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会议上，参与讨论的主要人物是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其他人物（杨辅清、古隆贤、赖文鸿等）可能与天京统治集团比较疏离，没做太多表态。大致来说，洪仁玕和李秀成意见基本一致，准备乘着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之威，不给敌人喘息之机，顺势东下，直取苏南，为太平天国争

在庆贺胜利之时，天京统治集团和各路诸侯对太平军下一步行动进行了讨论，这是洪秀全主持的御前会议，比较正规，并留下了明确的史料佐证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在会议上，参与讨论的主要人物是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其他人物（杨辅清、古隆贤、赖文鸿等）可能与天京统治集团比较疏离，没做太多表态。大致来说，洪仁玕和李秀成意见基本一致，准备乘着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之威，不给敌人喘息之机，顺势东下，直取苏南，为太平天国争得一块富饶的新土地。洪仁玕详细分析了东取苏常的理由，他以为“自天京而论，西距川陕，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唯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玕在这里不但给出东取苏常的优势和益处，更给出一个太平军未来完整的战争方略，即先东征苏常，而后依托苏常的富饶资源，再转兵西征，重新夺取湖北。这里特别注意“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想法，这里暗含着洪仁玕想夺取上海，而后取得巨额资金，向西方列强购买火轮船，沿江而上，开展二次西征行动。李秀成自然没洪仁玕想得那么远，他只想夺取苏南，挣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李世贤又提出要夺取闽浙的想法，这其实是配合李秀成的想法，因为苏南与闽浙相连，唯有先夺取前者，才能考虑后者。

陈玉成则主张太平军当前任务不是东征苏常，而西救皖省。现在湘军已经逼近安庆，告急的文书不断传来，陈玉成坐不住了，想让天国的军队全面转向，为自己服务，救援皖西。现在回过头想想，陈玉成在皖西、皖东先后失利，然后参加了二破江南大营行动，显然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即他为二破江南大营做出贡献，立了战功，是不是可以赢得大家同情和支持，然后他带领着天国的军队重返皖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屡战屡败的陈玉成已经没有勇气独当一面，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湘军，没有包括李秀成在内的其他太平军的支持，即使皖西那里危机重重，他也不敢单独返回。他渴求天京当局和李秀成给予自己支持，而当东征苏南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成为天京当局的最终决策时，陈玉成也只好继续顺着这个决策继续走下去，而不是鼓起勇气，返回皖西，独挡湘军。不过洪仁玕的决策也照顾到他的诉求，即东征结束后就实施西征，而洪秀全进一步明确东征限一个月完成，然后实施西征。当然将来到底什么情况只能到时候再说，目前陈玉成也只能顺着东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谁让自己没有勇气单干呢，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了。

清王朝方面，目前江南大营龟缩在镇江、常州一线，四处拼凑残兵败将，妄图守住阵地，重振旗鼓，夺回失地。当然咸丰帝和清廷心里是清楚的，光靠江南残兵败将不可能守住阵地，必须引入外援，于是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湘军身上，想让曾国藩率领湘军救援江南大营。前段时间李秀成奔袭杭州时，这个想法就在浙江当局那里产生了。此时浙江当局看到江南大营溃败，苏南危在旦夕，浙江唇亡齿寒，再次鼓动咸丰帝调湘军入苏作战。最初咸丰帝还是用商量口吻要求曾国藩入苏救援，而随着太平军开启东征行动，江南大营一败再败，咸丰帝不得不以越来越严厉的口吻命令其赶快入苏作战，拯救江南于水火，直到最后干脆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让他直接承担起保卫江南的责任。不过，不管咸丰帝如何催促，曾国藩就是抱定一个主意，死死咬住安庆不放，不拿下安庆决不放手，坚决拒绝置上游安徽于不顾，而冒险救援下游江浙地区。

曾国藩力争于西面，太平军全力以赴于东面。他们的战略孰优孰劣，我们不做评论，我们想战略固然重要，执行战略的人更重要。如果太平军实力更强，更有战斗力，那它完全可以先顺势拿下东面，而后以东面为基地，转兵向西，这是完全合理的选择。而湘军实力更强，更有战斗力，那它选择稳扎稳打的战略，由西向东逐步推进，也是合理的选择。大家的战略都是顺势而为，都没有错，问题在于执行战略的人如何，大家的战斗力有高有低，意志力有强有弱，于是最终执行的结果也就天壤之别。

