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人当时在上海，还出版了两张日文报，一张是《日日新闻》上海版，一张是《每日新闻》华中版，但是中国人都无法买到。我有一个亲戚，任职北四川路邮政总局，这个邮政局周围都是日本居民，贴邻就是新亚大饭店。该饭店抗战时期改为日军总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机关所在地，我的亲戚因

晴天霹雳 广岛被炸

日本人当时在上海，还出版了两张日文报，一张是《日日新闻》上海版，一张是《每日新闻》华中版，但是中国人都无法买到。我有一个亲戚，任职北四川路邮政总局，这个邮政局周围都是日本居民，贴邻就是新亚大饭店。该饭店抗战时期改为日军总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机关所在地，我的亲戚因职务上的方便，常见日本人把《日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寄往日军占领区的前方，因此，他常常留下一两份不代寄递，到了晚间回家时，经过我家，喜欢呷一杯酒，并把这种报纸给我看。那时的日本文字，不像现在全用"片假名"，几乎有五分之三是中国字，即使不懂日文，单看五分之三的中文，也可以连串起来，从中读到大体的内容。

记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七日的报纸，记载了八月六日"暴米在广岛投下了一种猛烈性的地毡弹，死亡人数无算"（所谓暴米的"米"字，就是指美国而言。所谓地毡弹，在发表新闻的那天还不知道是原子弹，到了后来才知道原子弹的名目）。这张报纸和平日大有不同，他们把广岛被炸的消息登得特别大，而死亡人数的估计，要达到五六十万（后来证明死亡人数是二十多万）。我看到这个消息，就想到普通炸弹炸死一万人都很少见，何以这次轰炸，一下子会死几十万人。到了晚上，朋友们纷纷打电话来说："日本吃了一个原子弹。"这是他们偷听短波无线电得来的消息。我搁了电话，再想打出去探听，电话已经不通，因为大家都在打电话，纷纷传递消息。但人们还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东西，以及它对战事有怎样大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原子弹"的名称。

我在诊病时，对门跑马厅中有一个马夫的头脑叫阿昌，他向来有病，总是不出钱请我诊治，自从日军侵占之后，看病更不付钱，而且头上戴了一顶日本低级员工所用的灰绿色"鸭舌帽"，自此以后我就拒绝为他诊病，理由是戴这顶帽子会吓走我的病人，所以我对戴这种帽子的人一律坚决拒绝，阿昌也奈何我不得，从此他就不来了。这天，阿昌的老婆忽然拿了一张白纸到我诊所来，跪在地上说："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家阿昌。"我一看这张白纸，上面写着"日本陆军本部非常出入证"，并写明"请汉医陈存仁诊病"等字样，下面具名支配人某某。我看了这张白纸，眉头一皱，不知如何应付，再三深思之后决定拒绝，理由是："跑马厅中有的是军医，何以再要找我？"阿昌的老婆说："阿昌死亡即在目前，跑马厅中不但没有军医，连兽医都已调了出去。"我说："不管！"阿昌的老婆也只好含泪而去。我心里虽然觉得太过残忍，但是因为我恨这班戴灰绿色鸭舌帽的小汉奸，所以不得不下此决心。

当天晚上八时左右，法租界的朋友们又纷纷来电话，说"苏俄已向日本宣战"。这一个消息传来，我就觉得要和几个好朋友讨论讨论，大家相约在法租界霞飞路DDS咖啡馆会面，因为那个区域是俄国侨民的世界，借此看看他们的动静如何。我到了那边，朋友四人已先我而至，看见俄国人开的小商店和酒吧依然照常营业，日军并没有把他们当做敌人送进俘虏营。大家在观察商讨之下，认为这个消息未必可靠，因为几年前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到过苏俄，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松冈回国时，斯大林还和他拥抱而别，拥抱的照片在报上登得很大。所以对这个消息，初时不敢深信，后来才知道和苏俄签的条约，简直是一张没有用的废纸。

这个时候，敌伪的报纸也遮不住丑了，新闻中大大地攻击美国不人道的轰炸和苏俄的投机加入作战，而且还讲日本人沉着应付，必能打破这个难。然而到了八月九日那一天，美国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向来我对门的跑马厅侧门是终日开放的，而这一天重门深锁，好多日本人都在静安寺路口的正门出入。我就想象到日本军人已经惊惶得狼狈不堪，但是我们只担心此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喜讯传来 不知所措

