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潜伏敌营15年，从汉奸做到军统少将，戴笠至死不信他是红色特

摘要：刚一见面，刘少奇便牢牢攥住这位身形高大的同志的双手，满怀感慨地讲道：“我担任中央北方局书记以及新四军政委期间，时常获取你提供的关键情报。你一人能抵三个师，于敌人腹地奋勇战斗了整整18年，如今凯旋归来，我认为这堪称一个奇迹。”

1949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刚到北京，便在北京香山会见了一位特别的同志。

刚一见面，刘少奇便牢牢攥住这位身形高大的同志的双手，满怀感慨地讲道：“我担任中央北方局书记以及新四军政委期间，时常获取你提供的关键情报。你一人能抵三个师，于敌人腹地奋勇战斗了整整18年，如今凯旋归来，我认为这堪称一个奇迹。”

这位被刘少奇紧紧握住双手的同志名叫李时雨，三天前他从香港带着一份以线装古书伪装的密写情报抵达北京，当面呈交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

鉴于彼时南京已然解放，国民党败势尽显，自1934年起投身地下秘密工作、官至国民党少将、于敌营潜伏长达15年之久的李时雨，首次换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李时雨穿上军装的刹那，激动不已，随即赋诗一首：“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在潜伏于敌营期间，李时雨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竟让刘少奇给予其一个人能抵三个师这般高度的赞誉呢？

李时雨身为中共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红色特工，曾打入国民党东北军体系，抗战爆发后前往汪伪政权潜伏，解放战争初期又渗透进军统特务组织，在不同的潜伏时期为党组织输送了诸多关键情报。

能够讲，李时雨身着服装的色彩不断在变，然而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人的那份初心。

不少人是从李时雨潜入敌后这件事开始认识他的，实际上，在执行潜伏任务前，他就已做过令人震撼的大事。

李时雨本名李亭芳，1908年诞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自幼就显得极为叛逆，和多数地主家的孩子不同，他对《水浒传》里绰号“及时雨”的宋江心怀敬意，对那些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颇有好感，所以将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1926年，他从东北前往天津求学，成功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于该校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7年，他跟着一位在家乡读书时结识的同窗前往北京，成功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该校后来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简称为“北大法学院”）。

彼时的李时雨尚无政治方面的规划，大学前两年始终一心扑在学业上，未曾加入任何政治团体。

然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被敌人侵占，这让已然“无家可归”的李时雨愤慨不已。他立刻经夏尚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1931年12月从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随后，北平掀起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浪潮，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击日寇。但国民党当局却始终毫无动作。四个月后，李时雨接受党组织委派，秘密返回黑龙江投身抗日活动。

李时雨返回哈尔滨之后，和满洲省委军委取得了联系。依照满洲省委军委的指示，他前往农村去组建抗日武装队伍，更进一步地传播抗日救国的主张，培育抗日的中坚力量。

李时雨迅速在呼兰、绥化县以及自己的故乡活跃起来，鼓动昔日的老师、同学和友人组建抗日队伍。那时，李时雨有个在童年就相识的朋友进了山里当土匪，李时雨还去拜访这位朋友，向他阐明民族大义，对他讲：“这次所做之事，是为国为民的重大事业……是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斗！”

历经多日辗转奔波，联系了众多准备起义的人员。5月23日，李时雨把联络好的人聚集到洼星桥南的一个村落，召开会议筹备组建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部，李时雨出任副司令并兼任秘书长。

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众多父老乡亲踊跃参军。历经四个月的发展，队伍迅速从最初壮大至五百人，最终扩充到三千多人，成为东北白山黑水间一支关键的抗日力量。

彼时，侵华日军持续向黑龙江地区的乡镇与县城渗透，以保护铁路为幌子派驻守备队，在1932年陆续侵占巴彦西北胡海铁路沿线，还时常欺凌当地百姓。

由李时雨带领的抗日义勇军打算对敌人实施沉重打击。1932年8月上旬，李时雨派遣侦察人员去侦察敌方情况，了解到日军会有一列军用火车经过泥河火车站，火车里有日军一个班。

