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响对《道德经》正确理解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环境、文化传承、个人信仰、好恶偏见等等。本文以著名知识分子为例，看他们对老子思想的理解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困扰。

影响对《道德经》正确理解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环境、文化传承、个人信仰、好恶偏见等等。本文以著名知识分子为例，看他们对老子思想的理解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困扰。

以下所采案例，多数出自中国社会科学网、知网等国内权威网站，也有出自资料。按照他们的特点，简略分为信仰型文人、自新型文人、z治型文人、三教圆融型和浅尝辄止的跟风型文人。

信仰型文人笔下的老子：是庄子之后，甚至是吕不韦之后的道家人物

这个“信仰”不是宗教信仰，特指胡适所说的“学术信仰”，比如他说“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

代表人物是冯友兰、钱穆、顾颉刚。

冯友兰说：孔子的弟子开私人著作之先河；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老子所用“侯王、王公、万乘之国、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期用词，《论语》只有“千乘之国”。

所以《老子》一书应为战国作品。

作为曾经的“第一哲学家”，冯友兰罔顾历史事实。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私人所作的，是孔子同时期名家学派的《竹刑》，为郑国人邓析所作，而《论语》结集成书于战国早期。显然，《竹刑》早于《论语》，且不是问答体，邓析也是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他创办私学，传播法治思想，提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与《周礼》抗衡。

钱穆说：《论语》浅易，《老子》深奥。应该先有浅易，后有深奥；先有提倡者，后有反对者。孔子孟子倡导仁义，墨子主张“尚贤”。老子反之，故《论语》《墨子》《墨子》先于《老子》。

现代学者易中天、武之璋等人，亦持此论。

如果承认夏商周三代有《归藏易》《连山易》《周易》，则“三易”不仅早于《论语》，且深奥于《论语》，《论语》毕竟是口语。

如果承认《尚书》是古书，那么它的“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不偏不颇，遵王之义”的“仁义”概念就早已存在。

《诗经》的定稿至少在东周之前，其中的“岂弟君子，莫不令仁”，“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顾颉刚说：《吕氏春秋》是原创，《道德经》摘抄了部分该书。

请问：《文子》《列子》《庄子》中的老子是哪一个老子？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延续150年，教学主导是黄老之学，“黄老”指的是谁？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注解的是哪个老子？

自新型文人笔下的老子：从“毒学”“祸水”到“规模宏大的系统哲学”创始人

有的文人思想开放，勇于承认自己的认识不足和错误，梁启超即是一例，冯友兰或许迫于形势，晚年也曾承认，当年跟胡适等人的“古史辨”，多出于情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此期间，他批老批孔，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曾把老子之学斥之为有毒之学，愚民之学，形同祸水，认为老子思想是权诈、愚民、懦弱不争民族性的源头。

梁启超的批老名言也被“疑古派”们广泛采用，但梁启超一点不保守，当北大一个普通老师张煦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他的错误时，他不怒反喜，对作者的才华大加奖掖，并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

“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

欣喜之余，将张煦原文，连同自己的“题识”，一并发表在《晨报》上。

20年后，进入中年的梁启超“以今日之我反昨日之我”的果敢，踢翻旧说，认为老子乃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哲学”创始人。

并说：“我读一部《老子》，看不见一句厌世的话语”，“老子是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而极适用。”

他赞成世界通哲罗素对老子的评价，认为老子“把古代的神造说极力破坏”，这是老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极大贡献。

z治型文人，即从所处的“大环境”出发，以政治观念解读老子思想

以范文澜、郭沫若为代表，冯友兰也算一个。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周代思想概况》里说：老子比孔子还反动，孔子复古只复到西周，老子却要复到原始社会。

不用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老子的“清静”“无为”“柔弱”“不争”“无知无欲”等核心思想全成了宗教教义，最后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愚昧状态。

但是，老子的“无为”思想，核心在于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五千言”没有一句是针对百姓提出的要求，全是“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在功名利禄方面“外其身，退其身”，“不敢为天下（百姓）先”的“清静无为”、“居下不争”的自然、不干涉思想。

