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是对天下大同、民为邦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与发展，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Articles |China Economist Vol.20, No.3, May-June 2025

Title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邮箱：nijiangfei2014@163.com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是对天下大同、民为邦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与发展，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制度，创造了经济制度领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善要以中华文明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其走向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中华文明基因；创新发展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的许多灿烂文化犹如基因一样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华大地建立并不断完善，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是诸如天下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文化基础。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才能真正理解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才能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启迪。

一、文明基因塑造中国制度特色

（一）天下大同思想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的文明胚胎

“天下大同”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对理想社会的一种表述，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儒家学者戴圣所编撰的《礼记·礼运》篇。该篇描述了孔子理想中的财产共有、普遍关爱、和谐稳定以及道德高尚的理想社会形态。这一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奴隶主占有土地的“井田制”被逐渐瓦解，私人土地占有逐渐发展，但从先秦到唐朝中叶，土地制度始终以私人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形态存在，国家始终掌握着土地制度的调控权，从曹操的“屯田制”到北魏的“均田制”都是国家把国有土地授予农民耕种的制度。唐朝中叶，由于战乱频发，与国家授田制度紧密联系的户籍体制遭受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均田制度难以施行，土地制度逐渐向以地主和自耕农占有土地为主的形态过渡，但即便如此，中国农村始终存在以宗族名义占有的公共土地，其名目繁多，诸如祠堂田、寺庙田、墓田、祭田、义田、学田、公会田等，其产出成为宗族的公共品。正因如此，“天下为公”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西汉名臣谷永认为君主应当“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公然反对专制独裁。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强调天下的公共性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各阶层仁人志士秉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奋力探索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路。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提出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社会愿景并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孙中山将“天下为公”作为毕生追求，他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天下大同的核心思想是“天下为公”，强调人人平等和资源共享。其中，人人平等强调的是人人友爱互助，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这种理念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人人平等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上平等实质是阶级的平等，即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马克思、恩格斯，2014：113）消灭阶级实质上就是消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由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从而排除了依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实现了经济地位上的初步平等。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劳动者根据自己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获得相应的报酬，实现了分配领域的平等。因此，从经济意义上讲，人人平等的主张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是我们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文明基因和创新土壤。

（二）充分利用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传统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不乏对市场的深刻认识。一是中国古代圣贤对商业活动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孔子对商业活动持开放包容态度，认为追求财富是人之常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认为追求财富应当遵循“义”的原则，即应当合乎道德和正义。管仲将国民基本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他将商人列为国家重要基石之一，反映出其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此外，孟子、荀子、范蠡等名士也都支持商业活动。二是充分肯定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易经》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这说明市场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纽带。对此，《管子》中也有“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的表述。三是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市场自发调节资源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写道：“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段话揭示了价格机制如何引导资源的流动与分配现象，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具有一致性。无独有偶，《管子》中有“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的描述，同样强调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经济政策存在多样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市场制度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总体上虽不如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中对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但许多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古代中国重视修建道路和水运设施，如秦朝统一后修建了弛道等交通干线，隋朝修建了大运河，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设立驿站为商旅提供食宿和换马等服务，设立关卡保障商品流通安全。二是统一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如秦灭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使得商品计量有了统一的规范，并将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作为全国统一货币。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极大地方便了交易。同时，古代中国金融业务逐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如汉朝就出现了汇兑业务，为本国和外国商人之间贸易汇款提供服务。到了明清时期，汇兑业务达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制定法律法规，以维护市场秩序。如唐朝《唐律疏议》对商品质量、市场交易秩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清朝《大清律例》对霸市行为有明确的处罚，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分为枷号、杖刑、徒刑、死刑以及没收非法所得等；另一方面，建立监管机构。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周朝的市场管理最高长官为司市，不仅负责市场日常管理，而且处理市场纠纷。到了唐朝，专门监管市场活动的机构为市署，通过实施严格门禁制度、商品质量监督、物价监管等市场监管措施来维护市场秩序。

