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天下午，在舒尔那儿，我赤条条地躺在我房间里的竹席子上，开着风扇，享受着午觉。

一天下午，在舒尔那儿，我赤条条地躺在我房间里的竹席子上，开着风扇，享受着午觉。

正睡着，舒尔突然粗暴地把我摇醒了。

他满脸通红，已经微醺。

“起来！”他喊道，“欧洲开战了！”

“真有这事？”

“没错，是听香港的电台说的。德国人入侵了波兰，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了。”

我们俩都认为，美国经历过一次大战的创伤后，是不会再次卷入的，但我们一致同意中国的情况会因此而改变。

舒尔在战事消息传开之前，将三万元中国钱换成了黄金。

他以二十比一多一点的价格买进了黄金，并预期价格会在一个月内涨到三十比一。

迄今为止，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贷款一直支撑着中国人的信用。

现在，由于害怕得罪日本人，英国和美国很可能不再这么做了。

中国的各出海口已被封锁，国土大片被占，形势对中国将非常不利。

“看来中国只有求和了。”舒尔说。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心里也吃不准。

“想求和的人太多了，”他固执地说，“中国现在根本没有进口，只能走缅甸和印度支那做一点点出口，中国的商人根本赚不到钱。一小部分商人硬闯封锁线，但大都使用中国纸币交易，而货币贬值比利润增长更快。中国商人们不断逃往下江。日本人脑子也很精，鼓励他们这么做。中国商人才不管谁统治他们，只要能赚到钱就行。我们很快就会有和平了。”

“不可能，除非有政变，”我说，“只要蒋介石活着就不会。通过夫人，他得到了财富、权力、地位和外国列强的尊重。他是爱国者，而且想创造历史。对他而言，和平有百弊而无一利。他是不会放弃的。”

这些都是大话，差点把自己说服了。

但我还是隐隐不安。

如果双方快速求和，我就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了。

一旦被日本人抓到，我将必死无疑，而且毫无疑问会以最残忍的方式死去。

我的新合同已经起草好，就等我签字了。

但我一直在拖延。

我还拿不定主意。

为了不去想这些令人沮丧的推测，我便问舒尔有没有抽过鸦片。

我自己是从来没试过，但如果没去过大烟馆就离开重庆的话，不免白来一趟了。

舒尔号称自己是老手，说抽鸦片还不错。

“但是，你好像得找个女孩陪着抽才有意思。”舒尔说。

在“新生活运动”中，抽鸦片的习惯与其他一些让西方人不快的恶习一样，是被禁止的。

但是，旧习毕竟难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无法一夜改变。

在尝试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许多照顾面子的做法和其他虚伪行径。

我让学员去打探了重庆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用英文向我汇报情况。

据他们说，在重庆可以轻易找到大烟馆、妓院和走私商。

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很想追求过去几千年的规律生活。

孙逸仙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旨在打破迷信、愚昧和腐败。

舒尔认识孙先生，他承认孙是“一个伟大的老家伙”，但对于“新生活运动”，舒尔认为全是“屁话”。

舒尔说:“你还记得河对岸那个我介绍你认识传道士吗？他就是指导中国‘新生活运动'的人。他是蒋夫人指定的。按他的说法，所有的事都是禁忌。他起草了一份一英里长的单子，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但是，中国人对那张单子一笑了之，该干啥还干啥。接着这个传教士回到美国，宣扬‘新生活运动’，并从那些笨蛋那里筹到更多的善款。听他们说起来，你会觉得中国是天堂。”

他端起杯酒。

“我应该当传教士的。”他怏怏不乐地说。

林翻译有一天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他指着一个走过的女传教土问我: “顾问，要是她在美国的话，能赚多少钱？”

“这个嘛，我不知道，”我说，“大概仅够生活费吧。"

“可她在这儿有三个佣人，一幢房子，还送几个儿子回美国去读大学。”

“这个嘛，”我说，想保持公道，“我还不止有三个佣人呢，再说我还有一幢房子，或是曾经有过。我的工资也足够送我的孩子回美国上大学。”

“但是，”他坚持说，“您在美国的时候，难道只是勉强够活吗？"

“要看时候了，有时候连这也不如，”我笑道，“有时候却很富足。”

他接着问我:“您相信基督吗？”

每次讨论传教问题时，他总要问这问题。

“传教士对你们一直都很好，”我告诉他，“他们教你们读英语，收费却很低。他们还免费教你们卫生习惯。这还不够吗？至于真正的宗教到底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那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他们不也送你们米饭吃吗？”

林说:“没错，古代的智者也说过，向人乞讨就不要再挑挑拣拣了。但我想，在美国的话，没有人会穷到要吃佛教徒施舍的米饭。我们吃传教士的米饭是没办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就把米饭吃了，但别到处问人是否相信基督教。”