休整了十来天后，太平军发起东征战役。李秀成兄弟会合杨辅清部联手行动，大军从天京出发，5月18日兵临丹阳城。这是太平军东征路上的第一个目标，也是江南大营防守的首要目标。大营二号人物张国梁亲自布防，坐镇指挥，而军心衰败，士气散落。于是，太平军经过18-19日两天的猛攻，清军各部就招架不住，全线崩溃，纷纷逃窜。以张国梁为首的一批将领阵亡了，和春、许乃钊率残部仓皇逃往常州。江南大营的末日到来了。

攻克丹阳后，太平军立刻把进攻目标指向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常年驻守于此，筹划城防已有时日，和春、许乃钊残部也逃跑至此，张玉良部也从杭州返回，其建制完整，士气较旺。张国梁没了，现在张玉良成了苏南清军主心骨，继续太平军对抗。不过，何桂清却要打退堂鼓，他已被太平军迅猛攻势吓倒，他借口返回苏州本任而常州只是临时驻地，不顾绅民阻拦，决意逃离此地。何桂清的临阵脱逃，进一步动摇了本就脆弱的军心士气。5月21日，李秀成部进抵常州城外，次日发起进攻，一举击败部署在城外的张玉良部。张玉良部随即逃往无锡，同时和春逃往苏州浒墅关并自缢于此，结束了他镇压太平军的生涯。守城的几个首领都跑了，常州的命运也就决定了。不过常州的民团兵勇和城中百姓颇为顽强，依然坚守数日之久，5月26日太平军得以破城。

5月28日，李秀成部进抵下一个攻击目标无锡。张玉良在此安好营寨，四门稳扎，做好了防御准备。太平军随即对高桥、惠山以及城池各门展开攻击，30日攻破南门，冲入城内，清军随即纷纷逃离。张玉良率无锡溃兵于5月31日逃到苏州，与驻苏的许乃钊、徐有壬会商。徐有壬决意守城，但苏州城防实际上近乎虚设。张玉良手中只有不到三千残兵败将。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散兵游勇，纪律败坏，虐害居民，文武官员忙于逃命，城内一片慌乱。于是李秀成部6月1日进至城北浒墅关时，见清军城防未就，立即发动进攻，第二天即一举克城，拿下了这座省会城市。

接下来，李秀成驻守苏州，开始安抚民众，开府建衙，营建忠王府，享受胜利成果，经营自己的新地盘，同时命东征各部继续进军，扩大苏南基地。其中，李世贤兵团自苏州南进，于6月11-15日先后攻克吴江、震泽、平望、嘉兴，已经深入浙江境内。陆顺德部从苏州东进，6月15-22日先后攻克昆山、太仓、嘉定（太仓、嘉定随后又被太平军放弃）。接着赖文光、周文嘉率部由昆山继续向东挺进，越过吴淞江，于6月30日和7月1日先后攻克青浦、松江，太平军进逼上海城。杨辅清部参与常州之役后，挥师南进，6月1日攻占宜兴，7日进至浙江长兴，旋即南下湖州；9日，在同心桥大败萧翰庆部（这是目前在苏南作战的一支湘军部队），声势大振，然后分兵进至武康，威胁杭州。但杨辅清志在经略皖南，遂结束东征，向西转进，袭取广德，随后展开对宁国的围攻。

这段时间，浙江当局一看太平军滔滔南下，席卷苏南，担心极了，除了一再请求咸丰帝调湘军支援外，也是四处拼凑人马，试图守住苏浙边界地区，这包括调集江长贵、孙士达、刘季三、萧翰庆等水陆各部加强平望、吴江一线的防御，这些人马或行动迟缓，或遇上太平军即遭败绩，或以各种借口逃之夭夭。于是太平军轻松推进到苏浙边界并开始深入浙江境内。