（三）重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虽然古代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工具，但依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管理和调节经济，以稳定统治秩序：一是行政手段。古代中国，土地是农业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土地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田制”改革是政府行政干预经济的核心手段之一。中国古代“田制”改革的方向从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奴隶主国家占有转向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代表的个人占有。商鞅变法推行了“废井田，开阡陌”的授土于民政策，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地主私有制的形成。随后，历代王朝通过不断调整田制和赋税制度，完善小农经营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提升了经济活力。二是经济手段。中国古代各王朝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干预经济。税收政策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如清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物资调配和稳定物价方面，采取平准均输措施来调节市场供求，稳定物价；采用漕运的运输方式使中央对粮食等重要物资进行有效调配，满足国家战略储备和应急救灾需求；采用常平仓制度来调节粮价，屯粮备荒。产业政策方面，对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进行垄断，如长期对茶叶、食盐、铁等实行专卖制度。货币政策方面，统一货币，垄断货币发行权，控制货币流通与回收等，在稳定物价和增加政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北宋制定了货币发行限额与准备制度，规定交子发行总量为12.5634亿文，并将3.6亿文铜钱作为发行准备（石俊志，2014）。三是法律手段。政府制定市场管理法规，涉及市场准入、交易行为、商品质量和度量衡准等多个方面。如《唐会要》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明确规定了五品以上官员不得经商。中国古代政府在调节市场和国家经济运行的做法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四）儒家伦理对经济生活的渗透

自汉代起，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观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经济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两个方面。首先，“取之有道”强调获取财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儒家倡导“义主利从”“以义取利”，将义作为处理义利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根本道德准绳。强调面对经济利益时，应优先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只有符合道义，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的财富才具有合理性。儒家伦理中“百利义为先”的理念对古代市场秩序起到了约束和规范作用。同时，儒家主张君主征收赋税或调用民力时，应当适度。例如，孟子提出了贤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重要原则。其次，“用之有度”强调对财富资源合理使用和分配。财富资源的合理使用集中体现在“黜奢崇俭”上。儒家倡导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节衣缩食，避免铺张浪费。国家层面，儒家主张君主应当“恭俭庄敬”“恭俭而好礼”，统治者是否具备节俭这一美德，关乎王道的实现。个人层面，儒家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强调节俭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而将“奢”视为一种罪恶。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主张“均贫富”，强调财富分配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将财富分配公平与国家长治久安联系到一起，“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一表述揭示了二者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儒家提出的“黜奢崇俭”的主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深层次的意思是反对统治阶级对地租的过度消费，反对商人资本对农业生产的过度侵蚀，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体现中华文明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基因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文明印记。“民为邦本”思想、“均平”思想、“立己达人”思想等文明价值观，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智慧源泉。

（一）从古代的“民为邦本”到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

民本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从《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道德经》中“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再到《左传》中“天生民而树之君”，从孟子“民贵君轻”到朱熹“国以民为本”，再到顾炎武“厚民生，强国势”，历史上传世经典和百家学派都崇尚民本理念。纵然百家的核心思想与价值观存在差异，但大多秉持以民生为根本的济世救民的思想。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出现都源于统治者格外关注民生。相反，统治者忽视人民利益，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横征暴敛，以致民怨沸腾，最终导致国家动荡乃至灭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民为邦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民为邦本”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治理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由于存在阶级的根本对立，中国古代统治者宣扬的民本思想更多的意义在于警示人民具有“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作用，提醒自己要施仁政，不可暴政，从而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地位。不过，在维护专制统治的价值追求下，古代士大夫所推崇的民本思想中的民本追求及其功能淹没在“一治一乱”的魔咒中，未能真正实现。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汲取中华文明民本思想精华，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所提出的重大治国理政理论，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一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古代，人民群众是被统治阶级，处于被支配地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江山就是人9），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反映了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强调发展目的就是为了人民。在古代，维护统治是统治阶级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根本目的。而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25：对立，民本思想的实践往往停留在表面，并未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仅是口号，更是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已经体现在我们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一个个伟大历史性成就上。例如，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动体现。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则。首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完善产权制度、促进竞争，还是加强监管、防范风险，都是为了让人民在市场经济中享受更多权益与成果。其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最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红利应由人民共享。要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确保人民能公平地分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发展成果，提升人民在发展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二）从朴素的“均平”思想到今天的共同富裕目标

