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我很思乡、很想离开，但还是向诱惑低头了，同意在重庆再留六个月。

虽然我很思乡、很想离开，但还是向诱惑低头了，同意在重庆再留六个月。

因此，我租下了舒尔家后面的一座小公寓楼。

小楼在河岸的高角上，可以俯瞰一个小公园和黄色的扬子江。

重庆再次被雾气笼罩，这样的天气大概会维持到春天，令轰炸比较困难。

舒尔和我打算赚点儿诚实的外快，把配置好家具的公寓楼以略高的价钱分租给外国人。

这时，又有很多人搬到市里来， 住房租金看涨。

但是，我刚刚签下租约，还没把房子分租出去，“笨驴”就来我的办公室，问我自己需要住多大地方。

我告诉他需要三楼和四楼。

从一楼到三楼，每层都有个带双壁炉和阳台的大客厅、两个带宽敞壁橱的睡房、一间小储物室、一个铺了瓷砖的洗手间，热水则来自四楼烧炭的热水炉。

顶层有一个很大的中式厨房，和几间给佣人住的房间。

墙壁都批了灰，地上也铺了木板。

屋顶上大多数的瓦片儿都被轰炸的碎片砸掉了，所有的玻璃都碎了。

除此之外，小楼一切还好，相对附近被爆炸和火灾蹂躏的其他建筑，它简直是奇迹了。

进入小楼时，我们本来需要爬过堆积如山的瓦砾，不过现在苦力们已经沿着窄窄的街道，清理出一条小路，通到小楼的门口。

“那我就要第一和第二层。”“笨驴“通过林告诉我说。

因为怕惹麻烦，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相信舒尔会同意放弃我们的出租大计的。

他说:“将军说了，如果您愿意，军统会接受合约和承担所有的维修工作，那样您就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了。”

我在心里补充说，这样一来，你“笨驴”也就会有免费的住所、免费的食物(从我的厨房拿)，所有的开支都可以从照顾外国顾问的专款里支付。

我同意了“刀斧手”的提议。

公寓楼本来配有基本的家具，都是些中国造的廉价睡床、椅子、桌子，等等。

我把较好的家具搬到了三楼，将我自己的睡椅从小屋搬了过来。

林用公款买了几条本地地毯。

吴又给我作了几个丝质灯罩，这次他没有再用粉红色。

军统给我弄了个留声机，还有一个当地能找到的最好的收音机。

再把几个耗子洞堵上，把两个壁炉里的炭火点燃，我就再次有了个安乐窝了。

现在“笨驴”觉得很放心，因为他可以从二楼监视我了。

另外两个被他搬来一楼住的军统工作人员及家属，自然也会帮忙观察顾问和他客人的活动。

除此之外，门口还有两个永远都在站岗的门卫。

“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些门卫吗？”我问林翻译。

“他们的军饷是军统发的，”林说，“您在乎什么？”

“我当然在乎。他们只不过在我回来时给我鞠鞠躬，我就要每月打赏，实在不值。”

“他们可不会对每个外国人都鞠躬的，”林回答说，“这说明您备受尊敬，顾问。"

“可也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需要为此掏钱。”我抱怨道。

我在公馆众多的下人中，选了一个新的听差。

他除了“橘子汁”之外，一句英文也不会，而我每次回家或早上叫他的时候，他就用英语说“橘子汁”作为问候。

橘子很多，我每天都会喝半加仑的橘子汁。

军统不再容忍我的前任听差老蔡，因为他贪过头了。

照理说，每个下人都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从住宅的开支里揩点儿油，一般来说，他们会和供货商达成协议，把售价提高一成左右。

可老蔡并不满足于此，他贪污的钱多到可以向其他政府文员放高利贷。

清查他的账务时发现，我这个顾问平均每天居然能吃掉六打鸡蛋、六磅猪肉、五条面包，此外，还能吃掉大量的走私牛油和牛奶，分别价值四十元十二盎司及十元一小听。

现在，老蔡被关在有人看守的公馆地牢里，被贬为苦力，和其他人一样，每月只有包饭的九块钱。

我的新随从老韩是个乐观而努力的人。

当我向林指出这点时，林耸耸肩说:“按照老办法的话，最好是每年换下人，因为交情深了，人就懒惰了，也开始偷东西了。”