八月十日，上海的情况一如往日。因为那时节用电已从每月只限七度缩减到每月只能用五度，所以一到垂暮，马路上就一片漆黑，一般人不敢出门，恐怕治安上有什么问题。不料老友何君（他是生化药厂的人），打电话来约我到霞飞路 E . B . C 菜馆晚餐，讨论他们出品的胚胎素，因为原料断绝，可不可以用中药紫河车（即人胞衣）来替代。我勉强答应他五时半准到，吃到六时半一定要回家。他答应说："好。"我到了霞飞路，俄国人设的商店还是开着，马路上一片平静，苏联对日宣战的事毫无迹象可寻。六时三刻我回到家里，车夫对我说："今天我要回家。"我说："好。"

因为屋子里的电灯只有在晚餐时间开一阵，所以我只好秉烛看书，预备九时入睡。到了九时，已经睡在床上，突然一阵电话铃响，原来又是何君打来的。他说："好消息！好消息！日本宣布接受中美英等国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我问："你在哪里得来的消息？"他说："这是俄国人方面来的消息，现在霞飞路一带的商店已不顾电力的限制，家家开灯如同白昼，爆竹之声震耳欲聋，你要不要再到 E . B . C 来看看这般出人意料的热闹光景。"我听了这个电话，初时还半信半疑，继而走出阳台向外一望，全市漆黑，唯有南面法租界中心地带，灯光通明，这一来我就深信不疑了。这时我的心情，实在难以描述，我心想要是日本人果真投降的话，真是我生平从未有过的最高兴最开心的事情。于是重新穿上衣服，告诉家人日本已投降，走到楼下，又告诉挂号先生和两个学生，他们也兴奋得像发狂一般。我说："可惜车夫已回去，否则，我一定要到霞飞路去看一看。"那三个人说："先生，我们三个人轮流踏三轮车，送你到霞飞路去。"片刻之间，他们一人踏车，两人跟在后面飞奔，转瞬间已到达霞飞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叫的叫，喊的喊，有些人在马路中心狂跳狂舞，还有许多俄国人竟然拿了酒瓶在马路上狂饮，因为人挤得太厉害，我的那架简陋的"孔明车"无法前进，只好下车，自己去挤，但是又因为爆竹燃放得厉害，一堆一堆的人，避的避，拥的拥，好些人为爆竹所伤，可是受伤的人也毫无怨言。我和同去的三人也失散了，那架三轮车也被人潮挤烂了。我好不容易挤到了 E . B . C 餐厅楼上，这里早已被先到的人占满，店主人不供给菜肴，只是把啤酒一杯杯免费地送给客人饮，秩序之乱，无与伦比，哪里还找得到友人何君。这时酒杯缺乏，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水勺，在啤酒桶上抢酒饮，我一口气连饮了三勺，但是餐室内的人潮汹涌得很，一拥过来，我就被他们拥离啤酒桶，再想饮已饮不到了。不过我觉得这三勺啤酒味道之佳，向所未有。饮罢之后，又在人潮中挤来挤去，一直挤到亚尔培路转角，因为这个转角，是从前白俄侨民的中心区。只见无数白俄人，在马路中央大跳其俄国哥萨克舞和各式古典舞，一时欢呼叫好之声惊天动地。

最有趣的是，有一队白俄人，穿了沙皇时代的军装，戴上了好多勋章。还有一班乐队（上海人称做洋琴鬼），奏着俄国国歌，不过这队人步伐整齐，所有围观的人也让出一条空道让他们通过，后面有许许多多俄国妇女跟着，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行动，我高兴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

当时中国人开的商店，店主都回到铺子里来，也把灯光开得很亮，各自挂起一面中国国旗，人们高呼各式各样的口号，当然其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语，这个时候，日本军人一个都看不到了。