李时雨听闻后，立刻召集军事方面的干部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对日本人发动一场伏击作战。在这场战斗里，100多位抗日义勇军战士把货车上的敌人尽数消灭，还将军需物资带走，抗日义勇军首战告捷。

首战获胜之后，给当时的群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众多青年纷纷踊跃加入抗日队伍。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义勇军着手筹备对兴隆镇火车站展开武装袭击行动。

经侦查获悉，兴隆镇车站的日军守卫数量不多，李时雨心中有数了。在一个夜里，义勇军悄然将火车站包围，旋即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仅仅两个小时便赢得了胜利。

这场战役结束后，李时雨带领队伍在巴彦地区持续和敌人作战，使得日寇不敢贸然行动。

然而彼时因满洲省委被破坏，党组织安排李时雨返回北京复学，接着开展学生运动。李时雨离开后，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大规模围攻之下，只能解散。

由于这段非比寻常的从军经历，李时雨坚韧不拔的性格得到了磨炼，为其之后的潜伏工作打下了根基。

1934年，李时雨从大学毕业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此前在东北有出色表现，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林枫与李时雨会面，商讨派遣他潜入东北军内部，为党组织获取情报，同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李时雨便去寻得同乡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曾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成毕业，回国后投身东北军，这时已出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在张学孟的举荐之下，李时雨前往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一职，还住进了金家巷5号的张公馆，自此开启了其职业特工的生涯。

彼时，受周恩来直接指挥的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刘宇新和李时雨建立了联系。刘宇新给李时雨布置了两项主要任务，其一为掌握东北军的基本状况，其二是对张学良公馆里的警卫人员以及“剿总”各厅处的人员开展工作，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理念，借助众人的思想情绪，激励官兵们打回东北故乡。

由于李时雨讲的是东北方言，众人听着倍感亲切。张公馆的工作人员都期望张学良能带领他们杀回东北，李时雨便借此机会向他们宣扬抗日救国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张学良的想法产生了间接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起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在事变发生当日上午，刘宇新前往李时雨家中，和他一同探讨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因事变来得突然，众人对形势的走向均未做出精准预估，刘宇新叮嘱李时雨要冷静应对，进一步密切与东北军官兵的联系，必要时设法引导他们追随我党。

虽然在中共从中斡旋之下，西安事变实现了和平解决，不过张学良为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结果一下飞机便遭到扣押并被问罪，这对东北军而言，宛如晴天霹雳一般，东北军一时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

东北军内部原本就存在诸多矛盾，在蒋介石的分化手段下，东北军迅速走向瓦解。之后，东北军进行了整编。1937年3月，东北军被调往蚌埠，再次进行改组与分散，东北军总部的大部分官员都被裁撤，李时雨也在被裁人员当中。

这时，李时雨已没必要再留在东北军里，便决定前往北平，去找当时负责“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同志，接着开展工作。

在李时雨带着妻子孙静云抵达天津后没过多长时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迅速拿下天津，阻断了从天津前往北京的通道。

在这种情形下，李时雨只能留在天津，之后通过老同学牵线，和天津中共秘密组织的负责人何松亭取得联系，于天津持续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何松亭的想法是，直接渗透进日伪内部，获取敌方的关键情报。怎样才能渗透进日伪内部呢？这是李时雨彼时正在思索的难题。直至遇见一位他在开展东北军工作时结识的旧友吴光弼，情况才出现了转机。

回溯到1937年8月1日，天津市组建了一个受日本扶持的治安维持会，李光弼于该会出任总务科长一职。

在获得党组织许可后，作出派遣李时雨潜入日伪政权的决定，让其凭借“汉奸”这一身份为党组织开展工作。

彼时，日伪政权为推行殖民统治，正大规模招揽为其效力的中国人。在吴光弼举荐下，曾是北大法学院优秀学生的李时雨，成为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日本人对李时雨颇为看重，特务机关为他制作了一张享有诸多特权的通行证，使他能够方便地在天津与北京之间往返，承担起传递我党部分情报的任务。