苏南作战除了上述主线作战外，还有几个支线作战。一是清军失守丹阳，镇江陷入孤立，李秀成也分兵攻击此处，但镇江背靠长江，补给充足，防御完整，江南大营溃败对它影响不大，因此接下来5-10月太平军多次攻击此地，均未成功，清廷在苏南腹地保住了自己最后一块阵地。二是太平军攻占常州后，即遣一军北上，向江阴、常熟方向作战。其中江阴反复争夺，太平军于6月2日和7月4日两次攻克之。此后太平军于8月21日攻占杨厍，兵锋威胁常熟县城。9月间黄文金入驻江阴，随后出击，从9月18日至28日先后攻克福山镇、常熟、昭文、太仓，清军败退宝山。至此，上海西北面被太平军肃清。三是金坛作战历时很长，5月21日太平军包围此处，不过可能是兵力不足，一直围而不攻，直到9月1日里应外合才将其攻克。四是江北扬州方向也发生了战事。

到6月下旬，太平军已经攻占苏南大部，大规模攻势渐渐停息，不过敌人反攻随之到来了。张玉良部逃到杭州后，不甘失败，就开始谋划反攻，当然残兵败将大规模反攻是不可能的，张玉良之敢把目标定在眼前的嘉兴。从6月29日至9月8日，张玉良部与嘉兴太平军展开了一场场攻防作战，起初张玉良部步步紧逼，屡战屡胜，不断攻毁嘉兴外围据点。到8月15日，张玉良成功扫清外围据点，进逼嘉兴城下，随即穴地攻城，企图一举破城，不过遭遇失败。接着，敌对双方在嘉兴城外继续攻防不断，太平军试图恢复城外据点，张玉良极力拒止。8月28日，李秀成援军从上海赶来，先后攻占嘉善、平湖，嘉兴太平军也乘势反击，夺回失地，张玉良部作战已两月，疲惫不堪，一看太平军援军来了，只好放弃反攻，灰溜溜退回杭州。另外，清军赵景贤部7月间在平望地区也挑起新的战事，攻克平望，威胁嘉兴后路，后来李秀成从苏州调兵会合嘉兴太平军又将平望夺回，恢复嘉兴的后方联络。

东征苏南的最后一场战事就是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地，清王朝和西方列强共同统治着这里。现在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已经赢得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而西方列强正在密谋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因此清廷和西方列强现在应该是剑拔弩张，不过在上海没有这种氛围。因为自太平天国势力扩展到江南以来，清王朝江苏当局和上海当局一直都在积极谋求“借师助剿”，谋求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而西方列强一直没答应。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太平军逼近上海，西方列强不能不出手了，它决不允许太平天国冒犯它的利益。

正当太平军发起东征战役之时，5月中旬，江苏布政使薛焕派道员吴煦、上海知县刘郇膏，向英法驻上海领事请求军事援助，协防上海。在清朝官方示意下，上海士绅代表也致书英法领事，请求军事保护。随后英法公使联合发表公告，表示将以武力保卫上海租借，英法军队也开始布防，作相应的准备。随后，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跑到上海找列强谈判，虽然最终无果而终，但他强烈建议清廷向列强们做出让步，以换取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的承诺。现在，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基本没什么官方联系，它们的心思已经放在压服清廷，以获取自己的侵略利益。另外，上海当局依靠商界资助，雇佣美国冒险家华尔组织了一支名为“洋枪队”的外国雇佣军，6月初华尔在上海县城附近设立训练营，用重金招募了三百名士兵（主要是商船上的水手和各国的逃兵），由此开启清廷当局使用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军的历程。另外，需要说一下，江南大营溃败，清王朝在上海的兵力严重不足，根本无力抵挡太平军的浩荡进军，依靠列强势力已经江苏和上海当局的必然选择。当然，列强在上海的兵力也不多（一千多人），再加上清军那三瓜两枣，其实未必能抵挡住太平军东征大军。