在这般光景之下，时间过得很快，已是深夜二时，我毫无倦意，但深恐家人牵挂，所以从小路步行回家。沿途逢到俄国式的小酒吧，依然挤着好多人，我再走进去饮一杯啤酒，这时俄国人慷慨得很，总是另外加送一杯俄国的伏特加酒。这种酒上口极易，可是一股热性剧烈非常，令人周身发热，本来平素要我步行这么多的路是走不动的，但是这夜一路走，一路想，居然很快就抵达家门。家人们纷纷来问我究竟是否确实，我说："确实！确实！明天的报纸一定大有可观。"

那个晚上，我实在太高兴了，睡都睡不着，躺在床上，迷迷蒙蒙地胡思乱想。想到日本这回如此下场，又想到日本退兵时可能会来一次大屠杀，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半夜间越想越开心，但是又越想越怕，哪里还睡得着，只好眼睁睁等着次日的报纸。

日军拍门 饱受惊惶

大约清晨六时光景，天尚未明，一个学生奔到楼上，说："老师！不好了！有个日本宪兵模样的人，在前面打门，初时打得很急（这扇门特别厚，表面是木门，隔层实际是一扇铁门，因为有一个时期，日本人要拆除铁窗铁门，所以我连夜加上前后两层厚木，尽管打门，声音并不很响），后来打门的军人，又用皮鞋乱踢，我们起身朝窗外一望，才知道是一个日本'正规军'，我们不敢开门，特来请示。"我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我向来知道日本军人捉人，总是在半夜或拂晓之时，所以我匆匆穿上了衣裳，想从后门逃走，岂知我刚打开后门，那个日本军人已到了后门口，我惊慌得不知所措，真以为大祸临头了。

幸亏我略略镇定一下，看到这个军人后面带着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就是前两天来求我看病的阿昌老婆，这时我才稍稍安定下来。而且想到向来日本军人对要逮捕的人，首先必定重重地打两下耳光，但那军人却对我行了一个军礼，说的是日本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问阿昌老婆，这个军人来做什么。阿昌老婆说："因为前两天请你出诊，你不答应，现在阿昌是伤寒症肠出血，泻了一便桶的血，我向军部求救，所以现在由这个军老爷陪我来，带了非常出入证，请你去看一次。"我说："伤寒症肠出血在一百个病人之中，能活的十个也不到，这是不治之症，我不去，你自己向那军人说罢。"阿昌老婆说："我也不会说日本话，求你去走一次，免得这个军老爷发脾气，害你吃眼前亏。"我心中实在不想去，但是她的话倒也有道理，这种军人发起兽性来，只要铁蹄踢我一脚，我已受不了。我就指指身上的睡衣示意，并且用中国话说："我要换一件衣服，你等一等。"那军人也懂得我的意思，我就上楼穿了一套长衫马褂，还想带一个学生同去，那军人摇手示意这个非常出入证只限一个人。我想到跑马厅中已紧张非凡，便带了一些伤寒末期的急救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等，跟着他一路由静安寺路正门入内。

这时曙光微吐，街上行人稀少，加上我一夜未曾入睡，所以觉得很疲乏，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入跑马厅正门。那边的大门开得很小，只容我们三人依次进去，只见里面有宪兵多人，把我这张非常出入证详加察看，经几个宪兵商讨研究好久，才准我入内。

我知道，马夫的居处是南边一排红色砖墙的矮屋，距离正门极远，那时只见无数日军正忙着搬东西，情况混乱，好像有大事情发生似的。幸亏陪着我的那个阿昌老婆指着钟楼对我说："阿昌就躺在那个钟楼下的一个小屋中。"

我进入钟楼，那个与我同去的日本军人随手把那张非常出入证递给了我，示意我藏好，随后他慌慌忙忙地离去了。于是我就跟着进入那间小屋，在门外已经闻到一种极难闻的臭宿之味，我知道这种气味，就是伤寒症到了危急的时候必然会有的一种虚脱性出汗的臭味，料到阿昌已病入膏肓。果然，我走到他的面前，见到那人奄奄一息。本来阿昌有个绰号叫做"塌鼻头阿昌"，其身强力壮，是马夫中有名的打手，此人在日人侵华前后，声势之盛，远远超过从前小马夫马永贞。马永贞在马霍路的时期，不过有一种"两腿夹马"的功夫，死后竟被笑舞台编剧演绎成一个大名人，其实塌鼻头阿昌，其勇，其狠，其猛，其恶，兼有几段假仁假义之事，从者之众，远胜于马永贞，可惜未经小说家的渲染，所以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物。

