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连载第五章（五）

摘要：越南气候炎热多雨，空气潮湿，蚊子传染的疟疾，老鼠传染的钩端螺旋体病，为害甚烈。毒蛇侵袭，马蜂、蚂蟥叮咬，不时有病号报告。加上美机狂轰滥炸，指战员日夜抢修，体力消耗很大，时有伤亡急需抢救。因此，团卫生队的战地救护和防病治病的任务相当繁重。

【纪念援越抗美六十周年】

《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连载）

姚尚明

西线烽火第五章（五）

第五章合力同心

五白衣战士的情怀

越南气候炎热多雨，空气潮湿，蚊子传染的疟疾，老鼠传染的钩端螺旋体病，为害甚烈。毒蛇侵袭，马蜂、蚂蟥叮咬，不时有病号报告。加上美机狂轰滥炸，指战员日夜抢修，体力消耗很大，时有伤亡急需抢救。因此，团卫生队的战地救护和防病治病的任务相当繁重。

卫生队长汤德章、教导员武裕文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且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他俩带领全体白衣战士，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战地救护和防病治病。还热情地为越南人民服务，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教导员武裕文常对他的部下说：“咱们当医生、护士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咱们的榜样就是白求恩。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每位同志不但要会背，更要落实在行动上，要照着白求恩的样子去做。”

照着白求恩的样子去做，白衣战士们都是好样的。

1967年7月18日上午，美机突然轰炸外合铁路，正在那里担任备石碴任务的八连三排十一班战士张本权，右手掌被炸断三分之一，右大腿和小腿分别被弹片击穿，顿时鲜血直流，同志们为他包扎，并紧急送往卫生队救治。由于失血过多，到达卫生队时，面色苍白，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必须立即输血。张本权的血型经化验是B型。卫生队长汤德章立即动员队里B型血的同志进行献血。

“我是B型，队长！”班长李通全伸出了胳膊，“抽我的。”

李通全，1947年1月20日生，四川渠县三汇区汇东公社先锋五队人，高小还差一学期就辍学在家劳动。1965年3月入伍体检时，身高1.49米，体重89斤。身高和体重都偏矮偏轻。但是这位迫切要求去保卫祖国的小个子青年，在测身高时，悄悄把脚后跟跷起来，测体重时，把上衣口袋和裤兜里都塞满了小石子。再加上给体检的同志悄悄地说些好话，其他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铁道兵的队伍。他灵活而勤快，尤其乐于助人，同志们都很喜欢他。然而，世事难料。正是他这种助人为乐的品质，给他复员以后的人生道路带来了一场灾难。这是后话。新训结束，排长陈为松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决心按领袖的教导去做事做人。不久，他调到卫生队当通信员。入越前副队长王祥带他见到了徐学惠，这位为保卫国家银行金库而被歹徒砍断了手的女英雄，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他决心像英雄那样工作、战斗和生活。两年的通信员工作，他在团机关和驻地的10多公里山路之间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也记不清被毒蛇惊吓和旱蚂蟥叮咬了多少次。每当把信件和包裹交到同志们的手里，便和大家一起分享着高兴和欢乐。一次，同乡战友王臣忠收到家中来信，整天闷闷不乐，还独自暗暗流泪。原来家中父母生病经济拮据，非常困难。了解这一情况后，李通全悄悄地把自己的津贴给他家中寄去20元。收到钱后的父母给儿子来信。开始王臣忠感到莫名其妙。打听好长时间，才知道是这位亲如兄弟的老乡干的。开饭时，李通全还主动为大家读报。漫画家华君武在人民日报作了一幅漫画：两个美国兵抬着棺材，题目是《完成任务回老家》。李通全一边读，一边把漫画给大家看，大家乐了。1966年新兵分到连队不久，李通全当了班长。不久前，他得了钩端螺旋体病。高烧不退，鼻孔流血。在队里住院治疗已有10多天，病情有了好转，但身体还很虚弱。

“你行吗？”汤队长望着眼前这位熟悉的老通信员，知道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太适宜献血。

“报告队长，救战友要紧，我一定行，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李通全说着给队长敬了个礼。

“好吧！”汤队长明白，时间就是生命。眼前这个危重病人再不能耽误一分一秒。只好点头同意。

李通全斜靠在椅子上，胳膊上鲜红的血液通过皮管进入了针筒，100毫升、200毫升……他早上没有吃饭，双眼直冒金花，他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直抽到300毫升，他才在班长张清善的搀扶下回去休息。

