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不起，但我实在无法忍受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文称，“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斥着政治操弄的国会支出法案令人作呕（disgusting abomination）。”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刚刚致仕不足四天的马斯克，忍不住炮轰特朗普与共和党提出的“大而美”税改法案。

“对不起，但我实在无法忍受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文称，“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斥着政治操弄的国会支出法案令人作呕（disgusting abomination）。”

“特朗普-马斯克”，这对曾经随时影响世界秩序的黄金搭档，如今翻脸比翻书还快。

此前5月29日，埃隆·马斯克正式结束其在美国政府的“特聘政府雇员”身份，宣布离任并回归私营企业。这一决定标志着他在特朗普政府内任职130天的“政府改革实验”阶段落幕。

回顾这短短四个月的“政治冒险”，马斯克可谓是“大展拳脚”，却也将世界搅得不得安宁。他以“政府效率部”之名肆意裁员，妄图用金钱左右国内外选举，还与特朗普一唱一和羞辱乌克兰总统，毫无底线地站队侵略一方。

马斯克的政治操作不仅引发特斯拉股价腰斩、全球抵制浪潮，更令人惊异地印证了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此前的预言：“最具创造力的人，在市场里带不来灾难，因为市场会不断纠错。但他若涉足政治，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张维迎教授这一预言最初发表于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未定之前，更早的伏笔则埋在他2022年出版的著作中。当大多数未来预测流于宏大空泛时，张维迎对马斯克这一具体个体的“精准预言”，何以能在短期内被事实验证？这背后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深刻理解，更蕴含着对权力本质、人性局限与历史教训的透彻洞察。

市场机制与政治逻辑的天然对立

张维迎预言的第一个理论支点，源于他对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力本质差异的深刻把握。在其理论框架中，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内置的“纠错机制”——企业家犯错时，消费者和投资者会通过“用脚投票”及时止损，将错误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然而，当马斯克自2024年7月起向特朗普阵营投入1.18亿美元、操控社交平台舆论、直接参与竞选活动时，这种市场纠错机制便宣告失效。

在商业领域，诸如“购买格陵兰岛”、“将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等荒诞计划，会被资本瞬间抛弃。但一旦这些“科技狂想”通过政治操作演变为“国家意志”，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决策往往会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其消极后果通常由普通民众承担，而非决策者本人。

正如张维迎指出的，政府资源不受市场约束时，企业家错误的代价将从“企业财报上的亏损数字”升级为“地缘政治灾难”。马斯克主导关闭国际开发署、裁撤中情局、撤换国防部将领等“效率改革”，本质是将商业并购中的野蛮操作移植到国家治理，其试错成本呈现指数级膨胀。

市场与政治的运行逻辑差异在此显露无遗：特斯拉的一次失败发射，损失可控且教训私有；而关闭乌克兰星链系统、干预德国大选等政治冒险，则可能引发连锁性的国际危机。

这种本质区别解释了为何张维迎始终坚持“越聪明的人越应该做企业”的观点——企业是才能的容器，而政治是才能的放大器，两者的风险收益比截然不同。

“乌托邦”的历史警觉

张维迎预言的第二个深层依据，源于他对“乌托邦灾难”的历史警觉。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学者，张维迎的成长经历恰逢“乌托邦灾难的高峰期”，这种历史记忆使其对“凭借强力推行社会蓝图”的毁灭性力量形成了“近乎本能的敏感与预警屏障”。

马斯克正是这种“乌托邦冲动”的当代化身——他不是谨守边界的务实科学家，而是一位热衷于突破一切限制的“科学狂想者”。

在商业领域，这种狂想曾创造奇迹：可回收火箭、电动汽车革命、脑机接口探索。然而，当同样的思维模式被带入政治领域，“殖民火星”的执念就可能演变为“牺牲九百万试验品”的残酷计算。

张维迎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科学狂想的破坏性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一旦结合，其杠杆效应将以几何级数放大。科技突破边界可能是飞跃，而政治突破边界则往往是底线失守。

历史反复证明，许多科学巨匠在专业领域光芒万丈，其政治见解却幼稚危险。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的天真推崇、诺贝尔对和平奖设置的理想化期待，都是“才能错配”的典型案例。所幸这些科学天才大多远离权柄，其政治言说仅止于理论层面。

马斯克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拥有科学狂想，更通过财富积累获得了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使得张维迎的预警从理论可能转化为现实危机。

两种治理逻辑的冲突

张维迎预言的第三个维度，体现在他对“诗性思维治国”的深刻警惕。他在分析中指出，文学思维治国必然导致“从诗性跃进到现实跃退”，而马斯克的政治操作正完美诠释这种危险。通过X平台直播打造的“特朗普-马斯克”双狂人叙事，用“抽奖送钱”、“百万美金日抽”等营销噱头解构选举严肃性，马斯克本质上是以《钢铁侠》剧本替代《联邦党人文集》的宪政智慧。

这种将国家治理降维成流量游戏的模式，使得“让美国再次伟大”沦为一场社交媒体真人秀——当政治决策依赖点赞数和转发量而非制度制衡，其后果将比任何科技泡沫更致命。

张维迎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揭示了企业家才能的特殊性：在市场中，这种才能表现为对不确定性的冒险与创新；在政治中，同样的才能却可能因缺乏制衡而蜕变为刚愎自用的独断。

马斯克的政治实践恰成例证：他掌控SpaceX、特斯拉、X平台、星链的“科技-媒体-军工复合体”，本质上建立了张维迎最警惕的“不受制约的资源配置权”。当他以“政府效率部”的名义介入财政部、国防部时，实则是将商业垄断手法复制到公共领域——用算法推荐替代民主协商，用董事会决策模式取代三权分立。

这种“私营企业CEO兼任国家CEO”的架构，使得任何错误决策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纠偏，反而会因权力集中加速错误传导。

马斯克案例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个新困境：当科技巨头积累起堪比国家的财富与影响力时，传统意义上的“政商边界”正在模糊。

当代社会正面临一个关键挑战：如何在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的同时，防止其才能向政治领域异化引发系统性风险？张维迎的预测提供了重要启示：健全的市场制度是才能的最佳容器，明确的权力边界是创新的真正保障。科技狂想可以推动人类进步，但必须被限定在实验室与董事会范围内；政治决策需要审慎与制衡，绝不能沦为“快速迭代、容忍失败”的试验场。

回看马斯克的从政之旅，一个能用火箭回收技术降低发射成本的天才，正在用同款思维把地球变成政治试验场——而这次，人类没有备用的逃生舱。

这一生动隐喻不仅是对特定事件的描述，更是对所有时代的警示：才能与权力必须各安其位，任何混淆二者的尝试，都可能付出我们无法承受的代价。㳒

来源：安元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