太平军把上海纳入了东征范围，因为洪仁玕的计划里有“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想法，这主要靠夺取上海来实现，他幻想着夺取上海后的种种好处。洪仁玕本就了解西方列强，一开始就一种与之合作，共同对付清廷的想法，因此他并不主张武力进攻上海。而李秀成也知道西方列强不好惹，尽管没有完全放弃武力进攻上海，但也是谨慎行事，若能和平进入上海，那就最好了。于是他们向上海各国公使发出邀请，要求他们派代表到苏州“面商一切，以敦旧好”，并声明“兵到上海不扰外人，请各悬黄旗，以作标志”，但公使们不予理会。不过，此时一些传教士进入苏南，与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会面，其中也提到了太平军进军上海的事。不知道这些传教士给洪仁玕、李秀成灌了什么迷惑汤，他们竟然天真地产生了和平占领上海的想法。他们大概也分不清外国官方代表和民间人士的区别，把民间人士的说辞当时官方代表的承诺，更以为大家都信耶稣，都是宗教兄弟，共同对付清王朝也是必然的。

上海战事大概是这样的。6月底7月初先后攻克青浦、松江。此时华尔洋枪队刚组建三周，便向松江发起进攻，结果大败。随后太平军陆顺德部派兵从松江向七宝进军，结果松江城内兵力空虚。洋枪队在清军李恒嵩部的配合下于7月16日第二次进攻松江，这帮亡命徒凭借着洋枪洋炮的优势，不顾死活发起冲击，结果太平军遭遇不利，弃守城池。陆顺德部攻击七宝不成，又闻松江失守，遂退至青浦，随后向北出击，于7月22日攻克嘉定。

8月1日，华尔洋枪队会合清军、民团进攻青浦，佯攻西门，而以主力进攻南门。青浦守将周文嘉识破敌人诡计，设伏南门，大败华尔洋枪队。华尔负伤，差点被俘，最后狼狈败回松江。华尔又临时拼凑起队伍再攻青浦，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再次败回。上海当局一看不行，要求列强动用外国正规军对付太平军。这时李秀成与洪仁玕亲统大军由苏州驰援青浦，进军上海。8月12-18日，太平军先后攻克松江、七宝、龙江桥、法华、卢家湾等地，直逼上海西南二门。现在列强们不得不配合清军，赶快加强上海城防，城内气氛十分紧张。

而洪仁玕、李秀成并无以武力克城的决心，幻想着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和平接收上海。8月20日，李秀成坐着轿子，带领着队伍由徐家汇进至上海西、南二门，这时英军侵略者突然发出炮火的怒吼，于是七百余名太平军将士在李秀成不准还击的命令下无辜牺牲，而他本人也被炮弹碎片擦伤面部。事后李秀成回忆说，“正当用力进兵上海，内有谨备恭迎接我……后洋鬼及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后嘉兴告急到来，不得已，移军由松江、甫邑而回。”看来，传教士灌的迷惑汤管用了，而当时上海城内也有内应准备配合李秀成行动，所以才有“内有谨备恭迎接我……后洋鬼及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

而洪仁玕的供词却声称李秀成有武力攻打上海之意：“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攻，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我本想与外洋连合，取武汉、荆襄，扼得半个长江，再由四川下陕西东向。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来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看来，李秀成想以胜利者姿态和平接受上海城，因为他“自恃兵强将广”，又有洋人和内应帮助，拿下上海不成问题。而洪仁玕完全幻想着能与洋人合作，帮自己打江山。不管此两人以什么姿态出现在西方列强面前，他们都没有打仗的意思，这是共同的。虽然此前太平军没有与西方列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但太平天国的统治者从心底里还是忌惮这股势力的，这是他们产生各种幻想的根源所在。

最后说说陈玉成。他的人马在东征行动中也转战多地，不过都打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仗，算是外围牵制，配合李秀成东征行动：先参加了丹阳战役，5月下旬到6月初在江北扬州、全椒活动一段时间，打了一些小打小闹的仗；6月17日到7月22日在天京待了一个月，可能是督促洪秀全尽快实施二次西征，因为洪秀全之前承诺东征要在一个月内结束，而后实施西征，现在时间到了；之后南下浙北安吉、于潜、临安、余杭、孝丰等转战一段时间，搞浙江当局紧张不已；8月下旬经广德返回常州，等待李秀成完成东征任务，直到9月下旬，他终于等来了李秀成，得以会商西征任务。