输血以后的张本权，血压立即有了回升，经过一整夜紧张的手术和抢救，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后来又多次转院治疗，最后在开远59医院复员，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现在云南开远市电力技校工会工作。

卫生队平时大量的工作不是抢救，而是接待越方前来看病的群众。据说，为了减轻中国军队的负担，越南地方政府曾作出规定，地方群众有病一般情况下要到自己的医院就治。但是也不知何年何月起，传说中国医生医术高明，在当地群众中不胫而走，于是，每天前来卫生队看病的群众络绎不绝。卫生队党支部教育每个医护人员，热情为越南人民服务，把这当作是加强中越友谊，密切与驻地居民关系的绝佳途径。他们为越南群众专设一个病房。摆上茶水，挂上“意见簿”，还有毛主席著作和各类报刊。一位13岁小男孩，叫范文林，患慢性骨髓炎，大腿后部形成漏管，浓液不时外流，医生郝景云、罗承祥、宋相生等人先后为他精心治疗。每次防空，李通全、范义福等人都要抬着他到防空洞防空。在卫生队住院一年多，终于治愈出院。一次，驻地阮乡长患急性阑尾炎，肚子痛得厉害，汤队长亲自给他作了检查，并组织医生给他作了手术。病愈出院后，他给卫生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一再称赞中国同志医术高明。紧急情况下的出诊也很频繁。一次，驻地附近70多岁的龙大爷患病，其儿子龙吉刚急促地跑到卫生队，一边比划，一边说些什么，不知什么意思。经翻译得知：其父在两天前因吃鸡，不慎将鸡骨头卡在了食道，自己用芭蕉心试图将鸡骨头推下，结果无效导致大出血。得到消息，队长汤德章立即带着医生宋相生等人，背上急救箱来到龙家。一查一块鸡骨卡在食道中部，导致血管破裂，出现大呕血，病人已神志不清，不能说话，血压很低，汤队长等人立即给他止血，输液，补充血容量，并协助家属将其转往河内有条件的医院救治。病愈归来的老人十分感谢中国同志对他的治疗，逢年过节，常常邀请卫生队的同志到他家作客，品尝他们自产的香蕉、菠萝，以报答中国军医的深情厚谊。

防病治病的重点在基层连队。卫生队有一个以汤队长为首的防病小组，成员有杨多魁、薛怀平、马怀远、刘志信、郝景云、宋相生等。他们的任务是定期深入连队防病治病。百里铁道线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汗水。

他们每到一地，首先是看望病号，检查营部医生和连队卫生员的工作，和连队干部交换意见，落实防病治病的各项措施。接着利用战斗间隙，向指战员讲解钩端螺旋体病，恙虫病、乙脑、疟疾、菌痢等越南常见的自然役源性疾病的防治知识，及毒蛇、蚂蟥、马蜂、蜈蚣咬伤的防治知识。

例如，讲解防治钩端螺旋体病，要求大家不能随便下河洗澡。为什么？因为越南老鼠很多，老鼠是钩端菌的主要动物宿主和传播者。越南多雨，雨水把钩端菌冲到水里，这钩端菌在越南的气候条件下，极易成活和繁殖。人体上如有受伤和擦破皮的地方，下河洗澡极易被钩端菌感染。一旦感染，就会出现高烧不退，七窍流血。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通信参谋陈发群一次向政委常喜礼汇报工作，没汇报完病情发作。高烧，神志不清。一查，是钩端螺旋体病，因为及时送医院救治，才脱离了危险。三营十一连乐山籍班长帅希华发烧两天，开始按感冒治疗，病情逐渐加重，出现咳血病状，当送到卫生队时，头脑还很清醒，医生周佐才用X光机对他胸部进行透视，发现肺上已大面积出血，诊断为钩端螺旋体病。尽管采取各种急救措施，仍然没有抢救过来。防病组从发病原理和途径到正反实例进行讲解，提高了基层指战员的卫生防病知识，不但自觉去做，而且会初步诊断，还能简单应急处理。同时结合战场实际，普及战伤自救互救四大技术，使干部战士对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四个环节的操作要领，有了更多的掌握。

汤队长带领防病组的同志们在基层开展防病治病的过程中，感到搞好水源、伙房、饮食、厕所、个人、环境卫生六个环节对防治疾病尤为重要。这六个环节，以后总结为“六管好”。三营十四连（分编后为二营九连）在这方面做的尤为突出。

