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宝年间则是从742年正月开始，至756年七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止，期间虽然756年以后仍有“天宝”年号的使用，但实质上天宝时期的盛世已结束，故一般认为天宝年间截止到安史之乱前，即756年七月之前，共14年零6个月（约14.5年）。

唐朝开元年间是从713年十二月持续到741年十二月，共计29年。

天宝年间则是从742年正月开始，至756年七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止，期间虽然756年以后仍有“天宝”年号的使用，但实质上天宝时期的盛世已结束，故一般认为天宝年间截止到安史之乱前，即756年七月之前，共14年零6个月（约14.5年）。

在唐玄宗李隆基总共44年的执政时间中（712年至756年），开元年间的占比约为65.9%（29年 / 44年 ≈ 0.659），而天宝年间的占比则约为33.2%（14.5年 / 44年 ≈ 0.332）。由于数据是基于整数年份计算，实际占比会因考虑具体月份有所不同。

一 开元、天宝间财政诸使的兴起和中枢机构的变化

唐初主掌财政的是尚书省六部之一的户部。据《唐六典》及两《唐书》官志的记载，户部掌理校计财用，其职则由所属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领；加之九寺中的司农、太府等，因与金、仓二司职事攸关，也置符契互相节制，财政一体，俱通过尚书而达于中书。

这样的一套机构应付日常事务虽称周备，但与日俱增的一些特殊需要，却使常制之外设使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在初期的一些重要使职当中，首先要提到的即是有关均田制的括逃使的派设。大谷文书二八三五周长安三年括逃使牒证明，武则天时期，此使已在沙州地区出现。这个现今所见最早的括逃使，虽然不见史传记载，但从文书所反映的其职责为检括“甘、凉、瓜、肃所居停沙州逃户”，以及当时括逃事由中央委派御史负责的情况，已可视之为开元中宇文融以殿中侍御史（后为侍御史）任租地、劝农诸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之滥觞。而在宇文融之后，财政设使便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关于括逃诸使的设置，论者往往仅注意于它们与唐朝推行均田制的关系，但其实因此而引起的中央官制的变化，影响更大。《新唐书·宇文融传》称：

初，融广置使额以待上心，百姓愁恐。有司浸失职，自融始。……其后言利得幸者踵相蹑，皆本于融云。

即足证此。此外《唐会要》卷七八天宝七载（748）条下引苏冕论也可说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将官制的变化归罪宇文融，而苏冕之论尤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以为正是由于宇文融首倡其端而终成其乱——“泊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剋小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忧（《资治通鉴》作‘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怨结而成祸”——才会有“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的结果。

宇文融兴利邀恩，广开“财路”，启迪了皇帝的多欲之心，加重了对于百姓的剥削，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痛苦，对当时的政治造成弊害，这些都是事实，唐宋史家的指责无疑都是对的。但有司失职，“官曹虚设”，却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因为自武则天至唐玄宗以来括逃使设置有渐，已反映官制的变化并非偶然，原因自应从三省六部官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去寻找。

关于唐初三省制的优劣，陈仲安先生论及使职差遣制产生发展的根源时，已作过全面的分析和比较。这里具体涉及财政机构的状况，尚需作两点归纳和补充。

其一，唐初户部等理财机构与其他三省六部机构同样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制度上整齐划一。在严格的控制下，国家财赋税收完全人度支一司计会，故有着财赋统一和财政大权归总中枢的优点。然而由于参与理财的部门多，人员少（户部四司仅有一尚书、二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十几人），又受到律令格式的约束，而按照财赋的征敛、转运、计会、出纳、储藏等不同的事项分工，彼此在职能上互相牵制，造成了层次繁多，头绪纷杂，既办事困难，又无法“专责成功”的情况。

其二，财赋虽由户部统掌，但户部既仅为六部之一，而全国实际上并无户部长官领导的统一财政体系，加之各中央机构人数既少，便不可能兼顾地方。故有关财务政策的下达及财赋征收等诸事项，必须依赖地方州县行政组织，而中央财务机构无法进行直接有力的监督。

如上两点，说明户部理财虽能使财权集中于上，但行政效能却必然不高。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下的机构，面临高宗、武则天以来均田制下的逃亡问题、政府税收严重不足，以及特别是玄宗以后边境战事频繁引起的财政危机，是难于应付的。此外更重要的是，理财机构重叠，手续繁缛，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调动起来，是会有力不从心之感的。何况财赋事还要经尚书达于宰相，皇帝实际上无法直接掌握。

然而使职的派设却显然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这里仅以宇文融任使而言之。

据诸书记载，开元九年（721）以后，宇文融以兵部侍郎兼侍御史，并相继兼租地安辑户口使、租庸地税使、劝农使等职，这些使职皆由玄宗直接任命。为了进行括田括户，宇文融曾亲自巡历全国，所至之处，“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而地方的情况，即由宇文融直接上达玄宗，玄宗则据以决定政策。巡历过程中，宇文融被赋予“所在与官僚及百姓商量处分，乃至赋役差科于人非便者，并量事处分”的特权。他所举派的判官二十九人，也分按州县，“括正丘亩，招徕户口而分业之”。甚至以“贫富相恤，耕耘以时”为号召的劝农社，也规定由“使司与州县议作”。通过这些活动，宇文融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的成绩，同时还将“羡钱数百万缗”直接进献给皇帝。

