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批阅文件时，一份关于离休干部待遇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看到他的名字后，主席放下毛笔，在烟灰缸边轻轻叩着桌面。思考一会后，主席提笔在报告上批示：享受行政三级待遇，按副总理标准配给。

1955年，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批阅文件时，一份关于离休干部待遇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看到他的名字后，主席放下毛笔，在烟灰缸边轻轻叩着桌面。思考一会后，主席提笔在报告上批示：享受行政三级待遇，按副总理标准配给。

可这位革命元勋既未担任党政军职务，也未被授予任何军衔头衔，为何能让毛主席特批，最后待遇比大将还高呢？

这位革命元勋叫郑位三，原名郑植槐，出生于鄂东黄安县一个被贫困阴影笼罩的农家。他的父亲是清末年间就投身革命洪流的老战士，家中虽无田产傍身、无积蓄傍命，却始终飘扬着革命的火种。这种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深深扎进少年郑位三的灵魂深处。

在那个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年代，少年郑位三目睹了太多人间惨剧：地主的皮鞭抽打着佃户的脊梁，官府的税卡盘剥着百姓的活路，外国商船在长江上耀武扬威。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在他年幼的心田里种下了改变旧世界的种子。

当同龄孩童还在田间放牛时，他已懂得用树枝在泥地上书写"天下为公"的稚嫩字迹。十六岁那年，在乡亲们你一升米、我半匹布的接济下，这个穿着补丁摞补丁布鞋的农家少年，硬是靠着挑灯夜读的毅力，以全省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叩开了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大门。从此，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位三”。这个承载着人生转折的姓名，便如同烙铁般永远印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之上。

在省城求学的岁月里，郑位三从《新青年》的激扬文字到《共产党宣言》的真理光芒，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些进步书籍如同星火，逐渐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火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时，郑位三正带领工友们在汉口码头张贴反帝标语。昔日并肩作战的国民党右派突然调转枪口，武汉三镇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面对组织上"隐蔽转移"的指示，这位文弱书生却做出了惊人的抉择：逆流而上，返回最危险的鄂东老家。

回到黄安的深山老林，郑位三将零散的农民自卫队组织起来，形成严密的革命网。他白天化装成货郎走村串户，用通俗的民谣传唱革命道理；夜晚在祠堂的油灯下，用树枝当教鞭给赤卫队员讲解游击战术。这种扎根群众的做法，让革命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别山区蔓延。

随着红色根据地不断壮大，敌人开始将郑位三视为眼中钉。

1927年深秋，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突然贴满盖着国民党政府大印的通缉令，白纸黑字上赫然写着"悬赏五千大洋缉拿郑位三、董必武等共党要犯"。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刚在黄安点燃的革命火种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

此时，郑位三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将县委机关从县城转移到七里坪。这个看似简单的战略转移，实则暗藏玄机。七里坪地处大别山余脉，三面环山的地形如同天然堡垒，更关键的是，这里聚居着三百多户贫苦农民，世代受尽地主欺压。郑位三带着工作队进村时，正赶上地主"周扒皮"带着家丁抢收佃户的麦子。他二话不说，带着赤卫队员把麦捆子夺回来，当场分给饿着肚子的农民。这一把火，彻底点燃了群众心中的革命热情。

1929年深秋，郑位三在七里坪古戏台上振臂一呼，黄麻起义的烽火就此点燃。三千多名农民兄弟扛着扁担、举着梭镖，像潮水般涌向黄安城。这场起义虽然因敌我力量悬殊最终失利，但革命的火种已在大别山深处形成燎原之势。

起义受挫后，郑位三带着队伍转战大别山腹地。他们白天在密林里煮野菜充饥，夜晚在山洞中研究战术。为了解决给养问题，郑位三发明了"红色贸易"：用山里的茶叶、竹笋换取盐巴、药品等，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站。最艰难时，战士们把牛皮带煮了当粮食，郑位三却把自己的马杀了分给伤员。正是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让红军队伍像滚雪球般壮大。

1930年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这块横跨三省、拥有百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蒋介石闻讯大惊，急忙调集十万大军进行"围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郑位三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创造性地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指挥部队时而在鸡公山设伏，时而在举水河突袭，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

在反"围剿"最艰苦的日子里，郑位三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救。战士们前脚打完仗，后脚就扛起锄头下地。他们在山沟里开垦出"红军田"，在岩缝间培育出"革命苗"，硬是在敌人封锁下实现了粮食自给。更绝的是，郑位三还组织妇女们纺线织布，把土布染成灰色做成军装，让红军战士穿上了"自制军服"。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让根据地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1932年，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朝鄂豫皖根据地合围而来。这是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三十万大军如同铁桶合围，妄图将这抹红色彻底抹去。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绝境，主力红军不得不踏上西征川陕的漫漫长路。而郑位三，这位在鄂东北家喻户晓的"山鹰"，却在此刻接过了游击总司令的帅印，扎根在敌人最凶残的包围圈里。