老韩的老婆很满意她的新地位，她再不用帮我洗衣服了，因为她的丈夫是外国友人的听差。

她现在是个夫人了，可以用大把的时间来陪她的大儿子。

她时不时给他剃头，只在头顶留下银币大小的一撮儿，那一撮儿被编成一条长辫子，就像他的祖先一样。

当我核查每月用多少汽油时，发现揩油的不只是听差。

我一般的配额是每月一桶五十加仑的油，如果超过了会宽松地加给我，而我的司机就总是令我超额。

如果我自己开车，每加仑可以开二十英里左右，可他说他每加仑只能开十英里。

我决定自己开油桶，然后重新封上。

但这也不管用，他偷偷地将车里的部分油抽走，最终我还是每加仑只能走十英里。

后来，我每次用车时，都记录里程，并对比汽油表上的记录。

为了避免我这么做，司机把时速表弄坏了。

他偷的汽油可以在黑市上卖每加仑二十五元中国钱，那可是不少钱。

他赌得很大，还放高利贷。

但军统不敢拿他怎么样，因为会开车的中国人太少了。

当我打开我的油桶时，发现桶的上方有六寸是空的。

我问舒尔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正常，因为留一寸，就足够应付油的膨胀了。

“那就是说，有人在把油桶交给我之前，偷了五加仑的油。”我说，“这相当于一百二十元。”

舒尔笑道:“把这个乘上数以千计的政府用油，你就知道如何赚大钱了。”

“我要把这个报告给上司。”我说。

舒尔认真告诫我不要这么做。

我发觉，这并非小偷小摸，而是政府官员的大贪污，等于美国的国家盗窃。

我把这事告诉了林。

他有趣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这道理和西方的现代智慧和古代的智慧，都是很相通的。

我再三考虑后，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好人选。

几天之前，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笨驴”突然派人叫我立即回家，说有紧急情况。

“怎么回事？”我问林和吴。

他们不知道。

“笨驴”很快来到我的房间，神色愤怒。

他给林和吴看一篇来自美国的长篇电报。

电报是中英文对照的，林把英文版给我，嘴里念道:“发自上海的《纽约时报》摘要。”

一看，果不其然。

这一阵，我已料到记者们迟早会写出这一类的报道。

从“笨驴”的反应看，他觉得泄露消息的是我。

我记不清全文了，但它的大意是这样:

上海:来自中国的消息透露，著名的“密室"主管赫伯特.雅德礼少校目前在重庆破译日本密码。

消息称密码专家雅德礼在为蒋总司令工作。

文章之后转向华府，继续写道:

国务院在接受访问时称，雅德礼在1938年申请了一本护照，以入口商身份前往大不列颠帝国。

至于雅德礼现在置身何处，他们表示一无所知。

当我把电报还给林时，“笨驴”生气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跟林说，“我一直跟你说，我在这里的事，只有对中国人才是个秘密。”

林没有出声，我叫吴给我翻译。

从“笨驴”的回答看，他并不是为我的安危担心，而是怕如果我被日本人刺杀了，黑锅会落在他头上。

“告诉将军，”我跟吴说，“这儿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将军问，”吴回答说，“为什么会有人知道您的名字？”

“解释可多了，”我答道，“举例来说，从我到这儿以后，一共有过八个门卫、三个司机、四个听差、四个洗衣服老妈子和三个厨子。下人们的嘴……”

“将军说下人们不敢乱讲。"

“被我上次打中的司机不喜欢我。”

“将军说他不会讲出去的。”

“公馆中有人偷了我的打字机、部分文件，包括我的署名雅德礼的护照和林的所有衣服。我想这个小偷在利诱下也不会乱讲的。”我讽刺道。

“将军说小偷是一个公寓的下人，已被抓住杀了，而且您的财物也还给您了。”

我决定不被愚蠢的口舌之争激怒。

“请将军注意，我的车子上有军统的中文标志，而我的司机经常是穿制服的。”

“将军说没人知道那个标志是什么。”

“可军统属下的中国将军们都用这个标志。"我刻薄地说。

“笨驴”想了一会儿，然后改变策略。

“将军觉得您和外国人走得太近了。”吴翻译道。

这个问题已经争辩得太多了，我拒绝再被卷进去，“笨驴”就继续他的论调。

“他说报道是外国人写的，如果您不告诉他，一个外国人怎么会知道？"

“记者们来来往往，”我说，“如果有报纸认为我在重庆——很多美国人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会写信给他们——记者只要去找一个右手没有食指的光头男人就行了。”

这个说法终于让“笨驴”满意了，他和林、吴长谈了一阵。

“将军建议，”吴沮丧地说，“顾问以后带个假食指，以免身份暴露。”

“什么？！”我说，“不用戴假发吗？”

“他还没有想到那个。”

“咱们别跟他一起傻了，”我说，“他也应该知道，既然我的身份已经正式暴露，任何伪装都太晚了。”

