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与蒋经国先生之间有过一些接触，按老传统说，就是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僚属之谊，时间都短暂，且都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束；其中有些横向的东西，所以名之日“及其它”。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1986年6月)，作者方家瑜，原标题《与蒋经国之间及其它》
正文
我与蒋经国先生之间有过一些接触，按老传统说，就是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僚属之谊，时间都短暂，且都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束；其中有些横向的东西，所以名之日“及其它”。
蒋经国先生从苏联归国后，他老子把他安排在江西，当保安处副处长，管军事；一九三八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举办地方政治讲习院，蒋先生担任军事训练总队长，管军事教育。我在这里学习，算是他的学生和士兵。在注册分班（营、连）之初，他亲自分配，在注册表上签了个“蒋”字，经知情人介绍，我才知是蒋经国，不禁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荣誉感”。所谓军事教育，无非是些基本动作，编列队，或由教官讲些“步兵操典”中的东西，还在黑夜搞过几次“旅次行军”。军训的目的是在实行军事管理，很严，蒋先生常亲自督促检查。我们怕的是“旅次行军”，不仅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紧急集合，而且要全副武装在田埂小路上行进，不准说话，不准有武器装备的碰击声，真象是上前线去杀敌似的。有的人不适应，跌下水田成了泥人还得爬起来继续前进。这是个人小事，重要的是影响进军，不能按时到达集合的地点；等在那里检查的蒋先生要训斥教官。为了不挨克，我们连的教官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在行军时叫大家把白衬衫领子露在草绿色军服的外面，后边的人望着前边的白色行进就比完全黑古龙冬好多了。这个“创造”居然使我们连在一次行军中成绩最好：到得早，又没有“掉队”的，教官受到表扬，乐滋滋的。
有军训当然有武器，就是每人一支步枪。全院一二千人，不过就是一两个团的“兵力”吧。这点步枪在一个省来说该算不了什么，而我们领的武器不知怎的就那么捉襟见肘，一些枪都是老掉了牙，我竟领到一支俄国“毛瑟”，不但比我身高差不了多少，而且重达十一斤。我当时对枪还无知识，但它那么重使我犯愁了，想换一支又不敢说，只好扛着它回营房。如果不是同学捉我“老憨”，我在军训中恐怕就要被它拖垮。
枪领回后，教官指定几个懂枪的同学为大家擦拭、检查，然后交给每个人，登记缺少的零件去报告教官。有同学告诉我，说我的“毛瑟”掉了“来复线”，要我报告教官。教官瞪了我一眼说：“你大概是老憨吧？摸摸你肚子里有肠子没有！”于是从我手中接过“毛瑟”，这才感到它不同寻常，用手拈了拈，平举了一下，身子也不免要往后倾，然后喃喃地说：“这俄国佬的玩艺真够呛。”他又拿枪给我比了一下说：“扛着它跟我走！”谢天谢地，总算给我换来了一支“汉阳造”，连捉弄我“老憨”的同学见了也羡慕不已，赶快给我擦拭，又用白布垫在枪机空位上教我看“来复线”。原来它是一条约一毫米多宽舒缓盘旋在枪瞠的线，特别亮，弹头就是靠它从枪瞠中旋转进发出来，发挥它的杀伤力。我从这领悟到；与其说枪弹是打进人体或物体，还不如说它是钻进人体或物体；因为它有钻劲，所以穿透力比直射强。武器发明家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我们的军训和军事管理虽然比较严，但蒋先生当时提出了“理智服从”，即不盲从，不准军事教官打骂人。我们把这“理智服从”和他的平易近人、作风朴素归因于他是从苏联归来，故对苏联产生了好印象。这大概是蒋先生始料不及的，更是与熊氏的训练目的背道而驰的。