太平天国对苏南地区占领时间较长，自1860年6月太平军基本占领，到1863年1月清军从上海开始反攻，太平军稳定控制苏南超过两年时间。于是李秀成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按照封建社会正统方式治理这块土地。所谓封建社会正统方式就是当一个封建政权建立之初，往往是安辑流亡，稳定秩序，轻徭薄赋，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而随着统治日久，开始腐化堕落，苛捐杂税，加重压榨，阻碍经济，破坏繁荣，最终走向崩溃。李秀成的统治虽然短暂，但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是一个加速版的“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

太平军进军苏南之时，自然也是兵锋所至，人心惶惶，逃往纷纷，秩序大乱，田园荒废，社会凋敝。太平天国的统治者自然也是四处张贴布告，展现自己的仁政形象，号召民众不要惊慌，不要逃往，各安本业。李秀成占领苏州后宣布：“本藩恭逢天命，统师克复苏城。现下城池已克，急于拯济苍生。除经严禁兵士，不准下乡等情。为此凯切先谕，劝尔百姓安心。不必徘徊瞻望，毋庸胆怯心惊。照常归农乐业，适彼乐土居民。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自无流离失所，永为天国良民。”其他太平军将领也到处散发布告，宣称太平军是“吊民伐罪、除暴安良”，号召百姓不要听信谣言，“徐归故土，复享太平”，“各安恒业以全生理”，等等。宣传还是有效果的，人民开始返回家园，开始向太平军“输诚进贡”，进献粮饷和各种物品，以换取太平军给予的“门牌”和“封凭”，获得太平天国良民的合法身份。而太平军也会给予大家安全保障，严明纪律，惩治不法官兵；也会实施一些慈善举措，如救死扶伤、赈灾济贫等等；同时镇压反叛，打击各种不法地主武装，稳定社会秩序；等等。另外，太平军所过之处也开始招募选拔乡官，建立基层政权，并依靠乡官征收赋税、维持地方秩序、处理民间词讼等，维持基层社会的正常运转。关于基层乡官的阶级成分，有人说是地主阶级占大多数，有人说劳动人民占大多数。不管大家争议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次军事冲击从不可能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除非历经战争洗礼，地主大批逃往或死亡，劳动人民才有可能出头，成为基层乡官。太平天国统治者们不会有什么阶级观念，有意选取劳动百姓掌握基层政权，他们只会从方便自己统治出发，尽量不触动原有社会结构，尽量维持原有统治。而从根本上说，太平天国领导者一走上统治舞台，就已经脱离基层劳动阶层，开始向封建统治阶级方向转化。

李秀成在东征过程中也一改过去太平军大量斩杀地主官僚的习惯，开始有意招降纳叛，对俘虏或投诚的清朝官员、士绅等都给予高官厚禄、美色钱财的待遇，这一方面可以削弱阻力，减少伤亡，加快进军步伐，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李秀成有意和地主官僚阶层合流。另外，占领苏南后，李秀成也有意淡化拜上帝教的崇拜和宣传，而重新倡导传统儒学思想；也没有像占领南京初期那样实行取消私产，取消商业，实行男馆女馆等政策，更没有“焚书坑儒”，毁坏典籍；至于捣毁佛像牌位寺庙等行动，占领初期搞了一下，后来就被取消了。总之，李秀成一开始就按照封建社会的正常方式统治苏南。