这一年的深山老林，成了郑位三与战友们的天然堡垒。国民党军队在每个山口设卡，每条道路布防。游击队员们白天藏在悬崖峭壁的石洞里，夜晚踩着霜露转移。最艰难时，队伍三天吃不上一粒米，只能嚼着树皮充饥。郑位三把仅剩的半袋炒面分给伤员，自己却就着雪水啃草根。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让这位铁打的汉子也熬得形销骨立，两颊深深凹陷下去。

命运似乎要给这位革命者更多考验。郑位三年迈的父亲因长期颠沛流离，全身溃烂长满毒疮。老人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用最后的力气说："别管我，带着队伍往亮处走......"话未说完，老人家就永远闭上了眼睛。郑位三含泪将父亲葬在山洞深处，用石块垒起一座无名坟。还没等悲痛平复，噩耗接踵而至：母亲和结发妻子相继饿死在逃难路上。当战士们在山坳里发现两位老人时，她们蜷缩在破庙角落。

丧亲之痛如刀绞心，但郑位三把眼泪都化作了战斗的号角。他白天带着战士们翻山越岭打游击，夜晚就着火把研究战术。深秋时节，他的双腿因长期浸泡在冰冷的溪水中，肿得像粗壮的树根。警卫员偷偷留下半包止痛药，他却转手塞给患疟疾的小战士。

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郑位三创造出独特的"麻雀战术"。他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像山雀般忽聚忽散。敌军来围剿，他们就钻进云雾缭绕的无人区；敌人撤退，他们就如神兵天降般袭击据点。更绝的是，他发明了"竹签战法"——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密布削尖的竹阵，让敌军尝尽苦头。这些充满智慧的战术，让国民党军队发出"宁遇阎王，莫碰位三"的哀叹。

转机出现在1933年春。郑位三带着队伍在金刚台地区开辟新根据地时，意外发现个天然溶洞。这个能容纳千人的"红军洞"，成了游击队的秘密基地。他立即组织群众在洞口伪装，白天派人到山下佯装耕作，夜晚则把缴获的粮食藏在洞中。最神奇的是，他让战士们在洞内培育出"山洞菜园"，用石缝里的腐殖土种出绿油油的蔬菜。这个"地下根据地"的存在，让敌人始终摸不清红军虚实。

在郑位三的感召下，鄂东北的革命火种非但未熄，反而呈燎原之势。他创新开展的"红色村庄"建设，让每个自然村都成立农会、赤卫队。妇女们组成"红色娘子军"，一边照顾伤员一边站岗放哨；儿童团员举着红缨枪，在村口唱着"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歌谣。这种全民皆兵的局面，使得国民党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正当游击队站稳脚跟时，郑位三却收到一纸调令：中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这意味着他要交出苦心经营两年、发展至五千人的六支游击师。面对这个艰难抉择，郑位三没有半点犹豫。他亲自带着队伍翻越海拔千米的天台山，分三批将精锐部队输送给主力。

1934年，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不得不收拾行装，准备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长路。作为鄂豫皖根据地资历最深的领导人之一，郑位三默默将组织分配给他的枣红马牵到伤病员驻地。这匹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战马，即将驮着三位重伤的战士踏上征途。

1935年深秋，红二十五军接到中央急电：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必须立即西征甘肃。郑位三再次面临抉择：是随大部队西进，还是留守坚持？当组织征求意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山上的火种不能灭。"就这样，他带着三百多名游击队员，去往更险峻的深山。

敌人闻讯大喜，调集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根据地展开"铁壁合围"。郑位三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七十四师，创造性地采用"跳圈战术"：敌人重兵压境，队伍就化整为零钻进秦岭；敌人分兵"清剿"，红军又聚合成拳打击薄弱环节。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6年12月12日。当郑位三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时，他立即意识到：反攻的时刻到了！红七十四师如神兵天降，迅速控制了商洛地区。当中央派来的联络员找到他们时，这支孤军已经发展到两千余人，装备着自制武器，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却个个目光如炬。

多年后，贺龙元帅也曾评价说，陕南游击战能坚持近两年，位三同志居功至伟。这评价恰如其分：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郑位三不仅保住了革命火种，更培育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

1943年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的铁蹄在中原大地反复践踏，国统区的统治日趋腐败，而根据地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在这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郑位三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鄂豫边区领导工作。

这个横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抗日根据地，既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战略后方，也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交通枢纽。李先念同志已在此地深耕多年，他率领的部队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万余之众，创建的抗日民主政权如星火燎原。然而，随着根据地迅速扩张，组织建设、统一战线、军事指挥等方面的挑战也接踵而至。

