叹了口气：＂让给玉琴了。＂
当时我不懂，只觉得家里气氛突然沉重起来，像天边压下的乌云。
大人们说话总是压低声音，像怕惊动了什么，而我和妹妹还在院子里追着知了跑。
大姑比父亲大三岁，一辈子未婚，都在那个国营纺织厂里干了近三十年。
她身材瘦削，鬓角早已透出几丝银白，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盘成发髻，戴着那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严肃又可靠。
厂里人都叫她＂周书记＂，背后也有人叫她＂老姑婆＂，但谁也不敢在她面前放肆。
我却只知道她是会在春节给我们带糖果的大姑，会偷偷塞给我五分钱让我去供销社买冰棍的大姑。
从那年起，大姑成了厂长。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承包责任制＂刚刚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企业，国营厂子如何转型成了摆在每个厂长面前的难题。
大姑接手后，我常听父亲说，玉琴又熬通宵了，玉琴为了订单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时候，我会跟着父亲去厂里送饭，穿过满是棉絮的车间，爬上三楼办公室，就能看见大姑伏在桌上写写算算的身影。
窗户上的纱窗积了厚厚的灰，阳光透过来，给她的侧脸打上一层模糊的光晕。
＂建国，你来干啥？不是说好让你歇着吗？＂大姑放下铅笔，接过保温桶，却从不肯让父亲多留。
父亲总是摇摇头：＂玉琴，厂里的事还是我来吧，你身子骨本来就不好。＂
大姑却倔强地说：＂弟弟，咱们说好的，你照顾好爹娘和孩子们就行。＂
八十年代的改革浪潮中，她带领着厂子一步步转型，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那段日子，家家户户还在用粮票，肉票，单位分的供应油都要精打细算才够吃。
大姑却从来不拿厂里的福利，连过年发的肥皂票都原封不动地交给父亲，让他给我们兄妹买点好东西。
每逢佳节，她都会回来，给每个侄儿侄女都准备了礼物，从不偏心。
我记得那时候最流行的文具盒和铅笔，还有从省城带回来的小人书，都是大姑给我的宝贝。
但我总觉得她看父亲的眼神里，藏着说不清的情绪，像是思念，又像是无奈。
＂周建民，你懂什么？＂大姑曾在我高考落榜那年严厉地批评我。
那是1993年，我第一次高考失利，整个夏天都颓废地躺在家里，听着磁带里的港台歌曲，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
大姑回来看望爷爷，见我这样，直接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你爸当年多有本事，却甘愿退居二线，你有什么资格自暴自弃？＂
我不服气，顶嘴道：＂您一辈子操劳，到头来不也是孤家寡人一个？谁不说您是＇铁面周厂长＇？工人背后都叫您＇老姑婆＇呢！＂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大姑脸色煞白，放下碗筷就走了。
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这孩子，怎么跟大姑说话呢？＂
母亲则悄悄告诉我：＂你大姑年轻时有个对象，是北京来的技术员，后来听说是因为你爷爷病重，她放弃了调走的机会，那人就跟别人好了。＂
我这才知道大姑的青春也曾有过花开的时候，只是早已凋零在了责任的风雨中。
那晚，我偷偷跑去给大姑道歉，看见她站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抽烟，月光下她的背影显得那么孤单。
＂大姑，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
她转过身，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建民，大姑不怪你。人这辈子，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
她摸了摸我的头：＂明年好好考，大姑相信你能行。你爸年轻时候比你厉害多了，要不是...＂
她没有说完，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直到父亲生病那年，我才明白其中曲折。
那是2005年，父亲突发脑梗，被送进了医院。
那是个雨夜，父亲高烧不退，我守在病床前。
他迷迷糊糊地说：＂玉琴，对不起啊，那年要不是我，你早就...＂
我握着父亲发烫的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那天夜里，大姑赶来了，她刚从上海出差回来，风尘仆仆，脸上满是疲惫。
但她一进病房，就立刻变得镇定，仿佛带来了一股力量。
＂建国，你别怕，我来了。＂她轻声说着，接过护士手中的药。
父亲听到她的声音，竟然安静下来，不再挣扎。
后来是母亲告诉我的真相。
原来1985年，大姑本有机会去日本进修纺织技术，那是当时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全省就选两个人。
但就在她准备行李的前夜，父亲突发脑溢血，生死一线。
大姑二话不说，放弃了出国，留下来照顾父亲，也接下了厂长的担子。
而那个名额，给了另一个人，那人后来成了著名专家，飞黄腾达，还办了自己的企业。
＂你爸一直愧疚，觉得耽误了你大姑。＂母亲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轻声说，＂玉琴说没关系，可我们都知道，那是她唯一的机会。＂
母亲告诉我，那年父亲本来已经被定为厂长接班人，组织上都同意了。
但父亲病后，医生说他不能再有太大压力，大姑就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副担子。