这个连第二次搬家到达安沛前，连长孙作位带着贵州老兵代寸全钻遍了附近所有大小山沟，选择了距铁路三公里处一处僻静隐蔽的山沟作为连队的新驻地。他们住的房子自己设计，建在水沟两旁，房基劈山挖平，建房用料采用木立柱，竹竿檩条，棕叶加盖。房子建成后，除了立柱外,其余四周全部是可以折起放下的活动窗子。两头留门,出门三五步就能进入马蹄形防空洞。房子四周挖有较深的排水沟，以防止蛇类进入。各班排之间，修成能通地排车的小道。这就成了基本的居住环境。每班挖一口加盖水井，盖好洗澡凉棚。厕所，也是每班挖一个。坑挖两米左右，做成大肚小口，上加脚踢滑动木盖，使用前后用脚一踢，开关严实合缝，一点臭味都闻不到，还不生苍蝇。伙房是无烟灶。这无烟灶是供应股副股长陈双才在吸取战士们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那时美机很猖狂，经常沿着山沟超低空飞行，见火光就炸，见烟就扫射，炊事员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避免炊事人员伤亡，保障部队生活，战士们在实践中摸索一种不冒烟，不露光的炉灶。这炉灶选择隐蔽而平坦靠近水源的地方，灶炉的结构是在灶炉后面挖三条排烟道，分主烟道和副烟道，主烟道从灶门正后方延伸，副烟道从主烟道两侧均衡往外挖，每条长5米以上，沟深50公分，宽20公分，蓄烟坑设在排烟道后面1.5~2米之外，主烟道挖二个蓄烟坑，副烟道各挖一个蓄烟坑，坑深80~100公分，宽50公分，长60公分，挖好后用树枝盖上，再加上10公分泥土，伪装好。这样，烧火做饭灶堂的烟首先从排烟道进入蓄烟坑，再由排烟道慢慢渗透消失。若靠近水源可将排烟口设在水下，烟随水流消散，当时后勤的伙房烟道就是这么设计的。

为了不露火光，灶坑一般挖80公分，大小依行军锅的尺寸而定，挖成灶堂灶门后，一定筑一条灶颈，长50公分，宽20~25公分，高30公分，颈的上部要加厚20公分，按这种方法打的灶，灶堂再大的火也不会露光。站在灶门边也看不见。灶前有2米见方，挖深30公分，堆放柴火，遇敌机轰炸还可作掩体。

这种无烟灶的结构和方法，还曾由司令部画成图纸，下发各连仿行。

十四连在此基础上，对炉灶的部分尺寸还作了改进，效果更加理想。

至于伙食怎么调剂和改善，防病组侧重从“病从口入”的角度，提出要求，强调重在落实。个人卫生主要在连队的一日生活管理中提出严格要求。这“六管好”，十四连抓的很紧，环境让战士们整理的优美而整洁。整个驻地除了潮湿外简直无可挑剔。入越几年间，连队很少病号，昼夜发病率仅为0.57‰，住院15人，占全连人数的8.5%，出勤率平均90%，有77名战士满勤，占全连人数43%，团司令部参谋长及负责行政管理的军务股长孙传玫、卫生队长汤德章带着各连的干部前来参观。他们的经验由连长孙作位在支队“行政管理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典型介绍，深受大家的好评。十四连成了“六管好”方面的一面旗帜。而白衣战士们为此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功不可没。

三营部卫生员钟远明是白衣战士的突出代表。他是四川渠县定远乡三村人，1965年3月入伍。旧社会，钟远明家苦大仇深。他的爷爷奶奶给地主作长工，活活累死，姐姐也在饥寒交迫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解放后，苦尽甘来，他家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解放前后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反差，使年轻的钟远明懂得：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解放，自己有责任保卫今天的幸福成果，有责任保卫国家的安宁。怀着这种朴素的知恩图报的情感，钟远明来到了铁道兵二团，来到了援越抗美的前线。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火热。”钟远明在卫生员的岗位上，把雷锋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三营部共有三名医生六名卫生员。钟远明分工保管药品。越南天气炎热潮湿，他精心地把贵重药品、剧毒药品、糖衣药品分类保管，经常检查，避免了浪费。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他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开饭前，他提前给战友们打好洗碗水；有病号时，他把病号饭送到每位战友手里，修房子、挖水沟、养猪种菜、打扫厕所和环境卫生、劈柴、帮厨、送饭送水，他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战友们都称他是“闲不住的人”。不仅如此，他沉着勇敢不怕牺牲更为大家称道。三营抢修外合便线时，不论天阴天晴，刮风下雨，钟远明身背药箱，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在抢修现场，敌机常来袭扰和轰炸，抢救随时可能出现的伤亡，使他思想上的弦始终绷的很紧。每当防空警报响起，战友们都迅速地进了防空洞或掩体。而这时的钟远明则找一个容易观察的地方隐蔽起来。这有利于观察的地方必然不利于防空，但有利于战友们遭受袭击时，在第一时间里进行抢救。任凭敌机在头顶怪叫、盘旋或俯冲，钟远明岿然不动。每当警报解除，战友们向他涌来表示关切的问候时，这位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卫生员坦然地说：“这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