另外，李时雨凭借“汉奸”这一身份，成功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两项艰难任务。

首个艰难的使命是协助党组织从天津往外地运送电台器械与发动机。

彼时，出于对敌斗争需求，党组织于天津购置了一批电台机械与马达，将其装在两个箱子里，计划寄放在李时雨家中。李时雨先用法院的车把箱子拉到法院，存放在自己办公室。

一段时间之后，何松亭将一个装着电台机件的箱子送至李时雨家中，接着让李时雨把箱子送到“法国侨”那里。然而，当时汽车不在法院，为了能在约定时间内送达物品，李时雨在凌晨乘坐三轮车，带着那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踏上了行程。

后来，在路过一座桥时，日军不让三轮车通过此桥，李时雨只好将箱子扛起来过桥。到检查口时，哨兵要开箱查验，李时雨便拿出日本特务机关给他的通行证，让对方放弃了开箱检查，最后李时雨把箱子平安送到了办公室。

随后依照指令，将另外两只箱子送往指定之处，转交给了河北中共秘密组织转运站的工作人员。

第二项艰难的任务为营救被囚禁于天津监狱看守所的共产党员冯骥。

在何松亭将任务交付给李时雨后，彼时李时雨已升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他经过一番打听，了解到冯骥的案子是由一位康姓书记官负责。

趁康书记官外出，李时雨悄悄将冯骥的案宗销毁。几天后，康书记官发觉案宗不见了，一时间手足无措。随后，李时雨给他出主意，让他声称案卷或许在日军轰炸时被烧毁了。上级长官轻信了这番说辞，并未责怪康书记官。

之后，李时雨瞅准时机，到监狱里偷偷跟冯骥说，他的案件卷宗已经不见了，只要接下来坚称自己是被人冤枉的，就有办法把他救出去。

之后，李时雨又跟负责这起案件的法警搭话：“有个还没定案的年轻嫌疑犯叫冯骥，他是我一位朋友的亲属，是遭人诬陷才入狱的，到时候你留意把控一下。”

没过多久，法院对冯骥一案展开开庭审理。庭审一开始，冯骥就坚称自己遭人诬陷。庭长和检察官均拿不出相关证据。最终，由于证据匮乏，再加上李时雨在背后运作，冯骥被宣判无罪释放。

1939年8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谋划组建汪伪政权。为筹备于上海召开的那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派人前往各地搜罗参会代表，以此增强大会的影响力。

谁去当代表就等同于当卖国贼，所以很多人都不愿前往。汪精卫派到天津去拉人的是朱晶华，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通过熟人结识了李时雨，便让李时雨帮个忙，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大会。李时雨马上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何松亭。几天后，党组织批准李时雨前往南京参会，同时借机收集重要情报。

八月下旬，李时雨跟着伪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从天津奔赴上海，于月底参与了汪伪政权举办的“六大”。会上，汪精卫宣称将“和平反共建国”作为其卖国投敌的纲领，这让台下的李时雨愤恨不已，可他却不能有所表露。

会议结束之后，李时雨找了个机会前往东北游历一番，对伪满的状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回到天津后，他将所获取的情报向党组织做了详尽的汇报。

数月之后，汪伪政权打算对其在北方的党部进行改组，指定曾参与“六大”的李时雨担任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1月，汪精卫亲自约见了北方党部的常委，李时雨等12人搭乘火车前往上海，聆听汪精卫的指示。

汪精卫见了他们后，亲切地和他们握手，表示：“中国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实现共存共荣。”

经过此次会面，李时雨对汪精卫等人的叛国投敌行径有了更为透彻、更为完整的认识，然而汪精卫却对李时雨观感甚佳。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之际，李时雨出任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还被任命为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

党组织在知晓这一状况后，立刻做出决定，安排李时雨潜入汪伪政府，前往南京搜集更多情报。

在李时雨前往南京之前，何松亭跟他讲：“你具备开拓者的能力，恰好可以借助这个契机施展本领，为党作出更突出的贡献。”

四月中旬，李时雨抵达南京后，多次和汪伪政权核心人物陈公博有过交往。由于陈公博曾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求学，自认为略懂法理，彼时还担任着汪伪中央立法院院长，故而对法学高材生李时雨格外赏识。