蒋经国当时是不是只管军事教育而不管政治思想呢？管，而且管得很“妙”。他发了一本印好栏目的“日记本”，要我们天天写，可以记事，写想法，提意见，并经常亲自审阅、签名。他越阅签，我就写得越起劲，以为这就是“学业”之一，是“成绩”。谁知“咎由自取”，毕业后，人家都“荣归故里”，获得一官半职，而我和熊炳根同学，还有些听说是武汉大学转来的同学都无音讯，要不是向民政厅长吴希白一再“请愿”，几乎是连家也归不成。“请愿”结果总算“分配”一个职务，而去报到后却不被承认，以失业而告终。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蒋先生的小小“悲剧”。
蒋经国为熊式辉搞政治讲习院的军训，熊是不敢说什么的。但听说从一件事情上也暗暗不满。有一次，熊以院长身份去给我们“训话”，我们列队等候迎接，许久才来。他全副戎装，将军领章闪闪发光，板着没有血色的脸孔，在三番军乐声中检阅我们（三番军乐据说是迎接将领的最高军礼）。我们进入礼堂列好队，他又在军乐声中登上讲台“训话”。内容无非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领袖第一、抗战必胜”，以及应服膺党、国之类。早晨喝了两碗稀饭的我们，在操场上已候了许久，又站着听“训”，有的同学支持不住，倒下去休克了。“训练了这么久，怎么还这样弱不禁风！”军训失败不言而喻了。事后据说这是我们缩短学习期，提前“毕业”的原因之一。是否确凿，留待佐证。讲习院虽然未使我得到官禄，但有些先生是使我终生难忘的。
如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潘大逵、孙晓村、雷洁琼；特别是许德珩先生的爱国深情溢于言表。有次，他给我们讲《日本侵华史》时，要一位同学讲对《田中奏折》的理解，不知这位同学是过于紧张还是满不在乎，竟不慎把“东三省”讲成“满洲”。先生气得大骂：“你是亡国奴！不配在这里听课！”事后，有不谙事的同学议论：大学教授、学者怎么也破口伤人？我以为先生骂得太应该了。
过了一年多，我和蒋经国先生有了第二次接触。那是一九四O年刚过，我和十几位从战地下来的青年要到重庆去学习，路过赣州市，因旅途发生困难，去找蒋先生求援。由于我们是来自战地，又是去重庆学习，他不但在三青团省团部接见了我们，还弄了只木船送我们到吉安。赣州三青团的那些青年，有说有笑，有唱有跳，几乎每人手上或口袋里都有书，我真羡慕极了。然而这却又给我种下“祸根”，造成与蒋先生接触的第二次“悲剧”。
我们到了吉安，说是在这里集合去重庆的人早已走了，我们无法前进，又举目无亲，囊空如洗，有的同伴只好卖掉衣被回家或另找出路，还有几位实在走不了，不在就地找到生路，那就只有成为饿殍。几经打听，知道吉安三青团有个“战区流亡青年招待所”，只有去要求“招待”。他们说要经过考试才接收。结果只取了我和李俊臣二人。那个“所”是间潮湿阴暗的小房子，放着四张竹床，已有二人，还有两张竹床正好安排我二人：这就是“考试”的秘密”。但我二人有了安身之所，“饱食终日”，还有马路可逛，该是“得其所哉”了。