以上种种情况，已经充分说明，财务既由玄宗委于宇文融及其手下判官专掌，就可以摆脱任何财政机构的牵制，同时也可置旧有的律令格式于不顾。这就使宇文融的理财，具有了直接、简易，且从中央直贯地方的特色。因此使职理财，体现了比户部效率高而更能够适应于经济发展和形势变化需要的特点，这自然是使职能够代替户部的一个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是宇文融的理财过程已明显地反映出皇帝与使职间的特殊关系。玄宗对于宇文融的支持，以及他通过宇文融贯彻其意图，控制财政并直接从地方获取财富的方式，表明皇帝对于使职是可以用自如的，这一点与户部理财已截然不同。​皇帝的主观意志是使职理财得以实行的一个关键，但同时又是导致弊端发生的根源。透过前引苏冕所说诸如政混及官制解体等表面现象，我们不难明了使职制的产生已在统治阶级内部造成深刻的震动和矛盾，而这种震动和矛盾则必然会使中枢领导机构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点，正是我们下面要着重讨论的。​对于宇文融任使引起的“有司侵失职”，研究者或多注意于尚书省，其中自然主要是户部，但实际情况却远不止此。《旧唐书·宇文融传》：​融乃驰传巡历天下，事无大小，先牒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捴而后决断。​中书者，中书门下宰相机构；省司者，胡三省注：谓尚书都省左右司主者也。可见宇文融治事不仅撇开了旧有的重重官司，且可在一定程度上越过宰相，以亲承帝命的身份直接指挥尚书省的机要中枢了。足见宇文融专权用事还影响到宰相。这一点，我们在他与宰相张说的关系中，得到了证实。​张说是开元九年以后，朝廷上最握重权的宰相，在他当政期间，与宇文融的矛盾始终处于十分尖锐的状态。同上《宇文融传》言：​中书令张说素恶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按：‘词’《新唐书·宇文融传》作‘诤’），不可不备也。”说曰：“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分吏部为十铨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连名劾说，廷奏其状，说由是罢知政事。融恐说复用为己患，数谮毁之。上恶其朋党，寻出融为魏州刺史。​昔人多从两派对于均田制的态度来讨论张说及宇文融的“朋党之争”，不过从上面这段话看来，张说和宇文融的激烈冲突，实际上是一场权力的争夺。张说之所以力排宇文融之议，就在于宇文融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直接触犯了他作为宰相的权威。​唐初以来，三省制的本身，决定朝廷大政归总于作为中书、门下省长官的宰相（高宗以后，也包括“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平章事”）。但宰相需通过尚书六部及九寺等行政部门具体贯彻政治方针，实施领导。故尚书如果失职，势必直接牵涉宰相。宇文融的任使，既使尚书户部成为第一个权移他官的部门，而户部的失职，则使宰相对于财政无从掌握。这种失职如在各部门中发生连锁反应，必然造成朝廷正常秩序的破坏，使宰相对于朝政的统一领导无法实现。如此，“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的宰相，其职能便有架空的危险。上述宇文融领使的材料已经表明，玄宗通过宇文融及其判官掌握地方财政，其间是既不通过各级机构又不通过宰相的。何况宇文融由于皇帝赋予特权而直接指挥尚书省司，无异公然与宰相分庭抗礼。对此，张说自然是不会视而不见、拱默处之的。事实说明，他与宇文融的矛盾在开元十三年铨选一事上爆发，原因也正为此。​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宇文融上策请置十铨事，《唐会要》《通典》等书均有记载，并录当时太子左庶子吴兢上表谏止的意见。据吴兢所言，玄宗令宇文融及刑部尚书韦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铨选，“及试判将毕，遽召人禁中决定。虽有吏部尚书及侍郎，皆不得参议其事”。吴兢因此认为玄宗是“曲受谗言，不信于有司”，劝其毋得侵官越职，身为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选曹之事，顿取怪于朝野乎”。①由此可见，因玄宗任宇文融设“十铨”，在户部理财之权覆失之后，吏部的铨选之权，也有取消的危险。​同样，铨选之事也并非止于影响吏部。唐制，五品以上铨选，直委中书门下进拟，故必经宰相。制度又规定，六品以下文武官，吏、兵部进拟后，也还要“过门下”而审定之。②除此之外，《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侍郎之职在说到六品以下官铨选时还规定：​六品已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其才识颇高，可擢为拾遗、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焉。③​可知六品以下官不仅有例行手续的“过门下”，重要职官也要送中书门下而经过宰相，因此皇帝并不能通过吏部尚书、侍郎的“三铨”选事直接掌握铨选。④反之改为“十铨”，为宇文融等把持，即可根据玄宗的意志决定某些官员的人选，所谓“送中书门下”也就成了形式。因此，作为中书、门下省长官的宰相，职权亦必大受侵夺。因此，对于这些做法，张说不可能不力加抵制，并从而谋求宰相权力的巩固。​如果根据这一分析考虑开元十一年张说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之举，对其目的性或许就会有新的理解。​政事堂，贞观以降曾经一直是宰相集议政务的议事之所，但经过张说改革以后的中书门下，却成为一个设有吏、枢机、兵、户、刑礼等五房、“分曹以主众务”的政事机构。①​政事堂何以要改为中书门下？很显然，这里“房”组织的设置是一个关键。在原来的三省六部失职的前提下，中书门下有了五房，使宰相不通过原来的行政机构即可直接处理政事，裁决机务，发布命令，从而达到政务必经宰相的目的。又五房中有四房从名称即可看出是与尚书诸部直接对口的。不言而喻，宰相可以通过这些“房”组织加强对尚书各部的领导，由此提高办事部门的效率。根据上面的分析，并联系这次改革恰恰是在宇文融获得重用的开元十一年进行的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张说作这样的改革调整，正是基于宇文融侵官代职对于宰相治理朝政的影响，采取的针锋相对改变尚书失职及加强宰相实权的行动。它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张说企图通过重申宰相权威，限制宇文融种种违反常规做法的用心。​然而张说的改革虽然成功，限制宇文融的企图却未能达到。分析这些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件，可以看出，开元、天宝年间财政使职从初设之日起，即由于它对现行官僚体制的破坏，与中书门下宰相的权力互相排斥，以致和宰相的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