阿昌到了这个时候，神志昏迷，骨瘦如柴，看他的情况，已濒临死亡边缘。我想，即使是真的英雄，也怕疾病折磨。这时我在不得已的状态之下，为他按一按脉，觉得他六脉已乱，脉息有如游丝，有如鱼跃。我对阿昌老婆说："阿昌生存的时间极短促了。"说罢我就吩咐她把紫雪丹捣粉用水灌他饮服。我想立即脱身，料不到钟楼之下的小门，在那日本军人出去时被他掩上了，只得暂时止步，等候他来陪我出去。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外边军靴声越来越大，我心想外面的情况一定比先前还要紧张，只身拿着这张非常出入证出去，未必能允许我通过。正在进退维谷时，阿昌的老婆已大声啼哭着奔出来告诉我："阿昌还没有服药已断气了。"我说："这是预料中的事，最好你不要大声啼哭，现在日本人个个紧张得精神失常，见你大哭说不定会进来打你一顿。"阿昌老婆说："我一个人站在尸首边，实在害怕。"我说："你不如走出房外，陪我等一会儿再说。"于是两人同在钟楼下等候来人。

一场惨剧 亲眼目睹

正在这时，只听见外面军人的呼喝之声，无数大卡车由远而近，轧轧声络绎不绝。于是我就从钟楼的楼梯盘旋而上，在横角之间，四周都是小窗，从窗口望出去，跑马厅的正门已经大开，无数的运兵大卡车接踵而入，门口站了两行宪兵，见到一辆车开入，便高喝一声，举枪致敬。这时，我知道非由那个军人来陪，绝难出门，只得更上几层楼，登上钟楼的顶层，原来最高的地方，本是日军的瞭望台，此时已渺无一人，而窗口上倒留有好几个极精良的望远镜，我就随手拿了一个向四周观察。此时天色已明，朝东望是不见尽头的军车陆续入门，朝西望也有无数军车等候着。待军车进入跑马厅后，军人下车分别列队，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海军空军也开到指定的地方，排列得很整齐，大约东面进入几十辆军车之后，让西面也进入二三十辆军车，依次进入，源源不绝。我看了这种情况，又回到另一个窗口，遥望南面的情形，在最远的一隅，有不计其数穿着白色衣衫的人，排队站立着，我手中的望远镜实在很精密，我调整更远的焦点望过去，这些穿白色衣衫的人都有手铐和脚镣，细细地点一点数目，每行是十二个人，有铁链串着，但是因为人数太多，究竟有多少人，实在数都数不清楚。

阿昌的老婆，呆坐在我身边的地上，我就叫她来看一看，这些穿白衣的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阿昌老婆看也不看，只说："这些人向来是囚禁在马房中的，半年来，陆续增加到一两千人，晚间由宪兵押解到看台的坐阶上，让他们睡觉，这些都是日本的造反军人！"我想阿昌老婆所谓"造反"，即传说中的"反战军人"。从前我不信日本军队中有反战分子，现在一看倒是事实；我又想到从前传说反战军人在进入战区时，一经发觉都是就地正法，而这些反战分子想是在附近战区被捕的，所以留到现在。

阿昌老婆像在喃喃自语："昨天晚上，全跑马厅中的日本老爷（这是附敌马夫们向来的口头禅）没有一个睡觉，只见他们纷纷忙着做各种工作，最气人的，就是一班马夫，向来忠心耿耿地为他们做事，直到昨晚半夜，日军突然下令叫他们全体收拾铺盖，立刻离开跑马厅，而每人应得的若干遣散费一句不提，对当翻译先生（这种称呼也为马夫们所惯用）的高丽人、台湾人，同样叫他们离去。这时大家感到前途茫茫，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一般马夫对日本人怕得很，加上没有一人出头，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这时有两位高丽翻译先生挺身而出，向日本人索取遣散费。哪知道日本老爷看着这班马夫暗暗抹眼泪却不为所动，尽管高丽翻译一直在讲，那个日本老爷却闭着眼睛不出一声，讲了好久，他才打出一个电话向上峰请示，电话搁下之后，说每人发给十个银元，这时大家哗然，认为只给十个银元难以为生，而且跑出去被老百姓打死倒有份（平时这班马夫戴了灰绿色的鸭舌帽，狐假虎威地欺压平民）。当时高丽先生又对日本老爷讲了很多话，日本老爷说，我自作主张，每人再加十元。高丽先生还是不肯答应，岂知那个日本老爷竟然面色一变，拔出手枪，砰的一声把那高丽先生即刻打死。这样，大家也就不敢作声。那个日本老爷叫人搬出几箱银元，发给每人二十元，大家忍气吞声而去。那时阿昌卧病在床，连二十元都没有拿到，他的后事真不知如何了结？"