封建王朝对基层社会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是税收，而太平天国占领苏南初期也确乎轻徭薄赋，按照清王朝的基本税率征收地丁钱粮，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和浮收勒折，当然随着战事吃紧，随着太平天国把税收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太平天国的统治者也开始搞各种苛捐杂税，也开始不断加重税负。与此同时，随着李秀成统治集团开始腐化堕落，贪图享乐，聚敛财富，欺压百姓，加强压榨以满足私欲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另外，太平天国的统治者也不打算触动封建土地关系，继续承认封建土地所有权，承认农民交租，地主交税，税从租出这个封建经济运行规则。而为了确保地丁钱粮征收，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保障地主阶级的权益。不过，太平天国允许地主收租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地主必须承认太平天国政权的合法性，向乡官局报明田地亩数，交纳一定的款项，然后才能领凭收租，否则其土地所有权不被承认，农民就可以拒绝交租。另外，当时许多地主逃亡或死亡，或地主消极对抗太平天国，或农民乘着太平军的到来大搞反抗，拒绝交租交粮，而太平天国急需钱粮维持战争费用，就不能不变通，直接向土地上的劳动者——佃农直接征收粮赋，这就产生了所谓“着佃交粮”的措施。而这样的政策执行久了，土地所有权就会不知不觉从地主转到佃农手中。总之，地主们只要承认太平天国政权，主动配合这一政权，他们的一切都可保住，否则的话，就难说了。这自然不是太平天国要改天换地的表现，而是它与地主阶级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的过程。

太平天国统治苏南期间还特别鼓励商业发展。苏南地区素来商业发达，资本主义萌芽早已产生，而太平军到来后，采取轻徭薄赋、开辟和修整贸易场所、发放本钱扶植民间兴办商业、保护商业活动、商人应有利益、加强商业管理等措施，继续鼓励苏南地区的商业发展，因此在太平天国治下，这里的商业继续保持了繁荣的局面。当然，随着太平天国苛捐杂税出现，随着太平天国统治者也开始操弄商业，与民争利，太平天国治下的苏南商业繁荣也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

李秀成统治集团按照封建正常方式统治，也会按这个正常方式走向腐朽。占领稳固了，李秀成统治集团也就开始想着如何享受统治果实，如何贪图享乐了。一是大兴土木，广治宫室。当年占领南京时洪秀全、杨秀清干的买卖，如今身为忠王的李秀成全部继承过来。他在占领苏州三个月后，就开始修建奢华绮丽的王府。数千工匠为此工程劳作了三年之久也没有完工。就连李鸿章后来看见都叹为观止，称之为“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其用费之巨、工程之大，连清王朝的统治者都自愧不如。大头目都如此，小头目自然纷纷效仿。听王陈炳文和宁王周文嘉在嘉兴、侍王李世贤在金华、来王陆顺德在绍兴也都建有穷极侈丽、规模浩大的王府。甚至一些位卑权低的三等“列王”、朝将、主将等也大事营造宫室、府邸。百姓本受战争之苦，如今又增加了一个压榨的来源。

二是聚敛私财。在李秀成治下，圣库制度早已不存在，太平军不准积蓄私财的原则早已破坏殆尽，官与兵都想方设法积聚财产。李秀成庆贺自己的四十寿辰，公开向自己治下的百姓摊派寿礼费。1863年，他一次“助饷”就达十万两。听王陈炳文除了自己做寿，连媳妇做寿，也大肆向地方摊派勒索。上行下效，中下级将领也借端搜刮，积聚私财，或公开勒索，或借端讹诈，纵兵掳掠，或巧取豪夺，甚至为了争夺财源相互火拼，大搞内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三是讲究排场，大摆仪仗。洪秀全、杨秀清在天京就这样搞，如今李秀成统治集团也完全继承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出警入跸，前呼后拥，随从成阵，旗帜如云，华盖挡道，每次出行的排场和威风必须做足了。苏州太平军官员“出必数骑联行，前列乐部，……口中嘈杂歌唱，不知何语”。桐乡符天义钟良相出行，护卫仪仗达三千余名，“前面大旗五六十对，中间鸟枪手，前后鼓乐两班，及捧敕捧印给事之人，由北横街大街以至柳岸店口，皆烧烛迎接”。庥天安陈玉书在平湖摆队游街，其场面是“第一队大锣四面，军健马牌五六十人，各执皂旗；第二队五六十人，各执马枪，连环施放；第三队马牌八对，黄伞六顶，龙凤黄旗两对，蜈蚣旗四对……”。各级官员平时用餐时，也需鸣锣击鼓，奏乐助兴，“每日晨起放炮三声，伪典乐者即吹打至洗脸毕方止，吃饭亦然，凡为贼目者，无不如是也”。“长发蟠辫，赭衣花覆，窄袖宽档，首有银篦，领有银链，腰有银牌”的太平军士兵充斥于街头巷尾和田陇阡陌之间，安稳生活的淫逸奢华早已取代了当年的艰苦转战，颠沛流离。