舒尔很想知道，我的学员是如何找到各家鸦片馆地址的。

有一组学员中的几个干部非常聪明。

他们一直在街上晃，每当看到一个像瘾君子的老头，就派个人上前与他搭讪道:“老先生，家母生病，头疼得厉害。行行好，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得到鸦片灰治我妈的头疼。您发发慈悲了，祝您子子孙孙都平安无事。”

如果那老头知道的话，会告诉他们上哪里去找鸦片灰。

中国人相信鸦片灰是止疼药，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这组学员就用这个办法，跑遍了全城，带回来一张鸦片馆地址详单。

其他小组也带回另外的名单。

就这样，我在一个礼拜里了解到的重庆信息，比我几个月里了解到的还多。

后来，我的上级出面阻止我这么做。

他们认为外国人知道这些事情不好。

舒尔听完后，却拒绝去鸦片馆，因为害怕空袭。

“以前也这么热过，跟今晚一样窒息。”他说。

我们确实热到了极点，汗不停地从身上往下滴，我已经被酷热击垮了。

他说:“我去给你弄一杆烟枪来。 我就不抽了，还是只喝喝重庆杜松子酒吧。”

他拍拍手喊道:“喂喂。”

两个光着脚的年轻听差跑了进来。

他用四川话跟他们说话，指着我，比划着抽大烟的样子。

“不晓得。”他们说，摇着头。

舒尔抄起一个空的杜松子酒酒瓶，他们本能地闪开。

“你还认为他们在监视你吗？”

“当然。”他放下酒瓶，两个听差站在那儿发抖。

“他们完全明白我说什么。我知道他们都抽鸦片。我想让他们把自己用的烟枪拿来，可他们不敢。”

他拿着我给他的鸦片馆地址详单，又对他们说了起来，指着我，比划着抽大烟的样子。

这一次，他们笑了。

舒尔给了他们二十块钱，他们鞠躬说“马上去”，然后慢慢退了出去。

“看看他们！”舒尔笑道，你知道‘马上去'的意思吗？就是骑着马去。他们总说‘马上’，却慢得跟蜗牛在爬似的。我告诉他们去你地址上的地方弄一杆烟枪和鸦片来。那二十块钱他们是绝对不会给的。”

他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东西倒是带回来了，有一纸包鸦片，一个非常小、带着灯芯的油灯，一杆竹烟枪，一个小碗，比弹子大不了多少。

舒尔去厨房拿了一个新的灯芯和一瓶橄榄油。

中国的菜油对肺非常不好。

对吸鸦片的人来说，橄榄油才是上选。

他给油灯装满橄榄油，放入新的灯芯，并点燃油灯。

然后他给烟枪填满鸦片，就着油灯的火，吮吸着烟枪，把烟土烧成烟泡。

“给你，”他说，“非常简单。将烟锅侧过来，呈一定的角度对着火焰，让火可以碰到烟土，然后吸烟枪。”

我照着他说的吸了几口。

“我做得怎么样？"我问。

“只要躺下来，接着做就是了。但是没女人陪很没劲。”

我在藤椅上躺下，把脚搁到另一张椅子上，时不时地就着火吸上几口，耐心地等待着美丽女孩跳舞的幻象出现。

很不幸，什么幻觉都没有，但是舒尔的脸变得越来越朦胧。

我开始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通过烟雾，看到天空变晴了，月亮在第一峰升起。

然后，从内心某个遥远的角落，我听到一声号叫，醒了。

舒尔正摇晃着我。

“警报。”他就事论事地说。

我一定是又睡着了，因为他用冷毛巾蒙到我的脸上，把我弄醒。

我坐起身，看到他把浴缸灌满了水。

“浴缸必须时时灌满，以防万一着火。"他说，“抽得还好吗？”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回答道，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的嘴巴又干又粘。

“我想喝杯水。”我说。

“跟你说过，抽鸦片没女人陪的话，一点没意思。”

他给我端来满满一大杯冷水，我一气喝下。

“我们走吧。”他说，然后大声呼喊他的佣人。

我们走过一长截楼梯，来到公寓底部，舒尔有点紧张，我有点迷惑。

我们不耐烦地等着。

“喂喂。”他喊道。

这时传来恐怖的警报声。

舒尔冲上楼梯，又跑了下来。

“该死的黄皮杂种找不到钥匙！”

恐惧把我从迷糊中弄醒。

困在一座楼里或是一个地洞里，比什么都可怕。

“赶紧离开吧！”我喊道。

上了锁和链子的铁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舒尔领我穿过走廊。

“拿着这个。”他说，把电筒递给我。

他用笨重的身体反复撞击公寓办公室的门，直至门给撞开。

进到里面后，他打开一扇窗，我们从窗户跳到地面。

我们迅速从小街走到大街上，我的司机总是在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把车开到这儿。

“他跑了。”我说，徒劳地东张西望。

“没关系，”舒尔说，“我们找个防空洞躲吧。”

