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夜话 | 武昌文华书院老校长和他的中国神探

摘要：近日翻阅教会有关史料，在武昌文华书院老校长贝锡鼐（Sidney C. Partridge）任职美国圣公会西密苏里教区主教期间的资料名录中，发现了贝校长的一件新鲜事。除教会相关文件之外，附设了一个“零散出版物”文档：一套标题为“王福秘法”（The Mysteri

原创楚天舒

近日翻阅教会有关史料，在武昌文华书院老校长贝锡鼐（Sidney C. Partridge）任职美国圣公会西密苏里教区主教期间的资料名录中，发现了贝校长的一件新鲜事。除教会相关文件之外，附设了一个“零散出版物”文档：一套标题为“王福秘法”（The Mysterious Way of Wang Foo）的系列文辑。这个编入另册的档案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于是一篇一篇地查阅这些零散的报载文章，竟然收集到贝校长多达三十篇的中国神探王福探案的小说！

贝锡鼐在1887至1899十二年间任职武昌文华书院校长，教授中文和英文两门主课。贝校长是于1884年11月22日抵达上海，1887年10月17日来到武昌，而于1899年12月26日离开武昌的，这样算起来他在中国生活工作十五年。但贝校长却自认为他在中国的经历是十八年。原来，在正式由美国圣公会派来中国传教之前，贝锡鼐于1882年初就作为私教到中国及日本游学九个月，工作就在上海教会学校代课。如果从1882年初算到1899年底，也就将近十八个年头了。然后，1900年至1911年任职日本京都主教，1912年至1930年任职美国西密苏里主教。

当1930年6月贝锡鼐去世时，美国圣公会同年8月号《宣教精神》发表题为“曾为东方讲传教士的贝主教”的纪念文章，介绍贝校长说：“在中国，……他接触到外国文化，并培养出一种使他能够像说母语一样讲外语的熟练语言能力，及对当地人民的径易明了的理解能力。这些素质，为贝锡鼐在中国不仅于传教事业而且在他的众多探险经历中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文章还评价道：“贝主教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精通多种语言，不仅包括英语、法语和德语，还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意大利语、两种汉语方言和日语。他的文学兴趣不仅包括阅读，还包括诗歌和散文的写作。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个以东方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的系列，这些文学作品广泛流传。”

这套侦探小说系列，就是王福探案集。它是时为西密苏里主教的贝锡鼐于1918年至1921年间，在《华盛顿周日星报》等报纸上分篇连载发表的中国侦探小说，统称《王福秘法》。它在美国侦探小说史上，属于这一题材类别的早期文学作品。

王福是贝锡鼐塑造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神探，作品中被当时居华的外国人誉为“中国侦探王子”。王福常住香港，但常被延请到大陆沿海开放城市探案，从天津到上海，从厦门到广州，所涉及的还有汉口、苏州、宁波、福州，南京等扬名海外的城市。在贝校长的神探传奇里，王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儒家学者，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习俗的基础上分析和判断案件，尤其是发生在外国租界和殖民领地里的案件。

贝锡鼐的王福探案小说，就其方式方法即所谓“秘法”来说，带有现代推理小说的特征，就像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一样。但如果说福尔摩斯是重在案情的科学诠释性推理的话，不妨说王福则是重在案情的文化演绎性推理。而且他们的共同身份，就像福尔摩斯自称的那样，都是“咨询侦探”，就是应官方或私人侦探之请破解疑难案件。同时贝校长还暗示着中国的王福是胜于外国的福尔摩斯的。王福的出场，通常都是在被誉为外国租界或殖民领地的福尔摩斯的西人侦探家们无从断案或判了冤假错案时请来的。通过文学作品，贝校长从正面表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王福探案集极具中国特色，其所侦破的案件，不外乎也都贪污案、盗窃案和谋杀案，而贝锡鼐的标题却几乎全都是以中国传统的文物或文化遗产命名，如《佛牙》，《珊瑚扣》，《景泰蓝花瓶》，《漆柜》，《住持的念珠》，《天蓝色的瓷片》，《象牙棋盘》，《竹图腾》，《沸井》，《致命茶箱》，《金莲花》，《孔雀屏风》，《佛杖》，《翡翠吊坠》，《妙篮》，《金鲤鱼》，《银锦卷轴》，《檀香扇》，《香炉》，等等。这些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意象和符号，蕴藏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王福探案集涉及大量的中国的古老习俗，当然也包括了一些迷信。《银锦卷轴》（The Scroll of Woven Silver）讲了一个谋杀案的故事，一个外国水手坐着轿子，在香港街上撞上一个当地人的送葬队伍，碰倒了前列抬着的银锦大屏，自己也从轿上摔落，结果被送葬人群当场打死。人们把凶手指向送葬死者的儿子，指证他用泥土塞进落地水手的口里，致其呛噎而亡。