四是请客送礼成风。私产日增，奢靡日盛，纪律的松弛，必然伴随着各级官员相互请客送礼，于是在李秀成治下，太平天国官员也向清王朝官员看齐，大兴请客送礼之风。忠王李秀成就是收礼的“能手”，每次做寿，他都要收到大量的人参、燕窝、蜡烛和金银珍宝。常熟守将钱桂仁（后来叛降清廷）最善送礼行贿，主将陈坤书升为天将，他特地从常熟前往苏州庆贺，“便道吴塔著一军供应银百五十饼，五师帅分当，并办筵，所费不支”；李秀成生日，他又搜刮民间金器，打成金凤凰一对送给李。

如今太平天国官员上任时，演戏三天，“贺客满座，馈遗不绝于道”；升官时，“于镇上各大户投贴，为开印请酒，将以博取贺分”；到任所时，“各店口及人家均送开印贺分，共收份五十余千，大张筵席，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戏娱宾客，共酒宴费八十余千”；等等；总之，清朝官员该有的陋风陋习，太平天国官员这里一样也不少。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李秀成占据苏南，搞了一块自家地盘，洪秀全看在眼里，妒忌在心里，既然你李秀成想搞一个独立王国，那么我洪秀全就用大封王爵给你分化瓦解。洪秀全自封洪仁玕为干王后，为了平衡关系，先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蒙得恩为赞王、李秀成为忠王。1860年，又封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同时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信王、勇王；已故的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晃的后代也被封为幼东王、幼西王、幼南王、幼豫王。大概来说，安庆失守前，洪秀全虽然封王日益增多，但基本还是遵循论功行赏的原则，统军大员封王的仅忠、英、侍、辅四人，朝内理政封王的仅干、赞、章三人，这些人多少算得上太平天国的能臣干吏。其余诸王以亲属关系膺爵，或因无能，或因年幼，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居重要地位。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失势，为了激励陈玉成部下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洪秀全分别封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蓝成春、陈仕荣、林大居、秦日南等为遵王、扶王、启王、祜王、导王、敬王、畏王。这时候就有些滥封苗头了，不过也算符合需要。

真正的滥封始于对李秀成势力分化瓦解。1862年，洪秀全看到李秀成在苏南日益壮大，于是把封王的锋芒转向了这里，先后把李秀成手下陈坤书、童容海、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陆顺得、黄文金、胡鼎文、古隆贤、刘官芳等加封为王；接着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对李世贤、杨辅清所部重要将领也尽行加封王爵。至1863年春，洪秀全已封至九十余王之多。之后，爵赏之滥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功偷闲之人只要贿赂有司，就能得到保举而获王爵，“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

另外，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官制大幅变化。首先是在王爵之下逐渐形成了六等爵制。六爵即义、安、福、燕、豫、侯等。侯爵自秦日纲封顶天侯时就已开始。燕爵、豫爵则自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两人被免去王爵，改封为顶天燕、护天豫开始。安爵、福爵则是在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免去王爵改封天安、天福之后开始。至于义爵，则是由石达开被封为义王演变而来。其后，又在六爵之下逐渐增设了天将、朝将、神将、主将、佐将等官阶。原来官阶颇高的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等则已演变成卑职了。由此太平天国的官阶链条进一步加长，原来从王爵到两司马的十三个等级的官僚体系，现在变成了二十多个等级，如今太平天国体系内是个人物就能大小封个官。

这种滥官滥爵制度无非加剧了太平天国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大家都是王，都是官，都平起平坐，谁都不受谁节制管辖，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李秀成手下都变成了和他平起平坐的王，于是大家都各管一摊，各守一城，互不隶属，四分五裂。同时，大家都是王，都是官，都要讲王的气派，都要讲官的排场，于是相互攀比，相互争胜，加剧享乐之风，加剧奢靡之气，加剧肆意妄为之意，加剧相互斗气之心。