他把我领到了河边。

两个士兵指着我们的衣服对着我们大喊大叫。

原来，在月光下，我们的衣服呈白色。

“一帮蠢货，”舒尔嘟哝着，“他们以为飞机可以看得到我们。”

在地洞门口，舒尔亮出他的证件后，卫兵示意我们进去。

“我不进去，”我说，“我就坐在外面，我害怕。”

我靠着石门坐下。

“我就等在这儿，我不喜欢地洞。”

舒尔消失到地洞里，那个士兵坚持示意我走下台阶到地洞里去。

他开始动手拉我，我拔出枪。

“走啦。”我说。

他为难地看着我，松了手。

接着，我就睡着了。

爆炸把我震下台阶，我就这么醒了，脑子终于清楚了。

我在黑暗中不停与蚊子搏斗，直到警报解除。

舒尔随着人流出现了。

虽然火就在附近燃烧着，我们也懒得理，实在是太累了。

我们在他家的大门口等着，直到佣人们回来。

看来他们是找到钥匙了。

舒尔自己是没有钥匙的，说是在中国老爷们是从来不带钥匙的，开门锁门这种粗活，都应该由下人做。

来到阳台上，他打开灯，见我不停搔蚊子咬的包包，就拿出一个瓶子说: “试试这个。”

“我不想喝酒。”我粗声道。

“这不是酒，这是氨水，对蚊叮很管用。”

我扒光衣服，涂上氨水，那味道让我窒息。

“要不要再抽一管大烟？”他咯咯大笑，欣赏着我的惨状。

“鸦片可以治疟疾。”他向我保证。

想想抽鸦片的中国人都一脸菜色，我对舒尔的话很是怀疑。

即使他所言不虚，那代价也太大了。

吸鸦片的欢愉，从我自身经历看，就像东方的异国情调魅力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非要享受鸦片的话，最好还是读德昆西的书来享受，而不是亲身上阵，尤其是在遭蚊子叮咬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场大冰雹和倾盆大雨给吵醒，我起来把窗户关上，然后光身走到阳台，任由大风把雨吹透纱窗，泼到我身上，以此舒缓周身的灼热和蚊虫叮咬的痕痒。

舒尔也走到阳台上，揉着眼睛。

“看，”我说，转身让他看身上，“不再觉得灼热了。我跟你说过，天一冷下来就会好的。”

从阳台望去，大雨和冰雹正在长江上肆虐。

纤夫们用长长的麻绳拉着一艘大船，逆流而上，突然，绳索断了，船便朝着下游漂去。

闪电在第一峰上空划过，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闪电。

“真像在印第安纳州。” 我说。

“你准备回家吗？”舒尔问。

这么多个月以来，这是我头一回觉得这么舒坦，对于是否回家，不免犹豫了。

“也许会留下吧，”我说，“要看能不能拿到一直在协商的那个房子。”

那是一幢四层楼高的小公寓楼，离舒尔的房子不远。

房子当下一片残破，窗户上的玻璃掉了，房顶被炸弹炸飞了。

晨曦初露还不到半小时，舒尔家的佣人们已经起床了。

他们过来问:“吃饭吗？”

“是的，”舒尔说着，一屁股坐到藤椅上，两脚往走廊栅栏上一搁，“这里的生活挺安逸的嘛，为什么回家？”

是啊，为什么呢，我想。

无数生活在东方这片落后土地上的白人，大概都会这么自问。

为什么要跟东方作对？为什么不向东方屈服？

在这里一切有保证，人也受尊重，甚至可以获得荣誉，但是内心深处总有一些微弱的、不甘心的抗议声。

佣人们服侍我们吃早饭。

咖啡是用鲍普做的机器烘烤的，研磨的方式是印第安人的方式，用的是石磨；菜有中国火腿、炒豆腐；主食自然不能少，是烤过的小麦面包，上面涂了鸡油，替代黄油。

“现在还是太热，没法吃鸡蛋，”舒尔说，“等农夫把鸡蛋送到这儿，全都臭了。”

“在中国，‘臭'是所有中国字里最生动的字。”我说。

“确实是，”舒尔同意道，“但是如果你忽略这点的话——时间长了你肯定会的——那么，对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外国人是不会永远享受治外法权的，”我说，“用不着几年时间，你刮仆人耳光的话，就会被拖上法庭的。”

“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外国人会有这一天的。中国人很可能也会变。中国人或许因为我们掌握现代科学而尊重我们，但私底下痛恨我们。我常常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这种仇恨。”

"小事一桩。列强会强迫中国承认我们的特权的。”

“那又怎么样？"我问，“他们会屈从吗？”

