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常说，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贫贱，而是一方先富起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多少人为了房子反目成仇，多少人为了钱财骨肉分离。可你知道吗，有时候上天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人们常说，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贫贱，而是一方先富起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多少人为了房子反目成仇，多少人为了钱财骨肉分离。可你知道吗，有时候上天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叫李秀云，今年45岁，在江南小城开了一家美容店。1995年春天，我在纺织厂认识了王建军。那时候他在车间当机修工，我在纺纱班当女工。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因为我负责的那台织布机坏了。他穿着沾满机油的工装裤，拎着工具箱走过来，蹲在机器旁边认真地修理。

修好机器后，他站起来擦了擦额头的汗，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以后机器有问题随时叫我。”

说起当年的爱情，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下班后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周末约着去江边散步，或者去看露天电影。那时候，一碗炒面三毛钱，两个人吃一碗，都舍不得多买。但就是这样的日子，却让人回味无穷。

1996年底，我们结婚了。当时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六百块，租了厂区附近一间十几平米的筒子楼，家具就是一张床、一个衣柜，连电视机都是王建军从修理部捡来的旧货，修好了才能用。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王建军常说：“等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一套大房子，让老婆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听到这话，我总是笑着说他白日做梦。

1998年，单位改制，我和王建军都下岗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们措手不及。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昏暗的筒子楼里，电视里正播着《外来妹》的片头曲：“不管天有多高，山有多远，追求理想，永不休止……”

王建军抽着廉价的红梅香烟，突然说：“要不我们去摆摊吧？”

就这样，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个小摊位，卖起了盒饭。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备料，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有时候天气不好，生意清淡，两个人就蹲在摊位后面，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发呆。

转机出现在2000年。一个经常来吃盒饭的建筑工头告诉王建军，城东正在大规模开发，需要建材。王建军眼前一亮，把攒下的两万块钱全部投了进去，开了一个小小的建材店。

那时候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大规模改造，到处都在盖房子。王建军的生意越做越大，从最初的水泥、沙石，扩展到瓷砖、管材。

2005年，我们终于在城东买了第一套房子，90平米，装修很普通，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天堂。王建军在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他说：“秀云，这是我给你的保障。”

那天晚上，我们搬进新房，躺在崭新的床上，我偷偷掉了眼泪。十年的辛苦打拼，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王建军搂着我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谁能想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婚姻的分水岭。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王建军开始频繁应酬。他说做生意就是要交朋友，要懂得来事。渐渐地，他身上的烟酒味越来越重，说话的语气也变得高傲起来。

2006年春节，王建军认识了凯达建材老板的女儿孙芸。那是一次饭局，他回来就一直在说孙芸多有见识，在国外留过学，懂得经营之道。起初我并没在意，只当他是欣赏人家的能力。

可是好几次，我在街上碰到他们一起吃饭。问起来，王建军总说是谈生意。直到有一天，一个相熟的建材老板媳妇提醒我：“你家建军最近和孙芸走得太近了，要当心。”

我找王建军谈过这事。他拍着桌子骂我小心眼，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做生意哪能不应酬？他说我就是个小市民思想，永远不懂得做大生意。

200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王建军突然说要把房子更名到他的名下。他解释说准备贷款扩大生意，银行要求要有房产抵押。我犹豫了，说：“这不是我们的保障吗？”

他冷笑一声：“保障？现在生意这么好，要什么保障？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我心里隐隐不安，但还是答应了。毕竟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他。房子更名那天，我在房管局的窗口前站了很久，看着那张新的房产证，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2008年初，王建军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空荡荡的床铺，我总是睡不着。直到有一天，他说要离婚。

“房子值90万，我给你30万，你搬走吧。”他说这话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像在谈一笔生意。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遇到了真正懂我的人。秀云，你太土气了，配不上现在的我。”

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十几年的夫妻感情，在他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我想起当年在筒子楼里同甘共苦的日子，想起他说要给我保障时的模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婆婆知道这事后，不但没帮我说话，反而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就是命不好，耽误了我儿子。看看人家孙芸，多有气质。”

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个照顾了十几年的婆婆，突然觉得很陌生。曾经每年给她织毛衣、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可口的饭菜，这些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是。

法院的传票送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电视里正放着周杰伦的《晴天》：“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离婚后，王建军和孙芸很快结婚了。他们在城中心买了一套豪宅，开着进口轿车，过着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我带着30万离开那个家，租了个小店面开起美容店。开店第一天，就接到王建军的电话，说我用的店名”建秀美容”涉嫌抹黑他，要我立刻改名。我默默把店名改成了”秀云美容”。