＂你爸那会儿刚四十出头，正是大好年华啊。＂母亲叹了口气，眼里含着泪。
九十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潮来临，很多厂子倒闭了，工人们被迫下岗。
大姑的厂子也难逃厄运，最终被迫改制。
那段时间，我在县城教书，常常听说厂里的工人围在大姑办公室门口，要说法，要赔偿。
有人甚至把脏水泼在她家门上，骂她是＂卖厂贼＂。
但很少有人知道，大姑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帮那些最困难的工人家庭度过难关。
她的头发在那几年里全白了，整个人也瘦了一圈。
父亲走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一叠泛黄的信纸，全是大姑四十年来每月寄来的家书。
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也是稀罕物，写信成了大姑与家里联系的主要方式。
信纸上的字迹工整，内容平淡，但句句关切。
＂爹身体还好吗？记得按时吃药。＂
＂建国的血压有没有控制住？别让他喝酒了。＂
＂建民孩子上学有困难吗？需要大姑帮忙就说。＂
最让我心酸的是每封信末尾那句：＂建国，不必挂念我，一切安好。＂
我坐在父亲的旧书桌前，一封一封地读着这些信，仿佛看见大姑在灯下写信的模样。
她那双因操劳而粗糙的手，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倾诉着对家人的牵挂。
而这些年，我们是否也同样牵挂着她？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姑突然给我打电话。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很平静：＂建民，大姑有点不舒服，住院了，你别告诉你妈，她年纪大了，别吓着。＂
我立刻赶到省城医院，看见大姑躺在病床上，比我印象中又瘦了许多。
检查结果出来了，是晚期胰腺癌，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大姑听到诊断时，只是点点头，像是听到今天的菜价一样平静。
＂早有预感了，这几个月一直不舒服，拖到现在才来检查，都怪我太忙。＂
她对我笑了笑：＂建民，别难过，大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
那天，我在病房里陪她说了很多话，从我小时候的趣事，到父亲生前的点滴。
突然，大姑说出了那句话：＂建民，以后我不回娘家了。＂
我愣住了：＂大姑，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啊？＂
她微笑着说：＂你爸走了，我再回去，他会内疚。死后还让他不安宁，我何必呢？＂
我这才明白，大姑一直背负着责任，甚至不愿让父亲在九泉之下还为她担心。
＂再说了，＂她轻声说，＂我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爸，现在他走了，我也该歇歇了。＂
我握住她粗糙的手，想起她一生未嫁，把全部精力给了厂子，给了这个家。
她的青春、她的梦想，都在那个雨夜的选择中悄然流逝。
在医院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去陪大姑。
有时候，她会讲一些我不知道的往事。
她告诉我，那个北京来的技术员叫刘志远，长得很清秀，会拉二胡，每次拉的都是《梁祝》。
＂那时候，厂里组织去看电影，放的是《庐山恋》，他偷偷牵了我的手，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大姑笑着说，眼中闪烁着年轻时的光彩。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
大姑的笑容淡了下来：＂后来啊，你爷爷病了，你爸又出了事，我就留下了。刘志远等了我半年，最后还是走了。＂
她不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的天空。
＂您后悔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大姑摇摇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那是我的选择，没什么好后悔的。＂
她告诉我，这些年她其实一直在关注刘志远的消息。
他在日本学成归来后，成了纺织业的专家，后来又下海创业，办了自己的公司。
＂去年我去北京开会，还远远地看见他了，头发都白了，但还是那么精神。＂大姑说着，嘴角浮现出一丝温柔的笑意。
＂您为什么不去跟他打个招呼？＂我有些不解。
大姑轻轻摇头：＂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还打什么招呼？各自安好就行。＂
我去查了刘志远的资料，发现他现在是行业协会的副会长，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看着他与妻子的合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当初大姑选择了自己的幸福，现在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会不会是她？
大姑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一个月后，她已经无法下床了。
我把母亲接来照顾她，每天看着大姑日渐消瘦的脸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有一天，护士来换药时，不小心碰到了大姑的手臂，她疼得倒吸一口冷气，却强忍着不叫出声。