“哦，天呀，我们别再争这个问题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说明外国人是如何唬住中国人的。两天前，我从南岸搭舢板回来，丢了钱包，里面有五百元中国钱，直到回家换衣服时，才被我发现。我想不起划舢板的艄公是谁了，对我来说，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我也不记得那条舢板的号码，我是从来不留意这些的。但我却把钱要回来了。我只是到警察局报告丢了钱包，第二天，钱包就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说罢，他又叹了口气道，“不过也不是总这样。有人整顿了重庆。”

是“刀斧手”整顿了重庆，我想。

我的学员就被分派到各个治安行动队去过，还带回了各种真实情况。

我看得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些事都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每次出勤时，常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负责监视黑社会经营的各种行业，如鸦片馆、妓院、歌舞厅和丐帮。

他们当然也看到，对于犯罪团伙的头目来说，经营这些营生是获利极丰的。

上课时，我从学员那里了解到，一个城市，如果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话，一定是某个黑社会老大控制的。

此人在警察局及政府中并没有职务。

他非常有势力，以至于重庆中央政府委任的市长对城市管理几乎没有决定权，只能向他多少争取一些管管抢劫、谋杀和强奸等罪案的权力。

对这一点，黑社会老大是同意的。

所以，假如某家著名的烟草店被抢劫时，有人给杀了，市长就会向黑社会老大讨个说法——是关于杀人的事，而不是抢劫的事。

而老大则会向案发地区的手下质询。

如果那个手下找不到杀人犯，他会找一个替罪羊。

关键在于，抢劫是个被认可的行当，但是如果抢劫犯愚蠢到杀了某个重要人物，那么，黑社会中就要有人为此牺牲，此人通常是由大家一起指定的。

重庆的各行各业，只要能想得到，包括戏院、鸦片馆、妓女、乞丐、黄包车夫、纤夫、各家商店、各家批发行，以及所有可以赚钱的行当，都是由黑社会老大的爪牙们非正式地授权进行的，其从业者，都要向黑社会组织进贡。

看清了这个体系后，我不禁想起一个中国人给我的建议:“如果你想在中国做生意，就找个中国人一起做。”

我对舒尔说:“你之所以能拿回钱，是因为那是烫手山芋。黑社会老大不想碰烫手的钱。”

“没错。”

“那么，只要列强继续关照我们，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不受中国的抢劫犯和杀人犯骚扰的，对不对？”

问这话时，我在想，在这种保护外国人的背景下，对一个日本刺客该怎么办，不禁有些不自然。

“绝对是。”舒尔说。

“那如果列强把我们忘了会怎样？”

“那就会发生最令人不快的后果。”舒尔道，非常传神地用手指在脖子上一划。

军统的间谍学校举行正式毕业典礼时，毕业证是由“刀斧手”亲自颁发的，军统总部的其他大员则陪伴左右。

“刀斧手”完事后，也没有任何前兆，突然跟林翻译耳语了几句，后者马上毫不婉转地对我说，我必须给毕业学员做一个五分钟的演讲。

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站起来往主席台走去，站定后，两眼茫然地望着五十个学员，林翻译紧跟在一旁，准备接住从我嘴里滚出来的金玉良言。

我满脑子搜寻该对这些学员说些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派往敌占区，执行危险的任务。

想起我经常向林翻译和吴翻译灌输当机立断的西方哲学，便沿着这个思路讲了起来。

演讲时，我不断引用我能记住的历史典故做佐证。

我断言，拿破仑之所以是一个天才的炮兵指挥官，无非是因为他总是抢先敌人几分钟到达战斗地点，配备更重的大炮。

我引用的这段可疑的历史没有引起很热情的掌声，再次落座后，我问林我的表现如何。

“不怎么样，”林说，“你让他们把明天可以做的事情放到今天做，等于侮辱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

之后，几个学员由于中国哲学的这些特征送了命。

要不是这件事，我是不会太在意演讲失败的。

“笨驴“计划让十个学员装扮成苦力的样子，携带小型无线电发报机，把他们空投到敌人后方去。

发报机是仿造那些空降到重庆被抓的日本间谍所装备的型号。

我当时坚持在晚上用侦察机将他们空降到敌区，但因为没有降落伞可用，所以无法成行。

不知道是”笨驴“没有下令做降落伞，还是做好了没有送到。

此外，他们还把无线电发报机藏到小钟里头，我极力反对也没有用。

那些男孩看上去并不很在意要冒的危险。

让中产的中国人去参与战斗固然很难，但是他们都胆大包天，敢于接受一些让外国战斗人员都发毛的任务。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那些男孩们经过敌人岗哨时被搜身，钟被发现，马上引起了怀疑。

一个苦力带个钟有什么用呢？

即便是一般中国人也不会带钟的。

于是日本人就开钟检查。

其结果是，十个勇敢的人都掉了头。

据我所知，丢了发报机比丢了人头更让当局难过。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