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孟海肯定张裕钊用笔的“浑刚之气”,认为其“取法六朝不着痕迹”,尤其赞赏其运笔时“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的独特技法。例如张裕钊在《行书书到文如七言联》中,方笔转折处含蓄内敛,圆笔收束时又暗藏锋芒,形成“以方为圆,以圆为方”的微妙平衡。但沙孟海尖锐指出,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张裕钊的评点,是理解晚清碑学发展脉络的重要视角。
沙孟海肯定张裕钊用笔的“浑刚之气”,认为其“取法六朝不着痕迹”,尤其赞赏其运笔时“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的独特技法。例如张裕钊在《行书书到文如七言联》中,方笔转折处含蓄内敛,圆笔收束时又暗藏锋芒,形成“以方为圆,以圆为方”的微妙平衡。但沙孟海尖锐指出,张裕钊的书法仅有“团结镇重”之态,缺乏六朝书法应有的“开张跌宕”之趣,整体气象略显板滞。
针对康有为“集碑学之大成”的论断,沙孟海直言“不敢苟同”。他认为张裕钊的成就局限于笔法革新,而书法的核心要素(如结体、章法、气韵)并未突破前人。例如张裕钊楷书虽取法《张猛龙碑》,但结体“宽弛平易”,远不及原作险峻多变;其行书亦未能将魏碑的朴拙与帖学的流畅有机融合。
沙孟海承认张裕钊在晚清碑学运动中的开创意义,但其成就被康有为过度拔高。他援引张宗祥的批评:“廉卿之学《猛龙》,用笔可云肖矣,及其成字,则皆不类”,强调张裕钊的体势本质仍是唐楷框架,未能真正继承北碑精髓。
张裕钊早年研习欧阳询、柳公权,后转向魏碑,形成“外方内圆”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南宫县学记》中,横画起笔方折如切刀,收笔却隐含隶书波磔;竖画中锋直下,末端微露颜体圆厚,这种“以帖化碑”的尝试在当时独树一帜。其书法因过度追求方笔棱角,被启功批评为“生硬做作”,陈振濂更直言其“方笔则方矣,但因其生硬过分而无法连贯”。但这种风格也被日本书坛奉为圭臬,宫岛咏士等人创立的“张裕钊流”至今仍在传承。
张裕钊将书法与学术结合,其文稿、信札中流露的文人气质,使魏碑从金石考据的对象升华为文人表达的载体。张天弓指出,张裕钊是“文士魏碑楷书的第一人”,其作品将社会用字规范与审美规范融为一体。
张裕钊的书法是晚清“尊碑抑帖”运动的典型案例。他通过强化魏碑的方笔特征,试图打破帖学末流的靡弱之风,但其极端化的处理也暴露了碑学实践的局限性——过度依赖刀刻效果,忽视毛笔书写的自然性。
沙孟海的批评并非否定张裕钊的历史贡献,而是强调书法评价需综合考量技法、审美与文化内涵。这种多维视角体现在他对赵之谦“流动中有勾勒”的肯定,以及对李瑞清“颤笔”习气的反思中。
沙孟海对张裕钊的评点,既是对个体书家的艺术剖析,也是对晚清碑学运动的深度反思。张裕钊的书法虽因时代局限存在争议,但其在笔法革新和文化传播上的贡献不可磨灭。正如沙孟海所言,艺术的价值“只可于本界较之”,将张裕钊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方能更全面地理解其“独树一帜”的意义。
来源:让小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