护士离开后，我看见大姑的枕头湿了一小片。
＂大姑，很疼吗？＂我轻声问。
她摇摇头：＂不疼，就是想起你爸了。当年他生病的时候，也是这样忍着不喊疼，怕我们担心。＂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血脉中流淌的那种坚韧和倔强。
大姑和父亲，骨子里是那么相似的人。
临终前的一周，大姑的意识开始模糊，有时候会把我认成父亲。
＂建国，你来看我了？＂她微弱地说，嘴角露出欣喜的笑容。
我不忍心纠正她，只是握住她的手：＂嗯，我来看你了。＂
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往事，有些是我从未听过的。
＂记得吗？小时候你摔进河里，是我把你救上来的......＂
＂那年你考上大学，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爹临走前，让我照顾好你，我答应他了......＂
听着这些往事，我才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里，大姑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她不仅是父亲的姐姐，更是这个家的守护者。
弥留之际，大姑突然清醒过来，拉住我的手：＂建民，答应大姑一件事。＂
我点点头：＂大姑，您说。＂
她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信封：＂等我走后，把这个交给刘志远，地址写在上面了。＂
我接过信封，点了点头。
＂还有，＂她喘息着说，＂别忘了常回家看看，你妈一个人，会寂寞的。＂
我含泪应允。
大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按照大姑的遗愿，我们没有大办丧事，只是简单地送她最后一程。
令我惊讶的是，来送行的人却排成了长队。
有她带领下的老工人，有她帮助过的下岗职工，甚至还有当年泼她脏水的那个工人，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周厂长对我们好啊，＂一位老工人抹着眼泪说，＂那年我儿子上学没钱，是她偷偷塞给我的。＂
＂改制那会儿，是她自己掏钱，给我们办了再就业培训。＂另一位阿姨说。
送完大姑，我按照她的嘱托，去北京找到了刘志远。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接过信封时，手微微颤抖。
＂你是玉琴的侄子？＂他问我，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我点点头：＂大姑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他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年轻时的大姑站在厂门口的合影，背面写着：＂志远，余生安好。＂
刘志远看着照片，老泪纵横：＂四十年了，她还记得我......＂
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大姑的消息，甚至悄悄参加了她的追悼会，站在最后一排。
＂你大姑是个好女人，＂他说，＂比我勇敢，比我坚强。＂
回到家乡，我整理大姑的遗物，在她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她从未示人的内心世界。
＂今天是建国的生日，买了他最爱吃的糕点。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我知道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厂里又有人背后叫我＇老姑婆＇，其实我不在乎。只是有时候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会觉得有点冷。＂
＂梦见志远了，他还是那么年轻，拉着二胡，笑着看我。醒来时，才发现枕头湿了。＂
这些字字句句，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有欢乐，有悲伤，有思念，有遗憾。
但她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望着那棵大姑和父亲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老槐树，不禁泪流满面。
＂大姑，这就是您的家啊。＂我轻声说。
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是大姑在回应我。
窗外，初春的阳光透过树梢洒进来，照在院子的老石桌上，那是大姑生前最爱坐的地方。
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年轻时的她，倔强而温柔，为家人默默付出的样子。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它不需要轰轰烈烈的表白，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用一次次的选择和牺牲，编织成生命中最坚固的依靠。
大姑说她不回娘家了，但其实，她从未真正离开过。
她的精神，她的爱，早已融入这个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空气中。
四十年的守候，是她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来源：山居秋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