“均平”思想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封建士大夫们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而且寄托着古代农民阶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古代多个学派都倡导“均平”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其思想系统而深刻，绵延数千年。儒家对这一思想的阐述最早可追溯到孔子在《论语》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君主不必担心贫穷或人民数量少，而要忧虑财富分配不公平和社会不安定。这里的“均”不是指“平均”，而是指公平、均衡的意思（李宗桂，2016）。孟子则认为要实现仁政，必须划清田界，否则会导致“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从而引发统治者对百姓过度剥削。到了汉代，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加速，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局面。对此，董仲舒主张“调均贫富”，并给出了明确的调均标准和原则。董仲舒“调均”思想是对儒家“均平”思想的发展，对后世统治者在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方面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方田均税法，旨在解决田赋不均，税户隐田逃税问题。与此同时，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实现财富均匀分配，“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在农民阶级中广为流传，并成为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口号。例如，南宋钟相以“等贵贱，均贫富”作为口号揭竿而起，清末的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与封建士大夫们强调的公平、均衡的“均平”思想不同，农民阶级追求的是绝对平均与平等，表达了反对封建统治，要求实现人人平等的强烈愿望。

共同富裕目标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均平”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均平”思想旨在通过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我们党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继承了“均平”思想关于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致力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2022：142）。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共同富裕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与深化。就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就内容而言，共同富裕是全方位的共同富裕，涵盖物质、文化、环境、社会等多方面的富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精神食粮。就实现动力而言，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主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则主要通过生产关系优化与调整来促成。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来做大“蛋糕”，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就均衡程度而言，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下的富裕，而是在一定差距范围内的富裕，也不是同步实现富裕，而是有先后的富裕。就实现路径而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复杂、渐进的过程。共同富裕是14亿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其规模之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必将重构全球高收入国家的版图。考虑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且个体间素质和能力也有差异，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久久为功。总之，共同富裕理念吸收了古代“均平”思想中公平、和谐的有益成分，并且其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与发展。它不再是一种理想化追求，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以共同富裕目标为牵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蛋糕”做大，为共同富裕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否则共同富裕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创造巨大财富的最佳制度安排。因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支撑，进而对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出紧迫需求。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是保障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框架，因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对于激活要素活力、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意义重大。

（三）从古代“立己达人”思想到今天的有序竞争和共享发展

“立己达人”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倡导了一种共赢的理念，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应同时考虑他人的利益，通过互相帮助实现共赢，体现了儒家关于立身处世的忠恕之道中的“忠”。忠恕是一体两面，其中，忠是对自己的约束，要求尽心尽力对他人；而恕则是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不能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立己达人”思想最早出自《论语·雍也》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能够做到立己达人的人可以称为仁者。自孔子提出后，该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到了传承与发展，许多名人志士推崇这一仁爱思想，将其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和表达政治理念的重要原则。例如，孟子提出“仁者爱人”，西汉思想家戴圣提出“仁者莫大于爱人”，呼吁人们应该去关爱他人、帮助他人。再比如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朝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均体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精英分子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总之，“立己达人”思想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哲学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取向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序竞争和共享发展理念蕴含了古代“立己达人”思想的精髓。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底层逻辑的经济形态，通过竞争，一方面产生优胜劣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方式，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竞争在促进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市场结构优化等方面作用是有条件的，它要求竞争是有序的、公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16：372）强调公平竞争给企业带来的外在动力，指出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然而，市场微观主体并非完全“理性人”，存在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行为，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竞争引向无序竞争（如恶意降价）甚至产生垄断，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无序竞争的具体表现是企业通过违背公平原则甚至是违法手段达到争夺市场资源、追逐利润，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思维，最终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造成市场机制扭曲，资源配置能力下降。无序竞争与我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背道而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的环境，实现互利共赢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中华文明中的“立己达人”处世之道的内在要求。“立己达人”思想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倡导公平有序竞争目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共享发展理念同样延续了“立己达人”的核心主张。共享发展理念强调的是发展成果应当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和享有，以增进人民福祉，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解决。“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共享发展理念把实现全体人民幸福作为我们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享、共富理念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308；2009：200）设想到在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如果将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理解为对财富分配公正的美好愿望的表达，那么“立己达人”等主张则强调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该思想倡导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助力他人的成长与发展，强调个人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帮助周围的人，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共享发展理念与“立己达人”思想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时代要求与创新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主要任务。推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朝着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一）法治化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形式，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基于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以及相应的法律来保驾护航。因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信息披露制度、市场退出等制度。完善这些基础性制度安排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形式，涵盖了财产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保护制度是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要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在立法过程中赋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同等法律保护地位，在执法过程中一视同仁，坚决消除任何形式的偏见与歧视，并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同责同罪同罚。要拓宽产权保护范围，探索建立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以满足前沿科技领域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对产权保护的需求。要提高全社会产权保护意识，通过多渠道、多种方式，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产权保护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尊重和保护产权的良好氛围。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助于打破各种隐性壁垒，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市场，为各类主体公平参与竞争提供前提。要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现行法律法规明确的市场准入管理措施与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出台的阶段性、临时性市场准入管理要求，一并列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清单管理格局。严禁在负面清单之外违规设置准入障碍，确保各类主体能够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享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同等发展机遇。建立健全动态清单调整机制，根据技术革新、产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最新动态，依照法律法规进行适时调整。要加强内外资准入政策的协同，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确保内外资在市场准入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同步适用准入门槛，在不违背国际规则与协议的前提下，对内资设定的准入门槛同样适用于外资。要逐步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对于不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应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供给高质量服务产品，以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服务消费的需求。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公平竞争制度旨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各种资源，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对各项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和废除影响公平竞争的规定与做法。坚决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违背公平竞争的行为付出更大代价。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进竞争规则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打造公平公正、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