听完她的一番话，大约已经过了十分钟，再拿起望远镜来望，情况又不同了。外边排列的空车，最少有一二百辆，军人排得密密麻麻，以军车的数字来推算军人的数目，有近万人，都是一方一方排得很整齐的，在远处中央搭着一个台子，台上放有一把椅子，这把椅子看来像是跑马厅售票人坐的高脚椅子，椅子的靠背上披着一条黄色的东西，但我看不出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台子的旁边竖起一根很高的旗杆。这时候，又有无数名贵大汽车开入，车上坐的都是高级军官，每辆车停下来，军人们便举枪致敬。军官们昂然步行站在一般军人前排，每一个军官到达时除了军人呼喝致敬之外，全场肃然无声。看这班军官的服装显然各有不同，想来海陆空军所有军官已经到齐，有人便把跑马厅正门锁上，宪兵也加入队伍中站立，连开车的勤务兵也列队站齐，片刻间升起日本国旗，在场的军人同唱国歌，唱毕，一个军官对着话筒讲了一番话，当然我也听不懂，只见远处一隅地上，摆着一排计算不出数目的机关枪，对准那些穿白色衣衫的囚犯，旗帜一挥之下，跟着就是一阵轧轧的机关枪声，无数白衣囚犯纷纷应声倒毙，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之后，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在话筒前讲了几句话，只见剩余的白衣囚犯，立即跪到地上，带着手铐表示降服，这些囚犯就算逃出鬼门关了。

我看到这幕人间大惨剧，真是周身冷汗，心想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已经残酷到此地步，对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不知要残酷到什么地步。想到这里，真不敢再想下去。

原来这幕惨剧，是做给全体军人看的，即俗语所谓"杀鸡给猢狲看"。接着一声号令，上万个军人寂静无声跪在地上，台上已经放着一架唱机和话筒，由几个高级军官，诚惶诚恐地捧着一张用黄巾包裹着的唱片，放上唱机，播出一篇"演说词"（后来才知道是日皇宣布投降的诏书）。演说词播完，全场军人都抱头痛哭。只见许多军官依次抽出指挥刀放在台上那把椅子的前面（那把座椅原来即代表日皇的皇座），这些军官的人数几何，这时我也不敢看了，深恐他们散会时发现我这个穿长衫马褂的中国人，不知会引起什么祸端，想来总是凶多吉少，不如趁着所有日本军人哭成一团的时候，想办法尽速离开，因为钟楼上望下来，军人坐的汽车卡车，已经塞满了外面的通道，我大可以利用这些车辆来作掩护。于是我手里拿着那张非常出入证作为护身符，向跑马厅另一面（即新世界南部的后门）走去，看到跑马厅外面国际饭店、金门饭店等高大建筑物的窗口中、屋顶上都挤满了人，我敢说这悲惨的一幕，并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看到的人至少有千人以上，不过没有人像我那样亲历其境。

上海的"跑马厅"，要比香港的"马场"大得多，所以我走得很辛苦，等走到新世界后门时，一看大门早被日本人封锁，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站的地方已是日军视线所不及，我的胆子也大起来，心想我必定可以安全地逃出重围。那时我顾不了许多，因为跑马厅沿静安寺路一带没有围墙，只有铁栅，便决心爬出铁栅。栅高约六尺，不过绕着有刺的铁丝出去大有困难，我就把衬绒袍子马褂脱了下来，盖在铁丝和铁栅的尖头上，这时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我一下子便爬了出来，跳到栅外的沟中。这条沟极狭，不过一尺深，下雨时有水，天晴时只有干枯的野草，我一跃而下，跳在干草之中，一点没有受伤，举目四顾，还怕外面有什么日本军人守着，所以仍把那张非常出入证拿在手中，以防万一。但是望了好久，根本不见日本军的影子，连警察也没有。