“笨驴”软化了。

是光头和残废的食指导致我泄露身份，而不是任何中方的不小心或大意。

“笨驴”会工作到半夜，把这个故事完美化，然后写到给上司的报告里。

可能他还需要制作多份副本，发给不同的部门，以及自己存档。

他需要自己用笔墨完成这一切。

所有官僚机构都有堆积如山的官样文章，但中国人，在没有录音机、复印机器及其他器材的帮助下，完全迷失在他们自己的文件中了。

他们处理问题肯定慢几年、甚至几十年。

年复一年这样下去，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天，有一个政府官员桌子上的文件处理的是他爷爷年代发生的事。

这可好了，终于完全实现了中国人的理想:和先人合为一体。

林翻译整天都愁眉苦脸。

将军走后，我问他怎么回事。

“老四得了白喉，病得很严重，”他说，“我担心其他孩子也被传染。”

多数中国人在孩子小的时候按出生次序叫他们——老大、老二、老三、 老四，等等，直到大了才给他们起名字。

老四只有一岁。

“另外，”林说，“老五也就要出生了。”

“四个都太多了，甭说五个了。"我说。

吴感慨地说:“中国人讲究‘养儿防老、存谷防饥'。”

“你如果不给他们打防疫针的话，就没有儿子防老了。”

“顾问，我并不富有。”

“我跟你说过，我可以替你付这笔钱。”

“您已经对我很好了。”

“到底需要多少钱？”

“几百块。中国钱一天天贬值，西药贵到中国人买不起。”

“所以你就和司机赌钱？都让我看见了。想赢几个钱，结果输了，对不对？”

“输了很多，是我今天工资的一半。”

我说:“重庆宾馆的牌桌上有不少轻松钱等你去挣，要不要我帮你赌五十块？”

他看了看钱包，苦着脸给了我五十块。

宾馆在我原先住的小屋附近。

整个建筑是廉价的木板和洋灰结构，用了一点砖。

它原本是家医院，外国人开始大量涌入重庆时，政府把它改成了酒店。

它的客房只供外国人住，餐厅则对所有人开放。

餐厅里有一个大休息室，里面有壁炉和收音机。

宾馆有一个宴会厅，面积大，没什么装饰，有几个供私人派对用的房间，以及几间没有暖炉的睡房。

像在巴黎的和平餐厅一样，在这里，你迟早会遇到所有重要人物——外国顾问、记者、生意人、外交官，以及间谍、骗子、妓女，和驻渝的其他外国人。

他们来吃西餐或所谓的西餐，喝茶或其他饮料，玩桥牌，赌扑克，追女孩儿，或者只是因为无聊来逛一逛。

我经常晚上来，喝一杯昂贵的走私威士忌，在底层的一个包房看一会儿牌局。

但是，我从来没玩过。

事实上，我是被他们马马虎虎的玩法给吓着了。

我听说这种玩法在东方很普遍，如果是真的话，牌场大鳄们可错过了一个油水巨大的市场。

诚然，他们赌的是中国钱，而任何货品以中国钱标价的话，数字都很大——要用一捆捆的钞票去买。

重庆宾馆的赌牌方法很马虎，根本不理那些众所周知的规矩，当出现问题时，就现场发明新的规则去解决。

他们很幼稚，靠想当然，完全不顾数学概率。

他们一赌起来，好像中国钱就不是钱——其实中国钱也是要用美金换的。

令我恐怖的是，赌完一局后，他们居然把底牌朝上扔出来给人看。

他们打破了赢牌的金科玉律中的每一条。

而在我老家的小镇里，每个年轻人，只要经常光顾那里的十一家酒吧和三个桌球室，对这些金科玉律都会烂熟于胸。

我扑克的启蒙老师“咸佬东”和“磨蹭山”如果知道重庆宾馆的牌局这么容易赢钱，一定会高兴到昏过去。

当我和林进去时，牌桌周围已有几个玩家了:摩根·科洛顿——英国大使馆电码员，势利，满头卷发，经常把回国打仗挂在嘴边、但永不实践；

白修德——《时代》周刊记者，脾气很好，希望成为作家；

中国小伙子平——穿着西装，文雅客气(肯定是监视外国人的间谍)；

美丽的金发女孩玛雅——波兰人，在华沙嫁给了一个中国官员。

玛雅跟赛尔塔一样，在被丈夫降为小妾后，造反了。

她现在为中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在凌晨时分用法语广播，当然还向政府报告一些关于外国人的无用情报。