权力的使命是：“能辅百姓之自然而不敢为”，顺应百姓自由发展（自化）、自主创造社会价值（自富）的意愿，辅助他们各得其所，实现“无不为”，而不敢干涉。

而老子的“小国寡民”只是一个举例，意即：即便在一个小邦国里，只要实行“道治”，一样可以实现“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的和谐国际关系，没有战争，没有背井离乡。

在这样的小邦国里，人们“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哪怕邻国很近，也没有人艳羡别人的生活，而离开家乡。

“三教圆融型”文人：无论解道、注儒，喜欢三教互解

典型代表非郭继承莫属。

他不光是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网红教授，还是中西文化比较领域的名教授，熟悉西哲，而他的真正身份是马哲教授。

他的讲座最大的特点是：无论讲《道德经》，还是《论语》，还是佛经，终将归之于“佛说”。

但郭教授把《道德经》的最高价值“自然”理解为“天地万物大自然”，把“希言自然”理解为“大自然不说话”，并认为这就是佛陀的“法尔如是”，意在告诉我们：要学习自然界的智慧，领会它的道理。

他说“希言自然”就是佛陀说的“万 法无 常”，无 常就是《易经》的变易，这也是孔夫子的感慨：逝者如斯夫。

然而，佛陀所云之“无常”，是有设定范围的，特指“现象界的一切有为法”， 并非概指“一切万法皆悉灭坏无常”，而堕落于断灭空见而不自知。

而老子之道是“独立不改”的“恒在”，怎么可以跟“物”相提并论而言“无常”呢？

他认为“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是《道德经》的“文眼”，他通过讲述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帮助读者加深对“为学”“为道”的理解说，人生就是一个既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又的过程。

这不仅是对老子思想的“鸡汤化”曲解，老子所说的“为学”是特指，即《道德经》所批评的政教礼乐之学。所谓“日益”，特指情欲文饰增多。

而“为学”“为道”的特定对象的，即讲给后边所说的“取天下”之人的。

他以爱因斯坦为例说：他攀登一辈子，快到山顶时抬头一看，佛早已在那里哈哈大笑，爱因斯坦领悟了：原来“那个”才是这世间最顶级的智慧。

在郭继承的讲座中，儒家是塔基，是做人；道家是天地之间，居于宝塔中部，做超人；佛居金字塔顶端，是超超人。

浅尝辄止的跟风型文人太多，不一一列举，只简述其观点

仅就下图观点简单讨论。

1、“清静无为”不等于“反对斗争”。这位教授混淆了老子论道的行为主体，是“圣人清静无为、不干涉”，然后才可以“民无不为”。是圣人“能辅”“不能为”，“甘居下位”而不与民争。

老子讲了五千言，言说对象是权力，百姓是权力者服务的对象，不可与与民争。不可宗教化、世俗化老子。

2、认为“道”支配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

大道没有规定性，它“弗为始”、不主张，“长而不宰”只为辅，也不为万物预设所谓的规律，何来“支配万物的生长和发展”之说？

3、“道家在儒家之后产生的”说法，还处在民国初年的“疑古”水平上。作者只凭周公制礼作乐，“儒者人之需”的简单“训诂”，就试图推翻《孔子家语·观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礼记·曾子问》等记载，太过草率。

4、王弼则认为老子不是圣人而是贤人。其证据没法立足。

他认为王弼曾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于是断定“老不及圣”。

这样的说辞，不是曲解，实则可笑。

汉末魏晋的经学家们讨论的圣人，是以精神境界为标准的，魏晋玄学则以“自然”为最高境界，“自然”当然是道家思想的旗帜，仁义礼的名教则是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

但是吃着儒家的饭，不能砸儒家的饭碗，于是玄学家们通过协调儒道关系，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论断，将儒道合二为一。

问题在于，王弼真的有“老不及圣”的倾向吗？怎么可能呢？

玄学分为两派即“贵无派”和“崇有派”，王弼是“贵无派”，强调“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论、“得意忘形”的认识论和“圣人体无”的圣人观。

所以王弼上述那段话，十分清晰明白：孔子知道“无”不可以训释，故不说。而老子通过“有”来论述“无”不能表达的不足。

所谓的“不足”指的是“无”具有不可说清楚的缺憾，而不是说老子有所“不足”。

来源：问道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