吉安三青团里的人看我们活得自在，就叫我们天天去扫地抹桌子，帮伙房买菜；后来又“考”我的文化水平和唱歌水平，“深为满意”，指派我到他们办的学校去教书，还帮搞宣传工作。“所”里的人以为我有了“出路”，表示羡慕。看了赣州三青团人的“生龙活虎”，再看看吉安三青团人的嘻嘻哈哈，花天酒地，我们看不惯；“工作”累又一文不给，我几乎忍无可忍，要走之心甚切。正好又碰上讲习院同班同学吉安人老黄愿资助我走，于是和李俊臣商定不告而别。如真是这样，那也就没什么“悲剧”的回忆，而我们却并不是“不告”，而是买好船票要走之前，写了一封信留下来把吉安三青团的人大大挖苦了一番，以出胸中之愤。偏偏船又延误启碇时间，让三青团人追上了。宣传股长欧阳星（解放后在二中），组织股长周兴，分团干事长杨实我都来到码头，说要我们回去“算帐”。我说有帐就在这里算，硬是不回去。“那就上警察局。”“上警察局就上警察局，我们犯了什么法？”其实警察已经来了；我和李被关进“看守所”，幸好没跟小偷流氓关到一处，而是和吉安专员夏承纲的侄少爷关在一间，不过他睡床，我们睡地。
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对这种遭遇似乎并不害怕，但三青团的人终日“劝降”倒是伤脑筋的事，尤其是那位自称丁队长的人，成天絮絮不休，什么“悔过”呀，“自新”呀，劈头盖脑地来。对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我当时一点不懂，以为象学生一样，做错了什么，悔恨一下过失，从头起步就是了。心静下来，也觉得要走就走，何必挖苦人，是有些不对，但无论如何又不甘向杨实我等低头，只好写封信给学校的刘渠，要他为我们申说，因为我们认为他是唯一正派的人。
丁队长们总算给了我们两天安静；我们以为杨实我等会有个“回心转意”，让我们出去，结果还是夏少爷耳朵灵，告诉我们说是可能去蹲大牢，还好心地告诉我们要“争取”进“乙监”（监狱中有甲、乙、丙、丁监，除按男女分监外，就是根据犯人可否有“油水”来分）。果然，我们被铐着手锒铛于吉安街头，送到了吉安县政府看守室。在收发先生展视“公文”时，我偷看了一眼，“罪名”是：“思想犯，政治嫌疑犯。”即对现实不满者或共产党嫌疑的别称。我们当时涉世甚浅，对那现实不甚了了，何来“不满”？仅仅知道共产党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敢当共产党这美名？他们岂不是无头苍蝇瞎撞一气。管它什么，既来之则安之，可怜的是“看守室”无囚粮，若不是李俊臣的老同学送来几个烧饼，我们就将奄奄一息。为了肚皮，我们巴不得赶快进大牢；第二天也就如愿以偿；典狱长看到我两人一表学生模样，以为是有“油水”之徒，分我们进“乙监”。听说“乙监”，我和李会心地笑了。
“乙监”，由三道木栅门进去；进一层锁一层。里边是个长方形的院落；中间是天井，两边有十间以木栅隔开的“号房”，另一端是厨房连厕所。白天，各号房门打开，囚犯们可以“自由往来”，晚上关着，一名狱卒在外看守。每个号房住八人，上下双人床，中间有张小木桌。真正管我们的不是狱卒，而是各号子中的无期徒刑犯“老龙头”。因为各号子之间只以木栅隔开，晚上相互谈笑也可以，连狱卒都不干涉。我当时想：这真是患难与共的地方，彼此间都称难友，该是最富有人类同情心的地方。这里是生活的最底层，体验一下自有一番乐趣。一九四二年，我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了个中篇小说就取名为《生之乐园》。
一进监狱，有些难友过来和我们攀谈，一听我们坐牢的“罪名”，不禁长吁短叹；我分在二号子，难友来为我提行李，摊铺盖，我顿感这里确是“富有人类同情心”的地方。可一夜过去，臭虫往脸上落，手抓臭虫满掌是血；尿桶就在床边，那滋味是够受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那里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有钱能使鬼推磨。十号子里八个铺位只住了四个人，三个“官”，一个“勤务兵”。天天鸡肉鱼鸭，“夫人”来了还可到监外住“优待室”，作牛郎织女之会。他们中有位胖官叫傅梧刚，一进监就关心我，问长问短；甚至我二号子的老龙头也呼我为“少爷”。