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神和李二风都曾远征高句丽，且都以失败告终，但后世却对二者的评价迥异，前者被认为是虚耗国力的亡国之举，后者则被誉为成熟的战略抉择。原因为何？难道仅仅因为隋二世而亡，唐国祚绵长？
广神和李二风都曾远征高句丽，且都以失败告终，但后世却对二者的评价迥异，前者被认为是虚耗国力的亡国之举，后者则被誉为成熟的战略抉择。原因为何？难道仅仅因为隋二世而亡，唐国祚绵长？
大业年间的杨广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行动派”君主，他刚刚以惊人的意志力完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工程，然后又马不停蹄的“西巡张掖，北狩榆林，东封泰山”。一路折腾，成功的把自己折腾成了一个“好大喜功”的君主。
大臣裴矩准确拿捏到了皇帝此时的心态。他力劝杨广打高句丽的主意：“高丽本是商朝封地，汉晋郡县，现在却不向大隋臣服，竟为异域，连启民可汗都服了，怎能容高丽小丑跳梁！”
于是杨广下令高丽王亲自来朝。高元虽恐惧但不知杨广性格（如果来了，以广神的脾性，很可能是好酒好菜好招待，然后礼送出境），自然不肯，“颇失藩臣之礼”，杨广便下诏征讨。
相比之下，李世民东征的原因更上得了台面。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凭借无与伦比的文治武功，荣膺“天可汗”，这个称号不仅象征着荣耀，更意味着责任。
当时朝鲜半岛的均势被打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弑君专权，并与百济联手，意图吞并唐朝的忠实藩属新罗。新罗使者频繁入唐，“泣血求救”。
此外，高丽沿辽河一线大规模修筑“千里长城”，名为防御契丹、靺鞨，实则矛头直指中原。更令人警觉的是，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多次谕令置若罔闻，拒绝朝贡，甚至扣押唐使。
对李世民而言，这场战争已非单纯的开疆拓土，而是必须履行的盟主责任，是对东亚秩序核心底线的坚决捍卫，更是对帝国威望与边疆安全的必要防护。正如他对群臣所言：“盖苏文弑君虐民，违我诏命，倾危邻邦，不可不讨！”
杨广将这场远征打造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帝国巡演——
第一次征伐就搞出史诗级排场：113万兵力、200万民夫，帆船首尾相接数百里。从涿郡到辽河，“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然而这庞然大物却臃肿不堪。
陆军主力被阻于辽东城下，顿兵挫锐。水军由来护儿率领，冒险深入平壤附近，却遭高句丽伏击，狼狈逃回。更致命的是萨水惨败：宇文述率领的三十万精锐，在粮尽退兵渡萨水时，遭高丽军半渡而击，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还至辽东城时，只剩二千七百人。
但如此惨烈的损失并未让杨广清醒。613、614年，他不顾国内狼烟四起，又连续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征伐。第二次因杨玄感在黎阳仓发动兵变而仓促撤军；第三次则因高丽王遣使“乞降”（实为缓兵之计），而草草收场。
相比之下，李世民就理智的多了，他走得是精锐路线。
首先，李世民吸取了杨广的教训，在后勤上下足了功夫。他命唐军携带大量的食用牛羊背负辎重，大大减轻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负担。
其次，他采用募兵法征兵，“皆取愿行者”，征兵工作得到了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持，诏令下发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此外，为坚定朝野信心，他还下诏阐述了此次用兵的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惩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