1967年11月，钟远明光荣地出席了广州军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频繁的战场抢修，白衣战士们不但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平时还时刻遭遇各种困难、包括毒蛇的挑战。卫生队医生宋相生就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回忆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卫生队派我去三营卫生所助勤期间。一天晚上，我去送昆明军区疾病防治研究所的两位专家乘火车回国后，返回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突然感觉右足内踝处像数枚针刺入肌肉的感觉，我立即意识到被蛇咬伤了。立即将手帕紧紧地扎在被蛇咬伤的内踝上方，以防毒液入心，快步回到卫生所。叫卫生员钟远明赶紧将手帕换成橡皮止血带，接着作局部麻醉后，作“十”字切开排毒并口服“季德胜蛇药片”，同时在患处周围涂上一层厚厚的蛇药。心想，处理的如此及时，正确，规范，疗效肯定会明显的。所以，当钟远明欲向营首长汇报时，被我制止了。主要原因，一是怕影响不好，二是我臆断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事与愿违，毒蛇咬伤的患肢肿痛不断加重，待天亮时，右下肢已肿得如橡皮腿似的，心跳也加快了。精神出现了烦躁不安。这是全身中毒的表现。这时，我和钟远明几乎同时提出：马上向营首长汇报，并要车送140野战医院住院治疗。得知情况，营长马上派车并亲临卫生所看我。当天晴空万里，美机不时在空中盘旋。为了不暴露目标，对汽车用芭蕉叶伪装网伪装后，由钟远明把我送到140医院。医院把我安排在急救室，列为特级护理病人，立即对我进行新一轮抢救措施，将伤口扩大切开，肢体低位引流，输液止痛，强心，内服，外用蛇药等，医生、护士日夜守护在我身边，大小便完全由护理人员料理，他们不断安慰我，还给我唱革命歌曲，以分散我的恐惧心理。第二天，卫生队派医生王天柱代表领导到医院慰问我。最令我难忘的是：140医院地处安沛地区高炮部队的三角阵地中间，美机几乎每天多次轮番轰炸高炮阵地，为防止伤员受袭，医护人员不得不用担架，将正在接受治疗的我，多次从急救室抬到防空洞防空。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呵护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了卫生队工作。虽然身体康复了，但我被蛇咬伤的负面影响并未消失。不久，司令部对我被毒蛇咬伤的情况向全团进行了通报，旨在提高指战员的防蛇咬伤的安全意识，避免类似问题发生。坏事变好事。从此二团再也未发生被蛇咬的事了。可见，反面的东西对人的警示教育，有时比正面的效果还好，至今我记忆犹新。”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宋相生更加勤奋。1967年经他治疗的越南群众就达200多人。他是1965年8月从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二团卫生队的，老家山东泗水县高峪公社。他人长得干瘦，但特别有精神，说话诙谐幽默，性格豁达，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少年失母，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把他养大，送他上学。入越前，他的思想上也有斗争：“万一在战场上光荣了，一不能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将是我永远的愧疚；二是自己已26岁，正在热恋中，因为参战而不能结婚，还未体会到爱情的温馨、幸福，将是终身的遗憾。”但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祖国在召唤，那还有啥说的？自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没有国家，哪有小家？他作了牺牲的准备，义无反顾的来到了前线。他是铁二团卫生队继汤队长之后的第三任卫生队长。兵改工前夕，调至铁一师医院任医务处主任。据说前些年得了肾病，被武汉一家著名的医院判了“死”刑。但是好事多磨，经朋友介绍，他在安徽找到一个老中医的偏方，在妻子陈辉同志的悉心照料下，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回来了。现在67岁的他，健康地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老老少少都说他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回首当年，豁达的宋相生说：“援越抗美战争使我树立了正确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