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段的一声爆炸撕裂了东北的宁静。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段的一声爆炸撕裂了东北的宁静。
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炸毁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
短短四个月零十八天，相当于法国本土面积的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这场事变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深重创痛，更是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东亚的起点。
九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劫难，仍有四个关键问题叩击着历史的大门。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占领的沈阳兵工厂，门前戒备森严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已在东北驻扎了整整26年。
这支最终吞噬东北的侵略军，最初竟是“合法”进驻的，其根源要追溯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
当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厮杀时，清政府竟宣布“中立”。
日本惨胜后，通过《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夺得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控制权及旅大租借地。
更致命的是，条约允许日本以“护路”为名，在铁路沿线每公里驻兵15名。
日本士兵在九一八事变中占领沈阳东北边防军公署
1906年底，日本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作为经济侵略工具，同时将驻军整编为“关东军”，司令部设于旅顺。
这些披着“合法”外衣的驻军，如同嵌入东北躯体的毒刺。
到1931年，关东军兵力达1.5万正规军及1万警察部队，牢牢控制着南满铁路沿线要地。
一位日本军官在日记中直言：“我们在满洲的地位，就像一把抵住中国咽喉的尖刀。”
拥有16万精锐的东北军，为何在最多2.5万日军面前迅速崩溃？
传统观点直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事变当晚，张学良紧急请示南京，得到的复电明确要求：“避免冲突，不予抵抗，静候中央交涉”。
张学良晚年坦言：“当时若抵抗，日本必大举增兵，战争扩大化恐难避免。”
但他也承认保存实力的私心：“东北军是我的根基，拼光了，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日军侵入沈阳
这种心态导致北大营8000守军面对650名日军进攻时，仅少数人自发还击，余众溃散。
9月19日晨，沈阳沦陷；11月19日，齐齐哈尔失守；1932年1月3日，锦州陷落。
东北军主力几乎未战即退入关内。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东北主权早已被侵蚀。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取得铁路沿线采矿、设厂、驻军等特权。
到1931年，满铁附属地已成“国中之国”，关东军可自由调动。东北看似在张氏父子治下，实则命脉已被日本掌控。
九一八事变当晚被关东军炮火摧毁的北大营中国军队营房
当东北烽火连天时，南京政府选择了一条外交绝路——寄望于国际联盟主持公道。
1931年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申诉。
国联理事会发出“紧急通告”，竟要求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将侵略者与受害者等量齐观。
1932年3月，由英、美、法、德、意代表组成的调查团抵达东北时，日军全程监视，甚至阻止中国顾问顾维钧接触民众。
日军铁蹄踏入沈阳街头
一位沈阳商人在门缝塞给调查团的血书中控诉：“所谓满洲国，不过刺刀下的傀儡！”这些用生命传递的1550份民间陈情书，成为揭露真相的铁证。
尽管1932年10月公布的《李顿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认定事变是日本有预谋的侵略、揭露伪满是傀儡政权，但同时又诡辩称“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不容忽视”。
1933年2月，国联大会以42：1通过报告书，日本随即宣布退出国联。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痛心地写道：“大国的软弱令人沮丧，只有小国还在为正义发声。”
日军铁蹄踏入沈阳街头
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其根源在于日本国内矛盾的全面激化。
日本的“国家改造运动”如何走向失控？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重创日本，1931年工业产值较1929年下降32.4%，失业工人超过300万。
农村更惨，东北大学教授忆及：“日本农民卖儿鬻女，女孩价格不如一头牛。”
深陷危机的日本统治阶级，选择用战争转移矛盾。
军部势力趁机坐大，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公然宣称：“只有占领满蒙，才能解决帝国生存危机。”
更可怕的是军部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当日本内阁还在争论时，关东军已独自完成占领东北的军事行动。这种“下克上”的模式，实为军国主义失控的征兆。
天皇制与军部的畸形结合，最终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军队，但同时又允许现役军官入阁。
到1930年代，军部已架空内阁，关东军在中国肆意妄为。一位日本外交官在密电中哀叹：“我们创造了一个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怪物。”
沈阳政府大楼被占领
日本在制造伪满洲国后，将东北变成侵略全中国的基地，十四年间掠夺煤炭2.23亿吨、钢材1200万吨、粮食3.4亿吨。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劫掠的资源最终化为射向中国军民的子弹。
李顿调查团档案中有一张东北农民递来的纸条，上面用血写着：“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终答案。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