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顺宗实录》，其他唐朝皇帝的“实录”都去哪儿了？

摘要：史书是民族记忆，在中国古代，“实录”以编年体例、贴近原始记录的特点，为后世了解帝王统治历史提供了价值。《唐实录》便是这一史学传统的代表。它系统记录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统治事迹，是研究唐代历史最原始、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部由唐代史馆编修的巨著，取材于起居注、日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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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是民族记忆，在中国古代，“实录”以编年体例、贴近原始记录的特点，为后世了解帝王统治历史提供了价值。《唐实录》便是这一史学传统的代表。它系统记录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统治事迹，是研究唐代历史最原始、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部由唐代史馆编修的巨著，取材于起居注、日历、时政记及各类官方档案，其价值早已被公认。五代修《旧唐书》时，监修者叹史料匮乏而求索实录；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高度依赖实录。这些都证明了《唐实录》作为唐史研究基石的地位。

然而，历史常有遗憾。这部珍贵文献遗产，在历史长河中大多零落飘散，湮没无闻。除《顺宗实录》得以完整流传外，其余各朝实录均已亡佚。今日，我们只能透过后世史籍的征引、类书保存的吉光片羽，甚至域外文献的线索，追寻其曾经的辉煌。

《唐实录》的史料价值

《唐实录》的史料价值，首先体现在其作为后世修史（尤其是官修史书）的权威基石。后晋修《旧唐书》时，监修者深感“史馆所阙唐书实录”，上奏请求搜求以补史料之缺，足见其基础地位。《旧唐书》本身大量参考或采录了实录原文。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将《唐实录》视为《唐纪》部分的主要史料来源。其《通鉴考异》中对唐代各朝实录的大量征引、比对和考证，印证了司马光对实录权威性的认可。在考证关键历史事件时，《考异》常引用实录原文作为最终依据。

这份权威性，根植于《唐实录》严谨的编纂制度和丰富的原始史料。唐代设有专门的史馆机构，汇聚了当时顶尖史学人才，如房玄龄、魏征、令狐德棻、刘知几、吴兢、韦述等。他们或主持或参与实录修纂，保证了编纂专业水准。更重要的是，实录的撰写依据扎实，主要包括：由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史馆官员按日编纂朝廷大事记的日历；可能存在的综合性时政记；以及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书（诏令、奏疏、簿籍等）。这种取材于第一手官方记录的做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实录内容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使其成为研究唐代历史最直接、最丰富的资料。宋人言：“唐之实录、国史，本极详备”。

尽管唐实录主体亡佚，但散落在后世各种典籍（如《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类要》等）中的佚文，仍具史料价值。这些“吉光片羽”往往能提供正史忽略或简化的细节，补充我们对唐代典章制度、朝廷议论、社会风貌、人物言行的认识。辑录、考订这些佚文，是《唐实录》研究的重要工作，有助于恢复实录原貌，挖掘其潜在价值。

作为官修史书，《唐实录》并非完美。其编纂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存在因“曲笔”而歪曲、掩饰或粉饰历史真相的情况，尤其涉及宫廷斗争、政策得失等敏感问题时。史官在选择史料时也可能带有倾向性。因此，在使用《唐实录》（包括其佚文）时，必须秉持审慎、批判的态度，结合其他史料交叉验证，去伪存真，辨析其潜在偏见，才能客观利用其史料价值。

《唐实录》的修纂过程与特点

唐实录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各朝皇帝去世后，由继任者组织史官依据遗留的起居注、日历等材料编修而成。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典型特点，也展现了唐代史学的复杂性。

首先，唐代实录的编纂体现了严格的制度化与专业化。史馆的设立，提升了史官地位。他们不仅负责记录皇帝言行，更要汇集整理各类官方档案，最终形成连贯的编年体史书。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保证了史料的集中性和修纂的持续性。

其次，唐实录的修纂并非一劳永逸，而是经历多次修订与版本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发现，以及新继位者的政治需求，对前朝实录的修订是可能发生的。这种修订可能涉及史料的补充、疏漏的修正，甚至出于政治考量而对历史叙述进行调整。这揭示了唐代实录并非静态定本，而是可能随政治变迁、史料发现和史家认识而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

此外，实录的编纂也反映了史官在政治环境下的立场与选择。史官们虽有“直书不讳”的传统，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权力、个人立场、甚至时代思潮的影响。如何在坚持史学原则与应对政治压力之间取得平衡，是每一位史官都面临的挑战。一些史官如刘知几，曾对其时史馆编纂弊病提出批评，也侧面反映了实录编纂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与争议。

《唐实录》的流传与亡佚

《唐实录》这部蕴含大唐记忆的宝库，其流传过程充满限制，最终的大规模亡佚更是文化悲剧。

首先，唐代官方对实录采取了严格控制下的有限传播。实录正本藏于史馆，副本存于秘阁。唐太宗曾令赐予皇太子、诸王抄本，并允许三品以上京官申请抄录，但这仍限于极小的权力核心圈。普通官员和士人几乎无法接触。这种高度的官方垄断性，加之手抄本成本高昂、抄写时间漫长，使得实录抄本在社会上极为稀少，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收藏基础。同时，实录带有“内部参考”性质，主要服务于统治者和后世修史，而非面向公众传播，这也限制了其流传广度。此外，部分实录曾流传至海外，如日本古籍目录著录了多种唐实录，证明其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为文献保存提供一线希望，但传入数量和完整性有限，在异域同样面临散佚风险。

其次，《唐实录》最终大规模亡佚，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战乱的毁灭性打击是首要原因，自安史之乱起，长安多次陷落，史馆和皇家藏书机构屡遭兵燹，大量珍贵史籍（包括实录）被付之一炬。唐末农民战争、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彻底摧毁了文献保存环境。文化资源高度集中于都城，一旦都城失陷，损失便是全局性的。缺乏有效异地备份和分散保存机制，使得文献在灾难面前异常脆弱。

此外，管理疏漏与技术局限也加速了实录的亡佚。古代文献保存依赖严格的保管制度和防虫防潮等技术措施。在长期战乱和政权更迭中，这些制度往往难以维持，导致文献散佚、霉变、虫蛀。手抄本易损性、复制困难性以及缺乏大规模印刷技术，也使得实录的传播和存世量本就有限，面对灾难时更显无力。因此，《唐实录》的亡佚，既是战乱偶然性的牺牲品，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文献保存结构性困境的必然结果。

《唐实录》研究的意义与未来展望

尽管《唐实录》主体已失，但对其残存信息的研究，仍具学术意义和探索空间。通过研究实录的编纂体制、史料来源、修纂过程、史家思想，可以全面理解唐代史学的特点、成就与局限，把握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脉络。利用实录佚文，结合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等进行多重证据研究，可以对唐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提出更可靠的解释，修正以往偏差。唐实录研究涉及的文献辑佚、版本考订、史料辨伪等实践，本身就是对史学方法论的推动。《唐实录》的命运提供了关于文献脆弱性的深刻教训，有助于思考如何在不同条件下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当前，对散见于各类古籍中唐实录佚文的辑佚、整理、考释工作，是唐史研究领域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未来，应加强这方面工作，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人文技术，对现有唐史文献进行更深入的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力争发现更多线索。同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与日本、韩国等可能保存相关文献线索国家的学者携手，共同发掘域外文献价值。通过持续努力，我们有望最大限度地还原这部史学瑰宝的原貌，为唐史研究提供更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