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郑位三肩负着特殊使命来到鄂豫边。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他此行还带着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头衔——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按组织程序，他完全有资格以"一把手"的身份接管边区工作。但当他抵达竹沟镇的第五师司令部时，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将介绍信锁进公文包，以"普通党代表"的身份投入工作。

这个决定绝非偶然。郑位三深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领导核心的威信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李先念同志在鄂豫边区经营多年，从游击队长成长为战略区指挥员，他的名字就是一面旗帜。如果此时突然宣布组织任命，不仅可能引发干部队伍的思想波动，更可能影响军民团结。

在郑位三看来，领导干部的权威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能否为革命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

1946年6月，中原大地的麦浪刚泛起金黄，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调集三十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扑来。这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军区部队压缩在宣化店周边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连发三封急电，命令郑位三、李先念率部实施战略突围。

此时的郑位三，正在病榻上与死神抗争。长期革命生涯积累的病痛，在此时爆发：严重的肺结核让他咳出的痰带着血丝，风湿性关节炎使得双腿肿得像发面馒头，胃溃疡发作时疼得他浑身冷汗。组织上专门从延安派来医疗队，准备用担架将他转移至后方。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却用颤抖的手在地图上画出突围路线："我是中原局副书记，这时候怎么能当逃兵？"

最艰难的时刻发生在穿越桐柏山时。连续七天的暴雨把山路变成泥河，战士们的草鞋里能倒出水来。郑位三的双腿溃烂流脓，警卫员想背他，却被他推开："多背个伤员，多救条命。"他让战士们用树枝做成简易拐杖，自己拄着拐棍走在最前面。饿了就啃口发霉的炒面，渴了就接树叶上的雨水，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把毛巾塞进嘴里硬扛。

经过四十九天血战，中原突围部队终于冲出重围。当李先念清点人数时，发现郑位三的体重掉了整整三十斤，军装挂在身上直晃荡。更糟糕的是，持续高烧让他出现了幻觉，有次竟把警卫员认作牺牲的战友，拉着对方的手不停地说悄悄话。

最终，在组织的要求下，郑位三被安排在山东临沂的休养所里。

虽然离开了战场，但他的病房已然成了"第二指挥部"。他让护士把战报贴在床头，每天用红蓝铅笔勾画战局变化。

1947年春，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郑位三在病床上潸然泪下。他让护士将地图挂在屋顶，仰面躺了三个时辰，把每个可能经过的村庄、每道可能设置的关卡都标注出来。这份凝聚着心血的"活地图"，后来被制作成简易手册，成为突围部队的"护身符"。

直到新中国成立，郑位三的病情才逐渐稳定。但那段突围经历，已在他身上刻下永恒印记：浮肿的双腿再难恢复，咳嗽的毛病伴随终生，右手食指因长期握笔而严重变形。可每当有人劝他休养时，他总是笑着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这点病算什么？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就是躺着也值得！"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时，郑位三正在青岛海滨的疗养院里收听实况广播。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二十余载的老战士，透过收音机听到毛主席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浑浊的眼中泛起泪光。

1955年深秋，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批阅文件时，一份关于离休干部待遇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当看到郑位三的名字后，主席放下毛笔，在烟灰缸边轻轻叩着桌面。思考一会后，主席提笔在报告上批示：郑位三同志应享受行政三级待遇，按副总理标准配给。

这个决定在干部群体中激起千层浪。按照1955年《各级人民政府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行政三级对应的是副总理、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月工资400元。而开国大将的行政四级待遇，月工资仅360元。更令人感慨的是，郑位三此时既无军衔在身，也未担任任何实职，特批的待遇竟比开国大将还高。

郑位三的"特殊待遇"很快显现出独特之处。每月15日，财政部都会将400元工资汇入他的账户，但到月底，这笔钱总会像变魔术般消失。秘书小张发现，老首长总在深夜伏案书写，信封上贴着"革命烈士家属收"的邮票。

在东交民巷的寓所里，郑位三的节俭近乎苛刻。他的早餐永远是二两棒子面粥配咸菜，卧室的木床还是延安时期的"战利品"。但当家乡黄安来信说想建所小学时，他立即寄去500元，附言："再苦不能苦孩子。"1956年，当他听说大别山区的烈士子女因贫困辍学，竟一次性捐出三年积蓄，在红安县建起"希望工程"的雏形。

这位把毕生献给革命的老战士，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大公无私"。在战争年代，他是运筹帷幄的统帅；在和平时期，他是克己奉公的典范。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郑位三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辉。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始终坚守初心本色。这种精神，如同大别山上的映山红，历经风霜雨雪，永远绽放着动人的光彩。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