李时雨清楚陈公博在政治舞台经验老到，极难应对，所以见面时以沉稳持重、不骄不躁的状态与他交谈，每当陈公博提出问题，他都能条理清晰、论据充分地回应。

此次会面让陈公博对李时雨印象颇佳，待李时雨离去后，陈公博的秘书告知李时雨：“陈先生对你评价颇高，觉得你为人忠厚老实，法学造诣深厚，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年轻人。”

之后，陈公博了解到李时雨曾于天津伪政权担任法官一职，便觉得他是个有真才实学之人。基于此，李时雨获得了陈公博的“信任”与“重用”。

那时，汪伪立法院的人都不了解李时雨的真实情况，然而看到他极受陈公博的器重，便觉得他是陈公博的心腹，便主动和他拉关系。于是，李时雨迅速在立法院站稳了脚跟。在南京活动数月后，他便和各方面都搭上了关系。

何松亭觉得，李时雨独自在南京较为危险，容易暴露身份，便把他远在天津的妻子孙静云接到南京与李时雨相聚，让孙静云承担李时雨的机要和交通相关工作。

1940年，陈公博前往上海，兼任了上海市长一职。随后，他将李时雨调到上海，让其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李时雨由此成功打入敌人内部。

不久之后，孙静云向党组织报告称：“我们已经在敌人的阵营里稳住了阵脚，开创了有利的形势，能够逐步渗透到敌人的核心区域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的许建国满脸欣喜地说道：“不错呀，汪精卫、陈公博身边居然也安插了我们的人，这两个大汉奸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蠢笨如两头驴子。你去跟时雨说，让他放开手脚往上攀升，不管伪组织的哪个部门，都要广泛渗透进去！”

那时，不少为日伪政权做事的人都尸位素餐，李时雨却并非如此，反而“煞费苦心”地谋求晋升。

1942年，李时雨承担上海清乡军政人员犯罪相关的侦察、审判等工作。彼时，有个清乡执法队的分队长袒护一家赌场，因害怕事情暴露，便向李时雨行贿。李时雨立刻将这名分队长抓捕，还对其判刑惩处。

陈公博了解到李时雨做事这般迅速果断且认真负责，极为赏识，还告知了日本人。彼时，上海保安司令部的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大佐与池田少佐也都夸赞李时雨“刚正不阿、严格执法”。

自上海保安司令部组建之后，日伪当局对李时雨愈发器重，使他能够获取更多机密文件。鉴于此情形，1943年3月，中共北方局社会部派遣张友恒前往上海，安排接收事宜，并协助他们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设立了一个用于传递情报的转运点。

张友恒又带来一则消息，组织上任命李时雨同志为上海特派员，由孙静云同志负责机要事务，同时派遣杨宁同志前往上海。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李时雨让杨宁化名为杨德修，安排其担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军法官。

同一年的8月，陈公博安排李时雨兼任汪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这一职务，李时雨旋即成为上海滩的知名人物。他借助自身职权，巧妙地除掉了不少汉奸与特务。

那时，上海租界堪称冒险家的乐园。李时雨借着推行“廉洁政治”的契机，于此处开展禁烟、禁赌、禁毒活动，还禁止流氓侵害百姓权益，这让李时雨在日伪军政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正因如此，在他们身份被揭露时，日本人都没敢轻易对其实施抓捕。

1944年4月，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正在家中休憩，突然有三个日本宪兵和一名翻译闯入，李时雨顿时吃了一惊，马上问道：“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日本宪兵队宣称要捉拿他的妻子孙静云，孙静云察觉到情况危急，在李时雨还没来得及开口时就说道：“行，我跟你们走。”

事实上，彼时北平日本宪兵队赶赴上海，目的是抓捕李时雨和孙静云二人。然而，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等相关部门考虑到李时雨身为汪伪政权的高级官员，要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许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们决定先将他的妻子孙静云逮捕，再从她口中获取口供，之后再对李时雨实施抓捕。

李时雨的妻子被带走之后，他连夜前往陈公博的住处，跟其说有人想算计他，还称自己在上海行事众多，招惹了不少人，故而有人要对他下手。

陈公博听闻此言，当时便有些动怒，心想你一个宪兵队的竟胆敢随意抓捕政府高官。接着，他愤怒地说道：“他们眼里还有我吗？简直是肆意妄为！你无需着急，我让林秘书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五岛茂来处理此事。”