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史东尼也在，此外还有喜欢争吵的英国人吉尔伯特，两个人的生意都跟中国的盐税有些瓜葛。

我进去的时候，史东尼正要走，我就坐了他的位子，把林的钱放在面前。

林紧张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他们正在玩一个任庄家决定的混蛋游戏——高低、竞牌、抽牌、2为任意百搭牌，诸如之类。

我早学会了一条，即玩扑克是持久战，让你赚钱的并不是你赢了多少，而是你能拿回来多少。

紧跟这条法则，我依概率小心地玩。

在家乡，玩五张牌的牌局时，如果底牌连张0都没有，我们就一定放弃了。

这里，这些流浪在原始中国的鬼子们，有张2也继续要牌，有个顺子也继续要牌，有个三张的同花也继续要牌，几乎有任何东西都继续要牌，为了避免去想自己下的赌注，他们几乎有什么都继续要牌。

还有，正如我说的，到局尾时，他们都把牌面朝上扔出去。

因为我要为林赢几百块，我当然要利用这些，尽快赢钱走人。

破译这行干得出色的人，多数过目不忘，因为他们要记住那些长串的加密单词和字母，才可以想出方法破译。

这不是普通的记忆，是照相一般的强记。

我可以记住很长一串的牌。

发牌前，我将翻开的那些牌收拢并记住，把它们摆在最底，然后根据“咸佬东”和“磨蹭山”的教诲，小心地假装洗几下牌，切牌后，那一长串曾翻开的牌最少有一大半在上面。

当我坐庄发牌时，我要求玩五张牌的牌局。

这样，当我看了自己的底牌时，我也知道了其他人的底牌。

同样，如果有人半途放弃，让那些跟了注的人继续，我也可以挺准确地算出谁会受益。

我不是说我可以在扑克牌里大量搞鬼。

我可不是“磨蹭山”，他在年轻的时候，每天坐在四面是镜子的桌子前练习，只有当他自己都看不出自己在作弊时，才跟其他人玩，就算在沃辛顿这个乡下地方也不例外。

他的手很大，我的很小，而且我还没了一根手指。

尽管如此，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从这些人手里帮林骗到几百块钱。

英国电码员摩根·科洛顿，干的还是我在半辈子前就放弃的工作。

他变得非常地不喜欢我。

当我坐庄时，他总是加注，希望把我的钱扫光。

如果我靠强记，知道他的牌比我的好，我就放弃。

否则的话，我每发一张牌都残忍地把赌注提高。

每次输钱之后，他就表现得更讨厌了。

林看着他给我的五十块慢慢增加到一千块，紧张到流汗，虽然房间又冷又湿。

一个引人注目的黑发女人走进来看我们玩，短暂地打断了牌局。

她很胖，抽一支黑色的雪茄。

我过去没有见过她，但当摩根、白修德和平向她打招呼，叫她美丽时，我意识到她就是项美丽。

传闻她在重庆是为了写本关于宋氏三姐妹——蒋夫人、孔夫人和孙夫人的传记。

她叫了酒后，我们的牌局重新开始了。

开始时还挺平静的，后来，摩根在三张牌中翻开了两张A，把注码加到二百块，把其他人都吓走了，于是便只剩下我和他对玩了。

我翻开的两张牌是一对5，底牌是Q。

而摩根的底牌应该是张10，除非我的“强记”失败了。

同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发给他后面的几张牌，也帮不了他什么，而我的第五张牌会是张Q，这样我就有一对5 和一对Q，赢他的一对A。

在第四张牌时，他把注码加到五百块，我只是跟注，因为我怕他明白过来，而要求切牌。

林这时已经是脸色雪白、汗流不止了，他站了起来，屏息观看。

我朝他挤挤眼，他只冲我勉强地翘翘嘴角。

我琢磨，如果我记错了，脸色就会变得跟他一样难看。

发了第五张牌后，摩根把他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押上了，我则跟随。

这时，桌上的赌注一共达到了三千块。

我翻出了两个对子，而且，为了回敬他的傲慢，在他把底牌翻出来前，就将桌上的钱一把扫了过来。

这时，他愤怒地把牌撕碎扔掉。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他满面通红、声音发抖地叫道。

他停顿了一下，使得他的话更戏剧性，撇着嘴嘲笑道:“赫伯特·奥思本·雅德礼先生！”

他等了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反应，却毫无动静，甚至没人笑一下。

“美丽，我们走。”他说。

项美丽和他一起走了，她倒泰然自若，仍旧吸着她黑色的大雪茄。

平说:“不要理那个混蛋，坐下来继续玩儿，奥思本。”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