经过在文化背景下的调查分析，王福发现该案并非谋杀。原来水手患有癫痫，摔落时引发。而被告根据当地羊癫疯要用“羊吃草”的办法救治的迷信，匆忙就地拔了一些青草塞到水手嘴里，试图终止发作，不料因杂草带有泥土而害死了他。一桩在洋侦探们手里人证物证俱在的死案，结果被中国神探推翻了。

每次破案后，王福总是对西人同事详细解释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和本质。所有人无不为之折服：“王福总是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领引租界领地外国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探案集中很多案件，都是王福运用自己丰富的民族风俗习惯的知识，为在外国租界领地上被西人侦探冤屈的同胞翻案。

如在《妙篮》（The Enchanted Basket）中，通过分辨汉语同音字“庙”和“妙”，为一个被控在彩票中舞弊的中国人平了反。在《致命茶箱》（The Fatal Tea Chest）中，贝校长表达了外国人尊重中国传统的必要。对于茶港码头工人的会所、帮派和行规的态度，贝锡鼐借一个领事角色的口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这些遵从自己所继承的数百年来的传统理念来办事的码头工人呢？”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的长袖善舞，就是作家贝锡鼐校长为王福所命题的“秘法”了。

几乎在每一则探案故事中，王福都要引用一两则《论语》、《礼记》、《诗经》等儒家经典。小说介绍王福的探案，“不接受任何报酬——只是为了他的事业而做”，“为了他所称道的儒家的正义准则”。每每在外探案，王福随身总要带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猪皮行李箱”，除服装外，“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古籍—《论语》（Analects of Confucius）、《中庸》（Doctrine of the Mean）、《礼记》（Book of Rites and Ceremonies）……并小心地把它们藏在衣服下面。”

这位具有“真正中国学者的派头”的神探，言必称子曰诗云。如在《竹图腾》（The Bamboo Idol）中，引用《论语·公冶长》“愿无伐善，无施劳”（To make no boast of talent，nor show of merit were my wish）；在《象牙棋盘》（The Ivory Chess-Board）中，引用《礼记·大学》“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They who governed the people well learned first to control themselves）。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贝锡鼐，为中国学者侦探王福赋予了一个儒家传教士的身份，借助这个形象广泛宣传了以儒教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作品里，贝校长直接用“孔夫子弟子”的人称指代王福。

贝锡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离不开他对汉语语言的驾驭。作为早前美国圣公会中国主教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所要求的在华传教士具备“一人两语”（每一传教士会说两种方言口语）能力，贝校长熟悉了上海话，更精通了武汉话。在文华书院期间，专题研究了武昌方言，并发表了《武昌话音节表》，为后来汉口教区殷德生（James A. Ingle）主教撰写《汉音集字》提供了基础。

在王福探案集中，为渲染乡土气息，贝校长全部使用注音附译意的方式来表现中国人角色之间的对话，从中甚至可以听出武汉方言的语音，如“ko shi”（可惜）、“yo fang”（药房）、“leh lao”（热闹）、“ching tso”（清楚）、“con chok”（孔雀）等。

而描述本土当地人对外国人交谈，贝校长又全部使用富于地方色彩的“洋泾滨英语”（pidgin English），如“My velly good”（我很好）、“Him no money”（他没钱）。《致命茶箱》还讲到一个汉口人和一个广州人，由于方言口音的巨大差异，只能用笔语对话，甚至还得用洋泾滨英语会话。