（二）国际化

坚持国际化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这些机制在更加开放、更大范围的市场中能够进一步增强其效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更有利于价格信号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导资源向效率更高、回报更大的领域流动。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竞争更能够发挥竞争机制作用，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需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并实现国内外制度的有效衔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对我国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从关税、配额、海关监管等边境规则向以贸易便利化、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为代表的边境后规则转变，而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边境后规则的重要内容。为适应更加强调规制、管理、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要求，我国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实现与国际制度的有效衔接，从而促进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提升和对国际循环的新引力的增强。

坚持国际化方向，应当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有助于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吸引各类优质要素集聚，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要坚持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前提与基础，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和利益至上。在此前提下，对标国际先进制度安排，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逐步实现与国际现行规则有效衔接。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仅要参照主要发达国家的一般做法，更要考虑我们是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最大实际，切勿盲从他国做法，要以一般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之“矢”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之“的”，不断回应和解决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国自由贸易区（港）的制度“试验田”作用，在全国率先探索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改革，率先构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然后将成功模式和创新举措推广至全国，推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善与优化。要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学习和吸收一切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有益经验，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决不能照抄照搬。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主要由西方大国设计和提供，产品不仅带有浓厚的西方价值观念，而且种类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多样化需求。特别是全球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特征，导致其主要供给者在增加供给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对符合自身需求反映其意志的公共产品呼声也越来越高。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同时，为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过去10多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通过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优质公共产品的诚意。在我国为全球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展现大国担当的背景下，我们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目的不仅仅是实现与国际先进制度的有效衔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要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完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与做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完善符合其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现代化

坚持现代化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现代化转型的系统工程。这“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需要经济现代化作为物质基础支撑，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新质生产力的高技术体现在其主要由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催生，高效能体现在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为基本内涵，高质量体现在其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表征。无论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广泛渗透所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还是资源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抑或是代表产业升级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都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尤其是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完善以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保障和内在要求。只有完善这些基础制度，才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有助于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经济体制文明形态。文明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成果的总和，而文明形态是指文明在不同历史、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道路，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由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文明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展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经济体制文明新形态，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专有的资源配置形式的固定思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正是由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一大奇迹。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开创了人类经济体制文明新形态：一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度协同。与西方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之间是互补关系，各司其职。我们强调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诚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且当市场因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出现失灵的情况时，则需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以纠正市场失灵。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宏观调控等措施，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解决了效率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并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构成其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区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四是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充分激活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属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依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铲除资本“贪婪、奴役”的制度土壤，从而构建起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屏障。

四、结束语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习近平（2023）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它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价值观，而且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成为我们回答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问题的重要思想源泉与灵感源泉。因此，要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汲取智慧与力量，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来源：中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