从而引起宰相领导的中枢机构发生变化，这是财政使职作为皇权专制的产物而出现的必然结果。初期的财政使职的这一特点，在它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还会有所反映，这是下面尚要谈到的。​在宇文融罢职以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便是裴耀卿改革漕运。漕运的改革为唐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唐朝经济由此获得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开元二十一年专门负责自江南到长安全线运输的“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及由于漕运畅通，财富增加，使计划出纳财赋的度支一司任务繁重，导致开元二十二年以他官“判度支”的出现，都说明伴随经济的发展，财政官制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此外，玄宗皇帝“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的无厌诛求，也仍然是使职不断设立的重要因素。于是开元末以迄天宝初，兴利之臣如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辈便相继进用。​韦坚诸人的任使，与宇文融有着相同的意义，而宇文融作为财政使职的特点，也在他们身上有所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韦坚诸人作为皇帝亲自任命的使臣，既直接掌握地方财政，且有着个人领属之下的一套新的组织。如同宇文融任劝农使而其判官直下州县，韦坚先以陕郡太守任水陆转运使，复转（陕郡）“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王鉷领户口色役使，“近宅为使院，文案堆积”。①足见使职的理财都不再经过府州等地方组织及层层的中央机构，而具有中央直贯地方的性质。​第二，诸使权势膨胀，使得有关部门的失职愈来愈严重，而使职的兼职也愈来愈多。如王鉷身兼二十余使，后取代王鉷，“凡王鉷所领使物，悉归国忠”，最多时任宰相凡领四十余使。其中直接间接有关财务者，就有“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等十数余职。②权力的集中，使诸部门间因分工不同互相约束和牵制的作用益为消失，使职因此更加不受行政制度的制约。与宇文融情况相同，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使职搜刮的财富不必纳入度支，即可作为税外贡献进奉给皇帝。《新唐书》本传说他们“各以哀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③。其中尤甚者为王鉷，如《旧唐书·食货志》所述：​又王鉷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务，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国家财富可由皇帝任意支配，这是玄宗当初设使的目的之一。但是“羡余”因此而出现，却说明财务部门权力移于使职的同时，财赋统一的原则也开始发生变化了。​第三，与诸使专权用事相应的，是使职之间及其与当朝宰相之间（特别是李林甫）矛盾斗争此起彼伏。②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贯穿于整个开元、天宝年间，成为引起当时朝廷重大政治事件的要因。而这些相互间的倾轧除去个人恩怨的成分外，几乎无不带有宇文融和张说那样的权力争夺性质。这说明理财者地位愈高，与宰相的矛盾愈尖锐，财政脱离中书门下的倾向就愈益明显。​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点结论：​一，开元、天宝时期是财政使职大量出现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使职已经形成了自身理财的特点而成为后期财政使职的雏形。​二，随着使职的出现，原来的财政部门（户部及九寺中其余理财机构）职权被侵夺，旧有的机构制度被破坏，从而使职取代这些部门成为必然的趋势。​三，这一时期，财政诸使作为皇权专制的工具出现，与统理朝政的宰相发生矛盾，并由此引起自尚书至中书门下的中枢机构发生变化，这是财政使职出现后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必然发生的反应。而在唐代后期，在户部、度支、盐铁转运三司完全融合于中央机构，并与中书门下的领导取得协调统一之前，使职与宰相争夺权力的斗争，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来源：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