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什么是“启蒙”、如何看待启蒙哲学和启蒙运动、启蒙和反启蒙一直是欧洲近现代哲学中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19世纪的法国哲学就是围绕着启蒙和反启蒙展开的，康德站在赞成启蒙的立场上对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福柯站在反启蒙的立场上对启蒙进行了再反思，尽

冯俊：启蒙哲学的反思

学习党史

★★★★★

提要：什么是“启蒙”、如何看待启蒙哲学和启蒙运动、启蒙和反启蒙一直是欧洲近现代哲学中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19世纪的法国哲学就是围绕着启蒙和反启蒙展开的，康德站在赞成启蒙的立场上对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福柯站在反启蒙的立场上对启蒙进行了再反思，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对于启蒙内涵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启蒙哲学；反思；康德；后现代；福柯

“启蒙”在法语里是lumière，在英语里是enlightenment，即“光明”“照耀”的意思。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中就有“洞窟之喻”，洞窟中的囚徒常年是束缚在黑暗中，而洞口外面则有着“阳光、光明”，那束自然之光象征着理性，而光的来源“太阳”则是最高的善。因此，在17世纪笛卡尔经常将“自然之光”和“理性”相互替代使用。“理性”在17世纪仅仅是局限在哲学领域，到18世纪尤其是在法国，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酝酿和发展，成为一种在思想、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在的普遍原则，理性的光明要照亮一切，所以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的一场国际性思想运动，有着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声或意识形态，它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风格，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一、启蒙和启蒙运动

“启蒙”是一种态度，一种风格，即批判的、世俗的、怀疑的、经验的和实用的态度和风格。“启蒙”也是一种信念，即把人的理性看作人的本质或本性，相信人类依据理性而进行的行动是自由的，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权威，无论是传统的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权威都要被推翻或弱化，应该追求理性的解放。人类的理性是普遍的，可以通过教育而发展，根据这种共同的理性，所有的人都有某些权利，例如选择和造就他们个人命运的权利。人类理性可以认识和发现一切事物的形式和规律，无论是宇宙的形式和规律，心智的形式和规律，政府善治的形式和规律，人的幸福生活的形式和规律，乃至一座漂亮建筑的形式和规律。

“启蒙精神”几乎成为“现代性”的同义词：在政治领域中，它主张通过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统治，争取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宗教领域中，它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神学的权威，主张无神论或理神论；在哲学领域中，它批判一切旧的形而上学，包括17世纪笛卡尔等人以理性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它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正义等，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构架与治理体系；在历史领域中，它把历史看作进步发展、线性上升、有规律的过程，人性是可以不断完善的，相信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一定会从奴役走向解放、从黑暗走向光明。“启蒙精神”是18世纪欧洲和18世纪末美国等革命运动的思想来源，为一般科学世界观和自由民主社会奠定了理智的基础，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文学、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提供了文化理想，为整个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启蒙哲学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把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期称为哲学上的“后启蒙时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哲学问题是启蒙时代哲学理论的继续延伸，它主要是围绕着是继承发扬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还是反对、扼杀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展开的。

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和启蒙精神的反对者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体现出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对立。

启蒙精神的继承者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它不仅使法兰西民族获得了解放、再生和自由，同时也给世界上其他民族带来生机和希望。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启蒙哲学家的历史观，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罪恶，提出了要建立更加幸福、合理、和谐的社会制度。他们要求扩展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用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社会历史观上继承了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上升、前进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社会历史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连续进化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处在社会发展的总体链条之中。与人类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人类历史也经历了“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时代”“科学的工业时代”三个阶段。在这里孔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最高、最完善的社会。

启蒙精神的反对者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场灾难，它破坏了社会的基础和稳定，扼杀了法国的民族传统，抛掉了道德和社会统一的宗教基础，给其他国家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传统主义哲学坚持法国的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反对革命精神，攻击启蒙哲学，反对理性主义，以恢复旧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唯心主义的神秘学说来对抗启蒙哲学，仇视革命，企望恢复帝制，将大革命提出的人民主权说成是没有根基的，认为在政治社会中主权应该属于君主而不是属于人民，将民主的成果说成是社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认为必将有一个人能使社会摆脱这种无政府状态而恢复其自然的秩序，实际上是想在哲学上为拿破仑恢复帝制作理论说明。

除了以上两种对立的态度外，在法国还有一种折中主义，它提出可以建立一种在自身中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各种有价值因素的社会制度，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二、康德对启蒙精神的反思

康德是启蒙精神的继承者，他还从理论上探讨和反思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1784年12月康德在《柏林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对启蒙作出了界定和阐述。“启蒙就是人从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在康德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习惯于或者喜欢上了那种受监护状态，只有少数人通过自己的精神修养挣脱受监护状态。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即那种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对其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

康德把对于理性公开运用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面前所作的那种运用。”在这里，康德把启蒙理解为要勇于使用自己的理智，启蒙需要自由和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君主在宗教事务中不给人们规定任何东西，而是让人们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由；神职人员在公开运用自己理性时享有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以他自己的人格说话，甚至对教会的信条和教义问答中错误之处、对于宗教事务和教会事务能够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发表独立的见解；臣民可以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现有法律提出批评并阐述关于更好法律的构想。康德把公开地使用理性理解为学者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启蒙的这种理解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在他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对于启蒙的这种理解又过于狭隘。