李时雨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果不其然，两周过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人前往北平，恭恭敬敬地将孙静云接回了上海。

孙静云被押送至北平后，被囚禁于西交民巷日本宪兵队队部，连续多日接受审讯，被询问他们夫妻和何松亭是何种关系，以及何松亭目前身在何处。

孙静云推测是何松亭那边出了纰漏，若说不认识肯定行不通，于是回应道：“我们和何松亭是同乡兼朋友，只晓得他是银行职员、大学教授，曾在天津碰过面，不清楚他住在哪里，更不知道他如今人在何方。”

日本宪兵队向来没把汪伪政权的官员放在眼里，很快就对孙静云施以刑罚。一番折磨后，孙静云多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守口如瓶。敌人没有证据，又受到陈公博等人的压力，只好释放了孙静云。

虽然他们放走了李时雨，不过还是在暗地里对其进行监视，陈公博知晓此事后大为恼火，便利用自己的关系与日本人进行协商。后来，李时雨拿出了一部分钱财，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员才不再刁难李时雨。

鉴于当时的境况，李时雨也不便再频繁传递情报。彼时，上海市警察局打算组建一个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警政，李时雨觉得这是个良机，便向陈公博提出想去日本考察的请求，陈公博予以应允。

1944年5月，李时雨前往日本，对当地各处的警政机关展开参观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他留意到当时的日本物资供应难以满足需求，且工作岗位上见到的大多是女性。他由此判断，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起，已然陷入穷途末路之境。

李时雨回国之后，把这一发现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材料，接着交给杨宁向中央秘密汇报。

1944年11月汪精卫离世后，陈公博迅速替代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首要人物，前往南京履职，安排周佛海到上海出任师长，同时陈公博有意调李时雨到司法行政部担任次长。

然而，李时雨观察时局走向，觉得日本人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便申请调到太湖地区担任专员，其意图是找一个具备条件的地方组建武装力量，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

出乎李时雨意料的是，周佛海向陈公博明确提出要留下李时雨。陈公博碍于周佛海的情面，便询问李时雨的想法，随后李时雨便继续留在上海开展工作。

实际上，周佛海早期和蒋介石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他投敌叛国之后，还瞒着汪精卫与重庆方面有所联络。1942年，他曾派人前往重庆与戴笠会面，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戴笠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回应“可以”。

从那之后，周佛海持续向重庆方面传递关键情报。按照戴笠的指令，周佛海还谋划除掉了汪伪政权特务头目李士群等人。

日本投降之后，汪伪政权被迫宣告解散，周佛海立刻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称他会凭借所掌控的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维护上海的秩序，从而把“完好无损”的上海交予中央。

作为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的先头部队，国民党军统特务相继回到上海，不久之后，戴笠也抵达了上海。

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代表的身份，乔装秘密进入上海，和李时雨建立了联系，由张执一负责组织上海人民开展武装起义，以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李时雨从伪军火库中获取了一批武器，并把这些武器交给了张执一。

张执一作出决策，派遣李时雨利用以往结识的熟人关系打入军统，以获取情报。随后，李时雨找到老相识、军统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请其提供协助。

余祥琴身为杜月笙的徒弟，清楚戴笠会给杜月笙几分薄面。于是某一日，余祥琴领着李时雨前往杜月笙处。当他们正交谈时，戴笠恰好到来，余祥琴便抓住这个机会，向戴笠引见了李时雨。

戴笠听完之后讲道：“我认识你，听余祥琴提过，你十分有能力，打入南京伪组织，为党国付出诸多努力。”

李时雨即刻称：“这全赖戴先生领导有方。”

尽管戴笠明白这是讨好之言，却也颇为受用。他对李时雨颇为赏识的一点在于，李时雨潜伏于汪伪期间，竟未被李士群的“76号”察觉，这着实令人钦佩。

此次会面结束后，李时雨因得到戴笠的赏识，得以加入军统系统。在军统上海区完成改组后，由余祥琴出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祥琴举荐李时雨担任第二组组长。