创业的日子很苦。刚开始时，每天只有两三个客人。我就自己当老板、美容师、保洁。晚上关店回到租来的小房子，常常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母亲心疼我，总是提着菜来看我。她说：“闺女，你这么能干，何必在这小店里熬着？回家吧，让妈给你介绍个好人家。”我摇摇头：“我要靠自己的双手，活出个样子来。”

慢慢地，店里的生意好起来。我把所有心思都扑在工作上，研究各种美容技术，参加培训，考取证书。客人都说我的手法好，服务周到，经常介绍朋友来。三年后，我在城东又开了一家分店。

2016年的一个下午，我在老店里正给客人做面部护理，突然听见前台小姑娘喊我：“秀云姐，有人找。”

抬头一看，是王建军的母亲。八年没见，她已经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深了许多。她站在那里，欲言又止。我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

“秀云，你现在过得还好吗？”她声音有些哽咽。

我点点头：“挺好的，开了两家店，够养活自己。”

“建军他…查出肺癌晚期了。”婆婆说着掏出手绢擦眼泪，“孙芸早就跟别人跑了，现在就剩他一个人……”

我握着水杯的手微微发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在机器旁认真修理的年轻人，那个说要给我幸福的丈夫。

“他想见你一面。”婆婆补充道。

第二天，我去了医院。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病床上的王建军消瘦得不成样子，两颊深深地凹陷下去，皮肤蜡黄，哪还有当年的半分风采。 看到我进来，王建军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赶紧上前扶他，触手之处只有骨头的棱角。他的病房是高级单人间，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显得格外冷清。

“秀云，对不起。”他的声音很虚弱，“这些年，我总是想找你道歉，却没有勇气。”

我在床边坐下，看着床头柜上的药瓶，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

“当年是我鬼迷心窍，以为有钱就能有一切。现在什么都没了，连命都快没了……”他说着，眼泪滚落下来。

这时候外面响起脚步声，孙芸牵着一个男孩走了进来。她穿着光鲜亮丽，妆容精致，但眼神冷漠。男孩约莫六七岁，怯生生地看着病床上的王建军。

“你不是说要签字吗？我把孩子带来了。”孙芸的语气像在谈一笔交易。

原来，孙芸要带着孩子去国外生活，需要王建军签一份放弃抚养权的协议。王建军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我，颤抖着在文件上签了字。

孙芸带着孩子转身就走，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病房里又剩下我和王建军。他突然抓住我的手：“秀云，房子还给你。这些年，我每天都在后悔……”

我轻轻抽回手：“别说这些了，好好养病吧。”

从那天起，我开始照顾王建军。每天店里的事情忙完，就去医院给他擦身、喂饭、换床单。婆婆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愧疚，可我只是笑笑：“都是一家人。”

其实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圣人。只是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王建军变成这样，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或许在生命的尽头，我们都会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月后的深夜，王建军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我赶紧叫来医生，可他还是永远地离开了。临终前，他把一个信封塞给我：“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补偿……”

信封里是那套房子的房产证，已经改回我的名字，还有一封信。信中说他这些年一直在后悔，明白了爱情不是得到就是占有，而是愿意为对方付出。 办完丧事后，我整理王建军的遗物。在他的抽屉里，我发现了一个旧钱包。钱包里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是我们结婚时在照相馆拍的。那时的我们笑得那么灿烂，仿佛未来只有阳光。

让我意外的是，钱包夹层里还有一张纸条，已经泛黄褶皱。上面写着：“欠秀云幸福一生。”笔迹有些潦草，应该是他生病期间写的。

这些年，我从未原谅过王建军。可是当看到这张纸条时，我突然泪如雨下。那个在机器旁腼腆微笑的年轻人，那个说要给我幸福的丈夫，或许从未走远，只是一时迷失了方向。

婆婆执意要搬来和我一起住。她说这房子是我的，她住着心里过意不去。我知道她是怕我觉得孤单，也是想弥补当年的遗憾。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美容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去年又开了第三家分店。每天早上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

前两天，一个老客人问我：“你后悔当初原谅他吗？”

我摇摇头，指着墙上的一幅字画：“你看这幅画，远看是一片晚霞，近看却是无数伤痕。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才能看清它的痕迹里，藏着怎样的风景。”

那么，当一个人用生命的代价换来悔悟，我们该不该选择原谅？或许答案不在于对错，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原谅更需要勇气，也没有什么比放下更需要力量。

来源：猛猛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