八年怨气 一旦倾吐

走出重围之后，我反而周身无力，举步艰难，好容易挨到国际饭店，先上三楼孔雀厅坐下来，也不知道大家从何处得到消息，在窗口目睹了日军的悲惨下场，孔雀厅中早有成百人在那边大开香槟，一个个碰杯狂饮，庆祝抗战胜利。这时我的精神也为之一振，但是身上未带分文，不能买酒，幸而相熟的朋友很多，虽然见我只穿了短衣衫，狼狈非常，大家也不问情由，纷纷拉我去同饮，原来那时国际饭店中人，也如痴如狂地随便客人取饮，不给钱并不在乎，这时候的情况，真所谓普天同庆。八年来的怨气，大家得到一个倾吐的机会。

兴奋过度 情不自禁

我想到了回家。可是日本投降的刚才那幕惨剧已经结束，无数日本军车由跑马厅中开出，所有军人都已把枪械缴出，一车车开回虹口和大西路，这时静安寺路交通已断，我无法回家。打电话到家中，电话线已挤得根本接不通，足见上海人都在打电话互相传播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幸亏国际饭店的经理卢寿联君和我很熟，我要他替我开一间房间，不过我说不能先付钱。他说："昨天房间还住满了日本大亨，到了下午七点钟左右，陆陆续续地都搬走了，所以空房间多得很，你付不付钱已不是问题了。"他就立刻替我开了一个房间，我进房倒下去便睡着了，不过睡了约半小时，心头怦然一跳，一跃而起，想起家人一定牵挂着我的行踪。于是我不顾一切不断地打电话，大约打了半个钟头才打通，我告诉家人说："我现在睡在国际饭店，安然无事。"打罢了电话，重新入睡，不到一刻钟又惊醒了，因为迷蒙之中，幻现出一批白衣囚犯被枪决的情况，觉得恐怖得很，再也睡不着。于是又跑到顶楼一个名叫"云楼"的小酒厅，再向上走一条小梯，即是天台，在那里眺望跑马厅的情况。只见那边有很多正在焚烧的大小火头，因为没有望远镜，看不到在烧什么东西，只见许多纸灰飞扬在天空中，照我的推测，是在烧毁卷宗。一部分火头是架着木头烧的，而且随风吹来一阵恶浊气息，我想可能是烧反战囚犯的尸骸（后来据我的家人说，烧尸体的臭气，历时很久才消失）。看过之后，我回到房间中，家人已将衣服送来，两个学生也赶来问我经过的情形。我说："现在我没有精神再说了，你们赶快替我去买报纸。"可是一倒在床上，反而觉得先时饮的酒，酒性开始大发，一会儿昏昏入睡，直睡到傍晚才苏醒过来。醒来一看床边一张报纸都没有，后来才知道报纸出版后一抢而光，足见那时上海人已经开心到发狂一般，人人争先恐后地要看报纸。

到了晚餐时间，我的家人来了，我说："大家这般开心，我反而感觉到有一种极端的恐惧，深怕日本人在大撤退时发起一次兽性大屠杀。我们总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个时期，可是大旅店太不安全，住人家又不方便，该怎样才好呢？"家人说："不要管他，八年的恐惧都过去了，还怕什么？"我们正在商量的时候，外面一片爆竹声震耳欲聋，我的恐惧心理也被爆竹声冲淡了。后来才看到报纸上说，日皇诏书的唱片引起主战派军人入宫搜索，而事实上这套唱片早已移藏别处。为了这事，主战派和主降派双方开枪，死了不少人。同时南京伪府已瓦解，陈群自杀，陈公博带了一个情妇莫国康飞逃日本。事后又知道日本在上海和其他地区撤退的军队约一百万人，广岛的一颗原子弹只死了二十万零几千人，虽然辐射的遗毒还要传二三代，但中国军民死亡近一千万人，伤的更不计在内。当时中国宣明的是"以德报怨"的伟大精神，许其重整国体，唯时至今日，日本反而暴露"以怨报德"的姿态。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