李时雨借此契机得以接触军统内部诸多机密文件，随后挑选有价值的信息交付给地下党同志，进而让我党知悉了军统特务的大量机密。

因李时雨频繁传送情报，很快遭军统人员怀疑，他们暗中对其展开调查。不久便了解到，他的弟弟李春芳和爱人孙静云曾因涉嫌共产党被捕。大特务沈维翰将此事上报给戴笠，请求先把李时雨逮捕。

由于彼时蒋介石打算裁撤军统，这给戴笠带来了巨大压力，戴笠也就没心思去调查李时雨的事了。他向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担任督察长的李国章打听，询问李时雨是个什么样的人。

戴笠未曾料到李国章实则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国章对李时雨予以了极高的评价，戴笠便未再作考察，马上给沈维翰回电称：“李时雨先前打入敌方内部功劳显著，工作表现极为出色，我对他颇为了解。他在本局工作的成效怎样？需详细调查后再作核实，不可将其逮捕。”

凭借这封电报，沈维翰才没敢对李时雨下手。然而，戴笠在1946年3月上旬因飞机失事遇难，军统内部的勾心斗角愈发激烈，便有人开始算计李时雨。

张执一在获悉军统特务打算对李时雨采取行动后，果断决策，指示李时雨撤离。考虑到李时雨曾在东北履职过，便安排他前往东北民主联军处工作。

为安全撤离，李时雨前往南京，拜访了自己昔日的老师、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税务总局局长的王抚洲，恳请他帮忙在东北找份工作。

王抚洲询问他打算前往东北的哪个地方，李时雨回应道：“要是能委任我担任营口分局局长就再好不过了，毕竟我的同乡兼同学王家善师长正在那里驻守，我能得到他的关照。”

彼时，中央税务总局东北局局长张维恰好在上海，王抚洲便让张维安排李时雨前往营口，并为其安排一份工作。张维找好了合适的职务，王抚洲为李时雨开具了护照和委任状，只需等到9月18日搭乘飞机出发即可。

然而，在李时雨即将启程的前一日，余祥琴突然打来电话，邀李时雨前往他家中，称有重要之事相告。待李时雨抵达余祥琴家，余祥琴告知他：“刘方雄副市长邀请你前往市政府调查处一趟。”

李时雨向余祥琴询问发生了何事，余祥琴回应道：“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你去一趟好了。”

李时雨无奈之下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前往上海市政府，下车后，他已隐隐觉得情况不妙，于是对自己的司机嘱咐道：“这辆车就归你了！要是一小时后我还没出来，你就去我家，在我家门外等个两三天，碰到那些经常来我家的人，你都跟他们讲，说我被抓了。”

与司机作别后，李时雨踏入上海市政府，见到了刘方雄。他刚进到办公室没一会儿，便被军统的人带离，随后审讯开启。

因李时雨坚决不肯招供，特务们便对他动用刑罚。受刑之后，李时雨愤怒地痛骂那些对他施刑的特务：“你们简直不是人！这八年里，你们躲在重庆大发横财、寻欢作乐，对日本鬼子不闻不问，如今却来迫害我这个与敌人顽强战斗的地下工作者，简直没了良心！”

起初，特务们觉得对李时雨动用刑罚后，他就会招供，没想到李时雨如此能扛，还振振有词，他们一时没了办法。实际上，他们本就没有确凿证据，后来也未能坐实罪名。最终，经过法院审判，李时雨被判处七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伴随解放战争持续推进，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在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只好释放一批囚犯。1949年2月，李时雨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保释出狱。

李时雨出狱之后，频繁与上海各界的上层人士往来，为渡江战役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然而，李时雨的这些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的军统特务头目毛森察觉到李时雨存在问题，遂开始对他进行监视，打算一旦掌握证据就将其抓捕。

张执一知悉李时雨的处境后，马上决定安排李时雨从上海撤离。1949年4月初，依照党组织的指令，李时雨和其妻子孙静云从上海搭乘飞机前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络。数日后，李时雨携带驻港办事处的情报资料，搭乘前往天津的轮船离开香港，经天津抵达北平，把情报交给了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

公开自身共产党员身份之后，李时雨被安排至中央社会部研究室任职，孙静云则被安排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直至1982年退休。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摄制了一部共9集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该剧是依据李时雨的事迹创作而成的。此剧播出后，立刻引发了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