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江西永丰一户寒儒之家，欧阳修在父亲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的任所降生。三岁丧父后，母亲郑氏以荻杆画地教他识字，家中唯一的藏书是父亲留下的半部《昌黎先生集》。这方 “画荻教子” 的寒毡，却孕育出日后 “文起八代之衰” 的革新力量 ——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江西永丰一户寒儒之家，欧阳修在父亲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的任所降生。三岁丧父后，母亲郑氏以荻杆画地教他识字，家中唯一的藏书是父亲留下的半部《昌黎先生集》。这方 “画荻教子” 的寒毡，却孕育出日后 “文起八代之衰” 的革新力量 —— 十岁时，他偶然得见唐吴兢《贞观政要》，竟能手抄全篇，对母亲说：“他日当使吾笔如魏征之剑。”

天圣八年（1030 年），23 岁的欧阳修以甲科第十四名登进士第，簪花游街时回望汴河，想起应试前在襄阳书铺抄录《新唐书》的日夜。主考官晏殊赞其 “文如昌黎，气似李杜”，却不知这位新科进士已在心中立下宏愿：要扫尽宋初 “西昆体” 的浮艳骈俪，让文章重回 “明道致用” 之路。​

景祐三年（1036 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 “庆历新政” 被贬夷陵，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 这种刚直.inject 进他的文学主张 —— 庆历年间，他在《与高司谏书》中痛斥骈文 “俪偶章句，非治世之文”，并以《朋党论》等雄文，为古文运动竖起理论大旗。​

嘉祐二年（1057 年），身为礼部贡举主考官的欧阳修，以雷霆手段推行文风革新。当看到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 “当尧之时，皋陶三杀之，尧三宥之” 的妙笔，他拍案叫绝却因疑是门生曾巩所作而列为第二。放榜后，落第的 “太学体” 举子围攻贡院，他却在南园设宴，指着苏轼、苏辙、曾巩的名字对梅尧臣笑言：“老夫为大宋文坛栽下三株栋梁。” 这场 “嘉祐贡举”，彻底终结了险怪奇涩的文风，史称 “宋文之盛，自斯始也”。​

治平二年（1065 年），官至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在东府书房校勘《新五代史》，窗外石榴花开了十七度，他仍对《伶官传序》中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的句子反复圈点。这位史馆重臣的案头，永远摆着后学的文稿 —— 苏轼初入仕途时，他写信给梅尧臣：“此人当出我一头地，老夫亦当敛衽矣”；王安石家贫时，他七次向朝廷举荐 “安石文行，为众所推”；连屡次落第的苏洵，也因他的《荐布衣苏洵状》而名动京师。​

在《六一诗话》中，他首创 “诗话” 体批评，提出 “诗穷而后工” 的经典论断；编选《集古录》时，他从四百多篇金石铭文中探寻 “上古文气”，指着北魏《张猛龙碑》对苏轼说：“你看这‘龙’字飞白，便是羲之笔意的回响。” 这种对文脉的执着，让曾巩在《上欧阳舍人书》中感慨：“自非遭阁下之知，何缘至此？”​

庆历五年（1045 年），被贬滁州的欧阳修写下《醉翁亭记》，以 “环滁皆山也” 五字起笔，将政治失意化作 “与民同乐” 的豁达。他在滁州酿 “醉翁酒”，用当地泉水煮茶，连打柴樵夫都能与他谈诗。这种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的情怀，在扬州平山堂得到延续 —— 每到夏日，他便携客摘荷为杯，酒后挥毫，墨汁常溅到宾客衣上，堂吏说：“欧公醉时，笔底有风雷。”​

熙宁四年（1071 年），65 岁的欧阳修因反对新法被贬亳州，途中作《梦中作》：“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看似超然物外，却藏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的刚直。临终前一年，他仍在修改《新唐书》食货志，对幼子欧阳棐说：“民生之重，当载之史册，以警后世。”​

元丰二年（1079 年），欧阳修灵柩归葬永丰时，风雪大作。送葬队伍中，曾巩捧着《新唐书》校稿，王安石揣着当年的推荐信，连当年骂他的 “太学体” 举子也在灵前烧了旧作。苏轼扶棺痛哭，在《六一居士集序》中写道：“公之文，非一代之文，而万世之文也。”​

这位自号 “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一老翁）的文坛宗师，用一生践行了 “文以载道” 的理想。

如今江西永丰的欧阳修纪念馆里，“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的楹联赫然在目 —— 他以科举为起点，以贡举为战场，以史馆为阵地，不仅亲手提拔了苏轼、曾巩等 “唐宋八大家” 中的五位，更将唐代古文运动的精神火种，播撒在北宋文坛的沃土上，最终长成遮蔽千年的文化巨树。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