可是两三天来，看我和李只能吃糙米饭加老盐水芥菜的囚饭而且不厌，老龙头犯疑了，甚至骂我不识相，小气鬼，幸好十号子的人叫他不要小看人，他才又道歉说“有眼无珠”。第二天，十号子的浙江温州人老张，问我有没有钱，我说口袋里空空如也；问我家里能不能接济，我说不敢告诉家里，免得父母伤心、操挂。他于是告诉我“监规”：要给同号难友请吃，要交“捐”。请吃，难友得了实惠；交“捐”，则是狱官们的勒索。那种“捐”是连国民党反动政府都还未曾想到的：剃头捐、报纸捐，实际是剃头自己掏钱，根本无报可读；还有马桶捐加卫生捐，实际是我们造的肥料狱吏收农民的钱；至于灯捐、火捐、水捐……不一而足。每项捐没有标准，全凭你“慷慨解囊”，少则不行，多多益善。“不交不行么？”我问老张。“不是行不行，恐怕你吃不了那苦头。”
“苦头？”
“嗯，苦头。先是把有屎有尿的马桶故意不倒，晚上放在你床头边，大家都对着你拉，这是第一步。”
“还有第二步吗？”
“那就更够你受的了。把你双手反捆起来吊，叫做‘鲤鱼扳弓‘，还要打；一次不行再来。”
我猛一惊悸，大概是脸色都变了，老张于是安慰我说：“不要怕，你万一不肯告诉家里，我给你想办法。”他还告诉我他的未婚妻黄淑贞是我的同乡。
“啊！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这样，我们除了难友关系还有私谊。不多天.他家寄来一大笔钱，也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数目。我抖起来了：请客请“双份”，“捐簿”上提笔就写。“老龙头”咧开了嘴，“少爷”不迭地叫，并立刻“命令”难友老赵赶快烧开水烫臭虫，告诉我说要吃什么只管吩咐老赵去办，鱼肉猪肝天天有。我真过起“少爷”生活来了。十号子的“官”们又把他们为难友承担的摇笔杆子的事统统交给我，使我顿时身价大增，连难友们的麻将桌上也少不了我一份，我真有点“乐不思蜀”了。然而日本“皇军”的飞机天天在上空飞，并在不远处下了“蛋”，我们的监狱就在县政府旁边，如果有个“不肖炎黄子孙”用小镜子照一下我们那里，恐怕就一切解脱了。
生命的威胁使我不能不拿起笔来向蒋经国先生申诉，提起我和他的“因缘”来排除吉安三青团给我的“罪名”。真灵，不到十天，三青团省团要吉安分团“立即开释”，我们也接到了“副本”。我和李不禁雀跃，全监难友也喜气洋洋。只有曾在火线上立过战功的坦克手在暗泣，他是以“违抗军令”被“寄押”在这里的。还有老张，不仅不以为喜，反而引起伤感；他是以所谓“克扣”，“寄押”在这里的。他曾告诉我“完全是敲诈不成的栽赃。”他们这种“寄押犯”如果没有“关子”（后门）就得坐穿牢底。
喜，很快成了忧，一个多星期不见“开释”。我问社会经验丰富的“傅科长”，他说，这种“不执行”是常事，上面那样说，下面可以驳，不通“关子”，拖十年八年有的是。
蒋先生下的“立即开释”的命令虽然未曾使我得救，但也使我懂得了一点“人生、社会”。我鼓起勇气写信给父亲找“关子”，并再向蒋先生申诉。结果还是“关子”灵，我一位有权势的同乡救了我，使我在一九四一年的“五一”获得自由，至于蒋先生是否再下令“开释”就不得而知了。
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我受《赣南民国日报》之聘去当记者，与蒋经国先生算是有了第三次接触，而且又因为他，使我几乎又造成一次悲剧。
我接到邀请电报后不能立即成行，因为我已几个月没领到工资；如果不是一位朋友硬从妻子手上捋下一个金指环，我就走不了。
“新赣南”是多么迷人：“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被帝国主义者诬蔑为“贪、庸、愚、弱”的中国老百姓，有了这些还想什么呢？我向往，不顾烈日炎炎从安福步行到吉安。感谢我的朋友吉安县卫生院院长陈德赝，在霍乱猖獗之中帮我度过了难关，安全到达赣州。当时在吉安的人大概还会谈虎色变：倒路死的霍乱病者随处可见；幸存者不能不庆余生。