贝锡鼐在文华书院十二年，正是武昌圣公会昙华林传教院在十九世纪末的发展阶段。尤其是1893年6月郭斐蔚（Frederick R. Graves）调任上海主教，贝校长就全面负责武昌昙华林圣公会传教院。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武昌圣公会经历了迅速发展和重大变化。

传教院重建文华圣诞堂（Church of Nativity）和府街小教堂（Foo Kai Chapel），文华书院新建校舍（后威廉堂），基督男子医院新建院舍（后彼得堂）并更名圣彼得男子医院，简布伦女校新建校舍（后圣尼古拉斯堂）并更名圣希理达女校。同时，文华书院新开设历史、地理、体育和算学课程，改学年由三学期为两学期，并组织教师和学生社团如圣提摩太会。

贝锡鼐对文华书院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开始招收付费生，而1892年第一届付费生班就有40人入学，大都为学者、商人和官员子弟。有意思的是，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儿子报名文华，并表示愿出资赞助，但要求为其免除宗教课程和活动，结果为贝校长谢绝；到了1906年，张之洞再次为四名亲属子女报名文华，并同意他们全程参与教会学生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总督改变了观念，” 后来文华大学校长舒美生（Arthur M. Sherman）在与人合著的《中国教会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从那个时间点，1892年，文华书院就开始向自给自足和当今文华大学的位置坚实地发展。”

其实，贝校长与张总督交往是比较密切的。1897年张之洞委托贝锡鼐致信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舒尔曼，高薪招聘农业人才来省工作，期为两湖农业的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白雷耳应聘来到武昌，成为湖北农务学堂的洋教习。白雷耳时期的湖北农务学堂先以保安门内大公馆为校舍，后迁至阅马场东四川会馆。

贝锡鼐离开武昌时，文华书院继任校长雷德礼（Lawrence B. Ridgely）在1900年10月号《宣教精神》上撰文说：“正当学校设施和学生数量巨大发展的时候，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荣誉和损失，” — 贝校长调任日本京都主教。“他带走我们洪水般的遗憾、感激、称道、祝愿和心里话，这也使他深为感动和感谢。” 恋恋不舍的学生们，“送给他一对银碗和一面金线红锦卷轴。”

本土化一直是贝锡鼐在中国的追求。郭斐蔚1928年的《回忆录》曾经讲述了贝锡鼐的一件往事。贝校长和他曾经致力推行教会本土化，试图以带中国特色的方式方法传教，并联合本土教士创办了一个“中华教会联盟”，不料却遭到圣公会美国总部以“不合教规”罪名的反对和打压，并威胁如果坚持就开除传敬院。贝校长对他表示愿为自己的事业殉教，但郭斐蔚从大局计放弃了他们的努力。

郭斐蔚说有意思的是新建的文华圣诞堂（Church of Nativity）于1989年10月28日落成时，有一位学生满意地说外国人有“外国的（Foreign-ty）教堂”，现在我们也有了“本土的（Native-ty）教堂”。虽然这是对英文单词的误解，却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本土化的要求和趋势。后来，终于成立了本土化的中华圣公会。正是本土化，造就了贝校长置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王福探案集。

另外，这位创造了中国神秘侦探的贝锡鼐，自己也有一个神秘的身份：作为1880级耶鲁生，贝校长是美国耶鲁大学神密的精英会社的终身成员。这个秘密组织每年只招收十五名应届毕业生，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小布什祖孙三代都是它的会员。

据悉，近年美国一个出版社先后结集出版了两辑王福探案集，使得埋没了百多年的的贝锡鼐部分短篇小说重见天日。但愿将来能有译著在我国问世，或可让贝校长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人们，在百多年后得以见识贝锡鼐的中国神探王福，领略他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克里斯蒂的波洛和程小青的霍桑不一样的精彩！

武昌文华书院老校长贝锡鼐，生于1857年9月1日，卒于1930年6月22日。终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