最后是没有盲目追求规模。唐军主力约六万余人（加上后勤民夫共约十万余），皆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府兵及禁军。陆路以李勣为大将，从幽州出发，进攻辽东；水路以张亮为大将，从莱州出海，进攻平壤。
陆路方面，唐军首先进攻辽东重镇辽东城。李世民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并在修筑攻城工事等方面亲力亲为，经过激烈战斗，最终攻克辽东城，斩首万余人。随后，又进攻白岩城，白岩城主势穷而降。接着，唐军向安市城进军，安市城地势险要，高丽在此部署了重兵防守。唐军多次进攻，均未能攻克，双方陷入僵持。
水路方面，张亮的水军进展顺利，攻克了卑沙城等据点，但由于陆路在安市城受阻，水军也难以单独进攻平壤。
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唐军为了保障后勤而人数过少的弊病显露出来，攻下的城池均需分兵驻守，以防反复，仅仅十余万的唐军能够参与一线作战的还不到五万，而面对的高丽军实行的又是堡垒战术。
另外，冬季来临，兵士寒衣单薄，辽东基地的存粮也有限，境外作战的唐军很快就成了弱势的一方。
太宗见形势逐渐不利，权衡利弊后果断撤军。
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唐军先后攻下了横山、辽东、盖牟、白岩等10城，虽然最终也是得而复失，但还是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共7万人进入山海关内，尤其是在驻跸山歼灭十五万援军，大大消耗了敌方的有生力量，为高宗时期平灭高句丽奠定基础。
遇到的困难方面很有意思。二人都遭遇辽东雨季、坚城难攻、补给困难等。但杨广把困难放大十倍：强制征发导致民变四起，士兵大量逃亡。李世民则发挥野战优势，用局部胜利弥补攻城不足。最关键是李世民及时止损，而杨广在失败后加倍下注。
结果对比更残酷。杨广三征耗尽国力，引发全国起义，自己最终被缢杀。李世民虽然安市城受阻撤军，但唐军伤亡仅两千，次年用偏师继续施压，使高丽士兵无法解散归农，几年下来国力衰退。一个摧毁帝国，一个播种胜利。
措施差异最见政治智慧。杨广用恐怖统治：逃兵者斩，延误粮草者斩，甚至让民夫自带干粮。李世民则相反：免除河北赋税，表彰阵亡将士，用府库补偿运粮民夫。前者把百姓当消耗品，后者视军民为统治根基。
总结杨广征高丽之路，几乎踏遍了所有军事与政治的禁忌雷区。他耗尽国力民力，征发规模远超帝国承受极限。后勤保障陷入灾难性崩溃，民夫因饥饿与劳役成批倒毙，沿途哀鸿遍野。
军队管理更是简单粗暴到极点，“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不得专擅”，前线将领如宇文述等毫无临机决断之权，事事需请示远在涿郡行宫的杨广，贻误无数战机。
对待士卒与民夫，杨广更是毫无体恤之心，动辄以严刑峻法相逼，如为防止逃兵，“以械系颈为之”。而对于敌人，则轻易相信，高句丽多次使出诈降之计，致使已逼近平壤的来护儿功亏一篑。
相比之下，李世民征高丽虽未达成战略目标，但其过程显示出高度理性与政治智慧。
后勤方面，他深知河北乃大军根本，预先免除当地一年赋税，减轻民负。在幽州设立大型转运仓，以较为高效的方式组织粮秣运输，并“厚价募人充运夫及车牛”，用经济手段而非强征保证供应，效率远胜隋朝。
在军事指挥上，他给予前线将领如李勣等相当大的自主权，果断处置，不受千里之外的朝廷掣肘。对士兵，他赏罚分明，身先士卒。在安市城久攻不克时，他听取李道宗绕道奔袭乌骨城（平壤门户）的建议，虽因长孙无忌担忧粮道安全而作罢，但也体现了战略思维的灵活性。
而当气候转寒、粮运艰难、攻坚无望时，李世民又能清醒认识到“天时地利，今皆不利”，及时止损。他撤军的决定虽充满遗憾，却保全了帝国元气和军队骨干。
当李世民在辽河边焚烧阵亡将士遗骸时，飘向长安的烟尘里，藏着一个盛世帝王对权力的最后敬畏。而杨广在龙舟里听着《纪辽东》时，早已听不见运河纤夫的哀嚎。
所以，广神征高丽就是彻头彻尾的惨败，而太宗文皇帝征高丽只是未竟全功。
来源：白马过隙弹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