赣州城，“新赣南”的心脏，蒋经国先生坐镇的地方，城市的整洁，摊头读书的小贩，穿麻草鞋、蓝制服、佩戴“公仆”证章的公务员，多么新鲜；见到蒋先生穿蓝工装，戴鸭舌帽，步行来去，比之死气沉沉、官僚十足、大腹便便者，还能不令人起敬？至于“卖清汤捉赌”，因“塞狗洞”使一位年青秘书成了枪下鬼，以及“集团结婚”的阳奉阴违，等等，许多人已经道及，我要回忆的不过是些拾遗补缺罢了。
读《新赣南家训》是“新赣南”人“有书读”的具体内容。那其中“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最耐人寻味。不知作者是谁，他的寓意怎没被蒋先生悟出？要不就是有意标榜人们应该节俭度日。
蒋先生是主张节俭的，为了号召人们“节约救国”、“节约抗战”，他特地请当时江西省主席都昌人曹浩森去“训话”。我留下的印象是曹氏主张不用肥皂。他举例说：“我的洗脸毛巾可以用很久不坏，就是不用肥皂洗，你们的毛巾容易坏，就是爱用肥皂洗。”曹主席的节约论可说是别致的了。
我在“新赣南”断续地呆了近三年，其间做了一次冒险的事。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我离开《大同报》不肯回《赣南民国日报》去，我住在旅社中读《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为了想让非“新赣南”人知道蒋经国在“新赣南”的功过是非，我想写一篇《“新赣南”三年建设面面观》，并且收集了不少资料。动笔前，我在蒋先生的“民众接见日”去见他，说明意图，他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也没叫我写好送去检查。我以《云南日报》驻赣记者名义发往该报，幸亏董祚楷兄把它“束之高阁”，不然下场将不知如何。在这以后不久，我又成了蒋先生《青年日报》驻泰和、吉安的特派记者。这是该报总编辑李白江的主见（李在上海徐汇）。这独立作战的特派记者，是记者向往的，可我却几乎又因蒋先生而丢掉饭碗。
一九四四年春夏之间，国民党江西开全省代表大会，改组省党部，蒋经国当选执行委员。这是“新赣南”报纸的重要新闻，也是俯拾可得的新闻，但《青年日报》却没有。为什么？《青年日报》负责人漆高儒叫我把新闻交三青团电台发往赣州，而三青团电台不明说不发，却暗地里压下。漆回赣州，知道此事后迁怒于我而推诿己责，来电报叫我“速回赣州”。我以为是回去谈工作，立即去了。漆一见面就问我：“脚踏车没带回？”我说还要去的，何必带回。事后知道：如不是那辆脚踏车漆就不必叫我回来而直接去电“解聘”。我一回去，没有蒋经国当选新闻的真相大白，他怕我闹起来使他不好下场，甚至“弄巧成拙”，同时有人说项，他只好把我留下来编“地方新闻”。以易起为首的三青团一帮人的采访部（易于一九五一年在南昌被镇压），对我施加压力，说我编的新闻不能显出他们的“新闻意图”，迫使我去编电讯新闻，就象曹禺在《日出》中所说：“太阳出来了，我们要睡觉。”半夜干到天亮，一碗稀饭一个蛋；而这一个蛋据说还是蒋先生体念我们“夜忙人”的艰苦。不到半年，日军由粤北沿粤赣公路直下赣州，蒋先生在“与赣州共存亡”演说后悄然飞赴重庆。我受汤允夫先生之托，执掌他的大中职业学校，先离报社。不久，漆高儒领着报社人员、机器，逃至于都，濒临绝境，想卖机器吃饭。我和张里去了瑞金，为满足“难民”们对战事消息的需要，便“赤手空拳”地搞了一张八开的《青年报瑞金版》，接着漆高儒率人马、运机器到瑞金出真正的《青年报》。我于一九四五年“五一”与蒋经国的“事业”完全告别。
我这回忆太鸡零狗碎，不成体统，但我想：今日新中国的青年，该可以从中领略到一些旧中国青年的什么，该可从一个小侧面了解一点旧中国。诚如是，那我写此回忆也就不算多余的了。
一九八六年春于南昌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1986年6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