当太平军四处征战，四处机动之时，它也许一门心思就想着如何战斗取胜；一当它停下脚步，盘踞一方，开始治理地方时，它就开始加速封建化，加速腐朽化，加速走向崩溃。

最后说说这段时间太平天国的外交活动。这段时间，西方列强继续保持与太平天国一定的外交接触，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泛泛接触，此时的接触目的很明确：一是列强们搞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清政府那里攫取到新的侵略成果，因此也要求太平天国也承认这些成果，特别是承认长江口岸的开放权；二是这一时期太平军的进军波及到一些半殖民地，于是列强们不惜以武力对抗太平军，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统治者的表现和它的敌人清廷并无太大区别，也许有一些据理力争，但不坚决，不强烈。

1858年5月西方列强攻破大沽炮台，兵临天津城，6月清廷与诸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其中有开放长江口岸的规定。不过此时长江口岸有一部分在太平军控制下，清廷宣称待消灭太平天国后才能兑现条约承诺。不过，列强们等不及了，决定提前深入长江，了解情况。当时的英国公使——也是其侵华总头目——额尔金在完成《天津条约》签订后，于1858年11-12月进入长江，清军自然不敢阻拦，任由其横行，并且以之为掩护，对付太平军。太平军将士看到这种情况，在南京和安庆江面上与英军船队发生了冲突。不过，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对英国侵略者却保持一种友好态度，因为此时天京城还处于江南大营包围下，洪秀全一看英国坚船利炮进入长江了，马上表达了英国人帮自己对付清廷的愿望，并且主动惩治了与英国船队发生冲突的将士，向英国人示好。虽然英国人继续打着中立的旗号，拒绝帮助太平天国，但太平军对英国舰船横行于长江之举最终未加阻拦。

而洪仁玕加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后，其对西方列强的基本态度就是求合作，希图依靠列强帮忙打败清廷，夺得江山。这突出表现在1860年8月间进攻上海城的表现。太平天国本心是忌惮西方势力的，对这座半殖民地城市没敢强攻硬取。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与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此次战争的侵略成果就此确定。不过，列强们还需与太平天国确认一下这些成果。于是，1861年3月，英国舰船再次出现在南京江面。英国人正式与太平天国商谈，要求其承认北京条约中关于清朝政府给予外国船只在长江上的航行自由权；要求太平军在“进攻镇江、九江、汉口或长江一带有英人居住和贸易的地区时，不要侵犯所有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也就是说不得冒犯侵略者的权益。没有悬念，在洪仁玕的主导下，太平天国很痛快地同意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接着，英国人进一步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向英国人开放的长江口岸，不过这一要求遭到太平天国的拒绝，最终双方达成了太平军一年内不得进攻上海的协议。而接下来，太平军只要进攻列强势力范围的城市，都会遭到列强们的武力对抗和外交阻扰。虽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列强们表示了一些友好态度，但后者最终还是倒向清廷一边。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只要涉及侵略权益的事，列强们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清廷对付太平军，特别是在李秀成二次攻打上海城和李鸿章反攻苏南中，中外势力完全联合对付太平军。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外交活动的另一方面就是西方传教士频繁访问太平天国统治区。洪仁玕主政太平天国和太平军占领苏南，为西方传教士访问太平天国提供了方便，由此开启了这一访问的高潮。太平天国搞拜上帝教，这就为西方传教士通过这一政权传播基督教提供了可能性，西方列强搞政治经济侵略，也少不了思想文化侵略这个方面，这就是传教士们的任务了。洪仁玕本来就是香港宗教界的人士，与许多传教士交往密切，他们非常欢迎洪仁玕回到太平天国统治区，这样传播基督福音就有了桥梁和纽带。而太平军占领苏南，传教士们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区域就没了障碍，太平天国军民对传教士的到来均持欢迎态度，因为大家都是宗教兄弟嘛。不过，要想把拜上帝教改造为基督教绝非易事。否定了拜上帝教，也就否定了洪秀全伪造包装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洪秀全自然不会答应，而洪仁玕现在对洪秀全只有感恩戴德，绝不会违逆洪秀全的意志。于是传教士们直接与洪秀全展开了宗教争论，当然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西方传教士改造拜上帝教的想法只能以失败告终。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