有的学者认为，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全面系统总结启蒙思想的文章，它对启蒙概念的界定本身也是有所选择和不完整的。它仅仅讲了启蒙的思想自由的内涵，而没有更多涉及启蒙除思想自由之外的更进一步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如果过分地强调每个人的思想自由，也会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造成了后世对康德这篇文章的误读。争取思想自由是启蒙的第一步，康德的这篇文章也只完成了第一步，而在别的地方康德对启蒙作了更为全面的探讨和阐述。例如，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论述了“思维的三准则”或曰“启蒙的三准则”，“哪怕是在最小的程度上，人也不能让另一个人给自己灌输智慧，而是必须从自身中产生出智慧。要达到这一点，方案包括三条引导到此的准则：1.自己思维；2.(在与人们的交流中)站在他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身一致地思维。”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于这三条准则又作了解读并阐发了他们和启蒙的关系，第一个准则是无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个准则是开阔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个准则是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一个准则就是理性摆脱被动和成见，也就是摆脱迷信，“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做启蒙。”这是启蒙的第一层含义。第二个准则就是一个人以开阔的思维方式、通过置身别人的立场来采取一种普遍的立场对自己的判断加以反思，这就是扬弃主观思维，通过置身别人立场上的反思而普遍地思维。“第三个准则，亦即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是最难达到的，也唯有通过结合前两个准则并经常遵循它们以至熟练之后才能达到。”⑥第三个准则是自己思维和站在他人立场上的反思的结合，是主观思维和普遍思维的统一，体现了自我和他人共同生活的普遍立场。后两个准则是对第一个原则的补充，康德把第一个准则称作是知性的准则，第二个是判断力的准则，第三个是理性的准则。通过这三个准则，康德的启蒙思想才得以完整地表达。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待启蒙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哲学再度关注启蒙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在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因为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态度不同而在其内部分为不同的派别。现代性体现的就是启蒙精神，它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从蒙昧和受压迫而走向自由、解放和昌明，人的道德和社会风尚不断地完善和改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理性的原则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于西方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因此启蒙问题又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资主本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一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理性、知识、概念和理论体系，哲学中的本体论都产生总体性。作为启蒙运动的神话的理性，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的分化的多元的性质。在政治上赞成一致性、同质性而压制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因此，理性是还原性的、强制性的和压迫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对立，反对宏大叙事和元话语，高扬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零散性、特殊性和间断性，主张用知识形式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去超越总体性、总括性和强制性。

四、福柯对于康德启蒙观点的再反思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中米歇尔·福柯是对启蒙做过专门研究的，他1984年发表过和康德的文章题目几乎一样的文章《何为启蒙》。福柯对于启蒙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他是站在对于现代性的态度的角度来理解启蒙的。他说：“我知道，人们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人们就会发出追问，以弄清楚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但是，福柯认为，“当我参考康德的这篇文章时，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觉得更值得研究的是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反现代性的态度相对立的。”实际上，福柯就是以一种反现代性的态度来理解启蒙的。

其次，福柯反对把启蒙看做是个人的行为(个人对于理性的自由运用)，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过程。福柯对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对于启蒙作出的界定“启蒙就是人从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使我们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于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私人的使用和公共的使用的区分做了考察和辨析。但是他不同意康德把启蒙仅仅理解为个人“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和个人自由地思考，他认为，启蒙不是个人的行为，“应当认为“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种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人既是这同一过程的一分子也是施动者。他们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演员，条件是作为这过程的一分子”。“‘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时，便有‘启蒙’。”启蒙的社会性、历史性体现在，“‘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存在”，“‘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性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所有这些，难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我认为，‘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制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它是一个特殊的分析领域。我还认为，‘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尽管福柯的立场是反启蒙的，但是福柯对于启蒙的理解和把握是非常准确的。

再次，福柯不同意把启蒙看作是“个人走出未成年的状态”，但是肯定了康德对于启蒙考察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们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成年’。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然而，我认为可以赋予康德在思考‘启蒙’时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质询以某种意义。我认为，在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讨的方式，两个世纪以来仍不失其重要性和有效性。”他把康德对于启蒙的考察看作是关于我们自身批判的本体论，它应被看作是一种态度、“气质”、哲学生活。

最后，福柯认为，不能把启蒙等同于人文主义，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按照福柯的理解，人文主义是一个主题或者说是多个主题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横越时空，多次在欧洲社会中再现，曾有过作为对基督教或一般宗教的批判而出现的人文主义，在17世纪也曾有过苦行僧的、以神学为中心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19世纪，曾出现过对科学持敌视和批判态度的怀疑论的人文主义，同时还另有一种正是把自身的希望寄托于科学之中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也是人文主义，等等。福柯认为，人文主义这个主题太宽泛，太灵活，太多样化，太不一贯，以致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纲目来反思。而人文主义则是和这个主题相对立的，“在‘启蒙’和人文主义之间是一种紧张状态而不是同一性。”当然，福柯对于康德关于启蒙的考察的评价仅限于《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这一篇文章，并不是康德关于启蒙问题的全部观点，譬如就没有涉及康德在《实用人类学》和《判断力批判》中的相关论述，但是福柯是想借康德的这篇文章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何为启蒙》这篇文章中，福柯已经亮明了他对于启蒙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启蒙的观点已经得到充分的表达。

结语

的确，启蒙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它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性进程的总体，这个总体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等，它不仅仅是存在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这个特定时期，同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普遍性，它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个历史进程。而且启蒙并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过程，它可以是一个在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件。如果把启蒙看作是思想解放的过程的话，我们可以说，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启蒙也永无止境，人类社会的历史需要不断地再启蒙。

【冯俊：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邱诗懿；初审：李雨凡、许雪靖；复审：韩培涛、程子茜

长安街直播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